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准备，建立功勋，要把敌人，消灭干净，为着理想勇敢前进，为着理想勇敢前进，前进。

    ——郭沫若《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1950年

    1950年8月10日，北京。四川船王卢作孚与交通部部长章伯钧签署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毛泽东说，公私合营“要学习民生公司的榜样”。

    有关资料显示，民生的“公私合营”是卢作孚主动提出来的。早在1949年，卢作孚一度避居香港观望，他带走了价值达5000万美元的18只轮船，他的留去成为一个很微妙的焦点。在那段时间，民生公司的经营陷入了困境，公司亏空达170亿元，举步维艰，连发职工工资都极为困难。总公司主任秘书郑璧成被拘押，原因是“因不得已之原因，保存战犯杨森（曾任国民政府四川省省长）衣物”。卢作孚思量再三，决意回到大陆，3月24日，他通过公司驻北京代表何乃仁向周恩来第一次提出了“公私合营”的议题。

    6月10日，他离港赴京，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京期间，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多次约见他，就经济建设问题、交通和航运问题进行长谈。有一次，凌晨两点钟，周总理给他打来电话，要立即约见，接着便派车来接，一直谈到东方既晓。卢作孚还两次参加毛泽东主席举行的便宴。宴上，他都与毛主席同席，并且紧挨其边。

    卢作孚主动提出“公私合营”，与当时的形势和他一贯的理念有关。一方面，他希望以合营的方式让民生走出困境，在协议书中，政府投资作为公股，帮助民生公司渡过难关，公股代表只参加董事会，并不直接参加公司具体运作。另一方面，他一向有为社会办企业的思想，从投身实业到经略北碚，他始终抱持着乌托邦式的实业理念，而这与公有制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协议书签署后，周总理曾两次力邀卢作孚留在北京担任交通部的负责工作，他则执意回川。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从来只是一个本色而寡言的企业家。

    卢作孚的归国与民生的“公私合营”，在当时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正是，新政权对民族工商业的基本判断与做法，这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观察，一是政治上的定义。二是接收的办法，三是政策的设想。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在阶级属性上，企业家是有产阶级——更多的时候被称为资产阶级，它与无产阶级是对立的，是需要被革命和改造的对象。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份《党纲》中就明确写道，“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不过，如何进行革命和改造，则有不同的路径。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采取的是坚决消灭资本家的做法。（对比苏联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发现，前者比后者要激进得多，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时，是一步到位式的“彻底革命”，对资产阶级从企业组织到肉体进行彻底的消灭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1990年前后），也是一步到位的“休克式疗法”。中国的经济改革则有鲜明的渐进特征。）中国的做法与之不同。

    早在1934年，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撰文认为，“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他认为根据地的国民经济应该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方针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中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

    1948年9月，在即将取得全国政权之际，毛泽东的观点依然与上述的阐述保持一致，他指出，在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随后他认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将成为新中国的五种经济成份之一，但这种经济成份并不是可以无限制发展的。资产阶级迟早会被“消灭”掉，不过在他看来，这个过程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在194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中共领导层达成共识，认为，“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观点，要犯左倾的错误。”毛泽东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

    建国前夕的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地表述说，“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1950年4月，他更指出了新中国当前的“三大敌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在同年6月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他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这一系列讲话表明，在1950年前后，民族资本主义被看成是一个需要团结和利用的阶层。后来我们将看到，随着形势的衍变，他一步步地改变了这样的观点。

    正是基于清醒的政治判断，共产党在夺取了政权之后，对民族资本的接收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办法。据建国初期与陈云一起负责全国财经工作的薄一波回忆，在攻克北平和天津之后，毛泽东专门同他进行了一次很重要的谈话，他嘱咐，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毛泽东主要警惕的有两点，一是不能变成三百年前的李自成，因狂欢贪腐而自我毁灭，二是不能变成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把接收变成“劫收”，得了天下的同时就失了民心。

    当时军队进了大城市，的确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景象，如哄抢物资、破坏设施，任意处置有产者等等，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中严厉地批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中财委据此规定了“十六字”接收办法：“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对于民族工商业的基本做法是，“当我们还没有能够定出一套更合理更有效的制度来代替旧制度中某些不合理或过时了的东西时，宁肯不轻举妄动，以免影响生产组织，发生无政府状态。”这显然是一种务实的工作策略，因此，与四年前的“接收大战”相比，新中国的进城接收要有序和有成效得多。

