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个学术流派，一是儒家，一是法家。
被儒家尊为“亚圣”的孟子，与商鞅是同时代人。当商鞅在秦国大行变法之时，孟子正在东方各国游说，而商鞅被处死后，孟子还在齐国和梁国之间奔波，他很可能耳闻了商鞅的整个变法过程。比较两人的治国及经济思想，可以看到截然的差异。
在《孟子·梁惠王》中，齐宣王向孟子求教“王政之道”，孟子给出的答案是“耕者九一，仕者世禄”，也就是说，他坚持恢复井田制，并拥护贵族世袭体制。孟子特别向往那种各守其职、疾病相扶的公社生活。在另外一次与滕文公的交谈中，他还特别设计了一套混合的土地制度：给每农户五亩宅、百亩田，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税赋政策上，孟子提倡实施富民政策和减轻赋税，“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他的“薄税敛”包括：商舍不征税，也不征货物税、房地税和无职业者的人头税，只征单一的、九分抽一的农业税。很显然，商鞅的“废井田，开阡陌”以及废除世袭、实施军爵的政策与孟子的主张背道而驰。
孟子常年在东方各国游走，那里的政治文明呈现百花齐放的自由化状态，与西北的铁血秦国形成鲜明的对比。相对于商鞅的严苛管制和强调中央集权，孟子则强调仁义治国，“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他更提出民众比国君更为重要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在商鞅听来，肯定是可笑的无稽之谈、祸国妖言。
商鞅与孟子的思想迥异，是思想史上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景象，这两人对历史的实际影响也耐人寻味。
孟子终其一生，郁郁不得志，对时局衍变几无作用，但是他所主张的儒家道统在西汉之后被尊为国家学说。
相对比，商鞅在后世的名声却非常之差，可以用“狼藉”来形容。在很长的时期里，知识阶层以谈论商鞅为耻，连说到他的名字都会“口臭三日”。秦朝灭亡后，世人对之多有反思，其中最出名的是贾谊的《过秦论》，他将秦亡的原因归结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宋代王安石推行变法，反对派、当世文豪苏轼上书宋神宗，以商鞅为前车之鉴，认为“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虽得天下，旋踵灭亡”。这都是典型的儒家视角。
然而，商鞅却又如同一个神秘的“黑色幽灵”，飘荡在每一个庙堂之上和治国者的心里。他的施政手段虽然暴烈，但真正达到了强盛国家和统一天下的目标，被证明是有效果的和成功的。苏轼在批评商鞅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客观地说，商鞅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态，甚至，以两千年的历史跨度而论，他的基本治国理念顽强地延续了下来，核心理念被众多独裁者所沿袭。在中国的统治术里，貌似水火不容的儒家、法家其实谁也没有淘汰谁，在很多朝代，实际上呈现出“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便论证道，中国的皇朝体制有着一个“自相矛盾”的运行规律：儒教君主制的基础恰恰是反儒教的法家原则。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中也论证道，儒家到西汉董仲舒时已出现“法家化的倾向”，此后“它几乎贯穿了全部中国政治史”。法家的“不允许思想”与儒家的“只能有一种思想”，本质上都是要“统一思想”。
商鞅学说从阴暗之处重新回到明亮的主流舞台，是在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之后。
其时，中华帝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外辱，强国御敌成为了时代的唯一主题，儒家的抱残守缺以及怀柔学说不再适用，因此年轻人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决绝口号，而商鞅的强国之道焕发出让人难以抵抗的魅力，于是，举国争说法家，国家干预主义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如梁启超所言及的，图国家生存发展为第一要务，图人民个人的幸福则次之。倘若个人的幸福与国家的生存发达不相容，则毋宁牺牲个人以裨益国家。其时的大政治家及知识分子，无论改良派或革命者，从孙中山、陈独秀到康梁、胡适，无不推崇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
在所有政治人物中，对商鞅最为尊崇的正是毛泽东。早在1912年，就读于湖南省立一中的19岁少年毛泽东写作《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这是他留存至今的最早文稿，在这篇500余字的作文中，毛泽东写道：“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他的国文教员柳潜读后赞其“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及至晚年，沉迷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对儒学嗤之以鼻，而独尊法家，他最欣赏的两位政治改革家，便是商鞅和王安石。1973年8 月，毛泽东创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将孔孟儒学贬为“秕糠”并公开替秦始皇“焚书坑儒”翻案，全诗曰：“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百代都行秦政法”，实际上是毛泽东对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前辈的一次遥远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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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