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人言及经商谋生之道，都会以白圭为祖师爷”——“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公元前370年－公元前300年）是战国时人，比范蠡晚生约两百年，与孟子、商鞅同时代。

    白圭当过魏国的相，为官期间，他与前来游历的孟子有过一次政策辩论，他主张轻税政策，提出“二十税一”，孟子则认为应该“什税一”，这段辩论被记录在《孟子·告子下》中。白圭后来周游列国，不再为官。他对生产好象不感兴趣，津津乐道的是如何在商品流通中赚取利润，如果说管仲和范蠡都偏重于商业政策的运用，那么，白圭则专重于为商之道。

    白圭最出名的经商格言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粮食收割的时候收进谷物，出售丝、漆，蚕茧成熟的时候，则收进帛、絮，出售粮食，如此运作，就能获得最大的利润。当机会降临的时候，要象猛虎下山一样的果断出手——“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这些观点，与范蠡提出的“夏则资皮，冬则资絺”的“待乏”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与范蠡一样，白圭也非常重视对经济周期的掌握，主张经商必须“乐观时变”，即经常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谋取厚利。他将天文与粮食丰歉联系起来考察，提出：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

    与注重享乐的管仲和范蠡不同，白圭主张商人要勤俭节约，在饮食和服饰上都不应该奢侈，最好能够与仆人同苦乐，“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共苦乐。”

    在白圭的经济思想中，最闪光的地方是，他把经商与治国并列而论，视之为一个正当而高尚的职业，他说：“我从事商业活动，如同伊尹、吕尚为国谋划，如同孙吴用兵使计，如同商鞅以法律来治理国家。”。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他提出了商人的“素质模型”。

    “智”——商人必须善于分析形势，及时采取正确的经营策略的智慧；

    “勇”——商人必须行动果敢，勇于决策；

    “仁”——商人必须用优质商品和服务对待顾客和供应商，对有恩惠的人要舍得施与；

    “强”——商人必须能有所守，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

    白圭用“智、勇、仁、强”来要求商人，与当时知识界的两大主流――儒家和法家有天壤之别，同时代的商鞅把商人视为“国害”，孟子则贬称为“贱丈夫”，在《孟子·公孙丑下》中，孟子说那些做生意的人“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春秋利，人皆以为贱。”后世的治国者大多秉持法、儒思想，对商人予以竭力的贬低和妖魔化。事实上，一直到两千年后的十六世纪，中国的若干知识分子及商人代表才又重新提出了“士贾无异途”、“以义制利”的观念。

    也正因为白圭的这些思想，使得他被认为是继范蠡之后最懂经商之道的人。一直到1940年代末，很多商铺仍专设一龛，供奉白圭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