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巴黎，浪漫之都。

    1982年，平阳人胡法宗站在机场出口处，举目一望，满眼都是碧眼白肤的陌生人，再摸摸口袋，只剩下两个法郎，他一点浪漫的感觉也没有。

    “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呢？”胡法宗嘀咕出了声音，他想让自己听到一句中国话，哪怕是自己发出的也行。

    但是，到哪里去呢？

    一个人匆匆路过他的身旁。

    “你是温州来的？”听到他正用方言在自言自语，这个人便停了下来。

    一个中国人，温州人。

    就这样，胡法宗跟着他到了巴黎三区，那是巴黎最古老的一条街，也是华人聚集最多的地方。

    他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门口挂着一块牌于，用繁体汉字写着：旅法华侨俱乐部。十年后，该俱乐部主席叫潘金照，也是一位温州人。

    如今已是旅法华侨了：商联合会理事的胡法宗回忆说：“找到俱乐部，就算到家了。我那时没有资金，就靠祝会来帮忙。”

    祝会，是华人之间在经济上互相支援的一种传统方式。初到法国没有本钱的人，就靠乡亲筹集资金，等赚到了钱再连本带息偿还。

    “帮助我的共有34个老乡，每人5000法郎，一共17万法郎。我在三区租了个小门面，就开起皮革铺了。”

    胡法宗在国内时，是做皮革生意的。他所在的乡有个很大的皮革市场，他是其中的一把好手。

    但是，在三区他感到别扭极了。

    “那会儿，三区就是巴黎的皮革买卖中心了，但那是犹太人的天下。犹太人做皮革生意已经有几百年，在全世界也是出了名的，他们几乎把持了三区的皮革行业。”

    胡法宗的铺子前不断有人来丢石头、找麻烦。他进的货，对街的犹太人也进，而且就是比他的便宜几个法郎。

    幸好那时在三区做皮革生意的浙江人多起来了，大家为了生存，就把店铺都移到了附近，一是有个照应，再是容易形成一定的规模。

    “别人认为同样的生意挤在一起没法做，但我们认为只有挤在一起才成气候，这是浙江人的生意经。”胡法宗说，“同犹太人相比，大家进的原料都差不多，手艺也各有千秋，能比的就只有一项了，比勤劳。他一天做2个小时，我就做20个小时，他半夜关门，我就通宵不关门。”

    这样，中国人皮革制品的成本就比犹太人的低了，价格也下来了。营业时间长，生意也必定好一点。再然后。胡法宗他们又在款式设计上二下功夫，在适销对路上动脑筋，步步为营，着着紧逼，到1990年前后，中国皮革制品在三区终于成气候了。

    “那竞争也够狠的。”笑谈如烟往事，胡法宗对他的对手犹存敬意。

    有一年，一种套在椅子上的背垫很好销。在三区，开始卖50法郎一副，犹太人先降价，到40法郎，浙江人马上降到35法郎，再降到30法郎，再到20法郎，一年后，只卖7法郎。犹太人终于顶不住了，开始从浙江人的店里进货，后来全法国的商家都到这里来批发。

    1996年初，中央电视台记者到巴黎三区采访时，三区的皮革业已有80％的市场份额被浙江人占有了。

    在街头，中央台记者采访一位过路的犹太商人，翻译是胡法宗。这位犹太人显得落落大方，他说：中国很好，祝贺你们。

    如今，三区的皮革市场被称为是“温州模式的巴黎版”。

    飘洋过海，伶仃一身，投亲靠友，手艺谋生。近百年来，这几乎是数十万浙江人飘零天涯的写照。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自信心的增强，今天的浙江人开始走出小天地，谋求更大的发展。这些年，东欧、独联体国家和北美地区与中国经济的交往日渐频繁，远赴这些国家的中国人也日趋增多，市场细胞特别发达的浙江人便又动开了办市场的念头。然而，在异国他乡办市建场谈何容易，在一些人看来甚至是一件匪夷所思的天方夜谭。但是，浙江农民还是想试试。

    1995年，一座画檐勾角、极富东方建筑色彩的中国商城在“东欧第一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市中心开业，在当地顿时引起轰动。

    这座商城的建造者便是一群来自浙江的农民。

    据有关报道称：“该商城以经营中国轻纺产品和日用小商品为主，占地1．76万平方米，并配套有2万平方米的停车场。

    近年来，中国商人大量拥入东欧国家，中国商城的出现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最后，再说一则小故事。

    恩格斯的故乡是德国莱茵河畔的一座叫巴门市的小城。

    1991年，一位浙江人不知怎么地就“流浪”到了那里，他在导师的故居前开了一间中国小餐馆，故居的工作人员每个星期有五天在他那里吃饭。

    这位叫李为州的浙江人，就这样朝夕相处，做了恩格斯的邻居。处熟了，有的德国人就跟他开玩笑，“你是不是中国政府派来保护你们的导师的？”

    李为州嘿嘿一笑，不作答。

    晨钟暮鼓之际，眺望着对面的红房子，这位中国农民总会产生一种很亲近的感觉，他很想对导师说点什么。

    或许，那位睿智而博学的老人也会对他的故事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