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在从艾登布里奇开往伦敦的通勤火车上，假如塞缪尔·纳特金没把眼镜盒掉在座位垫子的夹缝中，这事就不会发生了。但他偏偏掉了眼镜盒，偏偏又把手伸进坐垫之间去摸索，于是，事情便发生了。
他摸来摸去，手指头不仅碰到了眼镜盒，还触及一本薄薄的杂志，显然是这个座位先前的旅客塞在那里的。他以为是一份火车时刻表，于是不假思索地把它抽了出来。倒不是说他需要一份火车时刻表。这趟通勤火车他已经坐了二十五年，每天都是在同一时间乘坐同一班火车，从安宁的艾登布里奇小镇到伦敦的查令十字街车站，傍晚也是在同一时间乘坐同一班火车，从坎农街车站抵达肯特，他不需要火车时刻表，只是一时间感到好奇而已。
纳特金先生一看到封面就脸红了，赶快又把它塞回座垫下面。他打量了一下隔间，看是否有人注意到他的发现。在他对面，两份《金融时报》、一份《泰晤士报》和一份《卫报》正随着火车的节奏一上一下地晃动，房产价格版面遮住了读者们的脸。在他的左边，老福格蒂在全神贯注地玩填字游戏；在他右边的车窗外，希瑟格林站飞驰而过。纳特金宽慰地松了一口气。
杂志不大，封面光亮。上部印有“新圈子”的字样，显然是这份出版物的名字。封面的底部是：“单身、夫妇、团组——两性联谊杂志。”两行字之间、封面正中的位置是一位大块头女士的照片，她胸部高耸，脸部用一个白色方块遮住。照片上面写着：“广告者h331”的字样。纳特金先生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杂志，但在前往查令十字街站的一路上，他一直想着他所发现的这样东西的暗示。
到站后车门一齐打开，上班族都涌到了熙熙攘攘的六号站台。纳特金磨磨蹭蹭地整理着文件包、雨伞和圆顶礼帽，直至隔间里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他鼓起勇气，把那本杂志从坐垫之间抽出来，塞进文件包，然后手里拿着季度车票加入到朝着检票口蜂拥过去的圆顶礼帽海洋中去了。
从火车换乘地铁，再从曼森大厦地铁站出来，踏上台阶进入三一巷，又沿着坎农街走到他当小职员的保险公司大楼。一路上，他都觉得不大对劲。他曾经听说过一个人被汽车撞了，在医院里，人们在那人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一叠艳照。这段记忆一直萦绕在塞缪尔·纳特金的脑海里。这种事情，谁能解释得清楚呢？那种羞耻和尴尬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躺在病床上，一条腿吊在半空中，自己的秘密口味变得人尽皆知。那天上午他过马路时特别小心，直至抵达保险公司的办公楼。
由此可以推测，纳特金先生并不习惯这种事情。有人曾经说过，人会倾向于模仿自己平时得到的外号：叫一个男人“壮汉”，那么他就会昂首阔步、神气活现；称他为“杀手”，他就会眯起眼睛到处走动，努力去模仿说话的样子；“风趣先生”会一直讲笑话、扮小丑，直至大家都摆脱压力、开怀大笑。塞缪尔·纳特金十岁时，学校里的一个小男孩看了的童话故事，给他起了个“松鼠”的外号，他的命运就这么被框定了。
自从二十三岁起，他就在伦敦工作了。战争结束时，他退了伍，军衔是下士。那时候，他能找到这份工作可谓很幸运。在一家大型保险公司里当职员，工作稳定，最后还有退休金。这家保险公司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分支机构，如同五百码以外的英格兰银行那样安全稳固。这份工作标志着纳特金进入了这座城市，进入了这个方圆一英里，触角遍及全球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大本营。
