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胡适《尝试集·老鸦》1919年

    （胡适创作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本白话诗歌集，1919年8月编成，第二年3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面世后，遭到老旧人士的嘲笑讨伐，却大受青年的欢迎，是为“诗体的革命”。）

    1918年春夏，袁世凯死后两年，军阀势力一度气馁。在梁启超等人推动下，控制了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决定进行国会议员选举。这是百年近现代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带有普选性质的全国性政治选举。倡导暴力革命、缺乏兼容性的国民党此时被赶到广东，彻底排斥在外。有趣的是，三个参与角逐的派系分别代表了三种力量，一是军阀，一是公共知识分子，一是企业家。

    代表军阀的是安福系，头面人物自然是段祺瑞，自袁世凯称帝未遂而身亡后，他成了北洋军阀的“大哥大”。跟袁一样，段是一个善于谋划的行政长才，他曾留学德国学习炮兵，信奉威权主义，却对现代政治理念一无所知。所谓安福系的名称来源，是段的谋士和下属们经常在北京安福胡同的一个大宅子里打牌下棋，互通气息，因此得名。这个派系握有枪杆子，是以势大力沉，无比霸道。

    在三大派系中，研究系的政治理念最为清晰，其魁首是早已名扬天下的梁启超。后世史家定论，梁启超的议会政治论大大超越当时所有人。他早在1910年就著有《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对议会的组织、选举、投票、政党等均进行了论述，认定“议院为今世最良之制度”，他先后写过《论立法权》、《各国宪法异同论》、《立宪法议》等文章，它们后来都被收在《饮冰室文集》中。他倡导政党政治，谓议会的成功运作有两大条件，一是“大多数人有批判政治得失之常识”，一是“有发达之政党。”在他的心目中，最好的仿效对象是英国政体。

    交通系的领袖是梁士诒（1869-1933）。他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因此围绕在他周围的人便被称为是“交通系”。梁也是广东人（他的家乡是广东三水，百年后这里又出了一个叫李经纬的企业家，创办曾是国产饮料之冠的健力宝），曾与梁启超在佛山书院当过同学，1903年参加科举，在殿试中赫然名列一等第一，也就是中了状元，当卷子和名单送至慈禧御批时，老太太正恨康梁党，见梁士诒是粤人，又姓梁，怀疑他是梁启超的弟弟，一笔把他划成了第三名榜眼。袁世凯看中他能办实务，便将之拢入掌内，后世流传的《袁世凯兵书》多出其手，他被任命为铁路总文案，参与缔结中日的东三省条约，以后又设置督办五路总公所。自此，开始涉足交通部门。1906年春，朝廷设邮传部，以盛宣怀为大臣，梁士诒任提调，统管全国铁路。在他任内，先后督办京汉、泸宁、道清、正太、汴洛、京奉、广九以及津浦、吉长、株萍等铁路，为干线建设立下大功。同时，他于1908年创办交通银行，属官商合办、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商业银行，总资本1000万两，其中官股四成，商股六成，有发钞权。在清末民初，交通银行的规模超过了盛宣怀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地位仅次于中央银行大清银行。以铁路实务和银行金融为核心，梁士诒日渐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交通系，他本人有“梁财神”之称。细数交通系中的主力，大多均为梁士诒的同乡、北方企业家以及与前朝有丝缕干系的“官商”，沪浙一带的民间企业家少有参与。

    本次国会选举，棋局微妙，宛若当年三国。安福系好比曹魏，兵力最强且居于中枢，研究系和交通系则如刘汉和孙吴，合则可分庭抗礼，分则被各个击破。其中，交通系的角色最为微妙，因其理念模糊，可左可右，而财力雄厚，不可小窥。它若与研究系结合，就能组合为一个很有声势的政党力量，两党对峙格局或可形成，反之，则天平大倾。

    令人无比感慨的事实是，交通系几乎是没有犹豫地选择了与安福系结盟。其原因大抵有三，一是企业家阶层所固有的投机心态，在笔杆子与枪杆子之中，官商情结深重的他们十分轻易地选中了后者。二是现实利益的交错，在1918年前后，交通系与安福系的很多重要人物有纠缠不清的利益关联，其中，交通系的曹汝霖、吴鼎昌与段祺瑞都是天津裕元纱厂的股东，而另一个大实业家周学熙跟段的政治盟友徐世昌是天津华新纱厂的股东。第三则是两大派系领袖梁士诒与梁启超的私人关系，二梁既有同省之情、同学之谊，却也有莫名“夺魁”之幽恨，其心结纠缠，不足与外人道。

