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俗纷杂的地区维持长期统一，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治国者必须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和基本制度建设上有卓越的智慧，由此，我得出了两个观察和分析的工具。
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我认为，发生于历史以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这四大利益集团互相争斗、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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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最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是唯一保持了两千年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前三十大经济体中唯一保持这一制度的国家。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国家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过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这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围绕着四大基本制度而展开。在前工业文明时期，它们分别呈现为--
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扼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
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社会精英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
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这四个基础性制度，如四根“支柱”共同支撑起集权政体的“大厦”，它们的共性就是追求各个利益集团在行为及思想上的一致性，维持“自上而下的控制”。历经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这些制度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实在是大一统制度的“故乡”。及至于近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转型，上述四大制度中的很多内容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但是，维持大一统、实行威权治理的基本理念无实质性更变，因此，制度创新的目标与手段依然共轨同辙，体现出鲜明的延续特征。对于面向未来的中国变革，此乃最为严峻的命题之一。
本书正是沿着历史的脉络，以经济制度的变革为核心主题，做一次跨时空的平铺直叙。
在第一讲和第二讲中，我将讲述中国在完成大一统之前的两次重要变法--公元前7世纪的“管仲变法”和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变法”，管仲的“四民分业”思想、盐铁专营政策以及商鞅在土地私有化、郡县制、户籍制、军爵制上的大胆试验，皆具开创之功，它们分别提供了两个颇为极致的治理模型，如同左右极般地站在后世历次变革的两端。
第三讲“汉武帝变法”是一个重点，在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大变革中，中国完成了帝国模式的建设，汉武帝倡导“独尊儒术”奠定了全民思想控制的基本模式，他围绕产业、流通、货币及财税等核心经济命题，施行了史上第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其颁布的诸多经济政策为后世所借鉴仿效。第四讲的“王莽变法”，是一位儒生皇帝对汉武帝的极端化模拟，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也是非常短命的古典社会主义试验。
第五讲和第六讲，分别讲述中华文明史上最繁荣鼎盛的两个朝代--唐朝和宋朝的政治经济变革。唐太宗以史上最小之政府造就最强之帝国，开创了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然而130年后，制度上的缺陷使唐朝难逃“安史之乱”的劫难。宋太祖果断地削夺了地方藩镇的权力，化解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挑战，有宋一朝在经济制度上的创新为历代之最，北宋后期的“王安石变法”更是一次转折性事件，是帝制时期的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东西方文明也在此时分道扬镳。
第七讲“明清停滞”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为什么在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后，中国会掉进长达500年的“高水平停滞”陷阱；明清两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是一次胆怯的被动行为，还是自信的主动决策；中国人在经济创新和科技创新上的能力退化是怎么发生的；“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如何形成的。
从第八讲“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以“东亚病夫”的姿态被拽入全球化洪流，重新驶上积极变革的轨道，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输入式改革，其过程痛苦被动，耗尽一代精英的心血。晚清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步，却造成完全不同的国运结局，期间发生的两次“国进民退”事件值得后人警惕。
第九讲“两个民国”提供了两个从理念到模式均南辕北辙的变革样本，一个是极度自由放纵的市场经济运动，另一个是以“统制经济”为名义的集权变革，无一例外的是，它们都以失败告终。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已陷入进退维艰的闭环型矛盾之中。
第十讲、第十一讲和第十二讲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变革简史，1949年之后的20多年间，进行的是一场意识形态气息浓烈、以消灭私人资本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大试验，它曾经取得过辉煌的经济成就，然而最终将中国拖进了一个停滞混乱的泥潭。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则又分为“放权让利”和“集权回归”两个阶段，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体制上的种种羁绊又让改革的长期前途显得扑朔迷离。
上述十二讲，始于遥远的公元前7世纪，止于当下的2013年，漫长的叙述宛如一次疲倦的旅行，对于写作者和阅读者都是一次智力、体力考验。在闭门创作的日日夜夜里，我常有与古人对弈复盘的感慨，有时一起欢愉，有时一起快意，有时一起沮丧，相与辩驳，东西参详，终于体会到钱穆所谓“对古人怀有温情之敬意”的心境。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尝言：“关于政治经济、经济发展、经济时代问题，都要理解决策者背后的思想模式和意识形态。所谓的意识形态，就是一群人对环境的解释，以及对该环境如何调理出秩序，所提出对策背后一套共有的思想模式。”在这本书中，我放弃了批判者的姿态，而更希冀以建设性的理性心态，探研本国的历史轨迹及可能的前途。也因此，我在十二讲之后，又增写“回到历史的基本面”一节，就“统一文化”、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同时，为未来的中国经济变革提供一些基础性的判断。
在这本书中，我将提出两个也许会引起争议的结论：
第一，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
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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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