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仍沉浸在香港回归的喜悦之中，一场席卷亚洲各国的金融风暴已悄然袭来。
这场金融风暴从泰国开始。2月，一个名叫乔治·索罗斯的美国投资家领导的量子基金最先发起了攻击，它瞄准经济过热、出现赤字危机的泰国，开始大肆抛售泰铢，使泰铢对美元汇率剧烈波动。泰国政府动用50亿美元外汇储备和200亿美元借款来干预汇市，但是仍不能阻止泰铢的一路下滑。到7月2日，泰国政府被迫宣布让汇率自由浮动，一天之内，泰铢大跌20%。投资家们随后迅速冲击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三个国家中产阶级财产分别缩水50%、61%和37%。在韩国，受到攻击的韩元在两个多月里也疯狂贬值50%，国家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刚刚还被中国企业家视为标杆的大宇集团轰然倒塌。
尽管中国对国际资本实施了金融管制，没有受到金融风暴的直接影响，但随着整个亚洲的低迷，自身的日子也不好）过。股市陷入低迷，消费市场冷清，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通货膨胀的压力日渐释放，通胀率几乎下降为零，但是，消费过冷的景象却同时出现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到1997年中，全国的工业库存产品总值超过了3万亿元，出现了“结构性过剩”的现象，95%的工业品都是供大于求，6月份，国家经贸委、内贸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等不得不联合成立了全国库存商品调剂中心，以求加速企业商品流通。这种积压景象以前只在1990年时出现过一次。
随着市场环境的骤然变化，中国民营企业迎来了一个突如其来的“雪崩之年”，一批曾经风云一时的明星企业陷入困局。但中国的经济变革常常让人生发峰回路转、否极泰来的感慨。历史从来不是按照人们预想中的路线一丝不苟地前行的，更多的情况是，一条又一条的岔路总是在最意外的。
时刻出现，它让人们的智力和承受力面临极限的挑战。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亚洲金融风暴的陡然爆发以及国内市场的空前萧条，却“意外”地让中国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造进程突然加速。
事实上，国有企业已到了非改不可、不改就死的局面。
这年1月，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出炉，各项数据表明，局势已到了十分危险的底部，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只有3 .29%，大大低于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在39个大的行业中，有18个是全行业亏损，国有工业的负债总额已占到所有制权益的1.92倍，企业自有资产不足以抵偿其债务，换言之，就是整个国有企业集团已处在资不抵债的境地。
乡镇企业同样遇到了问题。在过去20年，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与以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并驾齐驱，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产权不清晰，集体经济已经染上了国有企业的各种弊病。一位官员在一次大会上公开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苏南模式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突出表现在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政企权责不分，企业产权不明晰，原有的机制活力逐步减弱。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已渐为旧体制所‘同化’，活力锐减，而且许多地方领导仍抱住苏南模式不放，片面强调集体性质的公有制，阻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这段话被视为官方对苏南模式的一次集体反思。此后，环绕在苏南模式上的政治性光环开始日渐散去，到2002年底，在苏南地区有93%的乡镇集体企业通过各种方式“改制”成了私营企业。苏南模式的终结，意味着集体经济的一次脱胎换骨，在更广泛的时空跨度内，它标志着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试验的合作社制度及后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基层经济组织中的彻底淡出，一种更为市场化的、以产权人格化为特征的企业制度终于成为主流。
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中对传统的公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
至此，关于国有企业该不该进行产权改革的争论宣告结束。
《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和凌志军在畅销一时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1998年出版）一书中，将此次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视为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92年（关于姓“社”姓“资”的讨论）之后第三次重大的思想交锋，而中共十五大的召开则表明中国开始了第三次“思想解放”。
思想廓清之后，政府开始大）J阔斧地实施“抓大放小”，但思路却发生了转折。在此之前，“抓大”思路是“由国家主导，重点扶持若干家优势企业向财团模式发展，使之成为有国防竞争能力、代表中国实力的巨型公司”。可是日韩财团在金副风暴中暴露出的脆弱，让中央政府对这条路径彻底失去了信心。连大宇这样的企业都无法抵抗国际金融资本的袭击，那么中国的“类大宇”企业们能够逃脱出这种命运吗？
于是，一种新的“国退民进”的新战略出现了，它的基本思路是，国有资本从完全竞争领域中大面积退出。在一份报告中，专家们建议国有企业应该从164个竞争性行业中“坚决撤出”，同时在上游能源性行业中强势地形成垄断格局，这些行业包括——钢铁、能源、汽车、航空、电信、电力、银行、保险、媒体、大型机械、军工等。在这些领域，政府将竭力排斥民间及国际资本的竞争，通过强化垄断来保证国有企业的既得利益，作为国有资本的所有者，其角色不是减弱而是更为增强。这一国策之确定，对中国经济和企业的成长逻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