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1949年:两陈驯沪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吴晓波 本章:第二十一章 1949年:两陈驯沪

    一切愿意新生的,到这里来罢,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在等待着你!

    国民政府上海地方法院在停止运作前的最后一个被告,是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1949年5月25日,该院公开审理荣毅仁“军粉霉烂案”。也就在这一天,解放军攻进了上海城。

    荣案是一个“乌龙案件”,从1946年11月起,荣家为粮食部代购代储军粮,并负责运输到北方战场,在辗转运输过程中,各经手官员上下其手,优劣杂混,到士兵手上,有的已成霉烂的面粉。1949年4月,国民政府监察院以“侵占公有财物”、“不计调换折扣的耗损,侵蚀利己”等罪名起诉荣毅仁,指责他把霉烂的大米卖给政府,结果导致了东北战场的失败。荣家百口莫辩,只好等待法庭审理。

    解放军进城,荣案不了了之。

    上海解放。一个叫范因克(Finch)的美国记者报道了他看到的景象:法租界内的大世界歌舞厅,本城最大的娱乐场所,树起了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人们花了好几个星期才制作成功。建筑物顶上出现了红旗,并在店铺门外飘扬。而在22年前,同样热情洋溢地悬挂着的是国民党的旗帜。有些热情的市民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旗帜,就急忙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撕去青天白日,制成红旗。欢呼雀跃、轻松舞蹈的学生们在大街上扭起了秧歌,这种粗犷的西北舞蹈正风靡大江南北。范因克最后说,“整个景象就如同带有马克思主义烙印的好莱坞电影翻版。”

    三天后,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率军攻克南京的陈毅到上海。这位比蒋经国年长十岁的大将军刚刚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他将承担安定中国最大工商业城市的重责。几乎同时,毛泽东将陈云从东北调进北京,出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管全国经济的重振与规划,7月17日,履新不久的陈云抵沪。两陈并肩,开打新中国的第一场经济战役。

    当时,尽管全国性战事已经平息,但是物价上涨势头仍未遏制。以全国13个大城市1948年12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计,1949年1月上升为153,4月为287,7月为1059,11月达5376。民间企业家对实业毫无信心,资本大多用于投机,北京、天津两市200家银行钱庄中96%的资金直接或间接从事投机活动,资本规模极为庞大。全国经济混乱的“龙头”,自然就是上海,其规模、人数、实力远非京津所能相比。就在1949年的5月前后,上海24个商品交易市场和三十多个茶会市场,也都被利用来大搞投机活动,全市二百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全部在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等投机买卖,加上金号、证券号、银楼、钱兑业,以及地下钱庄和职业性的金钞贩子、银元贩子等,全市的金融性投机活动者竟达三十万人之众。

    在疯狂的投机中,不但原来的国统区物价乱涨,连解放区也受到通货膨胀的困扰,1949年,新政府全年支出军政费用、救灾费用及抢修铁路等经费,共达567亿斤小米,而当年财政收入仅303亿斤小米,收支相抵,财政赤字达264亿斤小米。刚性支出庞大,也只好靠发行钞票来解决,人民币的发行额直线上升。一年之内通货增加160倍,到1950年2月则增加270倍。

    全国要稳定,首先物价要稳定,而物价稳定的关键,无疑就是上海。

    两陈与上海都有渊源。陈毅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就是从上海离国的,抗战期间他长期在华东一带坚持游击战,鏖战间歇,且能写出一手豪情四溢的古体诗,是共产党内出了名的儒将,他的长兄陈孟熙曾担任国民党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主任。陈云更是上海青浦人,早年在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做过学徒,也在这里练出了一手叮当作响的打算盘功夫,号称党内第一算盘手。(1981年,长期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曾赋诗描述陈云的算盘功夫,曰:“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全中国的工商业者都盯着这两位会写诗和打算盘的中共将领,上海能否被驯服以及如何被驯服,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

