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

    1931年6月22日，美国《时代》周刊以《在轮胎上》为题，报道了沈阳兵工厂制造出中国第一辆载重卡车的新闻，文章称，卡车的发动机、齿轮及其他复杂部件均从美国进口，中国工人能生产钢材、车架和散热器。工厂负责人对记者说，“这是100型的，计划建立一条生产线，每月生产5辆，每辆车的轮胎载重量为1万磅（约5吨）。我们还将每月生产10辆75型的，每辆轮胎的载重量为7500磅。”

    仅仅三个月后，这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和正在建设中的卡车生产线就落入日本关东军手中，同时被“接收”的还有数百架自制的军用飞机。

    进入1930年之后，战争的幽灵一直如展开翅膀的黑色巨鸟，笼罩着苦难的中国大地。

    翅膀的一翼是内战。1930年春夏之交，全国所有反对南京政府的军事势力集结在一起，阎锡山﹑张学良、冯玉祥﹑李宗仁以及武汉汪精卫结成同盟，与蒋介石一决雌雄，史称“中原大战”。战事从5月打到11月，双方投入兵力逾百万﹐战线绵延数千里﹐是自太平天国之后最大规模的内战。战事几度胶着，反复诡异，最终蒋介石取得胜利，此后，国内军阀再无人敢于与他正面较量。中原大战刚刚打完，蒋介石迅即将枪口对准江西井冈山的共产党部队，从11月到下一年的6月间，他前后动用60万兵力对苏区发动了三次“围剿”，谁知竟全部以惨败告终，他终于遇到了一生最大的对手毛泽东。

    翅膀的另一翼是外患。正如卢作孚在东北亲眼所见，日本对资源丰富的东三省早已“食指大动”。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炸毁了小段铁路，然后嫁祸东北军，出兵进击北大营。正在北京城里夜宴跳舞的少帅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不到半年时间，东三省100万平方公里失陷，张家父子在东北苦心打下的工业基础，成为日本日后发动全面对华战争的主要动力源。（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曾在1927年6月打进关内，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惨败的张作霖退出北京。6月4月晨，张的专列在皇姑屯被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他当日去世，27岁的张学良继承衣钵，成为奉军领袖。）关东军游说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北上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

    1932年1月28日，日军以保护日侨为由进犯上海，日机轰炸闸北华界。中日军队激战闸北，600多家工厂、4204家商号和1.97万房屋被毁。5月5日，中日在欧美各国调停之下签署《淞沪停战协定》。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让中国再次处于危急的存亡关头，一曲《松花江上》，恸哭四万万国民。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各地学生纷纷游行请愿，各地再度爆发势不可挡的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10月26日的美国《时代》周刊第二次以蒋介石为封面人物，在新闻中，抵制日货成了重要的报道内容——

    “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卖日货的店主，上周受到由‘反日协会’自己任命的中国‘警察’的严厉惩罚，哭哭啼啼地被关进临时设立的监狱。”

    这些不爱国的商人吓得说不出话，跪在“反日协会”审判者面前不停地磕头求饶。“审判员”处以罚款，惩罚他们卖日货的罪行，“罚金”达1万墨西哥元（2500美元）。凡是被处以罚款而称无力支付的店主，就被押进反日协会的监狱，在里面挨饿。这种怪异的审判，以各种方式出现，公然违法的行为却在各地得到中国公众舆论的支持——人类1/4民众的舆论。成千上万的城市与乡镇，爱国者汇成一个整体，发出如下神圣的誓言（由中国首都南京的全部师生宣誓过）：“对着青天白日，对着我们的祖国，对着我们祖先的陵墓，我们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发出庄严宣誓，只要我们活着，就永不使用日货。如果违反誓言，老天可以惩罚我们，别人可以处死我们！”

    全世界的唐人街纷纷抵制日货。在安大略省温莎市的白人，吃惊地看到400名加拿大华人采取波士顿茶叶党同样的举动，把价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叶、丝绸和海鲜集中在一起，浇上汽油，由温莎德高望重的李枫（Fong Lee，音译）发表鄙视日本的演讲，然后点燃柴堆。在太平洋彼岸，美国航运公司高兴地看到日本的公司取消了中日航班，自己则多了生意机会。

