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民国初，北方最著名的实业家就是周学熙，周学熙是继盛宣怀之后，声名最隆、成就最大的官商。他出身官宦世家，父亲周馥早年追随李鸿章，官至两广总督，也是一个著名的洋务派大臣。他跟袁世凯关系紧密，一度成为北洋政府的财政操盘手。周氏实业庞大，是民国初期规模最大的实业集团之一，与江南的张謇并称为“南张北周。”
周学熙三十岁时就当上了开平矿务局的总办，一方面是因为他精于商略，另一方面则因周家与张翼是儿女亲家关系。张翼卖局后，周愤然辞职，随后投奔当时正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山东巡抚袁世凯，两人气味相投，袁的一个儿子与周的妹妹结婚，于是亲上加亲，结成官商同盟。
周学熙对开平被骗耿耿于怀，发誓要将之收回，他认为能源是一切工业的基础，“煤为制造之根本，根本不立，他事皆无基础。”在张翼伦敦败诉后，他当即向袁世凯提出“以滦制开”的策略，就是在开平矿附近，再开办一个比开平大十倍的滦州煤矿，将开平矿区的矿脉团团围住，然后通过竞争压垮开平，使其就范，最终达到收回的目的。
这个很有创见和野心的想法得到了实施，1907年，滦州煤矿有限公司成立，周出任总理，以50万两官银启动，另募200万两商股，注明不允许外国公司入股，“招股权限为华商，概不搭入洋股。”为了表达支持，已经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宣布“滦州煤矿三百三十平方里严禁他人采矿，”同时明定该矿是北洋官矿，为北洋军需服务。
周学熙在滦州开矿时，手脚并用，土洋齐上，既使用了最新式的采煤机械，也土法上马挖了很多小煤窑，一时间开平矿区四周星罗棋布，顿成被围之势，十分恐怖。从1908年正式投产到1912年，滦州煤矿产煤130多万吨，在京津市场的销量不断上升。为了形成市场压迫，周学熙一开始就使上了价格战，同样品质的煤硬是比开平的价低。在1906年到1910年期间，开平的效益一直非常不错，年均获利有200多万两，股息率年均达12.5％，但是，滦州煤的骚扰战略，还是让英国人大呼吃不消，1911年之后，开平煤也就地降价销售，甚至一度把价格压到比滦州煤还低。周学熙也有点受不了，他向各洋行借款，又遭到开平公司的暗中阻扰，最后不得不发行了150万两的债券。
开平与滦州的缠战，打到双方皮开肉绽，两败俱伤。周学熙与英方就两矿合并事宜多次谈判交涉，双方在公司性质、利润分配和管理权三个敏感问题上争执不下。最后，英商眼看中央政府抱定支持周学熙的态度，争执下去已没有好处，便同意将开平交还中方，代价是要“赎款”270万英镑。周学熙讨价还价，减至178万英镑。英方已决定同意。可是，局势在1911年10月又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突变。
那个月，在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朝廷岌岌可危，北方港口各国军舰拉响警笛，仿佛又重现11年前庚子国变的凶险景象。滦州公司的股东们生怕再次出现当年被洋人枪杆子夺走煤矿的悲剧，匆匆同意再议合并。于是，主客顿时易位，11月，开平、滦州达成“合办条件协议十款”，同意合并成中英开滦矿务有限公司，股权对等平分，利润则由开平得六成，滦州得四成，管理权由英方把持。
开滦合并的得失，在商业史上很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这场合并对于开滦双方都是好事，两大煤矿从此不再打价格战，达到了整合的规模效应，在商业谈判上也算是平等，与当年的张翼卖局已不可同日而语。也有学者认为，开滦合并实质上是“以开并滦”，滦州煤矿以十倍面积只得四成利益，而且管理权尽入英人之手，其结果与周学熙的开办初衷简直南辕北辙。开滦案例再次以最直接而残酷的方式证明了那个道理——国不强，则商不立。此后三十多年，开滦煤矿始终被英资公司控制，一直到1948年底才由新中国收回。
周学熙对开滦合并的结局当然是十分伤感，他拒绝出任新公司的督办。在日记中，他慨然曰，“吾拂虎须，冒万难，创办滦矿，几频绝境，始意谓，将以滦收开，今仅成联合营业之局，非吾愿也。”他还在家中写了一副对联，“孤忠惟有天知我，万事当思后视今。”壮士未竟之意，斑驳落寞纸上。
就在滦州煤矿跟英国人大打出手的同时，周学熙利用袁氏背景创办了众多实业，跟盛宣怀一样，他经商的主要手段是谋求官商垄断，而一生最重要的商业对手，则大多是跨国公司。
1906年，他办了启新洋灰厂，这是惟一的大型国产水泥工厂。当时水泥市场被日本企业垄断，为了挤垮启新，日商采取价格战，一袋日本水泥在日本本土的销售价是每袋2.97两，运来中国的运费平均每袋2.5两，但日商却以每袋3两的价格出售，明摆着每袋亏损2.4两。启新起而应战，将原来每桶的售价从2.25两降到1.55两，袋装水泥则从每包1两降到0.7两。为了降低制造成本，周学熙要求自己控制的滦州煤矿以七折价格向启新供煤。同时，他充分利用官商优势，包揽了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建筑工程项目，诸如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以及北京图书馆、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有名建筑，用的都是启新公司的的马牌水泥。在修建京张、京汉铁路时，朝廷甚至明令要求使用马牌水泥。双管齐下，周学熙硬是从日本商人手中抢走水泥市场，垄断中国市场十余年，销量达到全国总销量的92％以上。