    在当时的国内外舆论里,有一个声音似乎是共识:共产党打仗是第一流的,治理经济恐怕不入流。日后,荣毅仁回忆说,他当时便认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也说,“中国人口在18、19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两陈此时面临的上海经济局面,与一年前蒋经国“打虎”时完全类似——是恶性通货膨胀前提下的,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的两重混乱。蒋经国的办法是,用金圆券换法币,然后用口号和冲锋枪强行弹压商品投机交易,而其结局则是惨败。这一回轮到陈毅和陈云来展现治理才干了。

    从1949年5月进城到1950年初,“两陈”与上海的投机商人围绕货币和商品,面对面地打了三次场面激烈的攻防战。

    第一仗是银元大战,金融投机商在此役中全军覆没。

    上海解放当日,陈毅就颁发布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人民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1:10万,在6月5日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上流通。因为金圆券已成废纸,所以兑换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到6月3日,收兑的金圆券已堆满了所有的银行库房,装运的汽车从外滩沿九江路排到了四川路。可是,金圆券收上来了,人民币却下不去。

    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市民对纸币失去了信心,投机商乘机炒作“黄白绿”——黄金、银元和美钞,其中银元——俗称“袁大头”或“孙大头”,指民国期间铸造的两种银元,分别因印有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头像而得名——成为主炒对象。在5月底和6月初的10天里,银元价格暴涨了将近两倍,受此影响,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随之上涨两倍多,大米和棉纱涨了一倍多,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

    解放军进了上海城,可是人民币却进不了南京路,这自然成了国际笑话。一开始,军事管制委员会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可是,10万银元抛出去,马上被投机商吃进,如泥牛入海。此时还坐镇北京的陈云意识到,我们“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他判断,如果用正常的抛售办法对抗,势必牵动全国的货币市场,造成全国游资围攻上海,形成决战的态势,不要说我方未必有那么多的银元可以攻防,即便足量抛售,局面也是大乱。所以,他与陈毅商量,决定采取断然的军事手段。

    6月8日,军管会通过报纸、电台进行阵前喊话,敦促投机商停止对银元的炒卖,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币。10日上午,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亲自出动,带领全副武装的军警分五路包围了设在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此楼建于1934年,高八层,曾是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抗战结束后,经国民政府批准登记的证券字号有234家,在全国证券金融市场上的地位极其显赫。

    证券大楼被攻占的经过是这样的:早在9日,公安局已派人化装进入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并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商家的名单。10日上午八点,200多名便衣警察按预定部署进入证券大楼,随后分五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两个小时后,一个营的警卫部队乘十辆大卡车到达大楼,对整个建筑物实行军事包围。同时,分布在楼内各场所的公安人员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刻停止交易活动,就地接受检查。当时在大楼内的人员共2100多人,从上午到午夜12点,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每一个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会后,当场扣押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审判,其余1800多人被陆续放出。

    在当时报纸上,一个叫张兴锒的金融业主成了“奸商”的典型:“他的办公室在4楼265号,外挂招牌寿昌金号,屋内单是电话机就有25部,密密麻麻的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从门外沿着天花板伸到屋外。房间内还藏着许许多多的暗号和密码,同四面八方联系。墙壁上挂着一个证明书,是由国民党财政部部长俞鸿钧签署的。在旁边则挂着一个红纸表格,好象军用地图用来指挥作战,上面写着四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在进行了如此详细的现场描述之后,记者肯定地说,“这显然是金融战线上一座奸商的前线指挥所。”

    上海证券大楼被突袭,所有的银元炒卖活动顿时停止,随后,全国各地的证券交易场所全数遭查封,“资本市场”从此退出了中国的经济舞台。而对上海来说,民间的金融活动被彻底取缔,意味着上海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功能被摘除,香港取代了它的地位。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成为了单纯的轻工业和商业中心,证券交易所重新回到上海滩,将是整整41年后的事情。

