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写字台，麦奎因怀疑地打量着这个求职的新人。他从来没有雇用过这样一个人。但麦奎因并不是铁石心肠，如果这个求职者缺钱，而且愿意干活，那么他是不会反对给对方一次机会的。

    “这活很苦，你知道吗？”他问道，声音中带有宽厚的贝尔法斯特口音。

    “知道，先生。”求职者说。

    “这是速战速决的活。别提问，不犯法。干的是包工活，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不明白，麦奎因先生。”

    “嗯，意思是，给你的钱是有不少，但用现金支付，不经任何手续。明白了吗？”

    他的意思是不会缴纳所得税和医疗保险。他似乎还应该补充说，这工作不属于国家工伤保险的范畴，而且压根儿就无视健康安全标准。当天的活干完，大家马上能拿钱，当然由他拿大头，因为他是承包商。求职者点点头，表示已经明白，尽管其实他并没有。麦奎因打量着他。

    “你说你是医学生，在皇家维多利亚医学院念最后一年？”又一次点头。

    “正放暑假？”又是一次点头。

    求职者显然是一个手头拮据的学生，需要钱来读完医学院。麦奎因坐在班戈这间破旧的办公室里，经营着这种鸡鸣狗盗的生意，资产只有一辆破卡车和一堆二手长柄大锤。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虔诚地拥戴北爱尔兰新教徒的工作理念。对于能够认同这种理念的人，不管对方看起来什么样，他都不会拒之门外。

    “好吧，”他说，“你最好在班戈这里找个住处，每天从贝尔法斯特来回的话，不可能按时上下班。我们早上七点钟开始干活，直到日落。按钟点计工，很累，但很挣钱。要是向政府透露一个字，你就会被炒掉，就像铁铲上的屎一样被扔出去。好吗？”

    “好的，先生。请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干？去什么地方？”

    “卡车每天早上六点三十分到火车站广场接人。星期一早晨到那里集合。工头是大个子比利·卡梅伦，我会告诉他你的情况的。”

    “好的，麦奎因先生。”求职者转身准备离开。

    “最后一件事，”麦奎因拿起铅笔，“你叫什么名字？”

    “哈尔基尚·拉姆·拉尔。”那学生说。麦奎因看着自己手里的铅笔和桌上的工人名单，又看了看这个学生。

    “我们就叫你拉姆好了。”他说。他在名单上写下的就是这个名字。

    学生走出门，屋外是七月的班戈，阳光灿烂。这地方位于北爱尔兰，唐郡的北海岸。

    星期六傍晚，他在车站街上一家破旧的寄宿房里找到了便宜的住处，这一带是班戈小旅馆的集中地，而且到火车站很方便。每天一早，卡车就会从那里出发。透过房间里那扇肮脏的窗户，他可以一直看到路基的另一侧，贝尔法斯特开来的火车就从那里进站。

    他找了很久才找到这间房，在此之前，他问过好几家窗上贴着“提供床铺加早饭”的寄宿房，前台却都告诉他已经客满。确实如此，在这盛夏季节，许多闲散劳力都蜂拥到这个镇上来。房东麦格克夫人是一位天主教徒，她还有几个空房间。

    星期天上午，他把随身用品从贝尔法斯特带了过来，里头大都是医学教科书。下午，他躺在床上，想起故乡旁遮普邦，那里炽热的阳光炙烤着褐色山峦。再过一年，他就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之后再实习一年，他就可以回老家给乡亲们治病。这是他的梦想。他盘算着，这个夏天他要赚到足够的钱来渡过最后的难关。再往后，他就会有自己的工资收入了。

    星期一早上六点差一刻时，他被闹钟叫醒，用冷水洗漱后，刚过六点就来到了车站广场。时间还早，他找了一家开门较早的咖啡馆，喝了两杯红茶，这就是他的早饭了。六点一刻，拆迁队的一个工人开着破卡车过来，十几个人围了上去。哈尔基尚·拉姆·拉尔不知道是该走过去向他们作自我介绍，还是该在远处等着。他选择了等待。

    六点二十五分，工头开着自己的汽车来了。他在一条小路边停好车子，大步走向卡车，手里拿着麦奎因开列的名单。他扫了一眼那十几个人，都认识，于是点了点头。印度人走上前去，工头瞪着他。

    “你就是麦奎因招来干活的那个黑鬼吗？”他问道。

    拉姆·拉尔停住脚步。“我叫哈尔基尚·拉姆·拉尔，”他说，“是的。”

    不用问比利·卡梅伦是怎么得到“大个子”这个外号的，他不穿鞋就有六英尺三英寸高，再加上脚上一双带钉子和钢趾的硕大靴子。两条胳膊像树干一样从宽阔的肩膀上垂下来，脑袋上长满了乱蓬蓬的姜黄色头发。他的两只小眼睛恶狠狠地俯视着这个瘦小的印度人。他显然不太高兴，还朝地上啐了一口。

    “那就上车吧。”他说。

    在去工地的路上，卡梅伦坐在前面的驾驶室里，驾驶室与车厢之间没有隔板。车厢两边的长木凳上坐着十几个工人，拉姆·拉尔挨着后挡板坐着，旁边的人个子矮小，但很结实，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他叫汤米·伯恩斯，看上去颇为友好。

    “你从哪里来？”他问道，纯粹是出于好奇。

    “印度，”拉姆·拉尔说，“旁遮普邦。”

    “嗯，哪里啊？”汤米·伯恩斯问。

    拉姆·拉尔微微一笑。“旁遮普邦是印度的一部分。”他回答说。

    伯恩斯想了一会儿。“你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最后他这么问道。

    “都不是，”拉姆·拉尔耐心地说，“我是印度教徒。”

    “你是说你连基督教徒都不是？”伯恩斯惊诧地问道。

    “对，我信印度教。”

    “嗨，”伯恩斯向大家说，“这个人连基督徒都不是。”他并不气愤，只是感到好奇，就像小孩刚刚发现了一件新奇有趣的玩具。

    卡梅伦从前面的驾驶室转过头来。“哇，”他叫道，“一个异教徒。”