    正如《时代》所描述的，此次日货抵制运动的激烈化和全面化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并了出现新的运动倾向，一是民族主义热情下的准暴力化，二是政府积极参与的制度化。

    “九·一八”之后的第十天，北京就举行了20万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大会，人们烧毁日本商品，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同日，南京、上海的2000多名学生上街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后被迫辞职。其后一月内，超过一百个以上的城市都举行了万人聚会抗议活动。在商业和银行业，抵制日货被严格地实施，上海、广州等地的银行断绝与日本的一切交往，搬运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本货物，日资企业的雇员被强烈鼓励辞去他们的工作，否则，就可能遭到殴打。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在上海买卖日本产品事实上已是不可能。”

    目睹了当时景象的美国记者埃德纳·李·布克记载说，1931年的抵制运动“对中国这样进行抵制活动的老手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她看到一个与日本商品有关的商人被扔进木笼，“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好象是一只销售了日货而背叛他祖国的奇异野兽。”人们对那些采取了过激行动的人抱持了宽容的态度，甚至将之视为民族英雄，在武汉，有人把一枚炸弹扔进一家被认为销售了日本衣物的商店而遭逮捕，他仅仅被处以缓刑就释放了。各地的日本侨民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袭击，1931年1月18日，上海三友毛巾厂的激进爱国工人殴打了几个日本僧人，导致一人死亡，两天后，日本侨民放火烧了这家工厂，这成为“一·二八”日军攻击上海的直接导火索。

    在此次抵制运动中，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日货被定名为“仇货”，也就是仇人生产的商品，是宁可饿死也不能使用的东西。抵制活动到了“逢日必反”的地步，上海市商会收到来自厦门的商人来信，要求澄清朝鲜人参该不该抵制。商会随即展开调查，发现日本三井贸易公司垄断了朝鲜人参的贸易，因此，认定“朝鲜人参是日本产品”。商会当即给厦门的商人团体以及各港口发送电报，并在市民大会上号召大家不要再买朝鲜人参。在天津，一个叫宋则久的商人把自己的“天津工业售品所”更名为“天津国货售品所”，发誓商店只出售国货商品，当地的《庸报》报道说，有人发现售品所出售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钮扣，宋则久当夜查验所有的女大衣，没有发现日本钮扣，第二天他下令再彻查一遍，结果在法租界的一个分所里，真的找到几件使用了日本钮扣的女大衣，宋当即开除了分所的主管，并公开登报向市民道歉。

    人们还重新定义了“奸商”的概念，在传统意义上这是指“卑劣、诡计多端的商人”，而在民族危机的语境里，它被升格为“叛国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国者，而这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在郑州，一个销售日本香烟的中国商人被迫“头顶一张巨大的香烟纸板盒，在一场大型示威中游街示众。”妇女被要求一定要使用国货，否则就形同妓女，在一篇题为《国货与妓女》的文章中，作者以女性的口吻写道，“我认为穿国货是一件最高贵和荣耀的事情，相反，如果让自己全身穿着舶来品，不仅会被认为身体下贱，也是件无比难堪的事情。”

    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日货的抵制已经成了一种全民性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理性的范畴。在193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里，作家茅盾形象地描述了当时抵制洋货的某种现实：小伙计们夹在闹里骂“东洋乌龟！”竟也有人当街大呼：“再买东洋货就是忘八！”……大家都卖东洋货，并且大家花了几百块钱以后，都已经奉着特许：“只要把东洋商标撕去了就行。”他现在满店的货物都已经称为“国货”，买主们也都是“国货，国货”地说着，就拿走了。

    跟以往历次运动的情况完全相似，企业家阶层是抵制日货的积极参与者和得益者。

    在坚决的抵制浪潮下，在华日资工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日本最大的对华实业投资在棉纺织产业，当时有43个日本工厂，其总投资额为1.49亿美元，而重要的华资工厂有81个，总投资额为1.3亿美元，日企占纺纱生产额总数的38％、占织布生产额总数的56％。“九·一八”之后，这些工厂相继陷入停滞。