    再说进城接收之后的政策设想。其基本的逻辑是，迅速确立国有化为主体的计划经济治理模式，同时兼顾民族资本集团的利益诉求。

    以所有制区分的方式来治理产业经济，这种独特的模式从一开始就被确定了下来。1949年5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的文件中，就对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建制进行了规划，其中要求，在中财委内分别设立中央计划局、私营企业中央事务局、合作事业中央管理局、外资企业中央事务局，这些机构的职责便是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给予不同的政策管制，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政策安排。

    1950年初颁布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充分体现了不同所有制的政策区别，譬如，国营工商业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货物不需纳税；委托私营企业加工只就工缴收益按工业税率纳税，私商为国营企业代购代销产品，按实际所得的手续费征税；新成立的供销合作社免纳一年所得税，营业税按2％的税率征收，并打八折；新成立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免纳营业税和所得税三年，等等。在今后的六十年里，这一模式虽经数次微调，机构设置及治理权限多有变化，但是国营优先的总体逻辑一直延续未改。

    在这样的宏观政策环境中，私有化资本已经处在一种被边缘化的、很尴尬的境地，如何安抚民族资本家，以及让激进的工人阶级认同这种过渡，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这方面，早年就与李立三、张国焘等人从事工人运动、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1948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分析认为，在当时的工业体系中，国营经济的成份比重仅占34.7％，私营工商业还有很大的权重，因此，恢复和发展生产，不容忽视后者的能量。为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对于那些不危害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还要允许其发展。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我们与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可搭伙10年至15年”，如果过早消灭了，“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他请来的”。

    1949年，天津解放后，一些工人和店员象农民发土地一样地开始分商店、分工厂，在短短一个月里发生了53次清算斗争，私营业主大为惊恐，企业开工不足30％，全城因此有上百万人失业。天津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此城一乱，波动整个北方地区。于是，刘少奇亲赴天津做思想工作，他例举当时的不正常景象时说，“进城了，敌人看不见了，就把眼睛盯准大肚皮的工商业家，把子弹朝他们打来，象农村分田地一样，要分工厂、汽车、洋房、机器；或向他们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或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或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的坏，不说他们的好；干部、工人不敢接触资本家，否则就是立场不稳。总之，只强调斗争的一面，不强调联合和利用，以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这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行为。”刘少奇明确表示，“中国不采取苏联、东欧推翻资产阶级的流血方式，而采取民族资本家与我们一起走入社会主义的方式。”

    5月2日。刘少奇邀请天津的128位民族资本家座谈，发表了日后很出名、也引起巨大争议的“天津讲活”，在这次讲话中，他提出“剥削有功”。他说，“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抹杀这个事实。骂是骂，而资产阶级这个功绩还是有的。从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说，是功大罪小。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还在年轻时期，还可以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当前我们要求工商界发挥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力，建设新中国，这正是你们为国建功的机会，你们应该努力，不要错过机会。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资本主义剥削是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恢复和发展生产，除国家之外，还有私人的；国营与私营之间，可能有竞争，但政府的方针是使国营和私营合作配合。既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要采取限制政策，以避免旧资本主义前途。公私兼顾是限制，劳资两利也是限制。”

    他还指着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斐卿说，“你现在只办了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8个、16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国家下命令，你就把厂子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行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16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总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总经理，因为你有功，国家再交8个厂子给你办，—共24个，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还要相应地给你高的地位。可是你得要办好呵！你干不干呢？”宋斐卿应声回答说，“那当然干”。

    刘少奇在天津的这番讲话，确乎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企业关闭急剧下降，开工率上升。到6月份，天津新开张的厂店达1160户，而停业的只有27户，该月的财政收入比前一个月增加1.5倍，到9月，天津的进出口总值达到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

    刘少奇在天津初步形成了“合营过渡，和平赎买”的观点，也成为1956年之前的一个政策方向。

    建国初期，民族资本集团受到了比较温和的待遇。在国家治理团队中，共产党外的民主人士也拥有相当的比例，在第一届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的34个部长级名单中，党外人士占了14人，其中，涉及经济的部门首长有一大半来自党外，譬如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等，1952年新建粮食部，部长是章乃器。