    拉姆·拉尔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盯着车厢对面的帆布遮篷。这时候，他们已经到了班戈的南边，沿着公路向纽敦纳兹方向隆隆驶去。过了一会儿，伯恩斯开始把他介绍给大家。工友中有一位姓克雷格的，一位蒙罗，一位帕特森，一位博伊德，还有两位姓布朗。拉姆·拉尔来贝尔法斯特很久了，完全能从姓氏上识别出他们都来自苏格兰，这表明他们都是虔诚的长老会信徒——北爱尔兰人里新教徒占了多数，而长老会是他们的中坚。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友善，纷纷朝他点头回礼。

    “你没带饭盒吗，小伙子？”年长的帕特森问道。

    “没有，”拉姆·拉尔说，“太早了，来不及叫房东准备。”

    “你得吃午饭，”伯恩斯说，“嗯，还有早饭。我们自己生火烧茶。”

    “我一定买个饭盒，明天带饭。”拉姆·拉尔说。

    伯恩斯看了看印度人的胶底软靴。“你以前没干过这种活吧？”他问道。

    拉姆·拉尔摇摇头。

    “你需要一双结实的靴子，保护你的双脚，明白吗？”

    拉姆·拉尔答应，如果晚上回去他能找到一家还开着的店铺，就去买一双军用靴。他们穿过纽敦纳兹，仍沿着A21号公路向南方小镇康默驶去，克雷格从对面看着他。

    “你的本职是干什么的？”克雷格问道。

    “我在贝尔法斯特皇家维多利亚医学院学医，”拉姆·拉尔说，“希望明年能毕业。”

    汤米·伯恩斯很高兴。“就是说很快就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了。”他说，“喂，大个子比利，如果我们谁碰伤了，拉姆小伙子可以给我们治疗。”

    大个子比利哼了一声。“他甭想碰我一根手指头。”他说。

    这句话把谈话压了下去，他们一路开到工地，谁也没有再吭声。出了康默，司机又向西北开去。车子在通向敦唐纳德的路上行驶了两英里，右转驶上一条小路，在树林的尽头停了下来。他们看到了那座将要拆除的建筑物。

    这地方曾经有过两家酒厂，生产上好的爱尔兰威士忌，但多年前都停产了，这座巨大的旧威士忌酒厂就是其中之一，常年弃置。它坐落在康默河畔。河水从敦唐纳德流到康默，推动酒厂的巨大水轮，继续向下流淌，注入斯特兰福德湾。马车沿着那条土路将麦芽拉过来，又沿着同一条路将一桶桶的威士忌运出去。推动机器的甘甜河水，也曾经倒入酒缸中酿酒，但如今酒厂已人去楼空、废弃多年。

    后来本地的孩子们当然就溜了进去，发现那里是理想的玩耍场所，直到一个孩子摔断了腿，地方政府来调查，才宣布它是危房，并向房主发出了强行拆除令。

    房主的祖上曾是当地显赫的乡绅，来自过惯了好日子的大家族，他想以尽可能便宜的价格把房子拆掉，于是，便找来麦奎因。用重型机械拆除很快，但价格高，而大个子比利和他的拆房队则使用大锤和撬棍拆房子。麦奎因还与一个建筑装修商达成协议，把拆下来的上好木料和数百吨旧砖转卖给他。毕竟，现在的有钱人都希望自己的新房子有点“格调”，也就是看上去要古色古香。既然能让有钱的高官们得以装饰自己看似古旧的新居大宅，经过风吹日晒的旧砖头和旧木梁自然要价不菲。麦奎因会满足他们的愿望。

    卡车隆隆地开回班戈去了。“好，小伙子们，”大个子比利说，“就是这里。我们从屋顶的瓦片开始，你们知道该怎么干。”

    这些人站在一大堆工具旁：有七磅重的大锤子；六英尺长、一英寸多粗的撬棍；一码长的起钉器，尖上分叉弯着，以便拔起钉子；还有短柄榔头和各种木锯。唯一能保障他们人身安全的工具，是一些带有合扣的安全网带和几百英尺长的绳子。拉姆·拉尔抬头看看建筑物，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楼房有四层高，而他有恐高症，但他不能晕倒或摔下去，因为脚手架可是很贵的。

    其中一个人自觉地走向建筑物，撬下一块门板，像撕纸牌一样把木板撕碎，生起了一堆火。很快，一壶从河里提来的水烧开了，接着茶也沏好了。除了拉姆·拉尔，他们每人都有一个搪瓷杯子。他心里记下来，也要跟着买一个。这活干起来灰尘多，容易口渴。汤米·伯恩斯喝完自己的一杯茶，又满上，递给了拉姆·拉尔。

    “你们在印度喝茶吗？”他问道。

    拉姆·拉尔接过茶杯。茶水已经泡好了，甜丝丝的，呈米白色。他不喜欢。

    他们站在高高的屋顶上，开始第一天上午的工作。瓦片不用留存，所以他们用手掰下来，抛到远离河岸的地面上。他们接到过指示，不能堵塞河道，所以，都得把瓦片扔到建筑的另一边，丢在酒厂周围长满蒿草、杂草、金雀花和荆棘的地面上。工人们用绳子拴在一起，一旦有人抓不住，要从屋顶上滑下去时，旁边的人就能够拉住他。由于没有了瓦片，屋梁之间露出了大窟窿。他们的脚下就是顶层的地板，下面是麦芽仓库。

    上午十点钟时，他们沿着建筑物内摇摇欲坠的楼梯走下来，到草地上吃早饭。他们又烧了一壶茶水。拉姆·拉尔没有早饭可以吃。两点钟时，他们休息吃午饭，其他人都吃着大块的三明治。拉姆·拉尔看了一下自己的双手。手上有几个地方划破了，流着血；他肌肉酸疼，也很饿。他又暗暗记下来，要买一副厚手套。

    汤米·伯恩斯从自己的饭盒里拿出一块三明治。“你不饿吗，拉姆？”他问道，“放心，我这里还有。”

    “你这是在干什么？”大个子比利隔着火堆问道。

    伯恩斯看起来很戒备。“就给小伙子一块三明治嘛。”他说。

    “让那黑鬼自己带三明治，”大个子比利说，“你管好自己就行了。”