    银元大战打完后,接着上演的是纱布大战,这又关乎上海最重要的实体产业。

    “战事”的起端还是因为全国物价的动荡。根据陈云给中央的报告,1949年的前八个月,关内(除东北地区外)的货币发行额从185亿元增加到了4851亿元,增加了25倍,四季度还要再发行8000亿元,其中4000亿元用于收购棉花和纱布等物资。因此,制止物价上涨是不可能的,而且有“剧烈跳跃之可能。”果然如他所料,物价在开国大典前后,稍稍稳定了一下,从10月15日起,沪津先导,华中、西北跟进,人民币大幅贬值,物价猛烈反弹。不出一个月,京津涨1.8倍,上海涨1.5倍。在所有上涨商品中,最具指标意义的就是政府收购的纱布,而主战场便在上海。

    上海从来就是全国棉纱和棉布的生产和交易中心,与1937年相比,上海棉纱字号从60家发展到560家,棉布字号从210家发展到2231家,此次,贸易投机商集中攻击纱布,上海的棉纱价格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上涨了3.8倍,棉布上涨3.5倍,因此,拉动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扬。

    棉纱与银元不同,无法用查封全部交易行的方式来解决。陈云用的办法是增加供应,举全国之力解决上海问题。

    从11月13日起,已从北京南下坐镇上海的陈云给各地密发十二道指令。他命令长江中游的棉花和纱布中心汉口将纱布囤积并秘密东运,西北地区将陇海路沿线的纱布尽速运到西安,华北的纱布则聚集在京津;各地由政府控制的贸易公司,暂时停止交易,将纱布调集到中心城市待命;各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全数暂停支付,由中财委统一掌握;同时,电令人民银行总行及主要分行,除特殊许可外,一律停止所有贷款。陈云的这些指令都在第一时间上报中央,周恩来在电报上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毛泽东历来有晚睡习惯,对此事十分关注,每件必复,宛若在指挥一场决定生死的军事战斗。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准备,大量物资集结完毕,两陈掌握了充足的纱布,于是开始发动总攻击。陈云在战前还告诫说,“如出现市场大乱的情况,只要我们确已紧缩货币发行,物价指数已涨达两倍则不必恐慌。那时,粮、油、盐等照正常门售量售出是需要的,但过多的抛售则不必要。”

    11月25日,陈云命令全国采取统一步骤,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和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抛售纱布。

    开始时,上海等地的投机商一看有纱布售出,即拿出全部资金争相购入,甚至不惜借高利贷,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几乎没有人因为囤积物资而吃过亏。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号称“日拆”,几乎陷入疯狂。然而,这一次他们碰到了真正的对手,各地的国营花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投机讲究的是买涨不买跌,投机商眼看国营公司的纱布汹汹然的抛出,似乎下定了死战的决心,便先有了怯意,而他们又是一盘没有组织的散沙,如何与一个强悍的国家机器对抗。于是,有人预感到大事不妙,开始悄悄抛出手中的纱布,这消息立刻以瘟疫的速度散发开来,市场局面顷刻间发生可怕的反向翻转。纱布抛得越多,市场行情就跌得越惨,一切如大江东流不可抵挡,上海的纱布价格竟在一天之内腰斩了一半。

    两陈仍然穷追不舍,他们又发出三道指令,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国营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民营企业家贷款;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同时在这几天里加紧征税,税金不能迟交,迟交一天,就得罚税金额的3%。有人跟陈云说,这些招是不是太狠了?陈云说,不狠,不这样,就天下大乱。

    数招并下,投机商两面挨打,资金和心理防线同时崩塌,顿时溃不成军,不得不派出代表要求政府买回他们吃进的纱布,两陈乘机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进。经过这番交手,上海的商人元气大伤,有人血本无归,有人因应付不了“日拆”而跳楼自杀,有人远遁香港。

    两陈在纱布大战中表现出来的战略能力,让国内外舆论颇为惊艳,他们采用的战法来自毛泽东屡战屡胜的军事思想,即“每战必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打无准备之战”。目睹此役的荣毅仁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两陈的策略运用还让很多原来看不起共产党的经济学家心悦诚服,当时也在上海的民主人士章乃器在《投机商人赶快洗手》一文中写道,“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却是那样的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膨胀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检讨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十一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为例,十一月十三日的行市是每匹十二点六万元,比较十月三十一日的五点五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师兵就可以发挥出来两师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敌制胜了。”

