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13日，北京时间22点整，所有的中国人都在电视机前屏住了呼吸，为这一刻人们已经整整等了四年。当人们看到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打开信封，然后用有力的声音说出“Beijing”的字眼时，万里之外的华夏大地顿时烟花满天。
北京成为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一直到2008年，奥运会始终是中国宏观景气持续上扬的重要投资拉动和心理期盼因素之一。
喜事接踵而来，“2001是中国年”的说法不胫而走。10月7日，中国男子足球队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以1：0战胜阿曼队，历史性地冲进了世界杯决赛圈，实现了国人呐喊多年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梦想：11月10日，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这天下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办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与会国家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tO)的决定。
事实上，加入tO对中国经济的深层次影响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显现出来。开始于1998年的“国退民进”就是中国政府应对tO的重大战略决策，国有资本集团的进退及重组无一不是根据tO的市场开放时间表来制定的，其结果是整合后的国有大型企业的全线飘红，纷纷创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盈利水平的最高纪录。
在过去的几年里，国有大型企业的“换血重生”出现了三种状况。一是大规模整体海外上市，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石油等先后在纽约或香港成功上市。一向保守的国有公司集体“闯海”，绝不仅是个普通境外融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主动变革的巨大决心和痛苦抉择。二是基于打破垄断、增强竞争的大跨度拆分重组，在世人对电信等行业的一片指责声中，“寡头”们不动声色地对自己举起了手术））。中国电信一分为五，中国石油、石化重新分家，中国民航酝酿重组，中国有色金属集团就地解散，中国五大军工集团五分为十，几乎所有的老牌国有公司都在“分家”。
三是国有公司的企业家群体浮出水面，初显企业家本色。作为上市和重组两大变革的直接操作者，这个一贯低调求稳的群体被推上浪尖，他们身上的企业家潜质得到前所来有的激发和展现。
另一方面，盘踞中国多时的跨国公司也随即调整自身战略，掀起了一场独资化的浪潮。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外资办厂都要在国内有一个合资的伙伴，譬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在各地的罐装厂都必须与国营粮油公司合资，宝洁的合作对象则被规定为地方国营的日化工厂。但中国加入tO后，这种限制逐渐取消，一些已经合资的跨国企业立足已稳，便通过各种手法逼退中方的投资人，完成了独资化的转型。日本松下向媒体证实，“在中国设立的50家松下合资企业都将谋求独资”；生产手机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也作出了这样的决策，董事会决定在未来五年内对中国的投资增加到100亿美元，同时，董事们认定“独资是中国人世后合资公司的一个自然选择”；碳酸饮料市场放开后，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两大巨头也相继实施坚决的独资行动，后者甚至不惜与原来的中国合资方挑起一场国际仲裁风波。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行业选择出现了微妙的转变，开始从竞争性领域进入垄断或准垄断领域。在改革开放的前、中期，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绝大多数是在完全竞争市场领域，获得最大成功的是生产饮料的可口可乐和生产洗发水的宝洁，以及家电业的日本公司。但跨国公司后来发现，在消费品领域跟中国新兴公司搏杀，如果不是本土企业犯下致命的错误，跨国品牌要取得决定性胜利非常艰难。2001年之后，跨国公司开始转入资源性行业，并首先获得了投资合作权。
例如，通用电气在1992年进入中国后一直发展不顺，但后来将投资重点从民用产品转移到了技术含量更高的基础工程上，通用电气的工业照明、医疗设备、燃气轮机、风机、水电发电设备、飞机发动机、工业性集团的电力输送等项目投资都在中国获得很好的回报，这些领域绝大多数是民营资本的禁入地带。
由于对中国前景的一致看好，跨国公司的金融性投资大大增加。中国加入tO之后，金融市场的开放被排上了时间表，各大跨国金融机构明显加快了对中国的业务布局。2001年前后，汇丰、花旗、友邦、渣打等银行相继把地区总部从新加坡或香港迁到了上海。此前已经暗中布局的金融投资公司也开始浮出水面。据《经济观察报》披露，早在多年前，摩根土丹利就与中国建设银行等组建了“迄今为止本土唯一和最优秀的一家合资投资银行一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公司）”，并持有35%的股份。2001年10月，中国首次允许外资介入不良资产处置，在第一次招标会上，摩根士丹利独家获得价值108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包，这些不良资产分布在全国18个省市，涉及地产、纺织、冶金、医药等行业的254个公司和工厂，其中绝大多数为国有企业。很显然，这些不良资产是“国退民进”战略产生的剩余价值。
就在跨国资本不断渗透、国有资本强势重组的同时，“第三力量”民营资本也在奋力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
一家民营企业持有了民生银行7.98%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此前在国有银行全面垄断的金融领域，民营企业想要分一杯羹简直是做梦也不可能的事，民生银行固然弱小，但却是唯一试验性质的、产权清晰的商业银行；一位海外归来的企业家敏感地发现了中国电信业两大巨头之间的市场空间，将一项在海外已经被淘汰的技术变成了他的“魔棒”，他所创办的企业Ut斯达康一度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值高达260亿美元；草根出身的浙江企业家李书福在艰苦奋斗了近10个年头之后，破天荒地拿到了政府发放的第一张民营企业造车许可证，无论结局如何，这家名叫吉利公司的私人企业从此有了参与国际竟争的机会，这件事很快被解读为中国加入tO后产业开放的重要标志。
总体而言，入世后的中国是令人亢奋的，tO似乎是一道漂亮的彩虹门，当中国终于跨越的时候，举国上下竟有大松了一口气的意味。预言中国的未来与走向成为全球经济圈最热门的话题，日本通产省在一份白皮书中首次提到，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工厂”，在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摩托车等产品中，“中国制造”均已在世界市场份额中名列第一。
但与此相关，“中国威胁论”也悄然兴起。
一个名叫章家敦的美国华裔律师还出版了《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声称中国经济繁荣是虚假的，在加入tO后的强劲冲击下，中国的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坚持五年。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则预言，中国加入tO的前五年将会出现4 000万人失业，严重的就业压力将迟早把这个国家压垮。事实将证明，上述的所有预言都没有“自我实现”，中国的经济和企业成长，仍在按自己的逻辑曲折前行，而与那些过于乐观或悲观的猜想无关，正如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约翰，加尔布雷斯在谈中美关系时所说的，“我们对中国的很多预言都仅仅是一己的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