    大家都低头看着自己的饭盒，默默吃着，显然谁也不想与大个子比利争辩。

    “谢谢你，我不饿。”拉姆·拉尔对伯恩斯说。他走到一边去，坐到河边，把火辣辣的双手浸到水里。

    到太阳下山、卡车来接他们时，屋顶上一半的瓦片已经被掀掉了。再过一天，就要用锯子和起钉器来拆除椽子了。

    这个活整整干了一个星期。曾经壮观的建筑，如今已被拆掉了椽子、木板和大梁，空荡荡地矗立在那里。洞开的窗户像睁着的眼睛，期盼着死神的来临。

    拉姆·拉尔很不适应这种艰苦的劳动。他的肌肉酸痛不止，双手长满了血泡，但因为需要钱，他挣扎着坚持了下来。

    他已经买了一个饭盒、一只搪瓷杯、一双硬靴子和一副厚手套。别人谁也不戴手套，他们的手经过多年体力活的磨炼，都已十分耐磨。整整一周的时间里，大个子比利·卡梅伦不停地刺激他，让他干最重的活。听说拉姆·拉尔怕高，比利就把他安排到最高处干活。这位旁遮普人忍气吞声，因为他需要这笔钱。星期六那天，事情终于爆发了。

    木料都拆光了，现在他们要拆除砖石。让这栋庞大的建筑物在远离河边的一侧倒下去，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在面对开阔地的墙角处埋上炸药。但他们不能用这种方式，因为在北爱尔兰的任何地方，想使用炸药都必须申请特许证，这样做会惊动税务人员，而麦奎因和他的手下就都得交一笔可观的所得税，麦奎因还得另外支付一笔国家保险费。所以，他们只能冒险站在摇摇欲坠的地板上，把墙面一块块凿下来，下面支撑的墙壁在大锤的震动下不断开裂，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

    午饭时，大个子比利绕着大楼走了两圈，然后回到了火堆旁。他开始给大家讲，怎样把三楼外墙上很大的一块墙体拆下来。他转向拉姆·拉尔。

    “我想让你到上面去，”他说，“在墙体要倒下时，把它往外蹬。”

    拉姆·拉尔抬起头看了看那块墙面，墙基处横着一条很长的裂缝。

    “这块墙面随时都会倒下来，”他平静地说，“谁站在那上面都会跟它一起摔下来。”

    卡梅伦凝视着他，脸涨得通红，连眼白都变红了。“我的工作不需要你来指点。让你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这个愚蠢的黑鬼。”他转身走开了。

    拉姆·拉尔站起来，尖声说道：“卡梅伦先生……”

    卡梅伦惊异地转过身来。工人们坐在那里，都惊得张大了嘴巴。拉姆·拉尔慢慢地朝这个大个子工头走了过去。

    “有一件事我们要说说清楚。”拉姆·拉尔说，他的声音清脆响亮，空地上的人都能听到，“我是印度北部的旁遮普人，我也是刹帝利血统，属于武士的种姓。我现在或许没有足够的钱完成医学学业，但在两千年以前，我的祖先是武士、王子、达官和学者，而你的老祖宗还在赤身裸体地用四肢爬行。请你不要再污辱我。”

    大个子比利俯视着这个印度学生，他的眼白变得通红发亮。其他的工人坐在那里，惊得目瞪口呆。

    “是这样吗？”大个子比利平静地说，“现在还是这样吗？啊，今非昔比了，你这个黑杂种。你现在想怎么办呢？”

    说着，他抡起胳膊张开巴掌，“啪”的一声甩到拉姆·拉尔的脸上。这个小伙子一下子跌出几英尺远，摔在了地上。他的脑袋嗡嗡作响，还听到汤米·伯恩斯在喊：“躺着别动，小伙子。你要是站起来，大个子比利会打死你的。”

    拉姆·拉尔仰视着阳光。那个巨人就站在他的面前，双手握拳。他突然意识到，他与这个高大的北爱尔兰人打架是占不了便宜的。一种羞愧的耻辱感涌上了心头。他的先祖曾经手握宝剑长矛，在百倍于北爱尔兰这六个郡县的原野上策马驰骋，所向披靡。

    拉姆·拉尔闭上眼睛，躺着不动。过了一会儿，他听到大个子走了，其他人开始小声议论。他紧紧地闭住双眼，不让耻辱的泪水流淌出来。在冥冥的黑暗中，他看到了灼热的旁遮普原野，看到人们在原野上放马奔驰。那些勇猛而骄傲的男人戴着头巾，长着鹰钩鼻和黑色的眼睛，留着大胡子，他们是五大河土地上的武士。

    很久以前，世界伊始，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一世曾经瞪着一双贪婪似火的眼睛，策马扬鞭，飞驰在这片广阔的原野上；亚历山大，年轻的神，被人们称为大帝，他在二十五岁时曾经遗憾落泪，因为已不再有什么地方可供他征伐。而那些骑手都是大帝手下将领们的后代，也正是哈尔基尚·拉姆·拉尔的祖先。

    他躺在尘埃里，而他们在驰骋，从他的身边经过，低头看他。每个疾驰而过的人对他说的都只有一个词：复仇。

    拉姆·拉尔一声不吭地站了起来。事已至此，该做的事就必须去做，他的民族就是这么行事的。当天的其余时间里，他都在默默地干活。他不跟别人说话，也没人跟他说话。

    那天傍晚夜幕降临的时候，他开始准备。他把旧梳妆台上的刷子和梳子都挪开，拿走脏兮兮的垫布，又把镜子从架子上拆了下来。他取出印度教经书，从书里裁下一页象征着权力和正义的沙克蒂女神的画像。他把画像钉在梳妆台上方的墙上，把梳妆台变成了一个神龛。

    他还在车站的小摊上买了一束花，编成一个花环。在女神像的一侧，他放了一只盛着半碗沙子的浅碗。他在沙上插了一支蜡烛，再点燃。他从衣箱中取出一个布卷，从中抽出六支香，又从书架上取下一只廉价的细颈花瓶，把香插在里面点着。一股沁人的烟香充满房间。屋外，从海上传来了隆隆的雷声。