四十年代后期，他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午休时，他会在街上闲逛，看看那些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古老街道。那时候，面包街、玉米山、家禽街确实是卖面包、玉米和家禽的地方，而伦敦墙也确实标志着伦敦城的边界。在这些外表朴素的石头建筑物内，冒险商人们得到资金支持，远渡重洋去中东、非洲和远东开拓贸易往来、开矿或寻宝，再把战利品送回这座城市，进行保险、放贷和投资。这一平方英里之中的董事会和账房作出的决定，可以影响到上百万穷人的生计。这些事情让塞缪尔·纳特金感动，但他却从没想过这些人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强盗。总体来说，纳特金是一个很老实的人。
光阴荏苒，二十五年后，原先的神奇感觉已经消退，他成了每天潮水般涌进这座城市的上班族中的一员。他穿着办事员灰西装、拿着雨伞、戴着礼帽、拎着公文包，在这里工作八个小时，然后返回近郊的家中。
在这片都市丛林中，一如他的外号，纳特金是一个友善无害的生物。多年的职员工作已经使他适应了办公桌，他是一个身材圆胖的快乐男子，今年刚满六十岁，鼻梁上总是架着一副眼镜，为的是能够阅读和近距离看东西。他性情温和，对秘书总是彬彬有礼。她们都认为他很亲切，对他总是很照顾。他根本不会看那种下流杂志，更不用说随身携带了。但今天上午他这么做了。他溜进洗手间，插上插销，把《新圈子》杂志的每一个广告都看了一遍。
他感到新奇。有些登广告的人附有照片，显然主要是家庭妇女，她们穿着内衣，摆出一些非常业余的姿势；其余的没有照片，但文字内容更为明确。有几条广告所说的服务让人摸不着头脑，至少对纳特金先生来说是如此。但大多数他是明白的，而且大多数女士刊登的广告都表示她们希望结识慷慨的职业男士。看完后，他把杂志塞进公文包最深处，匆匆回到办公室。当晚，他设法把杂志带回到了艾登布里奇的家中，一路上没遭到警察的拦截和搜查。他把它藏到壁炉旁的地毯下，莱蒂斯绝对不会发现。
莱蒂斯是纳特金太太。她总是躺在床上，声称自己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和心脏衰弱，而布尔斯特罗德大夫则认为这是严重的臆想症。她是一个脆弱憔悴的妇女，长着尖鼻子，爱发牢骚。她已经多年没给纳特金带来任何床笫内外的生理愉悦了。他是一个老实可靠的男人，为了不使她伤心，他本愿意做任何事。幸好她因为腰背不好从来不做家务，所以不会去掀开壁炉旁边的地毯。
整整三天时间里，纳特金先生都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中，他主要是在想着其中一位登广告的女士。从广告中的简介来看，她身材高挑、体态丰满。第三天，他鼓起勇气坐下来，给那条广告写答复。他写在办公室里的一张普通纸片上，内容简单扼要。他写道：“亲爱的女士……”然后解释说他看到了她的广告，很想与她见面。
杂志的插页向读者解释了如何答复广告：写好你的回信，与一枚写着你的地址并贴好邮票的信封一起，装进一个普通信封中封好，在信封背面用铅笔写上你所回信的广告者号码，再把这个信封和中介费一起装入第三个信封，把它寄到该杂志在伦敦的办公地址。纳特金先生全部照办了，只是在写自己地址的信封上写上了：阿卡西亚街二十七号，由亨利·琼斯转交。那是他的真实地址。
在之后的六天里，每天早晨邮件抵达的时候，他都会立即下楼去门厅收信。第六天，他发现了写有亨利·琼斯名字的信封。他把信件放进口袋里，上楼去收拾老婆的早餐盘子。
那天上午坐火车去城里时，他溜进厕所，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信封。里面是他自己的信，信的背面有一份手写回复，其文字是：“亲爱的亨利，谢谢你答复我的广告。相信我们在一起一定会有许多乐子。打电话给我吧，号码是……爱你的萨利。”那个电话号码属于伦敦西区贝斯沃特一带。
信封上没有其他信息。塞缪尔·纳特金把电话号码抄在一张纸条上，塞进裤子后插袋里，然后把信和信封丢到马桶里冲掉。回到座位上时，他感到很紧张，觉得人们一定都在盯着他。实际情况是，对面的老福格蒂刚刚填出了十五个字母的单词。没人抬头看他。