    台湾学者张朋园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一书曾详细记述了当时选举的景象。据他记述，安福系为了拉拢梁士诒，许之以参议院议长，交通系则暗中捐钱为安福系助选，其中，梁士诒捐200万元，曹汝霖和叶恭焯分别捐70万元。段祺瑞还挪用国库资金及盐税为选举之用。相对比，研究系的选举资金则十分有限，仅有与段祺瑞不和的直系军阀冯国璋给了梁启超40万元，其他一些地方督军出了数十万元。安福系捧着钱派人到各地贿选，据当时《申报》报道，很多属于研究系的人经过运作之后，都一起投到安福系旗下。一些军阀更是端着枪杆子搞选举，《盛京时报》记载，东北军阀张作霖把初当选人集中起来，宣布推荐名单，“不准选举限外人员”。而《顺天时报》报道，河南一个赵姓督军索性宣布，某五人为中央指派必须选出，“若不在指派之列者，即使当选亦属无效。”除了安福系的军阀明目张胆地贿选之外，商人贿选的“事迹”也见诸报端，《申报》刊文《苏州：众议员初选举之怪状》称，苏州一商人买动四百余人，投票前以酒席招待，席开五十余桌，投票人衣衫褴褛，类似乞丐者约居十之六七。

    安福系鸭霸，交通系投机，研究系清高，棋局至此已无悬念。

    6月20日全国投票。结果，安福系大胜，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中占335席，研究系得21席，交通系为5席，派系不明者111席。

    企业家阶层在此次选举中的表演令人失望。从当选数据来看，如果交通系与研究系结合，加上被安福系用钱挖去的选票，再算上那些派系不明者，其力量足可与军阀一搏。中国世局或有别样天地。当然，百年后进行这样的“复盘”，徒余一地叹息而已。

    1918年11月7日，快要过六十岁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三天之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留万言遗书说，“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梁济试图以死唤醒人们继续变革的决心。半年后的1919年5月4日，他的儿子梁漱溟所在的大学爆发了一场惊天的学生抗议活动，史称“五四运动”。

    抗议的导火索还是跟四年前的《二十一条》有关。这年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在对德合约上，和会竟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受此凌辱，而北洋政府的代表居然同意在合约上签字，一时举国哗然。5月4日，北京大学等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云集天安门广场，打出“还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学生游行到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时，火烧曹宅，还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军警给予镇压，逮捕学生32人。北洋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激起进一步的抗议，到5月下旬，全国主要城市先后宣告罢课。6月11日，曹、章等人被免职，总统徐世昌辞职，月底，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后来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五月四日被定义为“青年节”。

    一部二十四史读下来，有一个现象很耐人寻味：当一个中央集权强势出现的时候，往往会带来经济的高度繁荣，而在集权丧失的乱世，却往往是思想和文化的活跃期。中国思想史上的三个高峰时间，分别是发生在春秋战国——诞生了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石、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最绚烂的书法、雕塑和诗歌艺术、以及我们正在讲述的民国初期——爆发了五四运动以及出现了灿如星河的思想家、文学家。

    民国初年是思想至为活跃和自由的时期，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那是一段很象青春期的日子，明亮、骚动而充满了无边的忧伤。各种思潮在中国交错激荡，新刊物新思想层出不穷。当年跟吴樾抢着要去暗杀“五大臣”的陈独秀此时已是北大教授，他主编的《新青年》（创办于1915年）举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面旗帜，号召打倒“孔家店”，猛烈抨击旧文化，提倡新文化。以胡适为代表的青年留洋学者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在国之青年中，他们很快成为新的思想领袖，当时正在长沙求学的毛泽东日后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在饱受欺辱的黑暗年代里，这个古老东方国家的年轻人最终决心打碎老祖宗的一切坛坛罐罐。美国史学家威尔·杜兰——他与胡适同为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的门下弟子——在《世界文明史》中很精辟地论及：“今天中国人最强烈的感情是痛恨外国人，同样的，今天中国最有力的行动是崇拜外国人，中国知道西方不值得这样崇拜，但是中国人却被逼得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工业化或殖民化二者任由选择。”这种矛盾的国民情绪在五四运动中呈现得非常清晰。

    五四运动的划时代意义，当时便被人敏感地预测到了。就在学生运动爆发的那几天，大哲学家约翰·杜威正好在北京访问，他在写于6月1日的信中说，“我们正目睹一个国家的新生，而出生总是艰难的。”

