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她又打了电话，就在凌晨3时，以她一直采用的方式。我怕得要命。我做不到无止境地奔逃。在那家旅馆楼下的登记处，我报了假名、假地址和假职业。我来自依阿华州的依阿华城，现在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翰斯镇这地方。我在依阿华大学教授美国课程——或者说三天前还在教书。
虽不敢冒险返回那地方，但是我认为在这里也藏不了多久。每个夜晚，她都会逼近我。
她从一开始就吓着了我。每天早上8点我到校准备课程。从英语系大楼的那道侧门的楼梯间，我可以沿阶而上到三楼办公室，它被一个消防门与其他办公室隔绝开来。我的同事们过去常开玩笑说我一直与世隔绝，不过我并不害怕，因为在那个偏远角落，我可以专心做事，很少有学生来打扰我。虽然那道消防门外声音嘈杂，我有时却感到大楼里没有别的人在场。实际上在早晨8点，我经常是大楼里惟一的人。
然而那天我却大错特错了。紧紧抓住那只沉重的公文包，我迈步走进楼梯间。楼梯台阶用浅绿色人工大理石铺成，我细碎的脚步声在淡红色的墙上发出回音。一楼，二楼，楼梯问的日光灯发出寒冷的光芒。接着楼梯换了个角度通往三楼，我看见她坐在办公室外一把椅子上等候着。我停住脚步，皱起眉头看着她，心里感到不安起来。
早晨8点对于你，也许不算早。你起床有一会儿了，于是可以准时上班或送孩子去上学。然而早晨8点对大学生而言，是夜晚刚过半。他们不喜欢早晨的课。每当课程表迫使他们去听课时，他们总是赖在床上直到赖不住了为止，而且刚好我要开始讲课时，他们才跌跌撞撞地赶到课堂。
发现她早到了90分钟，我大吃一惊。她神情紧张地坐着：毫无生气的干枯的棕色头发，穿一件走了形的毛线衣，下面是一条膝盖处有破洞的松弛退色的牛仔裤，裤脚边已磨损。她的双眼闪烁不定有些狂乱，目光深邃而幽暗。
我爬上最后几级台阶，在她前面停步，问道：“你要跟我讨论什么吗？”
她没有回答，而是凄凉地点点头。
“你不满意我给你的分数？”
这次她痛苦地摇摇头。
我迷惑不解地摸出钥匙，打开办公室，走了进去。办公室又小又窄：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靠墙一排书架，还有一扇窗户。我在写字台后面坐下，却见她慢吞吞地进了屋。她目光不定地扫视四周后，情绪激动地将门关上。
那个举动使我焦虑不安。女学生关上房门，我便会担心某位同事或学生有可能走上楼梯，看到门关着，并听到女性的声音，便会猜测有什么私密之事。尽管我应该告诉她把门打开，但她散乱的目光引起我的怜悯，使我打消了念头，以为她有备受折磨之事不便公开，只能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谈起。
“请坐，”我微笑着，尽力让她感到放松，虽然我自己并不轻松。“有什么为难之处吗？小姐……对不起，我记不起你的名字了。”
“萨曼莎。佩里。但是我不喜欢‘萨曼莎’这个名字，”她显得坐立不安。“我已将它简化成——”
“是吗，简化成什么啦？”
“简化成‘萨姆’。我听你的周二至周四9点30分的课。”她咬了咬嘴唇。“你对我说话。”
我不解地皱起了眉头。“你指的是我教的课程对你而言很生动活泼？”
“不，英格拉姆先生。我是说你跟我交谈。你在教学时目光只注视着我，不顾其他的学生。你用眼神示意对我说的话。你谈起海明威，说到福雷德里克亨利如何想跟凯瑟琳上床时——”她咽了一口唾液，“——你在邀我跟你上床。”
我目瞪口呆。为了掩饰我的震惊，赶快点燃一支香烟。“你误会了。”
“但是我明明听见你的话。你一直凝视着我，使我感到其他所有的学生都知道你的想法。”