    作为纺织业重镇的上海，景象是这样的：在抵制运动开始的前几个月，一些华资工厂曾经因为原料短缺而陷入严重的困境，1932年2月的《申报》报道，全市113家丝厂只有20家仍在开工，针织工业有三分之一被迫关闭。从日本纺织工厂主动离职或被辞退的数万工人成了危险的失业群体。但是不久，情况得到了控制，日本工厂失去的市场份额被华资企业抢走。

    在天津，一个叫赵子贞的企业家创办了东亚毛纺织有限公司，生产羊毛制成的布料，当时市场上最畅销的同类产品正是日本货，赵子贞给产品起的商标是“抵羊”，也就是“抵制洋货”或“抵制东洋货”的谐音，商标的图形是山海关、长城和两只争斗的公羊，一看就知是中国人制造的布料。在上海，还有一家章华毛纺厂索性将自己出品的毛织品起名为“九一八”牌。

    在四川，卢作孚是救国会重庆分会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在民生公司轮船的卧铺床单和职工宿舍的床单上都印上了“梦寐毋忘国家大难”的字样，以此激励国人的爱国之心。另外，他还特地制定了一套针对日资轮船的服务标准——“招待乘客和蔼周到的精神要超过日船；保护客货的办法要超过日船；保护船身，节省费用的精神要超过日船；清洁整饬调理秩序的精神要超过日船；对于乘客要随时提起其抗日救国的精神”。靠这样的精神和服务质量，民生公司的轮船大受欢迎，许多人宁愿多等几日也不愿搭乘日本轮船。

    吴蕴初（1891—1953），是这段时期涌现出来的最出名的爱国企业家之一。20世纪初，日本科学家从海藻类植物中提取出了谷氨酸钠，发明了可以使菜肴更为可口的“味之素”调味品。在二十年代，中国的味精市场被日本“味之素”完全垄断。1922年，化工专家吴蕴初摸索研制成功味精，建成上海天厨味精厂，他以“纯粹国货”的口号与日本“味之素”竞争。他的出现引起了日商的警惕，生产“味之素”的铃木商社向中国专利局提出抗议，认为“味精”两字是从“味之素”广告当中的“调味精品”中转化而来的，要求取消“天厨味精”的商标，吴蕴初把这个事件演化成了一起民族产业的保卫战，他发动国内的食品企业联合请愿，媒体更是大力支持，最后，日商只好不了了之。吴蕴初积极参与了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工作，他是很多反日组织和抵制活动的主要捐助者。1926年，天厨味精获得费城国际展览会的金奖。“九·一八”事件的爆发，让吴蕴初再次得到了打击日本企业的机会，在汹涌而来的日货抵制运动中，天厨味精及其他冒出来的国产味精工厂成为了市场的主导者，“味之素”撤离了绝大部分的中国市场，最后只在日军控制的东三省销售。天厨味精的成功让国人士气大振，被认为是国货战胜的经典案例。1934年3月，吴蕴初捐赠一架轰炸机给国民政府，3万人参加了在上海虹桥机场举行的捐赠仪式，在飞机的机身上印着两个很大的字：“天厨”。

    在过去几年，国民政府对于日货抵制运动抱持着一种很暧昧的态度。一方面，它很希望借此形成一股可以凝聚的民族力量，缓解丛生的国内矛盾。此外，决策者也将抵制洋货看成是鼓励民族工业以及贸易保护的一种战略，在1928年，蒋介石在参加一个国货展览会的开幕式时便曾经宣称，“国民政府是要提倡国货，要振兴实业，要挽回利权，使外国货在中国没有销路，大家都用国货来打倒帝国主义。”而一方面，为了维持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政府也曾经多次强行解散反日团体。

    “九·一八”之后，中日虽未正式宣战，但是已行同仇国，政府开始走到前台，国民党的各地方党部都公开地参与到了抗议和抵制活动的组织工作中。抵制活动开始形成制度化，与仇日有关的“五·九”、“九·一八”都成为固定的抵制日货活动日，在1932年底，国民政府宣布下一年为“国货年”，而1934年为妇女国货年，1935年是学生国货年，1936年是市民国货年，而提倡国货的最重要主题之一就是呼吁民众坚决反对日货。