    不过，从来没有人从企业史的角度审视五四运动。

    它的引爆点在北京大学，它的发生地在天安门广场，日后为人们所记忆的先驱者都是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我们可以轻易地报出他们的名字：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傅斯年、段锡明、罗家伦、许德珩、周恩来等等。然而，正如后世的日本纪实摄影家小川绅介（1936年－1991年）所说的，在一起重大历史事件爆发的时候，“那些生动的故事、人物，一定在广场的背后。”事实上，在1919年的5月、6月间，如果没有商业团体及工人的支持，五四运动仅仅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学生抗议而已。在青春激荡的天安门广场的背后，以工人和企业家为主体的商业力量便就是那些起着重要的作用、却不被人注意到“广场背后”的人。

    早在2月份，上海的商人就行动了起来，他们以同乡会的名义致电北京和巴黎，反对将德国权益转让给日本，3月，朱葆三等人以上海商业联合会为组织，集合沪上53个会馆公所，协调工厂的抗议活动。5月4日，传来北京学生游行并遭镇压的消息后，商业联合会当即与复旦大学和江苏教育总会联系，一起筹划抗议大会，5月7日，大会在老西门体育场举行，主题是声援学生，抵制日货。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其后三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参与工厂43家，工人总数约6万，他们显然得到了工厂主们的支持、默许或容忍，这是开埠以来，上海发生的最大规模的罢工活动。

    在上海的示范下，抗议很快席卷全国，6月12日武昌、九江等地商人罢市，京汉铁路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广州的工人相继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罢工浪潮涉及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记录这段历史时认为，“工人发动罢工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象征中国的历史发展迈向新的转折。”正是在工商力量的汹涌援助下，五四运动才演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

    企业家阶层在五四运动中的作为，并不仅限于声援学生。

    就在抗议活动如火如荼的6月初，张謇接受《北华捷报》采访，对企业家在学生运动中的角色进行了阐述：“吾辈之主务，乃为开创国人使用国货之风气，以此促进吾国工商业之发展。现阶段之情形，无疑于此十分有利，因国人爱国情绪十分高涨。”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企业家发动了一场比1915年声势更为浩大的日货抵制运动，甚至还在产业经济的重建中排挤日本势力。

    在五四运动爆发不久，日本报纸就已经预言，中国即将开展一场抵制日货运动，不过它以讽刺的口吻写道，“这场示威将是稻草上的火星，燃烧事件不会超过五分钟。”但是，几个星期后，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就认定，这五分钟的示威可能会延续下去，并严重威胁日本的在华利益。

    在各地的抗议活动中，抵制日货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5月17日，上海八家主要的报纸同一天发布公告，发誓不再接受日货广告或者发布日本商业新闻。6月5日，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决定全埠罢业，荣宗敬——他在上一年的国会选举中当选江苏省议员——便在讨论会上提议“一致戒用日本货。”近年以来一直十分活跃的中华国货维持会等非政府组织印制了数以十万计的宣传国货小册子，各种标语充斥大街小巷，在一份现存于日本外交档案中的小册子里，编辑者写道，“凡是爱国者都必须购买国货。当到处听到这样的呼声：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人民所创造的工业社会万岁，伟大的中华民族成员万岁，伟大的中华民族万岁，那就打倒了这个长远计划和这种永恒组织的目的，因为抵制运动正是为了抵制某些国家的商品而发动的。”某些国家所指为何，读者无不心知肚明。

    在很多城市，经营日货和为日方服务的商人纷纷收到匿名恐吓信，警告他们与日本断绝关系，一些日本商人的店铺也被捣毁。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报道中称，学生们成为“运动中的警察”，监督商店和小贩、破坏日本广告牌等。学生们的公告栏上，堆满了草帽、雨伞、热水瓶以及从行人那里收缴的其它日本商品，西方媒体将此形象地称为“草帽战”。一个叫玛加瑞特·莫尼格的美国传教士对西方记者说，她的女佣拒绝购买英国霍利克公司出产的麦芽奶粉，因为它是在日本商人开的商店里才有出售。很多地方的商店被要求贴上这样的标语——“自今天起，本店铺绝不出售日货。”10月的《新闻报》还刊登了一则报道，江苏省一个县的学生调查队发现，一家商店里的火柴有问题，它的外包装上印有“中华民国万岁”的字样，而实际上却是日本火柴，学生们当场销毁了这批商品。

