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乌鲁木齐，有贵客飞临。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理微笑着走下飞机，握手，拥抱，交谈。

    主人同，几天访问，总理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吗？

    总理伸出一个手指：第一个要去的地方，是新华饭店。

    新华饭店不是饭店，新华饭店是一个市场。

    在边城，在全疆，甚至在中亚和独联体国家，新华饭店的名声都是大大的。

    新华饭店里，闹哄哄的，有2000多个浙江农民商贩。

    1986年，二十多名浙江人到边城来碰运气。准知偌大的边城，竟没有放得下一个摊位的地方，不是抓，就是赶，无证商贩嘛。

    走投无路怎么办？扛着几大包服装、小百货，要么回去。

    要么另谋出路。可是，不到头破血流，这些农民又怎么肯回头呢？

    他们住的饭店，是城酉河滩上的一座三层楼房，便宜。一大间二十来平方米，每晚只要八块钱，还不太有人住。他们打起了饭店的主意。

    于是，包下四大间客房，一间大家挤着住，三间权当摊位，一字排开。

    饭店经理是个开明人，反正空着也是空着，摆个摊也没明文规定禁止，摆吧。

    很快，消息一传十，十传百。

    “知道不，新华饭店有浙江人在卖服装了，比商场便宜几十块呢，款式还新，快去，快去。”

    于是一同去。

    三间客房挤满了人，再开两间，再三间，索性包下两层得了。生意一火，浙江人越来越多，到年底，就有90多个摊位了。

    到1991年，新华饭店内的摊位已多达720个，连楼道拐角处和原先的办公室也改成了售货点。四年中，饭店累计向国家上交利税787万元。

    天上掉下那么大一块“金子”，一家伙砸开了边城人的“市场窍门”。1992年，当地政府在饭店旁边拓出2500平方米左右的空地，开办了一个新华贸易市场，共350个摊位，一招商，一下子就被饭店里的浙江人买走300个。那一带，很快成了当时边城最热闹的服装、小百货集散地，至今“香火”旺盛。

    “浙江人办市场出名，倒不单纯是浙江当地的市场办得好，还在于浙江人把市场办到了全中国，大家耳闻为虚，眼见为实，不得不服。”

    这几乎已成了一个公论。

    “你猜猜看，一家有5000个摊位的大市场，要多久能从无到有，红火起来？”江金波问我们。他不无 得意地把两个食指交叉了一下，“十个月。”

    1992年初，浙江人江金波到西安近郊的李家村租了一个门面。他从绍兴贩来数百件衬衫，在当地一售而空。很快，“大部队”就一拨一拨地进村了。

    “你的房子多少钱能租？我要了。”这时候已来不及讨价还价了，早开一天，就可能多卖出一百打衬衫。

    仅仅十个月后，李家村就冒出了一个西安浙江村服装市场。往往是一个经营户就租一上一下两层楼，楼上是加工厂和仓库，楼下是店铺。当晚赶出来的衣服，第二天一大早就拿出去卖。

    在陕西，浙江村服装市场是一个不断有人去参观、“偷拳头”的样板市场。

    像西安浙江村这样的“浙扛村”、“温州街”、“义乌大道”在全国有多少，又是一个没法统计的数字，总的来说，一百个肯定不止，一千个可能不到。而这种市场对当地人的陈旧观念的冲击，就更难以用数字来估算了。

    “先前李家村的人隔着窗户看我们，嘲笑我们。”如今是浙江村服装城董事长的江金波说，“后来，他们看我们那么快就发财了，也心动了起来，就有小青年给我们递香烟、套近乎，然后跟着跑市场、贩服装，再然后他们自己也租房子干起来了，再再然后，就出现了争摊位、抢生意的事。”

    在计划经济气息还遗留较多的地方，在闭塞偏远的地方，在很多人觉得根本没法搞市场经济的地方，浙江人就如同一粒粒市场火种，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大江南北。他们赚了当地人的钱，也给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市场课。就在他们足迹所至的地方，忽而有那么一天，就轰轰烈烈地燃起了一片市场之火。

    浙江人在很多地方的“名望”是很高的。

    1993年7月，新华社记者王云峰从兰州发出了一篇新闻稿，报道甘肃省临夏县的经商气氛浓厚，专业市场发展很快。

    记者用的标题是：《甘肃临夏堪称“西部温州”》。

    王云峰说，在大西北，“温州”就是发展个体经营和专业市场的别称。

    自这篇新闻后，国内新闻媒体上就不断出现“西南温州”、“东北温州”等提法。

    他们把所有外出的浙江农民都通称为“温州人”，因为温州人办市场实在是太早了，太出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