    对于政府来说，“九·一八”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讨论变得别无选择，在过去的几年里，自由经济模式与国家主义模式的争论不绝于耳。自日本占领东三省后，几乎所有人都明白，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于是，国家存亡成了一个超乎一切的命题，国家主义的战略成了政商共识。蒋介石在这一年的讲话中多次强调，“中国之工业发展，应偏重于国防方面”、“中国经济建设只有在军事建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目前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一支规模虽然不大、但却有统一装备、第一流的、机动性强的武装力量。”谭熙鸿主编的《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出版于1948年）记录道，当时“建设国防经济，发达国营工矿事业的呼声，遍于全国上下”。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一个新的名词“统制经济”出现了，它强调国家力量对经济的干预，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国营事业的扩张和整合速度大大加快。

    1932年11月，洋务运动的仅存硕果之一、国内最大的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再度收归国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在呈报行政院的报告中称，“兹与沪上各界领袖协商，均谓非借众力不足以恢复信用，非收回国营不足以根本规划。”

    南京政府自成立以来就对私营化的招商局窥视已久。1927年11月，政府就成立了招商局监督办公处，由交通部长王伯群亲任监督，职责是“督促董事会自动改组，刷新整理，除弊固本，以尽扶持之责。”当时，招商局董事会的会长是李鸿章之孙李国杰，号称“皖省首富”，因为身份特殊，宋子文等人的下手还是颇有忌惮。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李国杰请来同盟会的老会员赵铁桥担任公司的总办，赵在1907年就加入了同盟会，曾经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党的四川支部长，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家。1930年7月24日晨，赵铁桥在上海招商局的总部大门口被刺客枪击，当场身中数枪，不治身亡，这一血腥事件在国内引起很大轰动。据称，实施暗杀的是当时人人闻之变色、连杜月笙都要化钱“孝敬”的“暗杀大王”王亚樵，然而他到底受谁所托，为何实施暗杀，动机一直不明。三个月后，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就做出决议，“招商局应收归国营，关于股权债务之处理，由该局整理委员会妥拟办法，呈请国民政府核定施行。”

    到了1932年，国事紧迫，招商局的收归很快提速，在很多人看来，战争时期，航运事业涉及军力运输等国防任务，收归国有已是题中之义。招商局国有化后，正式更名为国营招商局，隶属于交通部，取缔了董事会制度，成立理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制度，一切经营重回国营体系。

    在《收归国营令》中，政府明确宣示，现有的私人股份将“由国家现款收回，以示优惠股东之意。”事实却是，中央银行为购买股权一共化了212.63万两白银，而招商局当时的帐面资本就为840万两，实际资产远远高于此数。据《招商局史》记载，当时企业仅抵押给汇丰银行的五处房产就价值196万两，汉口等地的房产价值367万两，上海与武汉两埠局的资产合计2336万两，加上江海轮船及其他资产，招商局的总资产超过5000万两，扣除债务1700多万两，实际资产为3300万两。

    也就是说，国民政府以不到十分之一的价格收走了全国最大的航运企业。在过去的六十年里，招商局几度公私易手，其产权轮回、经营者命运跌荡，堪称中国企业演化的一部“教科书”。

    在一个强敌虎视的时期，一国之经济要欣欣向荣，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九·一八”之后的中国便是如此。随着东三省沦丧、对日贸易萎缩、民众惊恐、消费低迷以及大量资金用于军事工业，中国经济出现了恐慌性动荡。

    恐慌首先表现为债券市场的暴跌。在日军9月18日入侵东北的一周内，上海五种主要债券的平均市价急跌到票面值的60％以下，到12月，所有公债只有在低于票面值40％的条件下才能成交，跟战前的9月1日相比，它们的价值跌掉了一半。上海的银行家们在这次恐慌中损失几亿元，有两家银行因此倒闭。

    1932年1月初，财政紧张的国民政府突然宣布停止支付所有政府债券的本息，这如同火上浇油，13日，上海各银行出现了挤兑情况。当时银行的储备金中，60％是现金，40％是保证债券，而且绝大多数是之前被认为一本万利、如今大大缩水的公债。挤兑一旦成为风潮，中国金融将瞬间崩盘。于是，在2月18日，政府与银行界展开谈判，宋子文提出“削减一半偿付、降低公债利率和延长还本期限”等三个建议，这三条等于把公债的偿付腰斩一半以上，四年前那个无比诱人的公债投资现在看上去更想是一个巨大而可笑的骗局。银行家们欲哭无泪，如果接受宋子文的条件，损失可想而知，然而如果不接受，就可能被挤兑风潮淹死。无奈之下，银行家同意了这三个条件，不过他们也希望政府作出承诺，从此往后，这个条件一定不能再变更了，同时，四年内不得再发行新的公债。宋子文一口答应。后来的事实是，仅仅一年后，他的这个承诺就又随风而逝。

