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6日，就在朱铬基总理作完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从此退出政坛的第二天——接替他的是时年61岁的温家宝——，北京市接报到第一例“非典”病例，一个叫SARS的“幽灵”侵入中国。

    这是一种传染性极强并有可能导致猝然死亡的严重急性肺炎，一旦发现一个疑似病例，当即要进行大面积的整体隔离。科学家们还没来得及搞清楚病原的时候，SARS已经在中国迅速蔓延。从广东、香港到北京、上海，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病例出现，到4月28日，仅北京市就确诊病例1 199人，疑似病例1 275人，死亡59人。一时间，抗击“非典”成为举国上下的头等大事，整个上半年，全中国的正常生活和商业活动全部被打乱，每一家企业都在惊恐中度过一个又一个难熬的日子。

    恐慌一直持续到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一位售货员兴奋地贴出一张庆祝标语，上面只有四个字：“中国真牛”。

    让世界感到真正“牛”的是，尽管遭遇如此猝不及防的灾难，2003年度的中国经济成长竟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从数据上看，前两个季度的经济受疫情冲击，增长速度下滑到6.7%，而到第三季度很快就实现了强劲的反弹，到年底，GDP的增长率达到9.1%，不仅高于前一年，甚至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旅游、航空、餐饮及文化娱乐等服务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然而，药品、食品、纺织、电信等产业则得到了意外的商机。实际上，“非典”后的强力反弹喜忧参半，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内在活力，另一方面已显露出经济过热的苗头。

    “中国制造”仍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据美国科尔尼企业咨询公司一项统计，“中国制造”已在集装箱、家电、电子玩具等领域的上百个产品市场以第一的份额傲视全球，其中，集装箱为90%，DVD播放机为80%，玩具为75%，礼品为700%，体育用品为65%，自行车为60%，微波炉为50%，彩电和冰箱都为30%。

    在外贸势头强劲时，房地产行业的暴热成为拉动内需的第一动力。在沿海一些城市新开发的楼盘里，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群群人举着“温州购房团”的小木牌，像买菜一样地买进中意的房子。上海《东方早报》刊文《温州千亿民资全国炒楼》，记者称，“1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炒楼，动用民间资金约1 000亿元。温州约有8万多人在全国购置房产，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楼。保守预计，炒楼群体在7万人以上，以企业白领、政府官员家属及公司负责人为主……按照回报率15%计算，1 000亿元投资客可净产出150亿元，这比任何一个产业都要赚钱，可谓温州第一产业。”温州人所到之处房价迅速攀升，而当一个城市的房价上涨到相当程度时，他们又像蝗虫一样向下一个城市扑去。

    城市化浪潮的快速推进，购房大军源源不断，市场有效供给的不足，随着房价节节攀升而带来的恐慌性购买……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的房地产业赶上了一个千古一遇的黄金时代。

    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香港和台湾一样，在经济高速成长的通道里，最具景气特质的地产业必定会成为成长最快、也最暴利的集中地。在2003年的《福布斯》“中国大陆百名富豪榜”上，人们十分惊愕地看到，以房地产为业务（或涉及房地产）的富豪多达40人，前十大富豪中的房地产商（或涉及房地产的商人）竟占了六人。难怪在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话：“一个人只要做过房地产就什么也不愿意做了。”

    “中国制造”与地产热直接营造出一个内外俱旺的经济景象，一个非理性的繁荣周期又来了，但与之伴生而来的，却是各种原材料和能源因紧缺而价格一路飞涨。

    最突出的表现是“电荒”。2003年夏季之后，全国各省市爆发缺电危机，广东、江苏、浙江等用电大省，甚至包括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省，均不断出现拉闸限电的尴尬。为了应对“电荒”危机，各地纷纷频出奇招：除了错峰、避峰、拉闸限电等计划用电方案外，各省市均对高耗能产业限制用电或部分停电。中小企业众多的浙江、江苏被迫对企业实行“开二停一”、“开五停二”甚至“开三停四”的用电计划，这是1978年之后从未出现过的局面。很多工厂叫苦不迭，一些县市的商场到了晚上，只能点起蜡烛接待顾客。就连素有“不夜城”美誉的上海外滩也关闭了大部分景观灯光，为了节约用电，市政府号召市民将空调温度调高一度。