    神龛备妥后，他站在跟前低下头，手持花环，开始祈求神灵指点迷津。第一声霹雳在班戈上空滚过。他说的不是当代的旁遮普语，而是祈祷用的古梵语：“提毗沙克蒂……沙克蒂女神……神圣的母亲……”

    又是一声霹雳，雨滴开始落下来。他摘下第一枝花，放在沙克蒂像前。

    “我遭遇了极大的不公，我祈求向对方复仇。”他摘下第二枝花，放到第一枝旁边。

    他祈祷了一个小时，雨也一直下着。雨点砸在瓦片上，在他头顶上方发出鼓点般的声响，再顺着他身后的窗户流淌下来。祈祷结束时，暴风雨也变小了。他要知道惩罚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他需要他的女神给出一个信号。

    他祈祷完毕时，香正好烧完，房间里弥漫着浓郁的香气。蜡烛也烧短了，神像前的梳妆台台面上洒满了花。沙克蒂不动声色地看着他。

    他转身走到窗边朝外看去。雨已经停了，窗外的一切都在淌水。他全神贯注地看着，一股雨水突然从窗口上方的流水槽淌下来。一抹细流顺着满是灰尘的玻璃往下流，在污垢中冲出一条小径。尘土令水流无法垂直往下流淌，只能蜿蜒流转，于是，他的视线随着那条水路被引向窗角。水流停止时，他的视线落在了房间的角落里，他的睡衣正挂在那儿的一颗钉子上。

    在下暴雨时，他就已经注意到，他的睡衣带子掉到地上，盘成一团。打结的一端看不见，另一头露在地毯上，上面十多条流苏中只有两条露了出来，像一条带叉的舌头。这条睡衣带子在角落里看上去活像一条蛇。拉姆·拉尔明白了。

    第二天，他乘火车到贝尔法斯特去看望一位锡克教徒。

    兰吉特·辛格也是医学院学生，但却幸运得多。他的父母很富有，给他的生活费很丰厚。他在自己的宿舍——一间装饰考究的房间中接待了拉姆·拉尔。

    “我收到了家里的信，”拉姆·拉尔说，“我父亲病危了。”

    “我很遗憾，”兰吉特·辛格说，“向你表示同情。”

    “他要求见我。我是长子，我应该回去。”

    “那当然，”辛格说，“父亲去世时，长子是应该守在身边的。”

    “是飞机票的事情，”拉姆·拉尔说，“我正在打工，挣钱很多，但现在手头上还不够。如果你能把差的钱借给我就好了。我回来后继续打工，会还给你的。”

    锡克教徒不会拒绝借贷，只要利息合适并且还钱有保障就行。兰吉特·辛格答应星期一上午到银行去取款。

    星期天晚上，拉姆·拉尔到麦奎因位于格鲁姆斯波特的家中拜访。这位承包商坐在电视机前，手边放着一听啤酒，他喜欢以这种方式度过星期天的夜晚。妻子把拉姆·拉尔领进屋，他把电视机音量调小了。

    “是关于我父亲的事，”拉姆·拉尔说，“他病危了。”

    “哦，我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小伙子。”麦奎因说。

    “我得回去看看他。这个时候，长子是要守在父亲身边的，这是我们民族的风俗习惯。”

    麦奎因有个儿子在加拿大，已经有七年没见面了。

    “是呀，”他说，“就应该这样啊。”

    “我已经借了机票钱，”拉姆·拉尔说，“如果我明天走，周末就能回来。可关键是，麦奎因先生，我现在更需要这份工作，我得还借款，还有下学期的学费。如果我周末就回来，你能为我保留这份工作吗？”

    “可以，”承包商说，“你不在的几天我不会付钱，也不会再为你多留一周的工作，但如果你能够在周末回来，还是可以来干活的。条件不变，你要明白。”

    “谢谢你，”拉姆说，“你真好。”

    他留着车站街的房间，却回到贝尔法斯特的宿舍过夜。星期一上午，他陪兰吉特·辛格去了银行，锡克教徒取出所需的钱交给这位印度教徒。拉姆坐出租车到贝尔法斯特国际机场，乘短途飞机飞到伦敦，又买了一张经济舱机票，乘下一个航班去印度。二十四小时后，他在热浪滚滚的孟买着陆了。

    星期三，在格兰特路桥边一个熙熙攘攘的大市场里，他发现了他要找的东西。这位腋下夹着爬行动物教科书的年轻学生逛进查特基先生的热带鱼和爬行动物商店时，店里还没有顾客。他发现老店主坐在半暗半明的店铺后部，周围全是一个个鱼缸和前面装有玻璃的箱子。在炎热的白天，箱子里面的蛇和蜥蜴都在打盹。

    查特基先生对学术界人士并不陌生。他向几个医疗中心提供研究和解剖的标本，偶尔还有利润丰厚的国外订单。当学生向他解释要买什么东西时，他会意地点了点长着白胡子的脑袋。

    “哦，是的，”这位年老的商人说，“我知道那种蛇。你来得巧，我正好有一条，是前几天刚从拉杰普塔纳送来的。”

    他把拉姆·拉尔领进一间密室，两个人默默地透过玻璃凝视着这条蛇。

    教科书里把这种蛇称为Ecus，书的作者当然是一个英国人，但他用了一个拉丁学名。在英语里，这是锯鳞蝰蛇，在所有致命的蛇类中，它体型最小，毒性也最强。

    教科书说，这种蛇分布很广，从西非向东北直到伊朗，从印度到巴基斯坦，都有它们的存在。它们的适应能力很强，从潮湿的西非丛林，到冬季寒冷的伊朗高原，乃至炽热的印度山地，它们几乎能在任何环境下生存。

    箱子里的树叶下面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教科书介绍说，这种蛇身长九到十三英寸，很细。身体呈褐绿色，有浅色的斑点，有时会和周围的环境混在一起，难以分辨；身体侧面有一条颜色稍深的波浪形线条。它是干热环境中的夜行动物，白天炎热时则会躲起来。