    这场金融恐慌，最终以银行家付出惨重的损失而得以缓解，这是上海银行界遭遇的一次新的灾难。根据变更后的约定，宋子文每年可以减少8000万元到1亿元的公债偿付款项——在1932年，政府的年度总收入为6.83亿元，宋子文靠一个协议就“减少”了将近15％的支出。于是最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到年底，宋子文十分骄傲地宣布，“中国民国建立后二十一年中，政府第一次能够平衡它的预算。”在他讲话的同时，银行家们却只有苦笑而已，此消彼涨，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与政府博弈的能力。

    宋子文靠压榨他昔日的金融界朋友们所取得的财政胜利，并没有持续多久。蒋介石顽固秉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在日军汹汹压境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要先消灭江西的共产党部队，军费开支象一个无底洞那样地越来越大。1932年秋季，他调集50多个师的兵力对江西、湖南和广东等地的共产党根据地实施第四次大围剿，谁料还是被击败，他自认“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1933年5月，他集结100万兵力卷土重来，展开第五次大围剿，这一次，共产党领导人博古放弃了非常有效的运动战策略，而与国民党军队展开面对面的阵地战，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被迫于1934年10月向西进行“长征”。蒋介石调集军队，一路上围追堵截，必欲全歼而后快。中共中央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把博古换下，之前被冷落的毛泽东重新掌握了领导权。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转战十一个省，历经无比艰巨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最终钻出了蒋介石的包围圈，于1936年10月到达陕甘宁边界，建立了新的延安根据地。

    在这场前后长达三年半的对共产党的围剿中，蒋介石政权遭到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对，停止内战之声不绝于耳，早在1932年8月，全国商界就组成了一个“废止内战大同盟”，并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大会，有将近500人参加，他们代表了全国72个商会、10个银行公会、9个钱业公会、104个同业行会，此外还有11个妇女联合会、11个同乡会、50个科学团体和42个工会组织。大会由上海企业家王晓籁担任主席，提出了“反对内战是中国人民自救之路。”

    对于宋子文来说，他不得不为蒋介石募集更多的军费，从第四次围剿开始，每月的军费开支就达到2670万元，比预算中的1500万元要多出一大截。因为他已经承诺四年内不得再发公债，于是，钱只好从其他渠道去弄。惟一的办法是贷款，他一方面对银行家们的反内战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则千方百计地压迫他们把钱拿出来，在1933年度，他就贷款了8780万元，这相当于以往四个财政年度的总和，刚刚持平的财政又一下子倾斜了。

    在这一年里，企业界仍然表现出了共济国难的觉悟。1933年1月，日军从东北进攻山海关，继而占领了热河省，华北门户大开。当时在北方抗敌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因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正专心剿共他的根本无心支持。2月中旬，北京和上海两地的银行家开会协商，决定暂时放弃不买公债的决定，向国民政府认购2000万元的“爱国库券”，并且不需要政府以任何关税作保证。不过，他们惟一要求于宋子文的是，这笔钱必须“专用”于华北防务。

    宋子文在这一时期也表现得象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对日本的软弱态度，日军入侵热河后，他带着支票飞到北方说服张学良坚决抵抗，并声称，“日军如来侵，我决以全国力量应付。”为了遏制日本势力，他在1933年5月提出了两个针对性的经济政策，一是大幅提高日本进口商品的税率，其中，棉库绸的税率提高800％，毛织品提高200％，纸品提高8％到20％，人造丝、鱼类、烟草和煤的税率也有大幅提高，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短短半年内，日本相关商品的在华销售就降低了一半或三分之二。这当然大大有利于国内的民族企业。二是倡议组建一个由英、美、法等国参与的国际协商委员会，对这些国家的在华投资提供更为优惠的政策，他的计谋是，刺激英美企业对中国的投资，从而增加日本侵华的国际阻力。宋子文的这两项建议受到国内企业界的广泛欢迎，尽管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银行家们一再地上宋子文的当，吃足了他出尔反尔的苦头，可是在整个国民政府的决策层里，他还是惟一的“朋友”。到10月份，他们再次放弃不买公债的决定，认购了6000万元的关税库券，并再借给政府1500万元。