    纱布大战刚刚鸣金收兵,两陈很快转入到第三战,粮食大战。

    1949年秋季,华北粮区遭天灾,庄稼歉收,原本就紧绷的粮食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筹划纱布大战的时候,陈云就非常担心北方的投机商集中攻击粮价,如果布粮同涨,南北一起开战,将两面受敌,局面难以收拾。他想出一计,在10月20日急电东北,要求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天坛建仓存粮,而且每天必须增加席囤。这一计谋果然非常有效,北方的粮贩子们看到政府手中有粮,而且日渐增多,便不敢轻举妄动。等到纱布战事抵定,他转头专攻粮食。

    当时上海的存粮只有八千万斤,仅够市民二十多天的口粮,防守力量非常脆弱,各大城市也都面临粮荒。粮食交易市场历来在春节休市,正月初五开盘后会一波行情,俗称“红盘看涨”。上海的粮商们都把眼睛盯在那个开盘日,在整个十二月,他们大量囤进粮食,把全部资金都压了上去,眼看,这将是一场最后的豪赌。

    12月12日,中财委召开全国城市供应会议,对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进行具体部署。在上个月,陈云已经要求东北每天往京津地区车运粮食一千万斤,此次更是命令从四川征集4亿斤支援上海,同时要求华中、东北在短期内运粮济沪以应急用。他担心这些粮食还不足以应战,又向中央报告,准备向国外增购4亿斤大米。很快,他在上海周围完成了三道防线的部署,第一道是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现有的存粮,第二道是从江苏、浙江和安徽急速运粮,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据他的计算,这三道防线合在一起,政府掌握的周转粮食大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京津、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

    正月初五到,粮食交易市场上“红盘”开出,出乎所有投机商的预料,粮价不涨反跌,而且连续数日下跌。上海广泛开设国营粮店,持续抛售两亿多斤大米,投机商不得不跟进抛出,损失前所未见。

    经此三役,上海的物价开始日渐企稳。自1937年抗战开始以来,困扰了中国经济十二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被陈云遏住。到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的物价基本上稳定了下来。毛泽东对上海的经济战役评价很高,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回忆说,有一次,他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说,陈云同志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接着,他顺手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能”字。毛泽东熟读古书,这次他借用的是三国诸葛亮的一个典故,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评价爱将向宠时说,“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

    比较两陈驯沪与经国“打虎”,可以看到两个政权的不同:一是政局稳定,事有可为,二是全国一盘棋,以集中供应来打击投机,三是行政效率超高,绝对没有官倒贪腐。

    银元、纱布和粮食三战打下来,两陈打出了威风,也牢牢地握住了上海经济的主动权。与此同时,如何恢复经济以及如何管理这座城市的工商业成为新的关注焦点。

    当时面临的局面十分棘手:上海工业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家工厂中只有三分之一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八成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上海工业产值74%的轻纺业,既缺原料又无销路,陷于半瘫痪状态。实业家们更是人心惶惶,骑墙观望,谁也不敢扩大再生产。工商矛盾空前激烈,工人视业主为“反动派”,有人甚至认为,应该象土改一样,把工厂的资产直接分发给当家做主的工人们。

    7月24日,就在陈云抵沪的一周后,上海遭到三十年未遇的特大台风袭击,海堤被冲毁,黄浦江江水倒灌,市区受淹,连市政府大厦都水深过膝,大量档案、税票和凭证被水浸毁。在市政大厅里,一个34岁的青年共产党干部带着一群人,用脸盆和木桶把水清倒出去,然后将浸湿的档案一份份地晾晒烘干。与所有身著黄土布军装的同事们不同,他穿着一条吊带裤,这在朴素而农民气质很重的共产党干部中非常的刺眼。他叫顾准,是新上任的上海市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