“我只是在讲课。我时常看着学生的脸，以便确定他们是否在听。你误会你难道不想请我跟你上床？”她的声音听上去很苦恼。
“不，我不用分数去换取性事。”
“但是我不在乎什么分数！”
“我已结婚，家庭幸福，有了两个孩子。不管怎么说，即便我对你有什么意图，我会在课堂上这么做吗？那就太蠢了。”
“那么你从未有意——”她不停地咬嘴唇。
“对不起。”
“然而你常对我说话！在课外我听见你的声音！每当我在寝室或在街上散步时也听得见！当我睡着了，你也在讲！你说你要跟我上床！”
“我全身的皮肤像针刺般疼痛，肌肉僵硬。”
“你搞错了。这是你的幻觉。”
“但你的嗓音如此清晰！每当我在学习或——”
“怎么呢？要是我不在那儿。”
“你传输你的想法！你集中注意力把你的声音送进我的头脑！”
怒火攻心，我拼命想找个说法来唤醒她。“通灵术吗？我不相信。我从未试图对你灌输我的想法。”
“是不是无意识的？”
我摇了摇头，无法向她说实话：在班上的所有女学生中，她长得十分平庸。即使我没有结婚，也决不会想跟她做爱。
“你学习太努力了，”我说，“你想学得出色，便对我全神贯注。那就是当我不在场时，你以为听见我声音的原因。我努力使我的课生动活泼，其结果使你以为我在对你讲话。”
“那么你不该以那种方式教学！”她大叫道，“这不公平！太残酷了！这是奚落！”眼泪从她脸上不断流下来，“你在愚弄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但你是的！你欺骗我！你引我误入歧途！”
“不是。”
她飞快地站了起来，我向后退缩，生怕她向我扑过来，或者尖声呼救，对别人说我企图强奸她。那扇该死的房门！我诅咒自己没有坚持让她把门打开。
她抽泣着奔过去，摸到球形把手拉开门，跌跌绊绊地跑出门外，发疯似的从楼梯口下去了。
震惊中，我掐断手中的香烟，抓起另一支。胸口一阵阵抽紧，我听着她那痛苦的抽泣声和笨拙杂乱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最后是低沉的外面门被关上的回音。
一片寂静笼罩着我。
一小时后，我发现她在班级里等着上课。她已擦干泪水，先前之事留下的惟一痕迹是她那双红肿的眼睛。她戒备地坐着，笔搁在纸上。我讲课时小心翼翼地不把脸对着她，她也很少从笔记本上抬起目光。
课后，我问了毕业生助教，他是否认识萨曼莎。
“你是说萨姆？当然认识，她一直在攻读理学博士。她曾跟我交谈过一姿，并非问及如何得到更好的成绩，而是不停地谈论您，从我这儿了解您的信。思。她对您是个麻烦。这太糟糕了。”
“为什么呢？”
“噢，她相貌平平，没有什么朋友。我怀疑她是否与人约会。她与父亲之间存在问题。她对此含糊其辞，但我知道她有三个漂亮的姐姐，因此她父亲看待她犹如一只丑小鸭。她非常想讨好父亲，尽管他不把她当回事。实际上他不认这个女儿。你让她想起她的父亲。”
“谁？像她父亲？”
“她承认你比他年轻十岁，但她总说你确实像他。”
我顿感十分沮丧。
两天之后，我发现她在等我——又是早晨8点，在我的办公室外面。
我紧张地打开门。她似乎注意到了我的顾虑，这次没有关门。她坐在写字台前面，没有显得烦躁不安，仅仅注视着我。
“事情又发生了。”她说道。
“在教室里我没看过你一眼。”我回答。
“不，后来我去图书馆的时候，”她痛苦地吸了一口气，“还有，稍后些——我在宿舍里吃晚饭，又清楚地听见你的声音。我能断定当时你在自助餐厅里。”
“什么时候发生的？”
“下午5点半。”
“学时我正和系主任一起喝鸡尾酒。相信我，萨姆，我没向你传递什么信息。甚至根本没有想过你。”
“简直无法相信！你就是要我跟你上床！”
“我只想从系主任那儿拿钱，没考虑别的事。脑海里缭绕的只是尽力说服他。后来没有得到那些钱，我就气得什么也干不了了，只有喝得酩酊，你的声音——”