    箱子里的叶子又唰唰地骚动起来，一个小小的脑袋出现了。

    教科书解释说，抓捕这种蛇特别危险，它杀的人比赫赫有名的眼镜蛇更多，主要是因为它太小，稍不注意，手脚就会碰上。教科书的作者还加了一个脚注，其大意是吉卜林在他的名作《里基·蒂基·塔维》中提到的那种小小的致命毒蛇，肯定不是能长到两英尺长的金环蛇，更有可能是锯鳞蝰蛇。作者显然很乐意搬出名人吉卜林来证明其描述的准确性。

    箱子里，一条黑色的叉形小舌头正从玻璃的另一侧伸向这两个印度人。

    警惕而易怒，这是那位过世已久的英国自然科学家对Ecus的总结。它的攻击没有预告，毒牙很小，像两根纤细的荆棘，咬人后留下的痕迹不易被察觉。被咬伤的人也没有疼痛，但几乎必死无疑，通常只能活两到四小时，存活具体时间取决于被咬者的体重，还有被咬时以及被咬后身体的抵抗力。死因都是脑出血。

    “这个要多少钱？”拉姆·拉尔低声问道。

    老店主无助地摊开双手。“这么珍贵的品种，”他遗憾地说，“而且来之不易。五百卢比吧。”

    拉姆·拉尔以三百五十卢比敲定这笔买卖，把蛇装进一个坛子里带走了。

    作为返回伦敦的准备工作，拉姆·拉尔买了一盒雪茄，把盒子倒空，在盒盖上扎了二十个透气的小孔。他知道，这条细小的蝰蛇可以一周不吃东西，两三天不喝水，它只需要一点点空气。所以，他把蝰蛇和叶子装在雪茄盒里，重新封上，包装好，又裹上几条毛巾，这样即使是在旅行箱内，蓬松的毛巾也会留有足够的空气。

    他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手提包，但回程买了一只廉价的软壳旅行箱，又从市场小摊上买了几件衣服装到箱子里，把雪茄盒放中间。在离开旅馆去孟买机场的前几分钟，他才锁上箱子。在回伦敦的航班上，他把箱子交给航空公司托运，手提行李则被要求检查，但并没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星期五上午，印航的喷气客机在伦敦希思罗机场降落。拉姆·拉尔排到了前往英国的印度人长队之中。他证明自己是医学院学生而非移民，于是很快就被放行了。他赶到行李认领处时，正好撞见第一批行李翻滚着从传送带转出来，他的箱子就在这一批的二十多件行李之中。他提着箱子走进洗手间，从里面抽出雪茄盒，放进手提包。

    在无申报通道处，他又被拦下了，但受检查的只是他的箱子。海关人员扫了一眼他肩上的挎包，让他通过了。拉姆·拉尔坐上免费大巴，穿过希思罗机场来到一号航站楼，搭上了中午的机场班车到了贝尔法斯特。在喝下午茶的时间，他抵达了班戈，终于可以检查他带来的东西了。

    他从床头柜上取下一片玻璃，小心翼翼地将它插到雪茄盒盖与里面的致命毒蛇之间，然后才把盒盖打开。透过玻璃，他看到蝰蛇在里面转来转去。它停下来，一双愤怒的黑眼睛朝他瞪着。他放下盒盖，很快抽出了玻璃片。

    “睡吧，小朋友，”他说，“如果你想睡觉的话。明天上午，你就要为沙克蒂履行她交给你的使命了。”

    天黑前，他买了一小罐旋盖咖啡，把里面的咖啡倒入房间里的一只瓷壶中。早上，他戴着厚手套把蝰蛇从盒子转移到罐子里。愤怒的蛇一口咬住了他的手套，但他并不介意。到中午时，它又会有毒液了。他观察了一会儿玻璃咖啡罐里的那条盘成一堆的蛇，把盖子最后一次拧紧，放在饭盒里。然后，他就去赶工作班车了。

    大个子比利·卡梅伦有个习惯，他一到工地就会脱下外套，就近挂在钉子或树枝上。拉姆·拉尔注意到，在午饭期间，这个高大的工头一吃完饭，必然要走到外套那里，从右边口袋里掏出烟斗和烟叶袋，天天如此。惬意地抽完一斗烟后，他会磕掉烟灰，起身喊道：“好了，小伙子们，去干活了。”说完再把烟斗放回外套口袋里。在他转身回来时，每个人都得站起来。

    拉姆·拉尔的计划很简单，但不能出错。上午他要把毒蛇偷偷放进挂着的外套的右边口袋中。大个子比利·卡梅伦在吃完三明治后，会从火堆旁站起来，走到外套跟前，把手伸进口袋里；那条蛇将遵照伟大的沙克蒂的旨意，实现它长途跋涉、横穿半个地球来执行的使命。为这个北爱尔兰人处以死刑的将是这条蝰蛇，而不是拉姆·拉尔。

    大个子比利将会骂骂咧咧地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蝰蛇挂在他的手指上，毒牙深深扎入皮肉之中。拉姆·拉尔将一跃而起，扯掉毒蛇摔到地上，踩住它的头。这时，它已是无害的了，它的毒液已经排泄完。最后，拉姆·拉尔将以一种厌恶的姿态，将踩死的蝰蛇远远甩进康默河里，河水会把这个罪证带到海里去。这也许会引起怀疑，但也仅此而已。

    刚过十一点，哈尔基尚·拉姆·拉尔借称去找一把新的大锤，趁机打开饭盒拿出咖啡罐。他旋开盖子，把里边的东西抖落到挂着的外套的右边口袋里。不到一分钟，他又回去干活了，没人注意到他的行动。

    午餐时，他觉得吃不下饭。大家与平时一样，围着火堆坐成一圈。干裂的旧木板烧得噼啪作响，水壶里的水在火上咕咕地沸腾着。工人们像往常一样说说笑笑，互相打趣。大个子比利狼吞虎咽地吃着他老婆给他准备的一大块三明治。拉姆·拉尔早就选了一个火堆旁边靠近那件外套的地方坐下来。他强迫自己吃饭。胸腔里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着，他的精神也越来越紧张。