    这是一个瘦高个的、带一副深度黑框眼镜的上海本地人,他出生在南市区顾家湾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开过一家棉花行。他十二岁就进了中国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立信当练习生,在这里一干就是十三年,成了一个娴熟的会计学专家,他编写的《银行会计》一书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并被之江大学、沪江大学聘为会计课教授。顾准于1935年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1940年他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工作,担任过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山东财政厅厅长等职,上海解放后,他回家乡出任重要的财税局长一职。据当时的上海市民回忆,1949年前后,沪上最出名的共产党干部有三个人,除了陈毅市长之外,一个是公安局局长杨帆,还有一个就是顾准,原因是“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他们贴出来的治安和征税布告。”

    如果说对投机商人的清算,遏制住了通货膨胀的势头,那么,要真正解决经济问题,则有待于实业的恢复,它的难度一点不逊于前者。顾准采取的办法是“尽快扶植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培养税源,打击偷税漏税不法行动。”在他的两年任期内,完成了三项很重要的、对全国工商业治理起到了试验性效果的工作。

    第一项是重建征税制度。

    自晚清到国民政府时期,税制管理一直十分混乱,偷逃现象很严重,逃税越多,税率越高,税率提高,逃税更厉害,形成了恶性的循环。顾准实行的是“轻税重罚”办法,为了避免大的动荡,他基本上延续了国民政府的税制体系,同时则废除了一些民愤很大的苛捐杂税,譬如保卫团费、保安特捐、新兵安家费等等,取消了有重复征收性质的11项捐税,此外陆续颁布了开征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等9种地方性税种的暂行办法。由于数年的通货膨胀,工厂的帐面资产与实际值发生了严重的背离,为合理征税带来了严重的困扰,10月,顾准公布了一项规定,允许私营企业按当时人民币物价重估全部财产价值,从而改正帐面资本额,使之接近实际状况。这个办法一公布,受到实业界和会计界的欢迎。

    为了保证税收的征缴,他借鉴苏联的经验,创造性地设计了财税专管员制度,用他自己的描述是“全市组织若干个分局,每一个区分局下按地段建立稽征组(后改称税务所),稽征组的每一个税务员专管若干个纳税户。”他对上海的纳税户进行了普查,共查出漏户2.1万个,实得工商纳税户10.78万个,全市设20个区税务局,建立96块专户管理区域。顾准设计的这套税务专管员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顾准在上海的征税工作很有成效。1949年5月到12月,全市的财政收入只有498万元,处于严重赤字状态,根据上级命令,上海必须在1950年的第一个季度通过发行公债和征税的办法收上3000万元。顾准采取了严查重罚的手段,他回忆说,“这种逃税处罚和公债征募同时进行,即使确有税法根据,也可以把逃税户弄得破产。于是,上海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工商联、协商会议等大提抗议,一方面也进行非法抵抗——这一两月中,我收到一大堆匿名恐吓信,以致公安局为保护我的安全起见,给我配备了两名警卫员。”

    顾准所说的抗议者中就包括实业大王刘鸿生。他留在上海的过程颇为曲折,他的第六个儿子刘公诚是共产党员,一直劝告自己的父亲留在上海,1949年4月,就在南京被攻克的日子里,刘鸿生在解放区电台里听到了一则专门针对他的广播,“请刘鸿生先生留在上海,不要走。解放军保证按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保护刘氏所有工矿企业……”当时,刘鸿生的居所已被国民党上海社会局监控,他被强行胁持到香港。上海解放后,刘鸿生父子避开国民党特务监视,深夜乘太古邮轮离港,先是在北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得到“共产党将保护民族工商业者的私人财产、民族工商业者可以保留过去生活”的承诺,接着回到上海重新管理所有家业。他的回国在全国工商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财经经济委员会委员。此次,顾准的查账重罚还是让他颇有点吃不消,他直接给陈毅写信发牢骚说,公债买了十几万元,现要交款,还要纳税、补税、发工资,存货卖不动,资金没法周转,干脆把全部企业交给国家算了,办不下去了。