“那不是真的。假如我有意于你，干吗不承认自己做的事？当你问起我时，我干吗不加以证实？为什么我要否认？”
“我感到害怕。”
“你是因父亲而烦恼。”
“什么？”
“我的助教说你将我认作你父亲。”
她变得面色苍白：“那是秘密！”
“萨姆，我问过他。他不会对我撒谎。”
“如果你使我想起父亲，而我想跟你上床，那么我一定想要跟——”
“萨姆——”
“——跟我父亲！你一定认为我令人作呕！”
“不，我认为你脑子乱了套。你应该寻求帮助。你应当去看——”
但她没让我讲完。因蒙羞而涕泪交加，她歇斯底里地逃出了房间。
那是我最后见到她。一小时后我开始讲课时，她已不在班上。又过了几天，我从注册文员那儿收到一张留言纸条，通知我说她已经取消所有的课程。
我就不再把她当回事。
夏季来临，秋天接踵而至，然后到了11月。在一个秋雨连绵的星期二晚上，我和妻紧张地熬夜观看电视里全国选举的结果，为我们的总统候选人担心。
凌晨3点，电话铃响了。那么晚了不会有人打电话，除非……
我去取冰箱里的啤酒时，铃声大作，震撼了我的大脑。我揉揉突突跳动的头颅静脉，警觉起来。我妻子琼也从起居室跑过来，瞥了一眼厨房间的电话。
“可能是朋友打来的，”我说，“有关选举的闲聊。”
不过我担心我的父母，或许他们中谁生了病或……
琼拎起了电话，我不安地观望着。
“喂？”她忧心忡忡地听着，然后皱着眉头将手捂在话筒上说，“是找你的，一个女人。”
“什么？”
“她很年轻，她要找英格拉姆先生。”
“见鬼，是个学生。”
“凌晨3点？”
我几乎忘了把电冰箱的门关上，气极败坏地猛力拉开易拉罐啤酒顶盖。
我的婚姻还算成功。我得承认我和她之间是有些磕磕碰碰，每对夫妻都如此。但是我们一直正视这类摩擦，因此过得快乐。琼今年三十五，很有吸引力，聪慧而耐心。但是她对我的信赖在那一瞬间明显地要经受考验。凌晨3点打电话给我的女人肯定与我关系不菲。
“让咱们看看是怎么回事，”我抓起电话。为了向琼证明我的清白，我粗鲁地说，“喂，什么事？”
“我听见你的声音了。”那位女性的嗓音脆弱而悲伤，有些颤抖。
“你是谁呀？”我气愤地问道。
“是我。”我在电话里听见一串细小尖锐的嗓音。
“什么我不我的？告诉我你的姓名。”
“萨姆。”我的双膝发软，颓然倒在墙上。
琼注视着我说：“什么事？”她怀疑地眯起双眼。
“萨姆，现在是凌晨3点。究竟有何要事，致使你等不到上班时间再打电话给我？”
“3点钟？不可能。不，现在是1点。”
“是3点。以上帝的名义，萨姆，我还识别得出时间。”
“求求你，别生气。在我的收音机里，新闻播音员刚才报告说是1点整。”
“你在什么地方，萨姆？”
“在伯克利。”
“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姆，时区不同。在中西部，时间要晚两个小时。这里是3点。”
“……我想是忘了。”
“太荒唐可笑了。你喝酒了吗？醉了吗？”
“不，并不完全是。”
“你是啥意思？”
“噢，我服用了药丸。吃不准是什么药丸。”
“哦，上帝。”
“当时我听见你的声音，你在对我讲话。”
“不，我告诉过你是你的大脑出了问题。那声音不是真实的，你在幻想——”
“你在召唤我，说要跟我上床。你要我来找你。”
“来依阿华？不，你得弄明白。别做傻事。我没有召唤你。”
“你撒谎！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撒谎！”
“我不想跟你上床。很高兴你在伯克利，呆在那儿吧。去看医生。老天爷，你还没有意识到吗？那些药丸，使你听见我的声音，它们使你产生幻觉。”
“我……”
“相信我，萨姆，我没有给你信息。我甚至不知道你去了伯克利，你玖在离我有两千英里之遥。你说的事不可能发生。”
她没有回答。我所听见的是轻轻尖啸的静电声。
“萨姆——”