    尽管没有被彻底“消灭”，但是，随着证券交易市场的取缔、商品流通领域的国营化管制、税收上的所有制倾斜，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矮化，使得民营资本集团早在1950年就已经非常的虚弱了。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讲述了一个细节，1950年2月，也就是上海的粮食大战平息之后，中财委曾担心民间商人会展开一轮新的攻击，便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商议对策，拟定了“四路出兵”的策略，即加紧征收税款和公债款，督促企业主发放工人工资而且不准关厂，公营企业现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薄一波回忆说，当时“估计可能会遇到资产阶级的抵抗，要打几个回合。实际上，他们已无力再较量，三四月份，我们看到势头不对（市场过紧），收兵回营，已经来不及了。”来不及的后果是，因供应和需求的同时锐减而出现了全国性的市场萧条，上海市长陈毅向中央报告，上海人心浮动，匪特乘机活动，市面上发生了吃白食、分厂、分店、抢糕饼、打警察、聚众请愿和捣乱会场等一类的事件。

    5月，华北局对石家庄、大同和张家口等14个城市的企业情况进行调查，在专门报告中概括了八个方面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公私企业的实际状况。

    其一是，国营商店和合作社经营的商品范围过宽，数量过大，有垄断一切的现象。在粮食、棉花、纱布、煤炭、煤油、食盐等几种主要商品上，国营的营业额高达80％左右。有的商品在某些城市甚至达到100％，其他日用品，国营商店和合作社也广泛经营，抢夺私商的阵地；

    其二是，在价格政策上打击私营工商业，表现在批发价格与零售价不分，私营零售商无利可图；地区差价小，私人长途贩卖赔钱；代销手续费低，代销商不满意；原料与成品的差价小，工业利润低，造成一些私营工厂倒闭；

    其三，税收重，税目多，手续繁，加上认购公债的人物也重，私营工商业难以承受；（各地私营企业税负有不同，不过，偏高偏重是一个存在的事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档案显示，1951年对天津10家大私营工厂的调查表明，所得税占赢余总额的39.4％。在江苏常州，染织业的所得税占其总收入的60％。上海市1951年对18家典型户的调查发现，其实际赢余为2006亿元，缴纳的所得税为1127.29亿元，占实际盈余的56％。）

    其四，在金融政策上，公营贷款一般占80－90％，私营贷款则比重过低小，而且还款事件限得过短，资金周转不过来；

    其五，在原料采购、分配上，对私商的限制多。天津私营纱厂采购原棉，花纱布公私只准它买次品的棉花，并限制采购数量。太原私营铁厂需要的钢筋，不允许在市场上自由选购，必须以高价从国营单位进货；

    其他的问题还包括，不允许遇到困难的私营工厂降低工资，在商品已经滞销的情况下，国营贸易只吐不吞，放弃调节市场的责任，在加工、订货和成品收购上条件苛刻，私商得到的利润低，有时公方还不守信用。

    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说，“华北如此，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这类问题。我们工作中发生的这些缺点、错误，使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疑惑和不安，一些从香港回到上海的资本家，这时有的又跑回香港去了，湘鄂赣和武汉市的工商业者说，你们的贸易公司、合作社一起挤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前途！”

    就在5月20日，刘少奇再度重申了他的宽容政策，他说，“在今天及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合作社和国家商业是不能完全代替私人商业的。私人商业在相当广大的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大量的商品还要经过商人的手送给消费者和生产者。因此，这些直接间接经过了商人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获得者，就还不能免除或不能完全免除商人的中间剥削。而在目前，企图用国家商业与合作社商业去全部代替私人商业的思想，那就是一种错误的‘左’的思想，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的。”

    时间到1950年的秋天，随着朝鲜战事的展开，全国民众一致对外，国内矛盾缓解。这场冒险的战争共消耗各种物质560多万吨，开支战费60万亿元，在经济领域产生了刺激生产的强大效应。（1951年末的物价水平：1斤豆油的零售价格为3500元，1斤大米为1270元。）

    12月，政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管理条例》，这从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营工商业者，提高他们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作用。据统计，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汉、北京、天津等10个大城市私营工商业达3.2万家，是该年第二季度开业户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又增加了11.9％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私营工业发展也较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营工业的职工增加了8％，总产值增加25％，资金增加10％，利润的增加更是惊人，同比增长达到146％。

    全国民众以无比的热情支援朝战，据1952年2月《进步日报》报道，截至1951年底，全国捐款5.02万亿元，折合战斗机3349架。海外华侨的捐助总额超过一亿美元。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土地改革全面展开。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决定从1950年冬季开始，用两年半或三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分期分批地完成土地改革。土改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各地政府派出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建立农会，组织农民向地主阶级开展斗争。到1952年底，全国大约有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它一些生产资料。