    尽管遭到部分商人的抵制,顾准的强制手段还是起到了效果,据《上海市财政税务志》记载,1950年全市的税收收入达到6416万元,比上年增加12.8倍,为舒缓全国财政的紧张作出了重大贡献。(1953年3月1日起,发行新版人民币,新旧币的比价为1元比1万元。此处用的是换算过的新币值。)

    顾准的第二项重要试验,是在中财委的统一指导下,重构了上海的产供销体系。

    对私人工商业进行国有化改造,是一个既定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的特征之一,那么,如何改造,从哪里切入,却是一个很有技术性的命题。陈云的思路是,从流通入手,通过垄断生产资料供应和产成品销售的方式对制造业进行控制。从1949年10月起,中财委就着手建立三个全国性的贸易公司,一是全国性的纺织公司,负责纺织原料和产成品的供应与销售,二是全国性的土产公司,负责各地特产的产销,三是将华北贸易总公司改组为11个专业公司,其中以内地调剂为主的有粮食、花纱布、百货、煤铁和盐业,出口为主的有猪鬃、土产、皮毛、油脂、蛋品,此外设立一个进口公司,各专业公司均按经济区划与交通要道在中小城市设立分支公司,资金和干部统一调度。

    对每一个重要的原料领域均进行国营化垄断,私人企业均不得从事流通业,违反者被视为“投机倒把”。据曹锦清的研究,江浙一带从1950年4月起,在各县成立供销合作社,统一代理春秋茧的收购业务,私商被禁止向村民收购,从此截断了上海各私营纺织企业的原料供应渠道,迫使它们只能接受国家的加工订货业务。

    当原料供应、产品销售被卡住,再加上金融业的彻底国营化,两头一夹,中间的制造企业自然就无法动弹,成了一块被压扁了的“夹心饼干”,计划经济的宏大构架因此胚胎初成。陈云认为,对流通的控制——包括商品流通和金融流通,“是逐步消灭无政府状态的手段,通过这种办法,把他们夹到社会主义”。这个庞大的商品供销体系一直运作了几十多年,它在早期对共和国经济的重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随着时间的延续,其内在的体制障碍也最终成为经济运作低效率的根源,事实上,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流通领域的突围开始的,也即是对这一体系的瓦解,“投机倒把”这个罪名在1997年从《刑法》中取消。(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体系,必须建立在生产资料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开放前提之下。在这一个意义上,一直到2009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仍在艰难的进行中。)

    陈云认为,要稳定物价和牵住全国产业的牛鼻子,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也就是纱布、大米和煤炭,其中就工业而言,最受关注的当然就是纺织业。它的产值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左右,而且在这个领域中,民营资本的力量最为强大。所以,在对全国流通市场实施计划管制的时候,它成为第一个对象。早在9月24日,也就是上海纱布大战前的一个多月,中财委召开了全国棉花收购和调配会议,这是建国后的第一个大宗商品计划调配会议,会议对全国各地当年的棉花种植面积、年成、收获量,各地区公私纱厂纱锭数、粗细锭子的比例、全年需棉量群众自用及手工纺织全年需棉量,各地区当年收购棉花的具体计划及部署情况,现有收花机构之组织状况及干部数量,私人棉商及小贩收棉花的情况,各地区棉纱棉布全年需要量等情况进行了一一的排查、分析和计划。这样的棉花大会形成为一个每年必定召开的制度。到12月,中财委又组织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粮食会议,新华社对此进行报道的电讯标题是《中国粮食史上的创举》。

    在全国的粮棉源头被控制住后,各大城市随即建立起相应的计划管理体系。上海的带头效应当然最受关注,顾准很快行动起来,他成立国营的花纱布公司,私营纱厂不得再自购棉花,自销成品,所有产品均实行统购统销。为了与花纱布公司配套,他自下而上建立了大批国营的供销合作社,还把全市的私营运货车全部取缔,新组成了一个上海搬运公司,它成为交通运输局的前身。他在自述中写道,“国营商业控制了重要物资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使得煤炭、建筑材料、粮食等项的私营零售业无法照旧继续下去,国营商业不得不扩大到零售商业范围中去,华东商业部分出一部分力量,组织了几个零售公司,交给上海市管理。以上趋势,还在急速发展,不久就扩大到建筑业范围中去了。”