    终于，大个子比利把吃完的三明治纸袋揉成一团扔到火里，打了一个饱嗝。他咕哝一声站起来，朝他的外套走了过去。拉姆·拉尔转过脸去看，其他人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大个子比利走到上衣旁，把手伸进右边口袋里，拉姆·拉尔屏住了呼吸。卡梅伦的手在口袋里摸了一会儿，掏出烟斗和烟叶袋。他开始把烟丝装到烟锅里，发现拉姆·拉尔在盯着他。

    “你在看什么？”他挑衅似的问道。

    “没什么。”拉姆·拉尔说着，把脸转向火堆。但他坐不住，于是站起来伸展一下身体，趁机把身子偏过去。他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卡梅伦把烟叶袋放回口袋中，又从中掏出一盒火柴。工头点着烟斗，惬意地抽了起来，然后信步走回火堆旁边。

    拉姆·拉尔又坐回原先的位子上，难以置信地凝视着火焰。怎么回事，他问自己，伟大的沙克蒂怎么会这样对待他呢？那毒蛇是她的工具，是按她的旨意带来执行任务的道具，但她却打退堂鼓，拒绝使用这样的报复手段了。他转过头去，又偷偷看了那件外套一眼。在衣服衬里的左边紧靠接缝的最底部，有个东西动了一下，然后安静了。拉姆·拉尔震惊得闭上了双眼。一个洞，衣服衬里中有个小洞，这把他的整个计划给毁了。下午余下的时间里，他工作时一直恍恍惚惚，忧心忡忡。

    坐卡车返回班戈时，大个子比利·卡梅伦与往常一样坐在前面。由于天热，他把外套叠起来放在膝上。在车站前，拉姆·拉尔看到他把仍然叠着的外套扔到自己汽车的后座上，然后驾车离去了。拉姆·拉尔追上正在等公共汽车的汤米·伯恩斯。

    “告诉我，卡梅伦先生有家小吗？”他问。

    “当然有，”这位小个子工人爽快地说，“老婆和两个孩子。”

    “他住的地方离这里远吗？”拉姆·拉尔说，“我看他开着车。”

    “不远，”伯恩斯说，“在基尔库利小区那边。我想应该是加纳威花园。你想去拜访他？”

    “不，不，”拉姆·拉尔说，“星期一见。”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拉姆·拉尔盯着正义女神那张没有表情的脸。

    “我无意害死他的老婆和孩子，”他告诉她说，“他们并没有伤害我。”

    女神从远处凝视着他，没有回答。

    这个周末，哈尔基尚·拉姆·拉尔都是在忧虑的煎熬中度过的。那天傍晚，他走到环路旁的基尔库利小区，找到了加纳威花园。这地方就在欧文罗花园旁边，对面是沃尔本路。在沃尔本路的角落里有一个电话亭，他在那儿逗留了一个小时，装作打电话的样子，观察着路对面那条不长的街道。他觉得自己看到了大个子比利·卡梅伦的身影出现在某个窗口前，便记住了那座房子。

    他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从那屋子出来，与几个朋友相会。一时间，他真想追上前去，告诉她此刻有个恶魔正隐藏在他父亲的外套里，可是他没有勇气。

    接近黄昏时，一位妇女提着购物篮从屋里走出来。他尾随她来到克兰德博伊购物中心。为了方便那些周六才领到工资的人购物，那里关门较晚。那位妇女走进了斯图尔特超市，她应该就是卡梅伦夫人。拉姆·拉尔跟着她走到货架前面，他想鼓起勇气走上去，告诉她家中的危险，但他还是不敢。毕竟，他有可能认错人，甚至还有可能看错了房子。那样的话，人们就会把他当成疯子带走。

    那天夜晚，他没有睡好，脑子里老是浮现出那条锯鳞蝰蛇的影子，它从外套衬里的藏身处无声无息地溜出来，在全家酣睡的房子里游走，带去死亡的威胁。

    星期天他又去基尔库利小区附近徘徊，而且认准了卡梅伦家的房子。他清楚地看到大个子比利在后花园里。下午三四点钟光景，他已经引起了当地人的注意。他意识到，他要么得大胆地走到正门前，承认自己所干的事；要么就得走开，一切听从女神的摆布。想到要与可怕的卡梅伦面对面，并且讲出实情，说卡梅伦的孩子正处于致命危险的威胁下，他简直怕得要命。于是，他又走回到车站街。

    星期一早上五点三刻，卡梅伦全家起床了。这是八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六点钟时，全家四口人在房子后部的小厨房里吃早饭。儿子、女儿和妻子都穿着睡衣。大个子比利已经穿好上班的衣服了。他的外套还在过道的衣柜里，整个周末都没动过。

    刚过六点钟，他的女儿珍妮一边往嘴里塞果酱吐司面包，一边站了起来。“我去盥洗室。”她说。

    “姑娘，先去衣柜里把我的外套拿来。”她父亲一边说，一边吃着盘子里的麦片粥。过了一会儿，小姑娘拎着外套的领子回来了。她把衣服递给父亲，他连头也没抬。

    “挂到门后去。”他说。女孩照办了。但是外套领子里没有悬挂用的标签，挂钩也不是一颗生锈的钉子，而是个镀铬衣钩，非常滑。外套在钩子上挂了一会儿，就滑落到厨房的地板上。姑娘正要走出房间，她父亲抬起头来。

    “珍妮，”他喊道，“把那玩意儿捡起来。”

    在卡梅伦家中，谁也不敢与一家之主犟嘴。珍妮走回来，捡起外套在衣钩上挂好。这时候，有个又细又黑的东西从衣服缝里滑落下来，蜿蜒地游到角落里，在油地毡上发出了干涩的沙沙声。她惊恐地瞧着它。

    “爸爸，你衣服里那东西是什么啊？”

    大个子比利·卡梅伦往嘴里送麦片粥的动作停了下来，卡梅伦夫人从炉灶边转过身，十四岁的儿子鲍比也停止往吐司面包上抹黄油的动作，朝这边看过来。那小东西盘曲在一排柜橱旁的角落里，紧紧弓着身子，一副防卫的样子。它盯着周围看，小小的信子在快速地一伸一缩。