午休时，他在附近地铁站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拨打了那个号码，一个声音沙哑的女人接了电话：“喂？”
纳特金先生把一枚五便士的硬币塞进投币孔，清了清嗓子说：“呃……你好，是萨利女士吗？”
“是呀，”那声音说，“你哪位？”
“哦，呃，我的名字是琼斯，亨利·琼斯。今天早上我收到你的一封信，是关于我给广告回复的事情……”
电话的另一头有纸张翻动的声音，接着，那女人的声音插了进来。“哦，是的，我记得，亨利。嗯，亲爱的，你来看看我好吗？”
塞缪尔·纳特金感到自己的舌头像旧皮革一般僵硬。“好的。”他的声音低哑。
“好极了，”那边的女人满意地说，“但有件事，亨利，亲爱的。我希望我的男朋友能带给我一件小礼物，就是说，帮我解决点房租问题。是二十英镑，但不用着急，这样行吗？”
纳特金点了点头，然后对着话筒说：“行。”
“好的，”她说，“嗯，那你什么时候过来？”
“得在吃午饭的时候，我在市区上班，晚上要回家的。”
“那好吧。明天可以吗？好，那就十二点半？我把地址给你……”
他还是感到很紧张。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半，当他来到贝斯沃特西伯尼街旁边那个地下室公寓的门口时，他心里的那种紧张感已经变成为蠢蠢欲动了。他忐忑地敲了敲门，听到里面的过道里传来高跟鞋的声音。
短暂的停顿，有人正透过门上的猫眼窥视，那孔眼正可以看到他所站立的位置。然后门打开了，一个声音说：“进来吧。”她站在门后，等他进入后，就关上了门。“你就是亨利吧。”她柔声说。他点了点头。“嗯，去客厅吧，我们可以聊聊。”她说。
他跟着她走过廊道，进入左边的第一个房间，他的心脏像在敲鼓一样。她比他想象的要老一些，三十五六岁，浓妆艳抹，比他高了足足六英寸，但部分是因为她穿着高跟鞋的缘故。刚才当她在前面领他进走廊时，从那拖地睡袍下的臀部宽度来看，她块头很大。她转身把他引进客厅时，衣袍前襟敞开了一下，露出了里面镶有红边的黑色尼龙胸衣。她让门开着。
房间中家具简陋，似乎只有很少的几件个人用品。那女人朝他露出了鼓励的微笑。
“你把我的小礼物带来了吗，亨利？”她问他。
塞缪尔·纳特金点点头，把裤袋里的二十英镑纸钞递给她。她接过钱，塞进梳妆台上的一个手提包里。
“坐吧，别不好意思，”她说，“没必要紧张的。现在，你要我干什么呢？”
纳特金坐在一张单人沙发的边缘，他感觉自己嘴里就像是塞满了快干水泥。“这很难解释。”他咕哝着说。
她又笑了。“用不着害羞。你想做什么？”
他犹豫不决地告诉了她。她没有表现出惊讶。
“没事，”她轻松地说，“许多男士都喜欢那种事情。现在，脱下外套、长裤和鞋子，然后跟我去卧室。”
他按照她说的做了，跟着她再次走过廊道进入卧室。房间里的灯光出人意料地明亮。进屋后，她关门上锁，把钥匙放进睡袍口袋，然后脱下睡袍，挂在门后。
三天后，一个普通的牛皮纸信封投递到了阿卡西亚街二十七号。塞缪尔·纳特金在前门的蹭鞋垫上把它与其他邮件一起捡起来，拿到早餐桌上。一共有三封信：一封是莱蒂斯姐姐写来的，一封是家政公司的盆花账单，第三封信件是个牛皮纸信封，上面的邮戳是伦敦，信是写给塞缪尔·纳特金的。他毫无疑心地打开，以为是一份商业广告，但不是。
当六张照片掉出来、正面朝上摊在桌上时，他迷惘地盯着这些东西，愣住了。当他终于明白过来时，迷惘立刻变成了极度的恐惧。这些照片，无论是清晰度还是焦距都很差劲，但它们足以说明问题。每张照片上都能清楚看见那女人的脸，在至少两张照片上，他自己的面孔也清晰可辨。他慌忙去看信封里面，想知道还有什么，但信封里面已经空了。他把六张照片都翻过来，但背面什么信息也没有。信息都在正面，是黑白的图片，没有文字。
塞缪尔·纳特金陷入了恐慌。他把照片塞到壁炉旁边的地毯下，发现那本杂志还在那里。他一转念，便把全部东西拿到外面，在车库后面烧了，又用鞋跟把灰烬踩进潮湿的泥土里。回到屋里后，他想请病假在家里待一天，但又意识到这会引起莱蒂斯的怀疑，因为他身体完全正常。他急忙把她的信送到楼上，撤下她的早餐盘子，匆匆去赶开往伦敦的火车。