    在沿海城市和湖广地区还出现了一种叫“爱国十人团”的组织形式，它以十人构成一个小组，十个小组再构成一个更高级别的组织，参加者发誓只消费中国货，并确保和监督同组成员也这样做，他们还挨家挨户地发送传单和做鼓动工作，据报道，仅天津一地就有数百个“十人团”。

    五四运动在7月份达到高潮，日本对华出口几乎断绝。抵制效果从后面两年的贸易数据中清晰地呈现出来，1920年，日本对华进口额比1919年下降7.2%，损失达2915万美元，而其它国家的对华出口却增长33.3%。1921年日本对华出口又同比下降8696万美元，同期，其它国家的进口则增长30%以上。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说明从1919年开始的抵制日货运动，无论中国付出了什么代价，都已成功地造成了日本在贸易、航运和工业方面的重大损失。据当时观察家的记录，抵制运动在华东地区推动了民族棉纱业的发展，在华南则为烟草和针织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市场环境。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保罗·雷恩斯在写给国会的信中就认为，“它给中国工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并且给制造商和政府一个提示，即什么是一场刺激国内工业发展的运动应该做到的。”（据研究资料显示，从1918年到1930年，上海工厂罢工次数最多的是两家日本棉纺工厂，内外棉株式会社和日华纺织株式会社，分别为45次和38次。与众多的本土纺织企业相比，日本工厂的工人待遇和生产条件尚略胜一筹，工人罢工显然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倾向。另外一个有说服力的对比是，在这期间，英美烟草公司发生了31次罢工，而同城的南洋烟草只发生了5次。）

    与此同时的一个十分有趣的观察是，在震耳欲聋的爱国呼声中，天性反对动荡的商人们还十分注意抵制运动的边界，不使之滑向社会秩序全面崩溃的境地。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企业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尽量把运动的边界局限在非暴力的范围内，他们多次撰文呼吁，“惟予窃欲警告国民，万不可任令群众再有激烈行动。”

    6月份，就当纱厂联合会决议联合罢业的时候，荣宗敬曾经为此专门设宴招待欧美商人及外交人士，他解释说，“（敝国）历受诸贵国文明感化，虽罢课、罢市、罢工达十天有余，而仍安静如常，绝无一毫暴动，当可邀世界诸大国共谅。”接着，他讲了一番很有技巧性的话，“敝国人士，一致戒用日本货，而欧美诸大国之货畅销敝国，至好时机也。欧战四年余，诸贵国销行东亚之货，被日本国争攫殆尽，今公理战胜，诸贵国正可广造物品畅行东亚，今为在席诸公贺，而彼此联络友谊更加密切。”言下之意，中国抵制日货，大大有利于欧美商品回归中国市场，道理所及，当然很是引得欧美人的欢喜认同。

    除了推动消费市场上的抵制运动之外，企业家们更利用这股爱国热潮，夺取到了产业经济的某些主导权。面粉和棉纱“两料大王”荣宗敬就做成了两件很有利于民族产业的大事。

    从1919年的夏天开始，荣宗敬就四处奔走，联络面粉业内人士，自行组织面粉交易所。当时在上海，日本商人开设了面粉取引所（交易所），经营面、麦的期货交易，基本控制了上海市场的原料和成品的价格，华人企业多年仰其鼻息而无可奈何。荣宗敬乘群情激愤之际，提出自办交易所，摆脱日本人的控制，此议得到同业的一致响应。1920年1月11日，中国机制面粉上海贸易所（后改名为上海面粉交易所）宣告成立，筹集股本50万元，荣宗敬、王一亭等沪上面业大亨均为理事。

    同时，荣宗敬积极筹建纱布交易所。作为上海最重要、也是那些年盈利最强的民族产业，棉纱的原料期货交易也被日商开办的取引所掌控。每年的棉花和纱布交易量非常巨大，各棉纱厂虽有心挣脱日商控制，但是也很担心操作不当，重蹈当年胡雪岩的复辙。所以荣宗敬提出，必须协同一心，断流开源。在他的召集下，华商纱厂联合会的所有会员齐聚一堂，通过了两条跟日商决裂的原则，一是各厂不往日商的取引所采购棉花，必坚持到底，二是凡在取引所买卖棉花和纱布的行号或掮客，各厂与之断绝往来，并登报宣布此旨。与会厂商被要求一一举手，以示慎重通过。1921年7月1日，纱布交易所正式开幕，筹集股本200万元，荣宗敬、穆藕初等人为发起股东。

