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史人物 嘉庚助学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吴晓波 本章:企业史人物 嘉庚助学

    1934年2月19日,在新加坡的一个米店里,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华人实业集团陈嘉庚有限公司宣告在两天后收盘。公司旗下的橡胶厂、饼干厂、锯木厂、砖瓦厂以及菠萝罐头厂等尽数关闭,造成大量工人失业,波及13万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维持。

    陈嘉庚(1874—1961)是过去十年里最成功的海外华商。闽南及广东潮汕地区自古就有下南洋求生的传统,很多人因此成为当地的富商,他们成为华人企业家群体中很独特的一支,一直到今天,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的首富仍然是华裔企业家。他们对东南亚各国经济的崛起,有不可取代的功劳,新加坡的英国总督瑞天咸(F·Stenham)就曾说,“政府收入十分之九,皆出华侨之手,对此勤劳耐苦守法之华侨之谢意,非言语所可表达。”陈嘉庚出生在福建南部海滨同安县的一个小渔村集美,他17岁时南航7000里,到新加坡协助其父经营米店,后因族人舞弊和嗜赌,导致破产。陈嘉庚两手空空,替父还债,先是开办菠萝罐头加工厂,后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投身风险很大、利益也很高的航运业,他的两艘3000吨级的海轮先后被德国军舰击沉,却从法国政府那里收到了巨额的保险赔偿。1918年,他拿着120万元保险赔款,倾全力于新兴的橡胶种植业。先后购进数千英亩橡胶园,1922年,欧洲爆发经济危机,股市委靡,橡胶市价连续下滑,陈嘉庚逆流而上,出资收购了近万亩橡胶园和10家橡胶厂,建成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综合型橡胶制造工厂。

    三年后的1925年,市道果然翻转,随着经济复苏,橡胶价格从年初每担30多元暴涨到年底的200元,陈嘉庚一举成为“橡胶大王”,鼎盛时期,他开办30多家工厂,100多间商店,垦植橡胶和菠萝园15000多英亩,雇佣职工3.2万人,公司总资本达1500万元。

    陈氏的“橡胶王国”仅仅维持了四年,1929年10月,纽约华尔街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灾害迅速延烧全球,美国是新加坡、马来亚橡胶的主要买主,需求的萎缩导致市场崩塌,橡胶每担仅值7、8元,与几年前的抢手相比恍若隔世,一双过去卖1元多的橡胶鞋,现在竟跌至2角。1930年3月,陈嘉庚橡胶制造厂发生火灾,如同雪上加霜,遍设各地的商店不时发生倒闭或经理卷款潜逃的事件,所有不动产急剧贬值。到1931年8月,陈嘉庚欠银行债款近400万元,被迫接受汇丰银行等八家债权银行提出的改组要求。在其后的将近两年时间里,银行家们急于减少亏损,将陈氏集团的工厂关停并转,分敲零卖,陈嘉庚万分痛心却无可奈何。终于在1934年,宣告解体收盘。

    陈嘉庚的经营败局,与他刻意扩张的激进战略有关,当时舆论对他就有“孟浪”之讥,此外,庞大实业缺少金融体系的支持也是败因之一,据华商陈维龙的口述回忆,陈嘉庚发生危机时,华人银行竭尽全力只贷给他100万元,远远不能解渴,只好被迫接受英资银行的苛刻条件。1933年5月之后,全球经济危机已经得到缓解,欧美订单开始增加,英国人控制的董事会突然做出决定,将陈氏企业所产胶鞋全部归一家英国贸易公司单独包销,陈嘉庚激忿抗辩,不肯在合同上签字,董事会最终竟强行履行此约,一位英国董事说,“我英国之权利不容他国人染指”。

    收盘后的陈嘉庚,日后再无大作。他之所以被视为企业家的楷模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偶像,却是因为他数十年持之不渝的助学热情。他认为:“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他在教育上的持续投入可用“痴狂”两字形容。

