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史人物 孔宋模式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吴晓波 本章:企业史人物 孔宋模式

    傅斯年称宋子文“着实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作为显赫的宋氏家族的长子,曾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最先进的文化教育,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唯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因此傅斯年说,“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

    宋子文“走开”的半年后,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他到任后的第二天就接见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跟他商谈在广东开矿的事宜,接着跟潘宜公司接洽黄浦港的建设工程,决定把海南的铁矿石卖运日本。以他过往的行为来看,实在分不清这些到底是公事还是私事,或者根本就是“公私事”。

    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已成既定事实,1月24日,宋子文辞掉省政府主席之职,逃往香港,6月10日远遁美国。蒋介石到台湾后,多次电催他回台“共济时艰”,他予以拒绝。1952年10月,国民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党内重大整肃案”,开除了一批“不忠贞”的重要党员,名单之中,孔祥熙位居第一,宋子文位居第二。而在三年前中国共产党公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中,排第一的是蒋介石,第二也是宋子文。在国共两份名单中,居然能同时出现,而且都高列次席,这大概是宋子文式人物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象征性定位。

    宋子文赴美后完全淡出政坛,1958年,他到香港一游,1963年去了一次台湾。据《宋家王朝》记载,宋氏三兄弟在余生“疯狂地从事石油股票、商品期货和新技术交易。”他的女儿冯宋琼颐在2008年的一篇回忆短文中则描写说,“他每天在纽约中央公园散步,午后小憩,与朋友共品美味小吃,观看美式足球,打牌,和外孙们一起捉迷藏。先父既对医学津津乐道,也会为证交所的新上市公司兴奋不已。”1967年,孔祥熙在纽约去世,他没有去参加葬礼,西格雷夫认为,“在晚年岁月里,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感情可言。”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美国旧金山的友人家中用晚餐,因进食导致窒息,突然摔倒,未等到送至医院抢救就辞世了,时年77岁。

    跟孔祥熙一样,宋子文到底有多少资产,至今是一个谜,《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据说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亚洲华尔街日报》则把他列入人类历史上曾经最富有的50人之一,并认为“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宋子文可能已是全球首富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宋侵吞美援的行经一直耿耿于怀,在接受作家默尔·米勒采访时,他曾破口骂道:“他们全都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的38亿美元中,偷了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

    而他的后人则对此全盘否认,据他们提供的宋子文档案,在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财产为200万美元,到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加上房产等变卖,他的总资产是800万美元,扣除200多万美元税款后,宋子文遗留给夫人张乐怡的遗产为500多万美元。

    后人研究宋子文这个“大怪物”,不仅仅好奇于他到底弄走了多少钱,而更在于他是一个怎样的“制度性产物”。

    在中国的舆论界和经济思想界,对孔宋式人物的批判往往趋向于道德化谴责,而很少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杜绝。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发现,事实上,在中西方的哲学传统中,思想家们从来不相信有一种“彻底的恶”,中国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在西方的基督神学里,魔鬼本人也是天使出身,康德用“反常的恶意”来描述恶行为背后的、可理解的动机。因此阿伦特认为,“只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可以辨别出来的,我们可以说,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对官商文化以及模式的思考,也必须建筑在对经济制度的研究上。

    曾经当过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台湾省省长的吴国桢在《吴国桢的口述回忆》一书中谈及孔宋模式与制度的互动,他说,按照政府的有关法令来说,孔宋的豪门资本所做的一切确实没有问题,一切都是合法的,因为,法令本身就是他们自己制订的,这是因为他们有影响力,一切都是在合法的范围内做的。比如,当时没有人能得到外汇(因申请外汇需要审查),但他们的人,即孔的人是控制财政部外汇管理委员会的,所以就能得到外汇。每个人都得先申请进口必要的货物,但他们却有优先进口权,因此,尽管他们的确从中国人民的血汗中发了大财,但一切仍然是合法行为。吴国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博士,他的话很平实,却刨到了官商模式的根子。再以宋家为例,宋子文长期担任官职,而他的两个弟弟宋子良和宋子安则在商界服务,兄弟联手再加上亲信密布,制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块遮羞布或可利用的工具,在1946年3月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有人援引《公务员服务法》中“公务员不得兼营商业或公司银行的董事长总经理”之条款,批评宋子文既是行政院院长,又担任南洋烟草公司、香港广东商业银行及中国建设银公司的董事长,宋答,“到我做了官,所有董事长职务都已经辞掉了,所以说我提倡官僚资本,实在不敢当。”而事实上,他把这些职务都让给了他的两个兄弟。