    面粉和纱布两个交易所的建立，意味着这两大民族产业的期货价格主导权回归华商。这是企业家阶层借五四运动的东风打赢的两场漂亮的商战，特别是纱布交易所的建立，也算是给乱坟堆里的胡雪岩一个迟到了三十多年的告慰。

    如果说，五四运动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生态，那么，它对商业生态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就如同胡适等年轻的留洋博士一跃而成为文化领袖一样，一些有现代商业背景的年轻企业家也迅速地攀上了舞台。这个景象很快在1920年上海总商会的换选风波中呈现了出来。

    风波仍与五四有关。1919年5月9日，就当学生游行被镇压的时刻，上海总商会内一些与段祺瑞政府关系密切的老派商人发出一份电报，主张先在巴黎合约上签字，然后再与日本交涉归还青岛。此电引起公愤。随着抗议风潮渐成主流，总商会内部传出“改良总商会”的呼声，认定现在的总商会“一味与官僚派接洽，暮气太深，官派太重，麻木不仁”，所以必须重选明哲之才。

    1920年8月，总商会进行换届选举，原有的33名会董中竟有31人落选，新当选的会董中有四分之一的人还不到40岁。41岁的聂云台（1880－1953）被选为总商会会长，而他的前任是73岁的老买办朱葆三。

    这是个意气风发的新派企业家，他13岁就中了秀才，后来竟自绝科举，跟外国人学英语、电气、化学工程等新学科，再后来赴美国留学深造，回国后当上了一家纺织工厂的经理。他的身份中最为显赫的是，有一个国人皆知的外祖父——曾国藩，其家传血脉自有别一份的抱负。在1917年，聂云台与黄炎培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任临时干事，这是中国第一个职业教育团体。他还写了一本薄得只有10页纸的小册子，书名叫《大粪主义》。书中说，在民间，人中了毒可以用大粪灌解，而国家民族的毛病中的毒也一样可以用大粪来解。按聂的说法，当世之人有四种毒，一是骄慢，二是体面，三为骄懒，四为奢费，这四毒，浇上一勺浓冽的大粪主义，一切就化为乌有了。浇大粪的方法很简单，从教育和政治入手，但是要密切联系公厕和大粪。教坛上，学校的老师带头，跟学生一起挑大粪、洗厕所，浇粪种菜。让学生认识到，大街上挑粪的人，才是最可宝贵的人。而政坛上，则要求从国家元首到各县的长官，每天早上必须到指定的地点亲自刷洗厕所，而且必须刷洗干净，如果担心长官的安全，可以派卫兵四周警卫，长官一边刷洗，还配一个演讲员在旁演讲其意义。其理论虽是荒诞，却有着最朴素的民本思想。

    聂云台上任后，迅速展开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他集中一批企业家力量，组成了财政、陈列、交通、公证等八个专门委员会，充实和健全了商会的职能，从1921年起，总商会连续三年举办了三次规模宏大的国货展览会，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他还兴办工商业图书馆和商业补习学校，出版《上海总商会月报》，培养商战人才和发布商人声音。

    与焕然一新的总商会很类似的，在上海商界另外一个被年轻人把持的商会还有上海银行公会。

    这家创办于1918年7月的行业公会由12个银行家发起，他们大多出身于1880年代，此时年龄不到40岁，而且全数受的是现代金融教育，发起人宋汉章和张公权分别毕业于上海中西学院和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其他还有毕业于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李铭）、英国伯明翰大学（徐陈冕）以及法国巴黎大学（徐新六）的。这些人不屑于陈旧的钱庄模式，渴望摆脱国家的干预，以国际金融法规来管理自己的银行。他们集资创办《银行周报》，在发刊词中很自信且明确地宣告，“溯自吾国与外人通商以来，国内商业进而为国际商业，经营之范围日扩，其方法亦日异。为之枢纽机关者，如旧日之钱庄票号，已不能应今日之潮流，所谓银行者乃应运而生。银行者，所以供一国财政工商以及社会经济之运用也。”朝气浩荡的一行字冲过来，就把钱庄票号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1920年，在31岁的张公权的倡议下，由上海银行公会牵头，各地公会联合组成了全国银行总会，在后来的7年里，它成为一个可以与中央政府公开博弈、直接影响金融政策的银行家集团。

    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企业家阶层的作用与表现长期不被提及。正如我们已经描述的，在时代的重大衍变时刻，“广场背后”的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演出了同样精彩的一幕大戏。