    受“电荒”带动，原本就已供应紧张的各种原材料更是乘势上涨，水泥、钢铁价格到了“一月三价”的地步。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甚至流传着“五个一”的说法：“生产一吨钢只需投资一千万元，一百万吨的产量只需一年建成，一年就可收回投资。”

    为了满足国内无法遏止的需求，中国的大型国有能源企业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石油、矿石、天然气等，所到之处，国际市场无不惊呼：“中国饿虎来了！”精明的国际卖家立刻结成联盟，集体抬价，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的尴尬局面，以至于在国内渤海发现了一个大油田的消息，竟然让温家宝总理兴奋得一夜未眠。

    宏观形势的剧变立刻引起国内企业的骚动，于是，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一场浩浩荡荡的重化工运动又拉开了序幕。

    席卷在这场来势凶猛的重化工浪潮中的，不仅有开足马力的国有企业，还有不少企图冲浪的民营企业。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更加严厉的宏观调控，后者几乎无不遭遇“滑铁卢”。资料显示，2002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710亿元，比上年增长45 .9%，200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 329亿元，投资增长96%。与钢铁行业类似，电解铝的投资增长了92.9%，水泥投资增长了121 .9%。随着企业投资能源行业的愈演愈烈，宏观投资过热已渐成决策层的共识。2003年底，警笛终于鸣响。

    雷霆万钧的宏观调控同时向引起民怨沸腾的房地产行业开）J，一道道整治“金牌”接踵而出。2004年3月到5月间，国务院推出了一系列严厉的调控措施，包括：控制货币发行量和贷款规模；严格土地管理，坚决制止乱占耕地；认真清理和整顿在建和新建的项目；进一步加强贷款风险管理，等等。与此同时，国内各大报刊纷纷发表言论，对房地产过热进行猛烈声讨，这个行业俨然已成了“政治问题”。

    一连串紧缩政策的组合拳出击和强大的舆论营造，不仅改变了投资者的收益预期和消费者购房的价格预期，而且改变了政府对房地产发展的支持理念和支持方式，从而直接导致了购买力的迅速下降和楼市成交量的急速萎缩，房地产的冬天突然降临了。

    随着宏观调控的来临，股市也应声下挫，到2004年末，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综合指数分别收于1  266.5点和315.81点，比年初分别下降15.4%和16.6%，创下2000年以来的新低。

    发生在2004年春夏之交的这场猛烈的宏观调控风暴，让国际观察者也有点不知所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发表文章说：“这些日子，美国、欧盟、日本和亚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在睡前都要为中国经济祈祷，世界逐渐被中国借助廉价劳动力、原材料需求以及外资投资而确保的巨大的资本力量套牢了，一旦中国泡沫破裂，世界上的所有泡沫就会一齐爆裂。”5月下旬，韩国政府连续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中国计划对过热经济踩“刹车”可能对韩国造成的影响。

    就连一向出言谨慎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公开表示担忧，他在联邦参议院的演讲中说：“如果中国出现问题，对于东南亚经济体和日本，间接地对于我们，都会造成很大影响。”

    然而，中国经济的走势再次让全球的学者跌破眼镜。2004年三季度，亚洲开发银行曾预测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下降为8 .3%，而商务部的数据更保守，为7.5%。可最终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仍然高达10．1%，为1996年之后增长最快的年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5.8%，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了1万亿美元。一切表明中国经济仍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通道里。

    后来有人评价这次宏观调控是“点刹”而不是“急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