    据计泓赓在《荣毅仁传》中的记载,全国性的棉纱统购政策是在私人企业家的参与和配合下制订出来的。1950年底,纺织工业部在北京开会,会议期间,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和全国工商联的沙千里、吴雪之邀请赴京开会的荣毅仁在南河沿全国政协俱乐部吃饭,席间,荣说自己正在琢磨一个问题,他说,“我正在想,搞工业的最好让他专心搞工业,着眼生产,贸易的事由国家来搞,比如商业部吧,就专门搞商业。”谈着谈着,你一句,我一言,就谈出了一个统购棉花的主张,大家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一时兴起,就大喝其酒,荣毅仁那时很能喝酒,一杯又一杯地下肚。这次闲谈后的第三天,陈云约见荣毅仁、刘靖基、王志建等五名上海私营棉纱厂的老板们谈话,听取具体的意见。在纺织工业部的会议闭幕式上,陈云说,“工商界人士提出棉纱统购的意见很好,我们赞成。”1951年1月4日,中财委颁布《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凡公私纱厂自纺的棉纱及自织的棉布,均由国营花纱布公私统购。商业部为此规定了棉纱的分配、销售、加工办法,这样,私营棉纱厂的生产就完全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

    当这一严密而广泛的国营计划管理体系建立起来之后,所谓的纱布大战、粮食大战便成绝迹。

    顾准的第三项重要试验,是创造性地驱赶了所有的外资公司。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外资企业显然成为了新经济体制的“不适应者”,它们将如何退出是一个广受关注的事情。

    顾准用的办法是提高土地使用的税率,把外资公司一一逼走。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做法:“1949年上海接收后,我们利用194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搞起来的地价税,加重税率,对私有土地按估定地价比例征税,国有土地当然是不征税的。征收地价税,谁都提不出反对理由,可是严格征收的结果,凡是地价昂贵土地上的房产收入,都抵不上应付的地价税。仅仅一年多,即到1950年至51年冬春,许多外国资本家都宁愿把房地产抵交欠税,自己则悄悄溜走了。”他举例说,“上海有名的沙逊,把南京路外滩的沙逊大厦(现在的和平饭店)和旧租界的华懋饭店(现在的锦江饭店)抵交欠税后离开了上海。许多外商银行、地产公司、重要洋行,上海才解放时还赖在上海不走,经过1950年春的罚款和一年多的地价税,也纷纷关门溜走了。”(沙逊:晚清至民国期间,与汇丰、麦加里(渣打)、太古齐名的四大英资集团,由英国沙逊家族创建,1949年之前是上海最大的地产商。)

    他最后总结说,“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没收政策,我们却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

    顾准独创的“逼走法”很快被推广到全国各城市,外资企业相继离开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尽管颇不情愿,但仍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以当时最大的烟草企业英美烟草为例,它的资产通过协定计算的方式被转让给中国政府,根据这一协定,英美烟草的资产价值与其未支付的捐税和债务相等,也就是说,它离开中国的时候,没有带走一台设备,据该公司估算,这一转让在公司帐目上损失了5000万英镑。另据美国学者高家龙的计算,在半个多世纪里,英美烟草在中国获利不少于3.8亿美元。

    那是一个激情荡漾的革命者的年代。上海自开埠以来,百年以降,从租界的英法洋人到清帝国大臣,从蒋介石政府到汪精卫政府及日本占领军,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管理者。

    他们年轻,风华绝代,充满破坏和重建一切秩序的勇气,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所有的热情都是为了无比热爱的国家,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自己的私利,因而根本不可能被任何利益收买。年轻的财税局长顾准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典型,他每天奔波于上海的各个角落,不断地拟定各种各样的布告和公文,与大大小小的私营业主周旋协商,他在立信会计事务所时的老同事严松龄回忆说,“他还是那个瘦长个子,穿一套不合身的军服,桌上放一只大公事包,一罐香烟,说话态度极其谦和诚恳。”所有的市民和工商业者,对这样的革命家既敬又畏。