突然间出现了拨号音的嗡嗡声，我的心往下一沉。我惊慌地将听筒紧赃在耳边，嗓子发涩。我把电话搁回座架上时，身体显然在摇晃。
琼紧盯住我说：“那是谁？她不是什么‘萨姆’。她想跟你上床吗？在凌晨3点？你要的什么把戏？”
“都不是。”我一口气喝下啤酒，但喉咙仍然干渴。“你最好坐下来，我去为你拿啤酒。”
琼气得直揉她的肚子。
“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样。我保证没有对任何人作非分之想。不过事情很糟糕，我很害怕。”
说罢我递给琼一听啤酒。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去年春天，上午8点我到了学校……”
琼心烦意乱地听着。后来，她打听萨姆的详细情况，当得知她相貌平平而可怜时，她的情绪才慢慢平静下来。
“你说的是真话吗？”琼问我。
“我向你保证。”
琼打量我一番，“你没有怂恿她吗？”
“绝对没有。直到我发现她在等我时，都没有注意到她这个人。”
“有没有无意识地表示过呢？”
“萨姆也这样问过我。我仅仅是用我知道的最好方式在教学。”
琼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眼光移到那听啤酒上，“那么她是自作多情。你也帮不了她。我很高兴她搬迁到伯克利。处于你的地位，我也会害怕的。”
“我的确很害怕，她像个幽灵。”
下个星期六的晚宴上，我将发生的事情告诉男女主人，其动机不仅仅是需要别人分担我的恐惧，而且因为那位男主人是我的朋友兼同事。他娶了一位临床心理学家为妻，我需要听取专业人士的忠告。
女主人黛安漫不经心地听我把经历讲到一半时，忽然挺直了身体，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我惊得声音发抖：“怎么啦？”
“别停下来。还有什么？”
我皱着眉讲完了故事，静待黛安的反应。她没言语，反而给我斟了些红酒，添了意大利卤汁面条。
“你有些烦心。”黛安将她乌黑的长发捋到耳背后，“但是没什么。”
我便说：“我需要了解你的看法。”
黛安冷峻地点了点头，说：“仅仅根据你的叙述，我还无法作出判断，否则是不负责任的。”
“但是假定……”
“仅仅是假定。她听见你的声音，那是一种严重的紊乱症状。例如妄想狂、精神分裂。那个开枪射击约翰·列农的男子，称其听见一个声音。曼森也是如此。萨姆的儿子也一样。”
“我的上帝，”琼插话说，“她的名字也叫萨姆。”琼将手中的叉子重重地放下。
“我想起了同样的事情，”黛安说，“查克，如果她把你认作父亲，她也许会对琼和孩子们构成危险。”
“为什么？”
“忌妒心。去伤害相当于她母亲或姐妹的竞争对手。”
我感到要呕吐，红酒在胃里变酸。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同样不太妙。如果你继续拒绝她，她就可能危及你。她不再将你当做父亲，而把愤怒转向你，满怀醋意地针对你。她会以杀害你的方式，发泄对她父亲的挫折感。”
我惊恐万状：“真可怕。”
“你要理解我讲的是一种假设。有可能她在对你说假话，其实她根本没有听见你的声音。或者如你猜想的那样，那些药丸使她产生幻觉。可能存在多种解释。在没有见到她和未作适当测试的情况下，我不敢对她的症状妄作诊断。因为你是好友，所以我说了。也许她是嗜杀成性的人。”
“告诉我怎么办。”
“你先离她远点。”
“我在努力。她从加州打来电话，威胁说要回来见我。”
“告诉她断了那个念头。”
“我不是心理学家。不知道该怎样对她说。”
“建议她向专家咨询。”
“我曾经试过。”
“那就再试试。不过你如果在办公室见到她，不要和她一起进入室内。可以找来其他人，大家在一起可以保护你。”