    可是，宋子文的反日、亲英美策略与蒋介石的既定想法显然格格不入，日本人更是对宋子文恨得牙痒痒。据《申报》的报道，1933年8月，宋子文访美返国，海轮在横滨中转，日本政府公开声称他是不受欢迎的人，不让他上岸。他们还想尽办法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一定要把宋子文赶下台。10月25日，就在企业界认购了关税库券的半个多月后，宋子文被迫宣布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职务，公开理由是“健康不佳”。据胡汉民日后回忆，宋在私下对他说，“当财政部长和做蒋介石的狗差不多，从今以后，我要做人不再做狗了。”宋辞职后，上海的公债市场再次爆发恐慌，用《时事新报》在当时的报道描述是“垂直暴跌”。

    在这部企业史上，宋子文是一个十分摇摆和难以定义的人，把他与前朝的盛宣怀放在一起比较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们正是两个时代的官商典范。他对西方的经济制度非常娴熟，有时候表现得很开明，对企业家阶层十分理解和同情，有些西方观察家甚至认为他是国民党中国的“资本主义灵魂”。（这是布尔曼主编的《中华民国人名辞典》中的用语）可同时，他又是专制经济制度的执行者，他的高超的财政技巧实际上比强盗还有杀伤力。他反对暴力，拒绝用恐怖的方式管理财政，可是同时，他又往往是暴力集团最有效率的合作伙伴。他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爱国者，可同时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把私利摆在任何理性选择的第一条。他善于制定秩序，但他自己则每每置身于秩序之外。他的这些个性在日后将继续清晰地呈现出来。

    蒋介石用来接替国舅宋子文的，是他的连襟，山西人孔祥熙（1880－1967）。如果说，宋子文当年是因为性格上的怯弱而成了蒋介石的“狗”，那么，这个被称为是“哈哈孔”的票商后人则天生是一条“哈哈狗”。

    孔祥熙的英文名是h·h·CONG，所以时人叫他“哈哈孔”。他常以笑面示人，看上去庸庸碌碌，哼哼哈哈，但实际上，他一手抓权，一手抓钱，游走于各派势力之间，实则精明到了骨子里。其敛财才能之高，堪称民国第一人，因此有“无孔不入”的“美誉”。他出身在山西太谷县一个小票商的家庭，自诩是孔子的75代裔孙，早年在基督教会的资助下赴美读书，先后在欧柏林大学和著名的耶鲁大学就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他后来获得欧柏林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头衔，因此也被称为“孔博士”。）1914年，他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与宋氏三姐妹的大姐宋蔼龄结为夫妻，就此攀上高枝。他有天生的经商才干，以他的名字注册的祥记公司长期包销美孚石油在华北的总代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把老家山西所产铁砂出口美国，大获其利。秉承山西票商的传统，他还创办了裕华票号，并投资于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8年3月，他被任命为工商部长。与宋子文、蒋介石若即若离的关系不同，他铁了心死跟蒋介石。当初蒋向宋美龄苦追求婚，宋子文和宋庆龄曾表示反对，他则一力撮合。蒋介石被孙科等人赶下台那阵，他辞去部长职务，与之共进退，更是深得蒋某欢心。1933年4月，他被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辞职后，他旋即接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两职，同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从此，他掌握中国财政金融大权长达11年之久，也是在这期间，他也让自己成了全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孔祥熙对蒋介石可谓亦步亦趋。当上财政部长后，当即改变了宋子文留下来的反日政策，1934年7月3日，国民政府突然宣布一项大大有利于日本的新税则，一年多前被大幅调高的棉布、鱼类等商品的关税率一律下调，有的甚至还低于之前的水平。此外，提高很多中国工业必需、主要由欧美国家提供的商品税率，其中，原棉提高43％，金属产品提高20－25％，矿石类提高4－55％，煤油提高28％。