    日后的事实表明，这一次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是一个过渡性事件，四年后，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土地从农民手中转回为国有化，中国的土地所有制经历了“地主－农民－国家”的演变轨迹。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的财产权基础，对人们投资和经营私人财产和企业有根本性的影响。

    从1951年12月开始，一场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它的起因有两个，一是中央对党内腐败的警惕，二是为了增加税收。

    “三反五反”是两个领域的斗争，三反运动是在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始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五反则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始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它们前后跟进，互为钩联。

    率先展开的是三反运动，它以打击党内腐败分子为主题，也称“打老虎”，贪污一亿元以上的被叫做“大老虎”，一亿元以下到1千万元的叫做“小老虎”，在一年多时间里，查出大小“老虎”10万多人，贪污总金额6万亿元，其中，判处有期徒刑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死缓和死刑者分别为67人、9人和42人。其中最为轰动的是，在1952年2月，公审枪毙了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时年35岁）和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时年37岁）。刘、张两人都是30年代初就入党的老党员，战争期间功勋卓著，建国之后迅速蜕变，据调查，两人共盗用公款171亿元，勾结奸商倒卖钢材，使国家财产损失21亿元，克扣建塘民工的口粮获利22亿元，此外还贪污挥霍了3.7亿元，总计217.7亿元。他们在保定市召开的两万人大会上被公开审判，然后执行枪决。曾有人为“刘张”向毛泽东主席求情，毛答，“是要他俩，还是要中国？”

    就在党内展开“三反”运动后不久，中央又决定在大、中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始“五反”运动。

    “五反”的目的，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有明确的表述，他说：“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定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

    如果说，1949年底发生在上海的三次“经济战役”，是新政权对民间资本的一次战略性反击的话，那么，两年多后的这次“五反”运动则是全面的主动出击。毛泽东在3月指出了运动必须达到的一些具体目的：“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争取中间分子；控制同业工会与工商联合会；解散资本家秘密结社；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追回国家的大部分经济损失；在大中型企业建立党组织。”这充分表明，五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更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是对私人资本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一次“刨根”。

    当时的报纸对资本家的“五毒”有铺天盖地的报道。据京、津、沪等9大城市被审查的45万多户私营工商业统计，犯有不同程度“五毒”行为的占总户数的76%，其中上海为85%，北京90%。另据抽样调查，天津1807家纳税户中，偷漏税者占82%，上海351家纳税户中，偷漏税者占99%，其偷漏税额一般占应付税款的50%，有的高达80%。一些被披露出来的事实很是让普通公众气愤，如天津40多家私营铁工厂用废料、次料为志愿军制造的17万多把镐、锹，运到前线后，一用就坏，影响了工事修筑。武汉福华药棉厂奸商李寅廷承制志愿军急救包时，把从国家领来的好棉花换成烂棉花，使受伤的志愿军战士致残致死。

    在运动中，各地纷纷采取了清算大会、批斗大会等形式，普遍出现给资本家戴“高帽子”和进行体罚的现象。薄一波记录说，“有些工厂商店的工人、店员在诉苦中大声痛哭，检查队女同志亦跟着流泪，群情激愤，和日本投降后华东农民诉苦复仇运动的情形有些相像。经过诉苦后，一个工厂一个商店的统一战线即可形成，即可迅即转入五反。”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档案中有一份上海市的总结报告显示，当时投入运动的上海职工达72万人，占私营企业职工总数的96％，它还较详细地记录了五反运动的具体做法。一是从诉苦运动着手，充分发动群众，这种激发阶级对立的做法在农村的土地改革中屡试屡验；二是争取高级职员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关键，“这些人平时媚上欺下，手面亦不干净，是突破重点与取胜关键”；三是“对资本家充分利用矛盾，多方实行分化。上海的资本家虽颇狡猾，但因损人利己的天性，往往矛盾重重，同行之间，股东之间，帮派之间，当权与不当权之间，甚至夫妻、父子、兄弟之间，均有不少矛盾。只要高度运用机动灵活的策略，实行分化，则往往容易攻破”。四是利用资本家的子女，他们不少是党员、团员，可充分利用，进行劝说检举等工作，4月12日这一天，复旦大学就有1146名学生被动员回家进行劝说工作。为了鼓励检举，上海市政府还专门公布规定，“只要店员、职员、工人们积极检举不法资本巨大非法行为，政府保证这些已归店员、职员、工人的利益，一律仍归自己所有，也不作任何追究与处分。”