1908年，周学熙获准在京城建设自来水工程，他用22个月把20万米长的水管铺遍了北京城。1915年，周学熙在天津创办纱厂，他向袁世凯讨得特权，所购机器料物及棉花等原料免除一切捐税，制成的纱布也只征收一道出厂税，之后在各省销售不再征税。这种优惠自然让纱厂获得暴利。此外，他还创办了中国实业银行，投资创办耀华玻璃公司，拥有公路、铁路和运河的运输主动权，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周氏企业集团，其总资本最高时达到4000多万银元，为全国最大企业集团之一。
在经商同时，周学熙还担任了袁世凯的“钱袋子”。1912年，袁出任民国大总统，国库空空如也，周学熙受邀出任财政总长，他跟英、法、美等六国财团洽谈借款事宜，当时国事一日三变，南北貌合神离，以周学熙的手段竟也没有腾挪的空间，在袁世凯的催促下，最终达成向英国汇丰、德国德华等五国银行借款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协议”。这笔贷款以全国盐税为抵押，是财政史上的一大痛事，而且，债券九折出售，八四实收，实际借到不过2100万英镑，再扣除之前的种种垫款600万英镑、各省已借的280万英镑以及革命期间各国损失赔款200万英镑，政府实得竟不过债面的一半，可是，47年的利息却高达4285万英镑。周学熙在这场谈判中百般周旋，受尽折磨，条款公布后更是被国人痛骂卖国，他深以为耻，不久就辞去职务。
1915年，他再度被袁世凯请出担任财政总长，当时，张謇则担任农商总长，“南张北周”一同入阁，算是报章上的一件轶事。两人都由官绅而成巨商，但是却因路径不同，而有着完全不同的经济政策理念。
张謇在创业过程中深受官僚之害，所以他一直认为官方介入企业只会破坏经营自由，与民争利，必然导致企业的失败。他同情在官僚和外商夹缝中艰难生存的民营企业，用“千万死中求一生”来形容私人企业的困境，所以他愿意代表私人资本发出缩减垄断、扩张民营的呼声。他就任农商总长后就发布公告：“从今天开始，凡隶属本部的官办企业全部停办，改由招商承办；但是有一些大宗的实业，比如丝茶机械等，一两家私人公司是无法经营的，但其重要性关乎社会农商业的进步，那么，可由官方先作规划，引起人民的兴趣，然后交给民营承办。”其思路脉络，与日本明治维新的主张基本偶合。
周学熙则俨然是官商出身，所从事商业都与政府丝缕相关，颇得其利。所以，与张謇的自由商业主义全然不同的是，他在财税经济等各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义。他提出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使各种产业勃兴，大开利源”，他主导规划了十大实业与交通建设项目，包括云南铜矿、延长石油、利国铁矿、漠河金矿、秦皇岛商埠、海塘船坞、口北铁路、各省铁路，沿江一带实行森林法，开设纺织工厂等。这些项目都带有浓厚的中央计划色彩。
也是在当总长的时候，他谋划在天津办纱厂。他一方面广邀政府中的大员入股，袁世凯的儿子、政府总理、内阁部长及大军阀等多人成为股东，另一方面就是向政府争取种种政策优惠，在取得了税收上的重大减免后，他甚至还提出“在直、鲁、豫三省专办30年”，也就是整个华东地区只能由他老周家独营纺纱厂。此议要得到财政部和农商部的共同批准，周自己就是财政总长，很爽快地盖了“同意”的大印，到了张謇执掌的农商部却卡了壳，这一条硬是被拦了下来，周、张二人一时闹得很不愉快。
袁世凯称帝未遂，身死北京。周学熙失了靠山，以往优惠一一失去，各家实业更是成了军阀们侵蚀争夺的对象。周急流勇退，到1927年已基本退出商界，这时他不过61岁。其后二十年，他一直躲在天津三多里的周公馆里当十分低调的寓公，他在家中设了一个师古堂，整天穿着蓝布袍子，以诵读程朱理学打发时光，他甚至反对子孙上新式学堂。临终时留下《示儿最后语》诗两首，内有“但愿子孙还积德，闭门耕读续家声。”周氏后人再无大商者，他的儿子周叔迦成一代佛学大师，创办中国佛学院，其孙周绍良是著名的红学家和敦煌学家。
后世，罕有人知周学熙。他极偶尔会被提及，却是因了一则戏剧“八卦”。1934年，出生于天津的清华大学学生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因鲜明的反封建主题和浓烈的悲剧气质而轰动一时，曹成了中国最杰出的话剧家之一。《雷雨》的故事地点发生在天津，主人公是个大实业家，名叫周朴园，而其居所就叫“周公馆”，因此很多人猜测讲的就是周学熙家族的故事。一直到很多年后，曹禺才在一篇短文中“澄清”说，“周家是个大家庭，和我家有来往，但与事件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下他们在英租界的一幢很大的古老的房子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