他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凝视着车窗外面，心中还是一团乱麻。他努力想把早晨的恐慌理出一个头绪。在过了新克罗斯站时，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是我的外套，”他喘着气，“外套和钱包。”
老福格蒂正低头研究七个字母的填空，他摇了摇头。“不行，”他说，“字母太多了。”
塞缪尔·纳特金悲哀地注视着窗外，伦敦东南部的郊区慢慢被火车甩到后面。他不习惯这种事情。整个上午，一种冰冷的恐惧始终攥着他的胃，他根本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
午饭时，他试着拨打萨利给的电话号码，但已经打不通了。
他坐上一辆出租车，去贝斯沃特的那个地下室公寓，但门上挂着锁、钉着木条，在与人行道齐平的栏杆上挂着“出租”的牌子。下午三四点钟时，纳特金先生意识到，即使去报警，也没什么意义了。几乎可以肯定，杂志社给那个广告回信的地址，一定是一所早就搬空的住宅，无法追查。贝斯沃特的那个地下室公寓很可能是以假名按周租用的，如今人早就搬走了。那个电话号码可能属于某个人，但那人会说，最近一个月他出门在外，回来时发现门被撬了，此后常常接到找萨利的电话，这使他自己感到莫名其妙。再过一天，那人也会消失。
他回家后，莱蒂斯比以往更牢骚满腹，埋怨说来了三个电话，都指名道姓要他接听，打搅了她下午的休息。这可不妙。
刚过八点钟，第四个电话来了。塞缪尔·纳特金从椅子上蹦起来，留下莱蒂斯一个人看电视，自己走到门厅去接电话。他很紧张，让电话铃响了好几声后才拿起话筒。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但很模糊，好像有手帕捂在话筒上似的。
“纳特金先生？”
“是的。”
“塞缪尔·纳特金先生？”
“是的。”
“或者也可以叫你亨利·琼斯？”
塞缪尔·纳特金的胃在上下翻腾。
“你是谁？”他问道。
“名字并不重要，朋友。你早上收信时看到我的小礼物了吗？”
“你想干什么？”
“我问你，朋友。那些照片你收到了吗？”
“收到了。”
“仔细看过了，是吗？”
塞缪尔·纳特金一想到这事，就恐惧得直咽唾沫。“是的。”
“嗯，你是一个淘气的家伙，对不对？我应该给你的公司老板也寄去一套同样的照片。是的，我知道你的公司，还有总经理的名字。然后，我也可能给你老婆寄去一套，或者还有网球俱乐部的秘书。你钱包里的东西可真不少啊，纳特金先生……”
“听着，请别那样。”纳特金急切地说，但对方的声音打断了他。
“我不会在电话里跟你多说的。别想去报警，警察根本找不到我。所以，要冷静，朋友，你可以把一切都拿回去，底片和所有照片。好好想一想。明天上午你几点钟去上班？”
“八点二十分。”
“我明天早上八点再给你打电话，祝你晚安。”
电话咔嚓一声挂断了，纳特金先生只听到嘟嘟的拨号音。
这夜他很不安宁，可以用“可怕”来形容。莱蒂斯上床后，他借口去给壁炉添加燃料，把钱包里的东西挨个检查了一遍。火车季票、支票本、网球俱乐部会员卡、两封写给他的信、他和莱蒂斯的两张照片、驾驶执照、保险公司社交俱乐部会员卡，这一切足以辨明他的身份和工作单位。
阿卡西亚街的路灯透过窗帘照进来，在半明半暗的亮光下，他看向对面床上莱蒂斯那张不高兴的面容——她总是坚持分床睡觉——心中想象着在他上班时，她打开第二次投寄过来的写给她的牛皮纸信封时的情景。他努力想象着公司领导本森先生收到同一套照片后的情景，或者网球俱乐部组委会召开特别会议，传阅那些照片并“重新审查”塞缪尔·纳特金会员资格的情景。他无法想象。但有一点相当肯定，这个打击是可怜的莱蒂斯无法承受的……她肯定承受不了。必须阻止这样的事情。
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诫自己，他不习惯这种事情，直至黎明前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八点整，那个电话来了。塞缪尔·纳特金正在门厅里等候，与往常一样，他身穿铁灰色西装和白领子衬衫，头戴圆筒礼帽，手里提着雨伞和公文包，准备按时赶赴火车站。