    这些办法的成效是明显的，在很多资本家留存下来的回忆残片中，强大的群众运动所造成的震撼和恐惧心理是他们最终屈服的重要原因。从中国社科院的《全国五反运动中对违法工商户判刑统计表》可见，参加五反的工商户总数为99万户，被判刑的1526人，只占总户数的0.15％，其中死刑犯32人，无期徒刑20人。也就是说，真正被处以刑罚的人数非常之少，但这并不妨碍运动的巨大成功。

    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名誉都取决于胜利者如何书写，这句罗马谚语在本轮运动中得到了验证。在暴风骤雨般的群众怒吼下，资本家成为被鄙视、被彻底妖魔化的族群，甚至连他们都对自己产生了厌恶，这种心理反应是前所未见的。经济学博士桂勇在《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一书中引用了一位资本家的口述，称“五反时工人开始看不起老板了，我们自己也觉得做老板不好。做老板有什么意思呢？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要坐牢的。有人被抓，有人被枪毙，这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尽管我周围的老板没有直接坐牢的，但我听到过很多人的事，这使我很害怕。今天钱没了，明天老婆跑了，后天自杀了，那老板还有什么心来搞好这个企业？”正是在这样的恐惧下，大多数人心理崩溃了。

    在开展揭发批斗运动的同时，税务部门开展大规模的清查“五毒帐”，要求私营业主补纳罚缴。上海、天津许多违法资本家被认定的盗窃国家财产，已经接近或超过企业资产总值。有资本家对桂勇回忆说，“工人检举了些什么，我们一直不知道，只好拼命地坦白。不过，我们坦白的与工人所揭发的差距很大，所以关总是过不去。到最后过了关，人的精神状态已经崩溃了。你讲的所有东西都是不对的，如果再争论下去是要坐牢的，因为你抗拒了。关键在于对待运动和坦白的态度，只要承认了，签了字，就可以过关了。这样，过关时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我签了字，不过自己也不知道五毒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五毒帐”中，最普遍的一条是资本家擅自购买原材料和倒卖物资。上海兴中造船厂是沪上最大的私人造船企业，老板就是当年不肯与日本人合作的穆易，在五反运动中他遭到清算，一份揭发材料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拖轮上应用铜料，原规定全部由国营航运处供应，但当时因政府手中存料不多，一时供应不上。本厂资方即在市场上乘机收购，当时以每吨150美元左右购得50、60吨垫用于工程上，一面仍继续向航运处要求供给。航运处因存货不多，收购困难，致延迟甚久，尚无法全部供给，价格意扶摇直上。至1951年1月，本厂资方趁此时机以每吨市价600美元，结售于航运处，计垫用钢板64吨，获得非法利润2.88亿元，严重地危害了国家利益。”由这份揭发材料可见，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私营业主已经失去了自主购买原材料的权力，而利用价格变动来获取利润的市场交易行为更被认定为可耻的违法。

    在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大量私营工厂歇业、停工，私人工商户停业、半停业，经济活动出现严重的堵塞现象，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军事订货减少，商品货币流通遇到了障碍。在华北地区，1952年2月份的税收比1月份减少了一半。天津市新歇业的私营工商户有4000家，影响到40万人的生计。西南地区，据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报告，问题也相当严重：一季度的税收减少了一半，重庆一个区有两万人失业，占该区总人口的1/3。不少农村地区还是出现了因不准私商做买卖、合作社无法包揽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农产品卖不出去、农民砸合作社牌子等严重问题。

    1952年6月，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就处理公私关系发表讲话，他说：“现在我们算资本家的‘五毒’账，是不是算多了一点，是否有点像在农村曾经有过的那种苛刻的算法：一只老母鸡下了很多蛋，蛋又孵了鸡，鸡里面又有多少公鸡多少母鸡，母鸡又下了多少蛋，蛋又孵了多少鸡……我看是有的。”他举例说：蚌埠有150家工商户，资本只有1.5万亿元，要退补的税收就达3万亿元。浙江省有几个工厂，“五毒账”超过了加工订货的全部收入。

    陈云的担忧成为事实，“五毒帐”查补了很多，可是正常的税收却减少得更多。在运动进行得最火热的1952年第一季度，税收比上年同期少收了5万亿。陈云因此算帐说，“退补大概能收到4万亿元，税收要收到70万亿元。只要把小的放松一下，把大的收起来，等市场活了以后，那4万亿元也就可能收起来了。如果先补后收，很可能因小失大。”