    在近现代的百年企业史上,出现了三个很典型的官商,一是胡雪岩,二是盛宣怀,三是孔宋家族。他们均为当时的“中国首富”,他们的身份亦官亦商,是为“红顶商人”,其财富累积都与他们的公务事业有关。若要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五个特点:

    第一,胡雪岩在资产关系上还是比较清晰的,他的财富大多来自为左宗棠采办军购,在这期间上下其手,暗吃回扣。到了盛宣怀就官商难分了,官股私股交错在一起,用当时人对他的议论便是“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害则归公,利则归己”。而至孔宋一代,则是公开分立,私下自肥,甚至以国家名义收购,以私人身份瓜分。

    第二,他们在国家事务中担任的重要性也是日渐持重。胡雪岩不过是一个从二品顶戴的挂名道员,盛宣怀已是实授的一品大臣,孔宋更是一国行政之首脑,两人主管国家财政的时间前后整整20年。胡、盛及孔宋的资产,一个比一个更庞大,而且敛聚的效率越来越高。

    第三,制度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如果说胡雪岩的化公为私还是盗窃式的,那么,盛宣怀就已经演进到股份化了,而到孔宋手上,则是手术刀式的精致切分。他们更善于利用宏观经济制度的设计和执行为自己谋私,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重大经济政策变革、重要发展机遇,往往都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最佳时机。官僚资本的累增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论经济景气的高涨或暴跌,都是它进行扩张的机会点,它似乎只与动荡有关,孔宋财富最暴涨的时候正是国难民困的抗战八年期间。

    第四,资产的增加呈金融化趋向。胡、盛的财富大多以实业的型态呈现,特别是盛宣怀——包括稍晚于他的周学熙等人,在办实业上很有经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财富来自于社会增量。而孔宋则对实业毫无兴趣,他们以金融家的手段直接从存量的社会资产——无论是国有资本、民营资产还是国际援助——中进行切割,因此,他们对经济进步的贡献更小,正当性也更差,民愤也更大。

    第五,所得财富均“一世而斩”。因为资产积累的灰色性,导致这三大官商家族的社会名声毁大于誉,在其晚年以及身后往往面临重大的危机,胡雪岩一旦失去左宗棠的庇荫马上财尽人亡,盛宣怀的财产在清朝灭亡后遭到查封,孔宋两人更成为人人喊打的“国贼”。

    通过胡、盛及孔宋这三个案例的递进式暴发,我们不得不说,自晚清到民国,中央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力不是在减弱,而是在逐渐的加重,国营垄断力量的强化以及理性化构建成为一种治理模式,也正因此,与之寄生的官僚资本集团也越来越成熟和强悍。所以,如果不能从制度根本上进行清算,特别是加强经济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设,那么,官商模式的杜绝将非常困难。

    还有一个十分隐秘的、必须警惕的景象是,每一次对官僚资本集团的道德性讨伐,竟可能会促进——或者被利用为——国家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因为人们在痛恨官僚资本的时候往往是以国有资本的流失为对照的,所以在痛批中往往会忽略两者的互生结构。如果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么,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倒塌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崛起。在1940年代中后期,孔宋集团被清理后,国民政府的贪腐现象并未被改变,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最终成为政权覆灭的重要诱因之一,所以,何廉曾哀叹,孔宋下台,官僚资本“未伤毫末”。

    在某种意义上,对孔宋模式的反思与清算,迄今尚没有真正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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