“你考虑过了，是吧？”那个声音问道。
“是的。”塞缪尔·纳特金的声音颤抖。
“想拿回那些底片吗？”
“是的。”
“嗯，恐怕你得出钱来买呢，朋友。只是为了抵付我们的成本，同时也许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
纳特金先生咽了咽口水。“我不是有钱人，”他恳求说，“你要多少？”
“一千英镑。”那人在电话另一头毫不犹豫地回答。
纳特金先生惊慌失措。“可我拿不出一千英镑。”他争辩着说道。
“那你得去凑钱了，”那人在电话里轻蔑地说，“你可以贷款，用你的房子、汽车或其他什么东西作抵押。但你必须搞到，而且要快。今天晚上搞到。我今晚八点再打你电话。”
那人又挂断了电话，只有拨号音的响声留在塞缪尔·纳特金的耳边。他上楼，在莱蒂斯的脸颊上吻了一下，就离家去上班了。但那天他没有登上八点三十一分开往查令十字街的火车。他去了公园，孤独地坐在一把长凳上。一位身着西装、头戴礼帽的绅士本应该去伦敦市区上班，却古怪地独自坐在树木花草丛中。他觉得应该好好想一想，坐在总是没完没了地玩填字游戏的老福格蒂旁边，他不能静下心来思考。
他认为，如果努力一下的话，是能够借到一千英镑的，但那会引起银行职员的怀疑。假如他提出要用过的旧钞，那么银行经理更是会大惊失色。他可以说，要去还赌债，但没人会相信，他们知道他不赌博。他也不酗酒，只是偶尔喝一杯葡萄酒，而且他不抽烟，只在圣诞节时才抽上一支雪茄。他猜测，他们会认为他有了一个女人，然后他又丢掉这个念头，他们知道他不会养一个情人。怎么办？怎么办？他一遍又一遍地自问，脑子里一片混乱。
他可以去找警察。警察肯定能追查到那些人，即使他们用的是假名和租赁的房子。但那就要开庭审讯，他得去作证。他们会用代称来指被敲诈者，他在报上看到过，但圈子里的人通常会知道那是谁。一个人不可能一次次去法院而不被察觉，对于一个三十五年来一直过着刻板生活的人来说，这是瞒不住的。
九点半时，他离开公园的长凳，去了一个电话亭。他打了个电话到办公室，告诉自己的部门主管说，他身体不舒服，但下午会去上班。然后，他朝银行走去。在路上，他绞尽脑汁想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回想起他在报上看到过的所有关于讹诈的案件。法律上叫什么来着？敲诈勒索钱财，是这个说法。一条漂亮的法律短语，他痛苦地想道，但对受害人没多少用处。
假如他是个单身汉，他想，再年轻点，他会告诉他们真相。但他已经太老，不能再换工作了。而且，还有莱蒂斯，可怜脆弱的莱蒂斯，这个打击她承受不起，对此他毫无疑问。无论如何，他必须保护莱蒂斯，这一点，他已经铁了心。
走到银行门口时，他就没有勇气了。他不能面对银行经理提出这种奇怪而又说不清楚的要求。那等于是说：“我被敲诈了，我要贷款一千英镑。”而且，在给了第一次的一千英镑后，他们就不会再来索取了吗？把他榨干后再寄还照片？这很有可能。但不管怎么说，他不能在家门口的银行贷款。只有先回伦敦了，他勉强作出这个决定，毕竟他还是一个诚实的正人君子。因此，他坐上十点三十一分的火车。
他来到伦敦，但现在去办公室显得太早，于是为了打发时间，他决定去购物。由于生性谨慎，他不能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在口袋里揣上一千英镑，这不自然。所以，他到一个商场的办公用品柜台买了一个带锁的铁皮小钱箱。在其他商店里，他买了一磅糖粉（他解释说给妻子做生日蛋糕用）、玫瑰花用的一罐化肥、厨房里抓耗子用的捕鼠夹子、楼梯下配电箱里用的一些保险丝、手电筒用的两节电池、修理水壶用的一把电烙铁，以及遵纪守法的普通家庭会需要的一些其他无害的用品。
下午两点钟，他到了办公室，向部门领导报告说自己现在感觉好多了，然后便埋头于公司的账务工作。幸好塞缪尔·纳特金先生根本就没想过要从公司的账目上非法挪用钱款。
晚上八点钟，他又与莱蒂斯一起坐在电视机前，这时候，门厅里的电话响了。当他去接听时，耳边响起的又是那个含糊不清的声音。
“你搞到钱了吗？纳特金先生？”那人开门见山地问道。
“这个……搞到了，”纳特金说，不等那人开口，他接着说，“听着，你干嘛不把底片寄来，这样我们可以把整件事情作个了断？”