    法国学者白吉尔在评论五四时期的企业家时说，“那些企业家，都是摈弃旧观念、倡导新思想的超群人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所作的贡献，与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杰出作用相比，可谓是一珠双璧——尽管他们没有象后者那样的慷慨激昂。”她还说，“民族企业家与激进的知识分子相比，显得较为实际，与保守的官僚相比，又显得较为开放。”

    环视1919年前后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全球政治格局十分动荡，在中国的北方，俄罗斯人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而在西南方，另外一个古老的亚洲大国印度则正十分巧合地进行着一场非暴力的民众运动。

    在近代史上，印度所遭受的耻辱并不比中国轻，从十七世纪开始，印度就受到英国的经济和军事入侵，到1857年——也就是欧洲列强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后，印度被大英帝国正式吞并，屈辱性地改称为“东印度公司领地”。此后数十年，印度人民为了自治和独立不断起义、流血成河。

    到1919年11月，一个出生于土邦首领家庭、在英国伦敦大学受过西方教育的律师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发起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宣布了一系列与英国政府“不合作”的内容，包括退还英王所授爵位、勋章，辞去在地方机构中所任公职，不参加殖民政府的一切集会，抵制英国殖民教育等等，在经济上，则抵制外国产的商品，特别是英国产品，他号召所有印度人应该穿土布，而放弃英制织布。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成为印度人民反对异族统治的主要手段，它十分曲折而反复地进行，一直到1947年，印度终于宣告独立，甘地因此被视为“圣雄甘地”和“印度国父”。（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更为熟悉的印度思想家是诗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他跟甘地有很近似的东方哲学思想，他在诗歌中吟唱道，“当我们极谦卑时，则几近于伟大。”1919年，他支持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主张，第一个拒绝了英国国王授予的骑士头衔。1924年4月，他应梁启超、蔡元培之邀访问中国，引起很大的轰动。）

    后世学者常常将1917年的苏联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联系在一起探究，却很少有人观察到几乎同时发生的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事实上，1919年的中国思想界受到了来自南北两大社会思潮的夹击式影响，至少在经济领域，保守的企业家阶层的选择与甘地的非暴力主张很可参照。

    回望1919年的中国，真可谓轰轰烈烈，就象灯火辉煌的列车在暗夜中一闪而过，给人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在此后的四、五年里，文化界群星璀璨，思想空前活跃，各种政治力量和主张自由萌生，其中对历史影响最大的事件是1921年7月23日至31日，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等人在上海（后转到嘉兴南湖）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它不久将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力量。而在企业界，雄心勃勃的新兴企业家们开始试验他们的政治理想。

    自袁世凯之后，北洋政府因军阀割据和财政拮据，一直显得很弱势，这客观上让企业家有了博弈的空间。1920年秋，中央政府决定发行政府债券，12月，张公权领导的银行公会在上海举行会议，以旧债券清偿不力为理由，拒绝认购所有债券。在北京掌权的段祺瑞十分恼火却也无可奈何，只好派代表与银行家们谈判，最后同意建立统一的国债基金会，将关税余额作为偿债基金，再由英国人掌控的海关总税务司作为第三方管理。这种跟中央政府叫板的事情在当时并非仅见，早在两年前，上海总商会还拒绝派人北上参加农商部组织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理由是“鉴于困扰国家的动乱局面，经济和商业陷入混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参加此类会议。”

    在对中央政权失望的情形下，企业家们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潮，尝试重建中国的社会秩序。其努力的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建设模范城市或实验公社，一是创立城市自治机制。

    中国人向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理想，对企业家来说，天下太大，那就去治理眼皮底下的那片土地吧。在这方面，张謇是一个最值得纪念的典范，从1903年开始，他就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城市建设，大生纱厂的很多利润都被他投入到了公共事业上。将近二十年下来，南通已成当时中国最出名的县城。1920年，一位访问者描写他看到的南通：“在登岸以前，我们就已感受到她的现代气息了。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车、汽车在奔驰，高耸林立的烟囱在冒着烟，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一个欢快劳动的日子又宣布开始了。在江岸边建有现代化的码头和仓储设施，通过现代化的公路和运河，运输线四通八达。登上狼山山顶，一幅动人的壮丽图画展开在我们眼前。在南面奔腾着雄伟的长江，它的水上运输繁忙。在西面静卧着南通城，屋顶、烟囱、城门楼依稀可见。到处都显示着满足、快乐和繁华。我们看到每一寸土地都得到了耕种，并由田间小路分割成几何形状。在居住区内有大量精心种植的树木，这也是这里的一个特征，在中国其它地区没有类似的情况。”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主笔J·B·鲍威尔也是在这一年到访南通，他称之为“中国大地上的天堂”，他在报道中写道：“张謇以及他的兄长张詧、他的儿子简直可以用‘君临天下’一词来形容，除了童话故事中对待臣民就像对待子女一样的慈善君王外，可能无人可与之匹敌，而在南通州这却是事实。”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通举行年会，梁启超到会，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文学家鲁迅的朋友、日本人内山完造称南通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同年，北京、上海的报纸举办“成功人物民意测验”，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这一年正好是他70岁大寿。让人感慨的是，也正是在这一辉煌的时刻，张謇的企业突然冒出了危机的苗头，他将很快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潭。