    1952年10月，中央宣布“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结束。据计算，五反运动中查补的“五毒帐”达30多万亿元，为援朝战费的一半有余。

    私营经济的整体下降非常显著，据汪海波在《中国经济年鉴》中的统计，在工业产值方面，全国私营工业占总产值的比重从1951年的38.4％下降为1952年的30.6％，从商业方面来看，上海私营商店的零售总额和批发总额在1951年到1952年间，分别下降了24.3％和34.6％。另据对北京、武汉等18个大城市的统计，1952年的私营工商户开业总户数减少64.7％，而歇业总户数则增加19.2％。从利润上看，对上海市123家较大规模私营企业的调查表明，1951年盈余户为119家，亏损户4家，总体净盈1.006万亿元，到1952年，亏损户增为76家，总体净亏228亿元。相对应的，国有经济得到了强化和扩大，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载，到1952年底，70％到80％的重工业和40％的轻工业为国家所有，国营贸易机构和合作社的营业额占总营业额的50％以上。

    五反运动在企业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对民营资本来说，这是一个“失去的年代”的开始。一方面，它彻底摧毁了私有经济在中国的产业基础和产权基础，为四年后的全面国有化扫除了障碍。事实上，在此次运动之后，民间资本集团已全面分崩瓦解，其消亡已是一个时间和方式问题。另一方面，它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从公众道德层面将资本家塑造成一个不劳而获、“五毒俱全”的反进步阶层，甚至让资本家也对自身的存在价值产生自卑和羞耻感。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塑造影响深远，以至于在后来的数十年中，为自己谋求财产以及从事商业活动成为一种不道德的、无耻的行为。对这种畸形的社会共识的修正，要到1978年才悄悄开始，而其真正瓦解则是1992年前后。此外，需要记存一笔的是，在这场不容置疑的运动中，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有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发出过一声辩护。

    从1952年冬天起，在刘少奇、陈云等人主持下，政策有适度的放松，工商业又开始渐渐复苏。

    1952年2月，就在“三反五反”运动进入到最高潮的时候，在四川和上海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卢作孚自尽，一是顾准被撤职，他们看上去毫不相干，却是这场大运动中的共同的悲剧。

    2月8日，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物自尽。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民生公司在长江的航运已全部恢复正常，由上海到华北和东北的沿海航线陆续恢复，留在香港的18艘轮船也全部回到了国内。十多天前的1月28日，他还飞往北京，商讨任务。当时，尽管经营已上正轨，但是财务上还是极其困难，政府对私营企业停止了一切贷款，民生的工资发放都成了问题。据卢作孚之子卢国纶的回忆，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中央曾决定给民生公司特殊对待，破例出贷一千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这一决定转告民生公司。让人不解的是，卢作孚至死没有获悉这个消息。屋漏偏逢连夜雨，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发生事故触礁沉没，卢作孚亲赴现场善后，有传言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公司里人心惶惶。

    就在这样的混乱时刻，公司内的五反运动也正如火如荼。民生公司的很多高级干部都被揪出来斗争了。每次开批斗会，组织者都在最前排、最中间的地方给卢作孚放一把藤椅，与其他职员隔开一两米，看起来是给他享受特殊待遇，实际上的感觉就像审犯人。卢作孚就这么坐着，看自己的老部下在台上被批斗，斗完了，有人判刑，有人枪毙。2月8目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问题。从丰都匆匆赶回的卢作孚又被特别安排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会场上有大幅标语：“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

    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他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卢作孚的贴身秘书关怀突然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并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关怀是卢作孚一手拉扯大的苦孩子，曾让他住在自己家里，亲自教他文化。可是现在，卢作孚不再是一个慈父式的人物，他的面目是可憎的，他在道义和阶级属性上，是应该深感耻辱和忏悔的。甚至在某些激进者看来，这样的罪恶是无法洗刷和赎清的。

    动员大会上，卢一言未发，当晚服药自尽，终年59岁。他留给妻子的遗书只有简单的四条：“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来去两空空。