    “天哪，这是一条蛇。”卡梅伦夫人说。

    “别犯傻了，老婆子，你难道不晓得爱尔兰没有蛇吗？人人都知道。”她丈夫说，放下勺子，“是什么东西，鲍比？”

    尽管大个子比利在家在外都像个暴君，但他对儿子的学识还是有点敬佩的，儿子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很好，知道不少奇闻趣事。男孩透过他那猫头鹰般的眼镜看着那条蛇。

    “肯定是一条无脚蜥，爸爸，”他说，“上学期别人弄了几条到学校里在上生物课时解剖用，是从海对面搞来的。”

    “我看不像是蠕虫。”他父亲说。

    “无脚蜥不是蠕虫，”鲍比说，“它是种没有脚的蜥蜴。”

    “那为什么人们还管它叫蠕虫？”他那不轻信的父亲如此追问道。

    “我不知道。”鲍比说。

    “那你他妈上学是去干什么的？”

    “它会咬人吗？”卡梅伦夫人害怕地问。

    “根本不会咬人，”鲍比说，“它是无害的。”

    “弄死它，”卡梅伦说，“扔到垃圾箱里去。”

    他儿子从桌旁站起来，脱下一只拖鞋，像拿苍蝇拍似的握在手中。他光着脚向角落走去，这时候，他父亲改变了主意。大个子比利抬起头来，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

    “等一等，别动，鲍比，”他说，“我有个主意。老婆，给我拿个罐子来。”

    “什么样的罐子？”卡梅伦太太问。

    “我怎么知道你有什么样的罐子？有盖子的罐子就行了。”

    卡梅伦夫人叹了一口气，绕过那条蛇，打开了碗柜。她审视着里面满满当当的瓶瓶罐罐。

    “有一个果酱罐，里面装着干豆子。”她说。

    “把豆子放到别的地方去，把罐子给我。”大个子比利命令道。她把罐子递给了他。

    “你要干什么，爸爸？”鲍比问。

    “我们工地上有个黑鬼，一个异教徒，他来自一个多蛇的国度。我打算跟他开个玩笑，一个小小的玩笑。把微波炉手套递给我，珍妮。”

    “你不必带手套，”鲍比说，“它不会咬你的。”

    “我不想碰那个肮脏的东西。”卡梅伦说。

    “它不脏，”鲍比说，“它是很干净的生物。”

    “你这个傻瓜，小子，你被学校里教的那点东西弄傻了。《圣经》里不是说，‘汝必须用肚子爬行，以土为生……’哦，何止吃土呀。我不想用手碰它。”

    珍妮把微波炉手套递给她父亲，大个子比利·卡梅伦左手拿着开了盖儿的果酱罐子，右手戴着手套，站到蝰蛇跟前。他的右手慢慢伸下去，快到地面时，快速地一抓。但小蛇的动作更快，它那微小的利齿下意识地刺进了手套填料内部的掌心处。卡梅伦没有注意到，因为他的视线被他自己的手挡住了。转眼间，他就把蛇抓进了果酱罐里，然后盖上了盖子。透过玻璃，他们看到它在里面疯狂地扭动着。

    “我讨厌这些东西，不管它是不是有害，”卡梅伦夫人说，“谢谢你，快把它弄出去吧。”

    “这就弄出去，”她丈夫说，“我都快要迟到了。”

    他把果酱罐放进肩包，里面已经装好了饭盒，他又把烟斗和烟叶袋装到外套的右口袋里，再把包和衣服都放进汽车里。抵达车站广场时，他已经迟到了五分钟。他惊异地发现那个印度学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我看他以后是不会这样看我了，在他们朝南驶向纽敦纳兹和康默的路上，大个子比利心里想道。

    到半晌午时，工地上其他人都知道了大个子比利的秘密玩笑，但都忍着不让那个“黑鬼”知道。当然不会让他知道——既然可以确定这条无脚蜥蜴完全无害，那么他们也认为这只是个小小的恶作剧。只有拉姆·拉尔蒙在鼓里，他埋头干活，私下里又在担心和忧虑。

    吃中饭时，他本该感到怀疑，他周围的气氛明显很紧张。虽然大家与平时一样，围坐在火堆旁，但谈话有些不自然。要不是心事重重，他本该注意到其他人脸上那种似笑非笑的样子和朝他看过来的眼光，但他没有注意到。他把饭盒放在膝头上，打开了盖子。盘曲在三明治和苹果之间，倏地回头发起袭击的，正是那条蝰蛇。

    印度人的尖叫响彻空地的上空，紧接着是工人们的哄然大笑。他边叫边全力将饭盒抛向空中。食物向各处飞散，纷纷落入周围茂盛的蒿草、金雀花和荆棘丛中。

    拉姆·拉尔边喊边跳起来。大家直笑得在地上打滚，其中笑得最厉害的是大个子比利。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这么开心地笑过了。

    “那是蛇，”拉姆·拉尔尖叫道，“是毒蛇。快跑开！大家都快跑！它会杀人！”

    笑声变得更响亮了，工人们简直难以自控。玩笑对象的反应超乎他们的预料。

    “请相信我。这是蛇，是一条致命的毒蛇。”

    大个子比利笑得满脸通红。他擦去笑出来的泪花，坐到拉姆·拉尔对面的空地上。印度人站在那里，发疯般地扫视着四周。

    “你这个无知的黑鬼，”大个子比利喘着气说，“难道你不知道爱尔兰是没有蛇的吗？一条也没有。”

    他肚子都笑疼了，于是向后仰倒在草地上，用双手支撑着身体。他没有注意到两根荆棘般细小的刺，已扎入他右腕内侧的血管里。

    玩笑开完了，饥肠辘辘的人们大口吃起午饭。哈尔基尚·拉姆·拉尔勉强坐下来，却还一直在环顾四周。他右手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只用左手吃饭，并远离那些长得高高的青草。午饭后，他们继续干活。古老的酒厂即将被拆倒，一堆堆瓦砾和可用的木料都盖满尘土，沐浴在八月的阳光下。