“但在早上8点，大楼里没有别人呀。”
“找些借口离开她。琼，如果她来到你们家，别让她进屋。”
琼脸色苍白：“我从未见过她，怎么认出她呢？”
“查克描述过她的模样了。不要取巧。不要信任任何长得像她的人，并密切关注孩子们。”
“如何看得住？吕贝卡12岁，苏珊9岁了。我无法坚持让她们就呆在房子周围。”
黛安转动着她的酒杯，不再说话。
“哦，老天爷呀。”琼喃喃自语。
接下来的几周简直像地狱般难受。每次电话铃响起，我和琼都条件反射似的吓一大跳，呆呆地望着电话。不过那些电话均来自我们的朋友或孩子们的朋友，要么就是一些绝缘材料、杂志、宅基地推销商。每天我从楼梯间上楼去办公室时，都得鼓起勇气。我虔诚的祈祷总算没有白费，萨姆从未露面，使我的紧张感渐渐消除。我开始感觉她似乎不会再纠缠我了。
感恩节来临——这是我所知的最后一天和平的日子。我和琼去了教堂。
我们双方的父母住得太远，无法与我们共度佳节。但我们邀请朋友来吃晚饭，一起观看足球赛。我帮助琼做火鸡调料，还做了一些南瓜馅饼。那天我们邀请的是同事及其太太——那位临床心理学家。她问起那个学生是否还在骚扰我，我将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咧嘴而笑，举杯庆幸。
客人们呆到很晚，跟我们一起看了场电影。我和琼虽然累得筋疲力尽，但非常高兴，享受了精美的食品、醇香的美酒以及好友光临的甜蜜。午夜过后，我们把所有的餐具刷洗干净，然后上床，做爱，折腾到飘飘欲仙，酣然入睡。
电话铃突然响起，我像触电般地被惊醒，连忙摸索着去开床头灯。琼惊恐地睁开双眼，抓住我的手臂，用手指向时钟——恰好是凌晨3点。
电话铃声响个不停。
“别去接。”琼说。
“假如是别的人来电话呢？”
“你知道不是的。”
“如果是萨姆，我不接的话，她就可能来我们家。”
“以上帝的名义，让她停止吧。”
我抓起电话，却觉得喉咙不听使唤。
“我来找你了。”电话里的声音在悲泣。
“是萨姆吗？”
“我听见你的声音了，我不会使你失望的。我很快就会到你那儿。”
“不，等一等，听我说。”
“我一直在听着，每时每刻都听见你的声音。你的声音里含着痛苦。你乞求我来到你身边，拥抱你，和你做爱。”
“那是不真实的。”
“你说你妻子妒忌我，那我会使她相信她并不公正。我还会迫使她让你离开她，那样我们就快活了。”
“萨姆，你在哪儿？还在伯克利吗？”
“是的，我独自一人过感恩节。我爸爸不想要我回家。”
“你必须呆在那里，萨姆。我没有跟你说过话。你需要忠告，得去看看病。你愿意为我这样做吗？就权当帮忙？”
“我已做过了。但甘佩尔大夫理解不了，他认为我所听见的是幻觉。他开我玩笑，没有意识到你是多么爱我。”
“萨姆，你得再跟他谈谈。你必须告诉他你打算做的事。”
“我不能再等了。我不久就去你那儿，要和你在一起。”
我的心狂跳，脑袋里嗡嗡作响。我软瘫了下来，手中电话被夺走。
琼对着话筒大喊：“离我们远点！别再打电话了！停止恐吓——”
她疯了似的盯住我说：“那边没有人，电话挂断了。我只听见拨号音。”
我尽可能快地将这件事记录下来。没有更多时间了，当时差不多是凌晨3点。
那天夜里我们不再试图重新入睡，无法做到。只得穿上衣服走到楼下，喝了咖啡。我们决定该怎么办。早上8点，等到帮孩子们穿好衣服送上车后，我们驱车去警察局。
他们同情地听完我们的叙述，但表示爱莫能助。毕竟萨姆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条款。她在电话中没有什么污言秽语；要证实性骚扰相当困难；她也没有作出公开威胁。除非她事实上伤害了我们，否则警方无法采取行动。
“请保护我们。”我坚持诉求。
“怎么保护？”警官反问道。
“安排一名警员守卫我家的房子。”