    跟南通张謇一样,陈嘉庚发誓改造家乡渔村,1914年,他创办集美高初两等小学校,此后又相继创办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园、水产、商科、农林、国学专科、幼稚师范等,并逐步发展,在校内建起电灯厂、医院、科学馆、图书馆、大型体育场。在昔日偏僻的渔村里建设起闻名遐迩的“集美学村”。在上世纪20、30年代,集美与张謇的南通、卢作孚的北碚是国内知名度最高的三大新式城镇模范。在建设集美的同时,他还在同安县创办40多所小学,先后补助福建20个县市的73所中小学。在新加坡,陈嘉庚竭力倡办华文学校,先后捐资创办崇福女校、南洋华侨中学和南洋女子中学。

    1919年,就在四处收购橡胶园的同时,他就发起筹办厦门大学,在募款会上,他直言自己助学是“为爱国愚诚所迫”,当场他宣布认捐400万元,其中开办费100万元,其余300万元分12年付清,而当时他所积存的资产也仅400万元,相当于倾家办学。

    1929年,陈氏集团开始陷入困境,他仍按时支付集美和厦大所需经费,他的长子陈济民劝他减资自保,他慨然说,“我吃稀饭,佐以花生米,就能过日,何必为此担心。”极困难时,他将三幢大厦抵押给银行借款,做出了“出卖大厦,接济厦大”的惊人决定。1931年,汇丰等债权银行改组公司的时候,英国董事们对陈嘉庚自陷绝境仍助学不止的行为难以理解,他则很明确地说,“宁可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双方拉锯,最终议定对厦大和集美两校的经费支持,限定每月为5000元。随后,陈嘉庚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将几家尚有利润的企业租给自己的女婿和亲信,约定年终分红时,对方所得的一半或三成充为学校经费。他还向族内富商募捐11.5万元,加上自己的16万元,购买橡胶园400英亩,作为厦大的基金,月可入息2000元。到1936年5月,陈嘉庚实在无力接济下去,只好给国民政府写信,恳请政府将厦大收归国立,他愿将所有产业无条件奉送,并自请取消董事职位,在信中,他十分自责地说,“每念竭力兴学,期尽国民天职,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贻累政府,抱歉无似。”2个月后,国民政府批复同意,此时的厦门大学已发展到文、理、法商3个学院9个系,是当时国内科系最多的5所大学之一,鲁迅、林语堂、顾颉刚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教学。

    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在南洋积极募捐支持抗日,1938年10月,香港、马来亚、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华侨联合成立“南洋华侨筹赈伤兵难民总会”(简称南洋总会),统一领导海外华人的抗日救国活动,陈嘉庚当选总会主席,在其后几年间,总会先后组建702个基层救亡组织,为募兵集资起了很大的作用,据军政部长何应钦1939年的报告,全年军费18亿元,华侨赈款占了五分之一。1940年3月,陈嘉庚率南洋华侨慰问团返国,先后考察慰问了重庆和延安,大大鼓舞国民士气。一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东南亚,出赏一百万元缉拿陈嘉庚,他辗转避祸于印尼的爪哇诸岛,他把一小包“氰化钾”藏在怀里,随时准备殉国,当时多有传闻说他已蒙难身亡。1945年,日本战败,陈嘉庚重返新加坡,消息传回国内,竟成一重大喜庆新闻,当年11月18日,重庆举行了“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郭沫若、邵力子、黄炎培、陶行知等500多人与会,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也送来单条,题“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八字,与会者都深度认同黄炎培的感叹,“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

    1949年5月,陈嘉庚受毛泽东的邀请归国定居。1961年8月12日,他在北京去世。逝前留下遗言,遗产334万元全数捐于学校及乡社建设,其子女,男子无职业者,每月供给生活费20元,女子每月15元,如有职业或出嫁就不得支取,每人如逢结婚或丧事,各给费用200元。他去世后,北京丧仪极为隆重。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亲自执绋送葬,东南亚各地华侨自动分设灵堂祭奠,在新加坡,300个社团、近万人与会追悼,大会挂一对挽联,右联“前半生兴学,后半生纾难”,左联“是一代正气,亦一代完人”。

    1991年1月,中国科学院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所谓与日月同辉,陈公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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