    下午三点半，大个子比利·卡梅伦停下工作，站了起来。他拄着鹤嘴锄，抹了一下额头，然后他用舌头舔了舔手腕内侧的微小肿块，接着又干了起来。五分钟后，他又站直了身子。

    “我感到不太舒服，”他告诉身旁的帕特森，“我去树荫里休息一下。”

    他在一棵树下坐了一会儿，然后用双手捧住头。他一直这样紧紧地抱着剧痛欲裂的脑袋。四点一刻时，他突然抽搐了一下，倒向一边。几分钟后，汤米·伯恩斯才注意到他。他走了过去，呼喊帕特森。

    “大个子比利病了，”他叫道，“他不答我话了。”

    大家都停下手中的活，聚集到工头躺着的树荫下。他那无神的眼睛凝视着咫尺之遥的青草。帕特森俯下身去。他已经干了多年的体力活，见过几次在工地上死人的事。

    “拉姆，”他说，“你是学医的。你看是怎么回事？”

    拉姆·拉尔用不着检查，但他还是做了。他站直身子的时候，什么也没说，但帕特森明白了。

    “你们都待在这里，”他指挥大家，“我去打电话叫救护车，再通知麦奎因。”他顺着土路向大路走去。

    半小时后，救护车先到了。车子沿着土路倒车进来，两个人把卡梅伦抬到一副担架上。他们把他送到纽敦纳兹总医院，那是最近的急救医疗点。在那里，医生宣布该病人已经死亡。又过了三十分钟，万分忧虑的麦奎因赶到了。

    由于死因不明，必须进行尸检。尸体被转运到纽敦纳兹市立停尸所，在那里由负责北康郡地区的法医病理学家进行尸体解剖。那天是星期二。到晚上时，法医的尸检报告就已经送往位于贝尔法斯特北康郡地区的验尸官办公室了。

    报告没有特别提及什么。死者为一个四十一岁的男子，身材高大、健壮。他的体表有多处轻微划伤和挫伤，多位于手掌和腕部，都是干粗活造成的，与死因无关。无疑，死亡是由大面积脑溢血所引起的，脑溢血则很可能是在高温下劳累过度所致。

    有了这份报告，一般说来，验尸官不用安排审讯，就可以向班戈的民政部门签发因自然原因致死的死亡证书了。但是，有些事情是哈尔基尚·拉姆·拉尔所不知道的。

    大个子比利·卡梅伦曾经是非法的北爱志愿军班戈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这是个走强硬路线的新教徒准军事组织。在北爱尔兰死亡的任何人，无论多清白，都会被输入位于勒根的计算机系统中。电脑显示出他的背景，于是，勒根的某个人拿起电话，向卡斯尔雷的北爱尔兰皇家警察局报告了情况。

    那里的人给贝尔法斯特的验尸官办公室打了电话，命令展开正式审理。在北爱尔兰，意外死亡不能只是报告，还必须有人见证。至少，对某些人来说必须这样。审理于星期三在班戈市政厅举行。对麦奎因来说，这意味着许多麻烦，因为税务局来参加了。强硬的北爱志愿军委员会也派来两个人，他们静静地坐在后排。死者的工友们大都坐在前面，离卡梅伦夫人只有几英尺远。

    只有帕特森被要求作证。在验尸官的提示下，他把星期一的事情叙述了一遍。由于没有什么异议，其他工人一个都没被传唤，也没传唤拉姆·拉尔。验尸官大声宣读了法医病理学家的报告。事情已经够清楚了。读完后，他总结了一下，然后作出了结论。

    “法医的报告相当明确。我们都听到了帕特森先生所说的午饭时的事件，以及死者对印度学生开的那个愚蠢的玩笑。看来卡梅伦先生似乎是太开心了，笑得近乎中风，随后在烈日下手拿镐锹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导致大脑中的一条大血管破裂，造成了正像病理学家用医学术语所说的疾病——脑溢血。本庭对其遗孀及子女深表同情，同时认定威廉·卡梅伦先生是意外死亡。”

    在市政厅外面的草坪上，麦奎因与他的工人们谈话。

    “我要对你们说几句公道话，小伙子们，”他说，“这工作还是要干下去，但我不得不扣除税款和其他费用，我不能让税务局的人老盯着我不放。葬礼安排在明天，你们可以休息一天。想要继续干的，星期五来报到。”

    拉姆·拉尔没去参加葬礼。当葬礼在班戈公墓地举行的时候，他打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康默。他让司机在路边等着，自己从那条土路上走过去。司机是班戈人，也听说了卡梅伦的死讯。

    “到现场去致哀，是吗？”他问道。

    “差不多吧。”拉姆·拉尔说。

    “这是你们民族的习俗吗？”司机问道。

    “可以这么说。”拉姆·拉尔说。

    “哦，到现场致哀，与我们的墓边致哀相比，我也说不出哪个好、哪个不好。”司机说，他准备在等待的时候看报纸。

    哈尔基尚·拉姆·拉尔沿土路来到那片空地上，站在曾经燃起篝火的地方。他打量着四周生长在沙土地上的蒿草和金雀花。

    “蛇呀，蛇，”他朝着看不见的蝰蛇喊道，“啊，你这条毒蛇，听到我在叫你吗？我特地把你从遥远的拉杰普塔纳山区带过来，你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本该死掉的。假如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进行，那么应该由我来亲手弄死你，把你那肮脏的躯体扔到河里去。”

    “你在听着吗，你这致命的毒物？那么你就听好了：你或许还能多活一阵子，但你终究还是会死的，万物都会死亡。而你会孤独地死去，不会有雌蛇来与你交配，因为爱尔兰没有蛇。”

    这条锯鳞蝰蛇没有听到他的话，即使听到了，也没有任何表示。在拉姆·拉尔脚下温暖沙土中的一个深深的洞穴里，它正忙碌着，全身心地忙于自然界所赋予它的使命。

    在蛇尾的底部有两块叠接着的鳞片，遮盖着它的生殖孔。蝰蛇的尾巴竖立着，身体以原始的节奏抽动。鳞片分开了，从它的生殖孔里，透明液囊一个接一个地被分娩出来，每个都有一英寸长，自出生伊始就像母亲那样能致人死命。这条母蛇把它的十几个蛇卵带到了这个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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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