    不过在1922年，南通模式还是如此的迷人和让人感奋，在很长时间里它成为企业家的梦想。也是在这一年，老买办朱葆三在上海郊区购置1000亩地，设想建立一个类似南通的实验城。而荣家兄弟则尝试着在自己的工厂里搞了一个“劳工自治区”，“自治区”设在家乡无锡，建有男、女职工单身宿舍和职工家属宿舍，宿舍分区、村、室三级，由工人自己推选各级负责人员进行管理。还兴办了食堂、储蓄所、合作社、医院、工人夜校、子弟学校、图书馆、电影场，乃至公墓、功德祠、尊贤堂，工人从生活、教育、文化娱乐、劳动保险到生老病死诸多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可谓社会功能一应俱全，宛若一个独立的“公社”。到后来，为了处理各种纠纷事宜，“自治区”内还设了一个工人自治法庭。“自治区”的建立，一方面实践了荣家兄弟的社会理念，另一方面也直接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高，荣德生经常在周末集体训话时宣传自己的“自治主张”：“厂方的利益，就是各工友的利益，劳资应该充分合作，团结一致，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如果说，张、荣等人的实验着眼于家乡的重建，那么，另外一些人则有更大的抱负，他们试图在某些城市建立自治型政府。

    企业家的政治热情一方面是被逼出来的，另一方面也是不清晰和幼稚的。1921年10月，在商会联合会的年会上，很多年轻的会员提出了参与政治的呼吁，一个叫唐富福的人在发言中大喊，“我们用不着仰赖某个个人，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现在该是商人面对现实，摆脱陈旧的不参与传统，投身政治的时候了。我们拒绝将我们所主张的开明政治与那黑暗的政治混为一谈。如果政治是黑暗的，而我们却接受其的统治，岂不成了奴才和背叛者了吗？我起誓，我决不！中国商人要拯救这个国家。商会总是以不参与政权为自己的荣誉，但在今天，这种节制却是我们的耻辱。”这番演讲刊登在了当时的《北华捷报》上。唐富福的论点在年会上引起共鸣，穆藕初等人也认为，“实业界人士务实不闻政治的陈旧观点，是不值得赞赏的。应团结起来，采取适当的方式，推动政府改善国内局势。”

    企业家阶层的参政和自治理念得到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呼应，胡适、丁文江等人提出了“好人政府”的概念，就是由“好人”来管理政府，依靠专家解决专门问题，所谓“好人”，就是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阶层，“即以现身从事农工商业及劳动者执政，而除去现在贵族军阀官僚政客等无职业者执政。”

    为了实践商人主政和“好人政府”的主张，各地商会先后都提出过千奇百怪的设想。1923年3月，汉口总商会向国内各主要城市的商会发出了一份《保护商埠安全议案》，在议案中提出，以中世纪欧洲的汉萨同盟为仿效，建立一个“真正的城市联盟”。汉萨同盟是14世纪出现在德意志北部的城市联盟群，它由富商和贵族发起，拥有军队和金库，极盛时加盟城市多达160个，汉口的议案认为，“如全国各商埠能实行团结，声气灵通，势力雄厚，举国内外，谁敢予侮？”此案“看上去很美”，却一点也没有操作的可能。

    汉口议案提出后不久，上海的企业家更有过十分大胆的、闹剧式的行动。

    年初，北京政坛出现动荡，直系军阀曹琨打败皖系的段祺瑞，控制了中央政权，在总统选举中，曹琨用钱收买国会议员投票，每人5000元，受贿的议员共有480人，曹琨因此“选”上了大总统。6月，他把现任总统黎元洪赶出北京城。一时间，贿选丑闻臭遍全国，各地抗议声四起。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了一次会员大会，一方面通电谴责北京，另一方面宣布上海独立。他们组成了一个由70人组成的民治委员会，宣布将以执政者的角色来管理城市。他们发布公开宣言，拟订行政章程，与曹琨政权电报交涉，一时忙得不亦乐乎。