“守多久？一天，一星期，还是一个月？那个女人也许不会再打扰你们。我们工作负担过重，人手不足。我实感抱歉——无法抽调一名警员仅仅是看住你们的房子。我可以派一辆警车，不时地巡视一下。仅此而已。不过要是那个女人真的出现来骚扰你们，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关照她的。”
“但是那可能太晚啦！”
回到家后，我们强迫两个孩子呆在屋里。尽管萨姆还没有从加州赶到这儿，但我们还能做别的什么吗？我没有防身的枪支。如果我们大家呆在一起，就有自卫的机会。
那天是星期五，我睡得很警醒。凌晨3点，电话铃响起，当然又是萨姆。
“我来了。”
“萨姆，你在哪里？”
“在里诺。”
“你没乘飞机吗？”
“不，我不能。”
“回去吧，萨姆。去伯克利。去见那位大夫。”
“我等不及要见到你。”
“求求你——”
只听见拨号的蜂音嗡嗡作响。
次日早晨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到伯克利的信息台，因为萨姆曾提及甘佩尔大夫。但是接线员在黄页电话号码簿上查不到他的电话。
“再试一下大学，”我不假思索地说，“查学生咨询处。”
我说对了，甘佩尔大夫果真是一所大学的精神科医生。这是星期六，我无法跟他的办公室取得联系，不过在他家里有位妇女接了电话，说要等到下午才能找到他。下午4点，我终于拨通了他的电话。
“您是否有位病人名叫萨曼莎·佩里？”我问道。
“有过，但不再是了。”
“我知道。她动身前往依阿华城，要来见我。我很害怕，也许她对我有威胁。”
“噢，你不必担心。”
“她不构成威胁吗？”
“曾经有潜在的危险。”
“请告诉我，当她到达时我该如何应对。你在为她治疗，你知道我该怎么做。”
“不，英格拉姆先生，她不会来见你。就在感恩节夜间，大约在凌晨1点，她自尽了。服毒过量。”
我一阵迷糊，连忙抓住餐桌以防跌倒。“那不可能。”
“我亲眼见到尸体，是我验证的。”
“但她那晚打过电话。”
“什么时候？”
“中西部时间，凌晨3点。”
“在加州可就是凌晨1点呀。毫无疑问是在她服毒之后或者之前。她没留下遗言，但是打过电话给你。”
“她可是不曾显出任何迹象——”
“她经常提及你。她曾病态地暗恋着你。她不健康地痴迷通灵术，坚信你把声音放进她大脑中。”
“我知道那事！她是否有妄想症或嗜杀倾向？”
“我的英格拉姆，我已经说得太多了。虽然她已身故，但我也不能诋毁她的声誉。”
“但我认为她没有死。”
“请你再说一遍。”
“如果她死于星期四晚上，那么请告诉我，她怎能在星期五夜间又打电话给我？”
电话里只有静音。我感受到那位大夫有些迟疑。“我的英格拉姆，你太焦虑了。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啥，你把那两个晚上搞混了。”
“我告诉你她在星期五晚上又打来电话！”
“而我告诉你她死于星期四。或许有人在骗你，要么……”那大夫不安地欲言又止。
“要么什么？”我的声音在哆嗦，“是我自以为听到她的声音了，对吗？”
“我的英格拉姆，别自找烦恼了。你真的已大脑混乱了。”
我慢慢地搁下电话，十分恐惧。“我肯定听到过她的声音。”
那晚萨姆又打来电话，在凌晨3点，从盐湖城打来。当我将电话递给琼时，她听见的只有拨号音。
“但是你听到那该死的电话铃声的！”我坚持说。
“或许是电话线短路。查克，我告诉你电话中没人。”
接下来在星期天凌晨3点，电话又从怀俄明州的夏延打来，离得更近。
假如她死了的话，就不可能再打电话。
依阿华大学办的那份学生报与各地大学的主要学生报联版。星期一那天，我和琼带上孩子驱车前往该报的办公室。正好伯克利大学校园报的周五刊已经送到，我几乎绝望地在报上查找。“有了！”那是两英寸长的一条消息：学生突然死亡，名叫萨姆·佩里。但圆滑地对死亡原因不置一词。
