1979年春，一个远在南海边陲、毗邻香港的小渔村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此之前的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它的名字，没有人想到这块弹丸之地日后会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动机”。

    邓小平为这个地方发明了一个新名词——“特区”，其主旨无非是政策先行。早在1978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曾提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只不过当时少为人注意。他一口气列举出十多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邓小平选择与资本主义世界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作为开放的突破口无疑是一次新的冒险，也是他“摸着石头过河”的又一次尝试。“特区”的提出，意味着邓小平开始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之路，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由于“天高皇帝远”，东南沿海远离内地，计划经济影响弱，即使实验失败也无关大局。

    深圳的巨变本身就是一部鲜活的中国改革开放史，最早来深圳淘金的移民们都将从此展开自己的戏剧人生。

    深圳特区初创时，除了特殊政策，国家只有3 000万元贷款，这点钱还不够搞2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于是深圳方面想到以地换钱。1980年1月1日，深圳签下第一块土地出租协议，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卖国行为”。终于有人在厚厚的《列宁全集》中查出列宁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

    据说当时深圳的干部几乎人人记得这段语录，有考察和质问者远道前来，他们就流利地当场背诵。1982年，特区人把一块巨大的广告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树在蛇口管委会门口，这一标语迅速风靡全国，成为那个时代最经典的改革口号。

    土地迅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最早登陆的香港商人首先尝到了甜头。按照深圳制订的土地使用费标准，价格仅相当于河对岸香港的1/11。深圳用这笔钱削掉土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据统计，从1980至1985年，深圳实际利用外资12.8亿元，累计完成基建投施76.3亿元，建成了—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初步形成了九个工业区。香港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南风自此一路北上，开放之势再不可挡。

    事实上，随着深圳等一系列经济特区的出现，大量的资本和人才向东南地区聚集，与此同时，一个市场转型期所特有的经济怪胎——“倒爷”——也随之浮出水面。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倒爷”往往是一些神通广大的人，他们不仅对商品价格有着最直接的敏感，而且非常擅长在灰色地带进行各种各样的“寻租”活动，他们中很多人轻快地游走于北京和深圳之间，一夜暴富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最终，这群“倒爷”像蚂蚁一样把僵硬的计划流通体系啃得遍体鳞伤。

    在各路“倒爷”们的推波助澜下，深圳很快成了人们趋之若鹜“卖全国、买全国”的“大本营”，一些内陆省份的政府纷纷到这里开设贸易公司，巧妙利用深圳的优惠政策进行货物的倒卖流通。香港亚洲研究中心的陈文鸿博士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当初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等人提出的深圳四个发展目标到1983年都已渐渐偏离：“产品以出口为主”，实际上进口多于出口4.84亿美元；“引进以先进技术为主”，实际上引进的主要是中国香港、日本的被淘汰不用的设备；“投资以外资为主”，实际上外资只占投资的300%，而且绝大部分是港资；“结构以工业为主”，实际上当年深圳工业生产总值为72亿元，而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为12.5亿元，做生意赚的钱比工业多得多。

    尽管深圳特区的崛起有些“走样”，但应该承认，这个弹丸之地的示范效应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深圳的成长之路并不总是充满阳光雨露，一种几乎是宿命式的烦恼从来没有断过，每当宏观经济发生波动，人们很容易用异样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个急先锋是不是走得太快了点。两年后，由于物价上涨，中央财政吃紧，国家开始第一次宏观经济调控，1982年个体经营初兴，做时装生意的姑娘难免羞怯。

    围绕深圳特区的一场风波也接踵而来。多年后，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回忆说：“广东杀开一条血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当时广东改革开放既要探索，又要面对一些不解甚至指责。广东省委坚定不移地廓清错误认识，坚持对外开放。”

    1979年是中国经济的细胞复苏之年，各种现代经济的元开放素开始复活。3月，北京成立了外汇管理总局，全面管理人民币和外汇的交易业务；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中国中央电视台组建了广告部，20年后它将成为中国最强势的广告播出商；5月1日，著名的老字号“全聚德”烤鸭店重新挂出了招牌；在上海，一些老工商人土和部分境外公民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建了一家叫“上海市工商办爱国建设公司”的企业，它后来被认定为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第一家广告公司也在这个有着百年商业传统的城市出现，在3月15日的《文汇报》上刊出了第一个外国品牌的广告，捷足先登的是瑞土的雷达牌手表。同一天，雷达表还在上海电视台播出了第一个电视广告，由于时间和操作上的原因，这条广告片甚至是用英文解说，只是配上了中文字幕。虽然当时中国懂英文的人并不多，但是在三天内，到黄浦区商场询问这个品牌手表的消费者超过了700人。

    “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香港学者张五常教授在1979年的一篇论文中不无大胆地写道：“我推测中国假以时日，将会采纳一种近似私有产权的产权结构……我可以推断，在未来，劳工、生产工具、机器、建筑物，甚至土地，将会有若干程度的私有使用权及转让权。”他在论文的注脚中还说：即使将来中国容许资源的转让及私有使用权，中国可能也永远不会以“资本主义”或“私有产权”等名词来形容其经济制度。十多年后，他因为这些预言而声名大噪，到2000年前后，“私有产权”成为一个被公开运用的名词，2004年，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权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之路一样，中国的改革历程在曲折中不断前进，其结果往往出乎当事人的预料。当改革遇到困难，各种新旧势力的矛盾错综复杂的时候，历史常常会作出新的选择。从这一点说，中国经济的再生能力极强，正如邓小平所一再强调的那样：“发展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