    但是，它显然缺乏合法性和实际的行政能力，只忙乎了两个月，民治委员会就无疾而终了。企业家们的尝试遭到了舆论的嘲笑，《东方杂志》的一篇评论便讽刺说，“最可笑的是，上海商会妄欲组织商人政府，自认为民治委员会基本会员，一若除商人外无人民者，又若除上海商人外无人民者，更若除上海总商会之商人外无人民者，即此一端，其无知妄作已可悲矣。我们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识，每激于一时热情，殊不知盲从妄作，根本已错。”其言刻薄，却也点出了商人主政的三个缺陷，一是爱搞“小圈子”，二是缺乏民众基础，三是没有明确的执政主张。令人好奇的是，惟一对总商会行动持鼓励态度的是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毛泽东，他在《响导周报》上发文《北京政变与商人》，认为，“上海商人业已改变从前的态度，丢掉和平主义，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早年的毛泽东是地方自治和模范乡村建设的积极倡导者。1919年，他在《湖南教育月刊》第十二期上发表《学生之工作》一文，提出：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场、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40年后的1958年，他的这一理想终于以“人民公社”的方式得以实践。）

    企业家阶层的自治努力在今后数年内还将持续下去，每一次它都因为缺乏民众基础和宪政理论支持，而显得幼稚和缺乏持续性。在一个现代国家，自治政府及议会制度的真正确立，需要一个自由或稳定的社会环境，在那样的社会内部，各种利益集团以公平协商的方式共存，可是，在1920年代的中国，内乱远未停止，暴力随时可能打断和平的努力。因此，白吉尔把这一时期的失败，称为是“一个不自由年代中的自由主义的失败”，她评论说，“资产阶级的作为，通常显得模凌两可，缺乏条理和毫无效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它所处的政治地位的性质不那么明确的缘故。”

    1920年7月，虞洽卿四方运筹，获准建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票券、棉花、布匹、粮油等均可在此交易。当时的上海，竟有140个各种各样的交易所，是全世界交易所最多、也是规则最不规范、投机色彩最为浓烈的城市。虞洽卿的这个交易所是中国第一家正规、综合性的证券物品交易市场。据记载，该所的首倡者是孙中山，他于1916年在北京约见虞洽卿，提出在上海筹建交易所，他对虞说，“交易所既成，亦可为革命聚积资金，诚乃大事矣。”——靠办交易所为革命筹钱，孙氏逻辑很能代表当时革命家的经济思想。虞依计而行，数年乃成。虞出任理事长，籍此成为上海风云一时的期货大亨。（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于1916年在北京创立，不久，上海也设所交易。）

    也是在这段时间前后，陈其美（他已于1916年5月遇刺身亡）的结拜兄弟蒋介石落魄沪上，也来投奔虞洽卿，他慨然收留，安排在交易所当上了一名经纪人，另一位浙江老乡、革命党人张静江则出资4000元，让蒋在交易所中占了股份。不料蒋某人“革命有方”，却经营无术，先是在买空卖空中赚了不少钱，紧接者又全数赔光还欠下一屁股债。百般无奈下，蒋介石躲到虞洽卿家中避债多日，然后决心南下投奔孙中山。为了躲避债主追尾跟讨，虞出主意让他投帖拜青帮老大黄金荣为“老头子”。

    黄金荣门徒黄振世日后记录当时的场景：虞洽卿到八仙桥钧培里黄公馆后，向黄金荣说明情由，要求录收蒋介石为门生，黄金荣因为虞洽卿在当时商界地位高，势力大，亦很想结交，所以对他提出的要求都无条件答应下来。又因为虞洽卿不熟悉投拜老头子的手续，第二天陪同蒋介石到黄金荣处时，只投递了一张写着“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的大红帖子，既没有拜师应有的蜡烛、香，更没有致送压帖的贽敬。还因为黄金荣事先从虞洽卿处知道蒋介石的困难环境和拜师目的，同时也为了讨好虞洽卿，所以非但不计较压帖贽敬，还有心“慷慨”地赠送蒋介石旅费大洋200元，并且鼓励他去广州。分别以后，互不通讯，日久以后也就事过境迁，淡然若忘了。

    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仅仅6年后，乾坤倒转，这番江湖交情又孽生出一段影响中国走向的历史公案。

    不过在讲述这段公案之前，我们先要来到1924年的中国，经济萧条在天灾人祸的夹击下突然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