    他被葬在川江南岸民生村附近的一个小山坡上，墓碑上刻的名字是“卢魁先”，这是他祖谱上的曾用名。民生公司董事会决议：“卢作孚总经理身后萧条，由行政致送丧葬费人民币一千万元。至抚恤办法，另案办理。”一千万元在当年可买大米7874斤或豆油2857斤。2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头版醒目位置发表消息《卢作孚自杀》。新华社《内部参考》刊登报道，题为《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畏罪自杀》。据称，毛泽东得知卢自杀事，说，“真可惜啊。”2005年，卢国纶在《南方周末》发表《卢作孚之死》一文曰，“他只是接近完人……如果说他有弱点，那就是自尊心太强了。如果他自尊心不强，不会发生1952年那件事。”

    世上再无卢作孚。（在“五反”运动期间去世的还有全国最大的资本家荣德生，他于7月在无锡病逝，终年77岁，他去世前做的最后一件工作是，为自己修订了一本《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他的随葬品是一套线装的地舆学书和一只随身多年的镀金壳钢机芯打簧怀表。荣家事业交到了四子、34岁的荣毅仁手上。）

    在上海，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顾准被撤职，事前毫无预兆。当时，过于激烈的运动气氛已经影响到了工商业的正常运作，华北地区2月份的税收比1月份减少了一半，天津有4000家私营工商户歇业，影响到40万人生计，西南地区的月税收也减少了一半，百货商店的营业额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很多私营工厂停业观望，而震动最大的正是“五毒”最集中的上海，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市委共收到检举材料24万件，200多名企业主被抓，发生48起自杀事件，死亡34人。2月中旬，中央紧急部署，决定在上海暂停发动五反运动，县以下的五反则推迟到春耕以后。

    2月25日，主管全国三反五反工作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南下上海指导工作，28日，顾准在电台里做广播讲话。29日，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宣布对八个干部的处分决定，其中一人竟就是顾准。对他的处理决定是，“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顾准对自己被突然撤职“感觉十分突然”，日后来看，他被免职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他的“依法征税”政策不被采纳，二是“不服用”。

    在当财税局长期间，会计师出身的顾准一直试图建立依法征税的体制，他主张依照税法所规定的税率查账征收，强调“依率计征，控制计算”，不同意用运动的方式来征税，他在自己主管的上海《税务通讯》中连续发表论文，对此进行论证和阐述。他的这些想法和做法，被认为是保守的。43年后，经济学家戴园晨在一篇关于顾准的纪念文章中说，“这种依法还是不依法的争论，当时以顾准去职告终，而今，税收负担的随意性仍是经济工作的陋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不服用”，顾准的办事能力和学养有目共睹，可是他的知识分子气质却让人讨厌，据他的弟弟陈敏之回忆，有一位大区负责人曾说，“像顾准这样的干部，我们这个大区内一个也找不到”，同时他则又说，“如果顾准再不听说，饭也不给他吃。”1959年，陈敏之在一次会议上遇到陈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介绍说，“这是顾准的兄弟”，接着他说，“顾准就是不服用。”

    顾准被撤职后，连降数级，先是到筹建中的华东建筑工程部当了办公室主任，接着调至新成立的建筑工业部当财务司司长，随即再下放到洛阳工程局当副局长，1955年，又被送进中央党校的普通班学习一年。正是在这样的颠簸斥流中，一个精神独立的伟大思想家诞生了。在共和国历史上，顾准成为严肃反思计划经济的第一人。

    如果说顾准在上海的被排挤是发生在地方的一次理念分歧，那么，到1952年秋，在中央层面终于发生也出现了第一次风波。

    9月，就在“三反五反”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中财委在薄一波的主持下，研究修正税制的问题，他召集各大区财政部长开会，还听取了工商界人士的意见，经过三个月的酝酿，12月31日，《人民日报》颁发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配发社论，决定于1953年1月1日起实行新的税制。新税制的两个目的一是保税，一是简化税制。在实施办法上取消了对国营企业的部分优惠，譬如，规定工业企业从生产、批发到零售要缴纳三道营业税，改变过去“相互拨贷不视为营业行为，不课征税”的做法，取消了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的优待，取消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的规定。在批发环节的征税上，也改变了过去“只征私商，不征国营”的做法。

    在这次新税制改革中，最引起社会关注的是《人民日报》社论中出现的一句话：“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正是这八个字掀起了惊天的波澜。薄一波回忆说，社论原稿中写的是“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都要按照修改的税制纳税。”他在修改时，简化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就在《通告》颁发的十天后，1月9日，山东省有干部联名上书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两天后，北京市委也写信反映类似情况，接着各大区、省市财委也纷纷开始写信打电报。1月15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指出，“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2月10日，毛的批评口吻更为严厉，他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薄一波回忆说，“当时听起来，不免感到震惊。”