电话里一阵沉寂，好像线路另一头的那个人愣住了。
“你疯了吗？”那个含糊不清的声音终于说话了。
“没有，”纳特金认真地说，“我没疯，我只是希望你明白，如果你再这样闹下去，会有人痛苦的。”
“你给我听着，你这个疯子，”那声音恼火地说，“你必须按该死的指示去做，不然的话，我就把照片寄给你的老婆和老板，让你去见鬼。”
纳特金先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他说，“你说吧。”
“明天吃中饭的时候，坐出租车到艾伯特桥大街。拐入巴特西公园，沿着西车道背河走，半路上左转进入中央车道，一直朝前走。走到一半时，会看到那里有两把长椅，这个季节那里不会有人。用棕色纸包好包裹，放到第一把长椅下面，然后继续前行，从另一边走出公园。明白了吗？”
“明白了。”纳特金先生说。
“好，”那声音说，“最后一点，你一进入公园，就会有人监视你，你放包裹的时候也会有人监视。别以为警察能帮你，我们知道你的长相，但你不认识我。如果有一丝麻烦的迹象，或者有警察监视，我们就开溜。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纳特金？”
“是的。”纳特金先生有气无力地说。
“好，嗯，那你就按吩咐去做吧，别犯错误。”
然后那人就挂了电话。
几分钟后，塞缪尔·纳特金对老婆说要去房子侧面的车库。他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第二天，塞缪尔·纳特金严格按照指令行事。他沿着公园西侧的西车道走，刚要拐进中央车道的时候，听到有人叫他。那人在几步之外，骑在一辆摩托车上，在看地图，他戴着头盔、风镜，脸上还蒙着一条围巾。他透过围巾叫道：“喂，朋友，能帮个忙吗？”
纳特金先生停住了脚步。他是一个有礼貌的人，他走到两码外街沿石边的摩托车那里，弯腰去看地图。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咝咝响了起来：“我要拿走那个包裹，纳特金。”
他感觉到包裹从手里被夺走，听到引擎发动起来的轰鸣声，看到包裹被扔进摩托车把手前面的车篮中。一眨眼的工夫，摩托车就开走，汇入了中午艾伯特桥大街的车流中。这件事在几秒之内就结束了。那人动作敏捷，迅速逃离，即使有警察监视，也不大可能抓住他。纳特金悲伤地摇摇头，朝市区的办公室走回去。
那个关于外号和名字的理论，在刑事调查处斯迈利侦缉警长的身上一点也不符合。一周以后，当他来找纳特金先生时，他那长长的马脸和忧郁的棕色眼睛看上去很阴沉。在黑暗的冬夜，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长大衣站在门口，活像一个送葬者。
“纳特金先生？”
“是的。”
“塞缪尔·纳特金先生？”
“是的……呃，是的，是我。”
“我是斯迈利警长，先生。能与你说几句话吗？”他掏出了警官证。纳特金点头表示认可，说：“进来吧。”
斯迈利警长有点不太自在。
“这个……我要讨论的事情，纳特金先生，有点私密的性质，也许还有点尴尬。”他说。
“天哪，”纳特金说，“没必要尴尬的，警长。”
斯迈利凝视着他，“没必要……？”
“哎哟，没必要的。肯定是警察舞会的一些票子，我们网球俱乐部一直会派发。作为本年度的秘书，我是想……”
斯迈利重重咽了一下口水，“恐怕不是警察舞会的事情，先生。我是来开展一项调查的。”
“嗯，那还是没有必要尴尬的。”纳特金先生说。
斯迈利下颚的肌肉抽搐了几下。“我考虑的是你会尴尬，先生，不是我，”他耐心地说，“你夫人在家吗，先生？”
“哦，在家的，但她上床了。她总是很早休息，她身体欠佳……”
恰好这个时候，一个暴躁的声音从楼上飘到门厅里。“是谁呀，塞缪尔？”
“一位先生，警方的，亲爱的。”
“警方？”
“别操心，亲爱的，”塞缪尔·纳特金喊了回去，“呃……只是最近与警察运动俱乐部的网球锦标赛的事情。”
斯迈利警长对他的遁词点头表示赞同，跟在纳特金后面走进客厅。
“现在，你可以说说是怎么回事了，为什么会使我尴尬？”纳特金关上了门。
