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项竞赛也是以主人们的富有程度为背景的。因此，寻找温州椅子坟有了这样一个当地人共知的规律：哪个村镇最富有，那里的坟墓就最辉煌气派。”

    这样的故事，似乎已经没有继续讲下去的必要了。

    1981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为280元，到1996年，已增加到3463元。自1985年开始，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一次全国各省市农民人均收入情况，从那一年至今，浙江农民已经连续得了11次第一。

    在这里，我们愿意提供几则新鲜的人物传奇。

    “满山遍野白花花的，便是闻名天下的温州椅子坟。这些堂而皇之，居高临下，傲视天地的椅子坟包藏着的，不只是温州人祖先们的骨血。这是来自传统的精神的流向，这也是来自市场的新财富的流向。沿着这条一眼可见的线索，可以发现不同文化精神交锋、交融的重要秘密。

    一毛：冬天是过膝的裘毛大衣，夏天是狐毛短裙。

    像这样的灰色幽默，在浙江跑一圈，就几乎可以编一本书了。

    一度，婚嫁之际，女方父母先要参观对方家的“阴宅”。

    物质和金钱，给它的创造者带来了令他们眼花缭乱的电器、楼房、家具和声光享受，同时，物质和金钱，也让它的创造者在光怪陆离之中，越来越难以驾驭自己了。

    “这里，也是不亚于市场的一个激烈竞争的战场。你的大，我的比你还要大，你的漂亮，我的比你更漂亮，你修了祖先的又修自己的，我修了祖先的修了自己的，还要再修儿子的。

    浙江农民的钱袋子跟脑瓜子一样，在全国是出了名的。

    于是，一只潘朵拉的欲望之盒打开了……在浙东沿海某村，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

    一道汤是海鲜大盆中漂浮一只百元美钞折成的小船，是为“一帆风顺”；另一道汤是海鲜大盆中再浮一小盆，上面有规则地摆了十只进口手表，在座各位一人一表，是为“表表心意”。

    1987年，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苏珊·蒂夫特在浙江市场走马观花三天，回国后写了一篇不无惋惜又有点幸灾乐祸的报道：在那里，弃农从事小型手工业获得了成功，然而，贫富悬殊的不断增大，带来了类似西方国家存在的恶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浙江人的坟墓成了外省人议论纷纷的一道风景。山西籍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曾用很惊讶的笔触描写道；“船行瓯江，迎面扑来的成千上百的坟墓，是人们对温州的第一印象。

    一天，市场某摊位上出现了一条罕见的黄鱼王，当即引起轰动。当地有风俗，如果谁家能吃到黄鱼王的鱼胶，必能交一世好运。于是，一场竞价就开始了，从一万元，到两万元，一路上扬。这时一些外村的渔民也参与进来，一开口竟喊到了十万元。这个村子的人憋气了，但一家又舍不得买，一阵商议，村里的六位大户“挺身而出”，合资以12万元的价格买下了黄鱼王。

    我们愿意说，他们才是当代农民的代表。在这场乡土革命中，农民不但在经济上翻了身，更要紧的是，他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他们自己。

    似乎在一夜之间，世界在富裕起来的农民面前突然变得陌生起来。

    曾经是金钱荒漠的山村乡间，就这样在短短十多年间热闹了起来，“阔气”了起来。

    时光之轮转到90年代，一句由浙江人唱出来的顺口溜，更是让他们的钱袋子曝光于全天下：“万元户贫困户，十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是真富。”

    暴富，对缺乏思想文化准备的人来说，仍是一个“不能承受之重”。

    毕竟在当今世界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对奢侈的追求都不会绝迹，而种种丑恶和腐败都会像细菌一样腐蚀每一位意志薄弱者。我们甚至没有太多的理由去责备刚刚摆脱了千年贫困的农民们。

    那里原本非常贫困，几年前当地渔民们办了一个鱼产品市场，吸引了远近客商，生意一红火，村民的日子就好过起来了。有了钱之后，先是造房，再是买家电，再之后，就开始买无聊了。

    四金：金戒指、金项链、金手镯、金耳环，丁丁当当走出去，一个人就是半爿金铺了。

    而致富人群，又以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发达地区为最集中。1986年，有人对温州、台州和金华三地区的10．6万户专业户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户均收入为6800元。那一年在纽扣市场桥头，全镇5000余户人家，万元户已有4200户。

    曾经作为新华社记者在温州常驻了八年之久的陈坚发已经没有情绪再重复以上的描述了，他所有的感慨只是：

    一度，在浙南，一位女人上街如果没有“四金一毛”，那就是在给她的男人丢脸。

    一度，在某些地方，有派头的人物请起客来必上两道汤。

    “在我国现行混合体制下，温州个体工商业者的资本有相当一部分滞留在流通领域，宁作投机资本，不作产业资本。更令人不安的是，他们还把大多数利润作为了消费资金，挥霍一空。这部分资金逐渐退出了生产、流通，达数十亿元。”

    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万元户都是一个让人羡慕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