    不过,事实的真相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在当时的新上海管理者中,还是有人对即将生成的新经济制度产生了微妙的疑惑,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人居然不是别人,竟就是顾准。这是一颗悲剧的种子。

    顾准是一个忠诚的、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的革命者,同时也是顶级、冷静的会计学专家。早在山东当财政厅长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公营企业存在的一些弊端,而让他头痛的正是他的专业所在,他说,“国营企业财务管理是我们财政工作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一开始,他就对国营企业可能存在的管理弊端产生了警惕性,这成为顾准反思国营企业制度乃至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起点。

    此外,他在上海采取的一些务实的治理措施也遭到了质疑。譬如,他公布的“按人民币物价重估私营企业资产”的办法,尽管受到工商界的欢迎,但是却遭到了中央财政部的严厉批评,被认为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开辟了合法逃税的门路。这也成为顾准在两年后被免职的重要诱因之一。他在1969年的《顾准自述》中写道,“我对此没有作过什么申辩……如果不允许私营企业重估资本,累进税率的所得税客观上是行不通的。因此,我现在还认为这一措施是必要的。它不是一项政策性的措施,它不过是改进经济计算的必要技术措施,也没有开辟什么合法逃税的门路。”

    顾准对“政策”与“技术”的理解是天真的,在一个革命的年代,任何一项“技术”事实上都服务于、以及被解读为一种意识形态,他将长期地困顿于这种逻辑之中,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事实上,类似顾准式的困惑并非是仅见的。计划经济理念与市场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存在,它一直无法化解,而终成“体制之痼”。

    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专门委员的冒舒醔回忆过一则往事。1950年初,上海缺粮缺煤,整个城市一度面临瘫痪的危险,陈云邀集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等一批财经专家,专门研究解决粮煤运输等问题。专家们认为粮食可用铁路南运,而运煤量大,需要海运,因而,力主利用外商的轮船运煤,并认为这是能够解救上海等南方大城市“燃煤之急”的惟一方法。但利用外船运煤,当时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认为这样做有“卖国”之嫌,陈云一时下不了决心。专家们进一步解释说,这些船的船东有不少是中国人,挂的不是英美国旗,而是巴拿马等小国的国旗。中财委商业处处长姚依林在会议室内来回徘徊,他对陈云说道:“我们就‘卖’一回国吧!船还是中国人的船,钱也是中国人赚。”这样,陈云才把用外国轮船运煤的事确定了下来,上海之急稍解。

    在改朝换代的大时刻,顾准式的疑窦及是否用外轮运煤的徘徊,是微不足道的。因为,革命正面临更严峻的挑衅和困难。上海还是一块不平静的土地,1950年2月6日中午,从台湾飞来的战机四次轰炸上海闹市区,一千多间房屋塌坏起火,500多名市民被炸死,杨树浦发电厂被炸毁,全市停电。在这一年的春季,尽管通货膨胀的“野马”被驾驭住了,但工商业的萎缩迹象仍然在加剧,4月份的大米和棉纱的批发市场交易量比1月份下降了83%和47%,大百货商店的营业额减少一半,中小商号少了90%,到4月份,全市倒闭的工厂有1000多家,停业的商店2000多家,出现了20万失业工人。陈毅市长六次致电中央,呼吁紧急支援。而全国的情形与上海类似,14个大城市在整个春季倒闭工厂2945家,16个较大城市半停业的商店合计9347家。尽快地恢复生产成为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在中国北方,新的战争变数发生了。

    1950年6月,朝鲜爆发内战,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地位,立即出兵干涉。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并很快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10月初,中国政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就这样,才诞生一年的新中国与新晋的全球第一强国直面交战。这场战争持续了两年九个月的时间,它最终改变了亚洲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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