    这简直是一个亲痛仇快、臭不可闻的狗屎政策。中国银行研究部在当年的报告中便直率地认定，“这种新税率的根本目的不是发展或保护中国的工业，而是倒退到1933年之前奉行的歧视中国资本并阻扰其发展的方针上去。”在所涉及产业中，以民族资本最为集中的棉纺织业受害尤大，原棉关税的提高造成了中国工厂的采购成本大增，而从日本进口的棉成品则关税大降，这无疑让中国的纺织工业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从数据上看，“九·一八”之后，在汹涌的日货抵制运动下，日本进口商品占中国总进口的比例逐年下降，到1933年已降到9.9％，可是在新税率执行后，竟又在三年后反弹上升到了16.6％。（这一数据不包括东北的“满洲国”。资料来自严中平编写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刊》。）

    与宋子文竭力主张减少军费开支不同——这也是他最让蒋介石恼火不已的地方，孔祥熙则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提出的任何一项财政预算，原本计划投资于经济项目的款项被大量地挪用，台湾学者王业键的观察是，“计划经过调整，首先考虑的是军事目标，强调经济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宣传。”

    另外一个很不同的做法是，孔祥熙把企业家阶层全然地排除到了决策圈之外。宋子文时期曾经组建过一个四十人的中国经济委员会，张公权、虞洽卿等10多位商界领袖受邀担任委员。孔祥熙上任后，这个委员会的决策机制完全变形。《国闻周报》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3月的半年里，委员会没有开过一次会，而由孔祥熙等五个政府官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则开了八次会，企业家阶层被完全遗忘。

    从1934年开始，中国经济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大萧条。

    一切大的危机都是内外交困的结果，此次也不例外。内因是已经描述过的种种乱世景象，外因却非常的奇特，竟然是受了“罗斯福新政”的影响。当时的中国人中知道罗斯福这个美国总统的大概不会超过500人，他却影响了至少5000万人的生计。

    美国经济从1929年的“黑色星期四”开始崩塌，其后四年惨不忍睹，1933年4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接替焦头烂额的胡佛担任美国总统，他以“看得见的手”推出了众多强势的国家干预政策，包括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使美元贬值40.94%以及加大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等等，把美国经济拉出了泥潭，这就是著名的“罗斯福新政”。新政中很重要的一项是暂时放弃金本位，这直接导致了世界白银市场的价格大涨，白银每盎司价格从1932年的0.27美元上涨到1933年4月的0.45美元，到1935年更升至0.67美元。罗斯福的政策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却“意外”地伤害到了大洋另一端脆弱的中国经济。白银涨价让中国的银元快速增值，直接导致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顿失，商品出口大幅减少，而在国内则诱发了金融和工商业动荡，大量白银外泄、原材料价格跌落、消费市场陷入低迷。

    民国经济学家刘大钧提供的数据反映了当时的景象：中国商品的净出口从1931年的14.17亿元猛降到1934年的5.35亿元，棉纱出口从1929年的34万担降到1935年的24万担，生丝从42万担降到18万担，茶叶从94万担降到63万担。出口萎缩首先影响到农产品价格，从1931年到1934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农业产值竟下降了47％，农村一片哀鸿萧条。

    白银危机在中国的金融业和工商业两个领域造成了不同的后果。

    白银的增值和外流，在短期内竟带来银行业的表面繁荣，特别是占据金融中心地位的上海，全国的白银全部汹汹流向这里，在此交易并通过走私出境，因公债暴跌而十分低迷的投机生意突然又活跃了起来，上海几家主要银行的利润在1934年达到了3120万元的历史记录，还冒出来了11家新银行。当然，这是短期内的、因投机而造成的虚假繁荣景象，当时就有一个叫漠湮的人在《东方杂志》上撰文评论，“一方面是内地的国民经济不断的衰落，另一方面在城市却出现了人为的繁荣假象。”

    危机在工业界则呈现得更为直接和惨烈。

    在过去的几年里，东北沦丧、华北紧迫、长江中上游又是国共内战不止，对于做企业的人来说，大半个中国市场已是无可作为，而如今，白银外流造成信贷的空前紧张，外贸萎缩和国内消费市场的委靡更使得生产能力大量放空，在两面夹击之下，全国工厂顿时风声鹤唳。

