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这一段话在日后被反复引用，不少观察家据此推导出了一个结论：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一场政府放任自流、无为而治的民间经济运动。甚至有很多人认为，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无所作为，它所推动的改革都以失败告终。这在我看来，又是不尽准确的。真实的情况是，国民经济的恢复是“中央充分放权、地方大胆主导，民间积极参与”的过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扮演了促进者和主导者的角色。

    就中央政府而言，其策略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放权让利；二是非均衡发展；三是“一手软，一手硬”。

    放权让利的对象是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其目标则是刺激经济要素的复苏和减少中央财政支出。

    在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认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陷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基于这一共识，次年，囯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其中包括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到1984年，又把在农村行之有效的承包制引入企业改革中，政府对国营企业的拨款改为贷款，进而改为股份。

    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放权开始于1981年的财政包干制度，国务院宣布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包干体制，除了京津沪三大直辖市之外，其余省份均进行形式各异的财政包干，这一制度被形象地称为“分灶吃饭”，也就是“统收统支”的一口大灶已经养不活那么多的儿子了，于是各自分开吃小灶，温饱苦乐，自求多福。1987年前后，国务院相继提出了“企业承包”、“部门承包”、“财政大包干”、“外贸大包干”、“信贷切块包干”，时称“五大包干”。

    如果说，对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权力下放，既为中央财政卸了包袱，又为经济的复苏提供了可能性，起到了一石二鸟的效应，那么，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则是一次主动的政策安排，也是本轮改革中最有创见性的一着。计划经济的中国如同一潭淤泥沉积的死水，恐怕连上帝也无力将之激荡搅活，因此只能从最薄弱的角落入手，用力地把水搅浑，然后呼风唤雨，弄皱一池春水。早期看，这是权宜之计，长期而言却彻底地改变了全国的宏观经济格局。

    早在1979年春，在欧美资本引进不力的情况下，国务皖批复了招商局董事长袁庚的一项请求，在国境之南、与自由华人资本聚集地——香港最近的宝安县划出方圆2.14平方公里，设立蛇口工业区，“既能利用国内的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这个工业区，既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也没有财政拨款，袁庚以土地为资源，批租给香港商人，并以税收减免为优惠，吸引工厂入驻，此举取得奇效。到1980年7月，中央批准开设深圳、珠海、汕头为经济特区（后来又增加了厦门，是为“四大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随后在1984年，进而开放14个沿海城市，加快引进外资的步伐。

    特区的开设及沿海城市的开放，被统称为“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工业经济基本布局于东北和华北一线，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二线战略则着力于中西部，东南沿海一向被视为“台海战争的前沿”，尤其是广东、福建和浙江三省，甚少有重大项目的投资，“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彻底打破了原有的投资格局，外资及民间资本在这些国有资本薄弱的地带如野草般生长，构成中国经济的新一极。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非均衡成为一种基本的改革思路，特区、开发区模式是资源配置上的一次非均衡，“东南优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次非均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财富分配的一次非均衡，给予外资以土地征用和税收上的“超国民待遇”是企业经营上的非均衡，企业试点是政策配置上的非均衡，价格双轨制则是对国营企业实施价格保护的非均衡。厉以宁曾经指出，计划经济存在重大的“均衡性缺陷”，因此，对旧体制的突破本质上是一次打破均衡的混乱过程。

    经济权力的次第下放以及非均衡战略的实施，意味着自由贸易精神的回归，它在对计划经济体系构成冲击的同时，一定会对大一统的思想体系也形成挑战，在这一方面，决策层表现出强硬的一面。“稳定压倒一切”这句名言出自陈云之口，却为邓小平所多次引用，这两位领导人尽管在经济思想上有不少的分歧，但在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维护和思想的控制上，两人的立场和态度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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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