到了停车场外面，琼说：“现在你是否相信她已死亡？”
“那么请告诉我为什么会听见她的声音？如果认为我听见死尸的声音，那我肯定疯了！”
“你认为她自杀起因于你，所以感到内疚。你不该那么想。因为你不可能阻止她。你失眠太多，精神恍惚。”
“你承认听见过电话铃声的！”
“对，那是真的。我也无法说清。如果属于电话故障，我们可以送去修理。为了让你安心，咱们去换一个新的、尚未注册的电话号码。”
我似乎感觉好些了。喝下几杯酒后，我甚至有了睡意。
然而就在星期一夜间，电话铃声再次响起。凌晨3点，我被惊醒。我缩在一边，坚持让琼去接听，但她听见的只有拨号音。我抓过听筒，当然又听到萨姆的嗓音。
“我差不多要到你那儿了，我得赶紧。我在奥马哈。”
“这个电话号码尚未注册！”
“但你把新号码告诉我了。是你太太去换号码的，她试图将我们俩隔开。我会让她遗憾的。亲爱的，我要跟你在一起，等不及了。”
我尖叫起来，琼吓得离开我身边。
“萨姆，你必须停止！”我对着电话大喊，“我跟甘佩尔医生谈过话了！”
“不，他没那个胆量。他不会辜负我的信任。”
“他告诉我你已身亡！”
“没有你我就无法活下去，很快咱们就会在一起。”
我的尖声叫喊惊醒了两个孩子。
我歇斯底里大发作，琼不得不打电话喊来救护车。两名救护人员强按住我，才使我逐渐安静下来。
奥马哈离我们住处有一天的车程。星期二琼来到医院病房探望我。
“你感觉好些了吗？”看到那些迫使我躺下的绑带，她皱起眉头。
“求求你啦，你必须听我说，”我说，“好吗？怀疑我得了精神病，但看在上帝面上，听我说。虽然我无法证实我的想法，但是我知道你处于危险之中，我也如此。你得带上孩子离开这个地方。今晚凌晨3点，她就会到达咱家。”
琼怜悯地打量着我。
“答应我！”我大声说。
琼看着我苦恼的脸，点点头。
“也许她不会到我们家去，”我说，“她好像对一切了如指掌。她可能知道我在住院，可能来这儿，我得离开才是。我吃不准怎么做，但是稍后你走了，我会想办法摆脱这些带子。”
琼忧伤地凝视着我，她的嗓音听起来十分泄气。“查克。”
“我会去检查家里的情况。如果你还在那儿会使我更加不安。”
“我向你保证。我会带上苏珊和吕贝卡，开车去某个地方。”
“我爱你。”
琼哭了起来：“我将不知道你身在何处。”
“如果我能逃过这一劫，会带话给你。”
“可是怎么传话呀？”
“通过英语系。我会给该系秘书留言。”
琼俯身亲吻我，哭个不停，确认我脑子出了毛病。
天黑后不久，我便潜回我家那所房子。正如琼向我保证的那样，她已带着孩子离去。我坐上赛车，向州际公路疾驰而去。
在芝加哥的一家旅馆里，凌晨3点，接到萨姆从依阿华城打来的电话。
她听到我的声音了。她说我曾告诉她有关我的行踪。她受到伤害，而且动了怒。“告诉我你为什么逃跑？”
午夜时分我逃离芝加哥，飞车疾驰直到我彻底感到需要歇口气为止。在宾夕法尼亚的约翰镇登记入住，我还是睡不着。我有一种很可十白的感觉。就在昨晚，萨姆反复说：“很快你会与我会合。”在写字台里，我发现了这张留言信笺。
已经快4点了，她没有打来电话。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能逃生。我的眼睛一直盯住电话。
时间到了4点。亲爱的上帝，我听见了铃声。
我终于醒悟：萨姆在1点钟自杀，在依阿华时区显示为凌晨3点。但我身在宾夕法尼亚，是在美国东部，一个不同的时区。加州的凌晨1点，就是宾夕法尼亚的凌晨4点，而不是3点。
现在是了。铃声一直响个不停，然而我悟到了别的东西。这家旅馆不同凡响，它设计得像个家。
但铃声呢？上帝保佑，它不是电话铃声，而是门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