    新税制改革被强行中止，薄一波受到处分。不过，半年后财政部却坚持认为“新税制确实起到了保税、增税的作用”，根据它提供的数据，1953年前四个月的工商各税完成全年计划的29.64％，比过去三年的情况都要好，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在检讨中说，“我们认为确是多收了税。犯了错误，不管受什么处分，我说，还是多收了税。”

    事实上，此次新税制的触礁是经济治理者在计划经济与市场公平之间的一次挣扎，它所隐含着的悖论将长久地困扰着人们。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结束。社会主义中国居然能够与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打成平手，这是1840年以来的第一次，它大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在全民中的威信，并让人坚信新制度的优越性。朝鲜的南北双方以“三八线”为界，各据一国。在过去两年多的惊涛骇浪中，东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格局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首先，中美交战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复苏。日本自投降之后，全民陷入绝望，一度被认为无法重新站起来。1945年的《芝加哥论坛报》曾经刊登一则轶事，该年8月30日，驻日盟军最高司令、美国名将麦克阿瑟将军叼着玉米棒芯烟斗抵达东京，幕僚建议他去拜见裕仁天皇，将军说，“过几天，天皇会亲自来见的。”果然十天后，天皇亲自到美国大使馆拜会麦克阿瑟。后世留下一张两人合影照片——“麦克阿瑟选择了土黄色军服，开着领口，没有表示军衔的装饰或徽章。他直盯着镜头，脸上毫无表情；一只手随意地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搭在臀部。裕仁在他身旁，只有将军的肩膀那么高，他穿着燕尾服，笔直而僵硬地站着。”在天皇转身离去之时，麦克阿瑟看着他的背影，对《芝加哥论坛报》记者说，“日本已沦为第四流的国家。再也不可能东山再起、成为世界强国了”。（1968年，日本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1970年3月，日本首次承揽举办世界博览会，它史无前例地拿出二十亿美元举办这场空前的商业盛会，全球77个国家蜂拥而至，这成为日本复兴的象征性事件。同样是在刊登过“麦克阿瑟预言”的《芝加哥论坛报》上，未来学派创始人之一赫尔曼·康教授首次预言，“日本已经进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二十一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

    谁也没有想到，麦克阿瑟的这句预言在日后竟然成为一个让人笑出眼泪来的笑话。在战后的前四年里，日本经济曾经陷入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的恶性周期之中，全国船舶的80％被炸沉，工业机械损失34％，战后前两年的生产率只有战时的三分之一，1946年到1949年期间甚至爆发了三位数的通货膨胀。朝战爆发后，美军以日本为战略锚地，对其进行了巨额的援助，大野健一在《从江户到平成：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一书中写道，“这场战争对日本经济来说是极大的强心剂，美军将日本作为补给基地，筹备大批的军需和非军需物资，在日本产业界看来，这次机遇可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经经历过的国外需求激增相媲美。经济萧条一扫而光，日本经济再次呈现出发展的趋势。到战争结束时，通货膨胀几乎为零。”时任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百年史》中也透露，美国最初并不支持日本经济复兴。幸运的是，朝鲜战争刺激了日本军需出口，经济复苏突然间获得契机。1951年美国与日本媾和，允许日本重整军备，构筑美日共同防御体系，无形中又推动了日本经济持续发展。换句话说，日本战后经济起飞缘起于美国地缘政治的博弈。

    到1953年，日本国民的生活已超过了战前水平，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开始进入普通人的家庭，被称为家庭的“三种神器”，这标志着日本成为第一个进入了消费革命时代的亚洲国家。与此相伴的是，大量以生产日用电器为主业的日本公司的集体崛起，松下、三洋、丰田、索尼等公司以及他们的领导者松下幸之助、井植熏、丰田喜一郎和盛田昭夫，将成为亚洲商业界最响亮的名字。

    另外一个从战争中得益的地区是台湾。蒋介石逃遁台湾后，吸取教训，推动了以“农民获地，地主得利”为方针的土地改革，它使得台湾的粮食产量从1953到1968年，保持了令人吃惊的、长达16年之久的持续增长。朝战爆发后，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大陆，重新对蒋介石政权进行援助和扶持，与日本相似，台湾的机械制造业、纺织和面粉业获得了发展的机遇。

    从1953年开春之后，北方战事已趋明朗，国内的“三反五反”运动也告结束，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开始专注于经济建设。这时候。“老大哥”的手伸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