    在生丝业，由于需求减少和丝价降低，上海的丝厂从1931年的107家减少到33家。在面粉业，到1933年10月，上海所有面粉厂全部停止营业，企业主们紧急上书南京政府，要求提高进口面粉的关税，因为政府对日本面粉的低关税造成了民族工业的绝境。在橡胶业，由于价格猛跌，全国30家橡胶厂中有五分之三倒闭关门。在商业领域，倒闭风象瘟疫一样地延烧，仅上海一地，在1934年有254家商业企业倒闭，下一年又有469家。

    纺织业是当时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制造产业，纺织业资产占全国工业总资本的36％，纺织工人占全国全部工人总数的56％，长三角又是纺织业的中心，全国127家纺织厂中有80家开在这一带。危机到来的时候，它受到的冲击也最为巨大。

    1934年7月4日，就在孔祥熙宣布对日有利的新税则的第二天，中国最大的民族纺织企业上海申新总公司公开登报，宣告“搁浅”。荣家兄弟陷入创业以来的最大危机，当时的凶险景象竟与12年前发生在南通张謇身上的那一幕惊人相似。

    就在两年前，荣家事业还处在巅峰时刻，当时申新纱厂约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纱厂纱锭数的20％，布机数占28％，茂新和福新的面粉厂规模占全国行业的三分之一左右，占上海市的二分之一，其旗下企业总数达21家，赫然是当时国内规模第一的民营实业集团。荣宗敬曾很得意地对友人说，“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1933年是他的六十岁大寿，在贺寿堂会上，他很兴奋地对济济一堂的宾客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吾今已届六十，纱锭数达到六十万，我还要活到七十岁、八十岁，纱锭要达到七十万、八十万……”堂下，一片欢腾喝彩声。

    荣家事业的迅猛发展靠的是疯狂的举债扩张战略，就在荣宗敬讲那番豪言的时候，申新资产共值6898万银元，而负债达6375万银元，处在一个十分紧绷的状态中。转眼间，市场突变，荣家首当其冲。到1934年初，荣家面粉工厂全面停产，申新各厂也风雨飘摇，荣宗敬在信中说，“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仅及纱价，销路不畅，存货山积。”到1934年3月，上海所有银行已无一家肯对荣家放款，连荣氏参股的16家钱庄也关上了大门。荣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杀，陈光甫和宋汉章两人在荣宅陪他一宿，温言相劝，才算是没有走上绝路。在申新宣告“搁浅”前几天，陈光甫天天要在申新总公司等到深夜一、二点。客观而言。荣家之所以会陷入如此大的危机，与荣宗敬的激进做法有很大关系，很多年后，陈光甫评论说：“荣宗敬的申新企业是全国纺织企业中最大的，为了增加银行存款，巩固我们的地位，我们乐意与他合作；而他当时急需资金来更新扩大，自然也希望与我们合作。结果，没有充分调查他的实际需要和个人性格，我们就提供了大笔贷款给他，导致我们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影响了活期存款的运行。”

    好在荣家还有一个稍稍保守的荣德生存在。6月28日，荣宗敬派人到无锡向弟弟求救，族内有人担心，去救上海申新会把无锡的产业也拖进泥潭。荣德生执一茶壶在手说，“我与哥哥好比这个壶，一经破裂，虽持半壶在手，亦复何用。”他当夜把家中所有的地契和有价证券全部收罗起来，第二天清晨就赶到上海，在陈光甫、宋汉章的斡旋下，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联合借款220万元，这才稍解燃眉之急。

    但是，区区200多万元仅够荣家多吸几天的氧气，当时申新总公司每年的通税和利息支出就在1000万元以上。一周后，申新不得不登报宣告“搁浅”。

    荣家若垮，中国民族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半壁江山就塌掉了，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而且，与华商在这两个市场上竞争最激烈的就是日本企业，它们在棉纺织业拥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市场份额，几年来的抵制日货运动和宋子文的反日政策曾经让它们元气大伤，但是现在的孔祥熙新税则及经济危机却给了反扑的大好机遇。很显然，这里正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抗日战争”。

    这时候，惟一能救荣家的，只有国民政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