“几天前，”斯迈利警长开始说，“我们伦敦警察厅同事去了伦敦西区的一套公寓。在实施搜查时，他们碰巧在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发现了一系列信封。”
塞缪尔颇感兴趣地盯着他。
“总共大约有三十个信封，每个里面都有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一个男人的名字——都是不同的人——以及家庭住址，有的还有工作地址。信封里面还装有十几张照相底片，拍摄的都是男人的照片，通常是年长男士在与一个女人胡搞。”
塞缪尔·纳特金的脸色变白了，他紧张地舔着嘴唇。斯迈利警长露出了厌恶的表情。
“在每个事件里，”他接着说，“照片里的女人都是相同的，是警方已知的一个有罪的妓女。恐怕我不得不告诉你，先生，有一个信封里有你的名字和地址，还有六张底片，表明你跟那个女人混在一起。我们已经肯定，那女人，以及与她在一起的某个男子，就是那套被搜查公寓的居住者。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塞缪尔·纳特金羞愧地双手捧着头，一双憔悴的眼睛盯着地毯。最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噢，天哪，”他说，“照片。肯定是有人偷拍了照片。噢，这事情如果传出去，就太丢人了。我向你发誓，警长，我根本不知道那是非法的。”
斯迈利快速眨了几下眼睛，“纳特金先生，让我把事情说个明白，你的行为不是非法的。对警察来说，你的私生活是你自己的事情，只要不违反法律就行。找妓女并不违法。”
“可我不明白，”纳特金的声音颤抖着，“你说你是来调查……”
“但我不是来调查你的私生活的，纳特金先生，”斯迈利警长坚定地说，“我继续说下去好吗？谢谢。伦敦警察厅认为，通过个人联系或广告联系，男人们被诱骗到这个女人的公寓里，然后被偷拍照片，之后会受到敲诈勒索。”
塞缪尔·纳特金抬头凝视着警长，眼睛睁得圆圆的。他确实很不习惯这种事情。
“敲诈，”他低声说着，“噢，老天爷啊，那就更糟了。”
“确实如此，纳特金先生，现在……”侦探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你能认出这个女人吗？”
纳特金凝视着一张与那个叫萨利的女人极为相似的照片。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警长说，他把照片收了起来，“那么，先生，你能用你自己的话来描述一下你是怎么跟这个女人认识的吗？在这个阶段，我不需要做任何记录，你的话是保密的，除非现在或以后能证明与案件有关。”
停顿了一下后，带着羞愧和窘迫，塞缪尔·纳特金开始从头说起这件事：什么情况下发现的那本杂志，在公司洗手间里的阅读，要不要写一封回信的三天思想斗争，经不起诱惑以亨利·琼斯的名字写了信。他叙说了此后收到的那封信，和自己记下电话号码、然后销毁信件的过程，也说了他在当天午饭时打的那个电话，定下第二天中午十二点三十分的一次会面。他讲述了在地下室公寓里与那个女人的见面，她是如何告诉他把他的外套留在客厅里、然后带他进入卧室的，还说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做那种事情，那天晚上回到家里后，他把那份杂志用火给烧了，并发誓以后再也不干那种事情了。
“嗯，先生，”在他说完后，斯迈利警长说，“有一点很重要。那天下午以后，你是否接到过电话，或听说过有打给你的电话，以便利用这些拍摄的照片向你敲诈钱财？”
塞缪尔·纳特金摇摇头。“没有，”他说，“没有那样的事情。看来，他们还没来找我。”
斯迈利警长最后微笑了，笑得很严肃，“他们还没来找你，先生，他们不会来了。毕竟，警方已经缴获了这些照片。”
塞缪尔·纳特金抬起头来，眼睛里含着希望。“当然，”他说，“因为你们的调查。他们还没来得及找到我，就被你们发现了。告诉我，警长，那么这些可怕的照片会……如何处理呢？”
“在我向苏格兰场说明你的那些照片与我们的调查无关后，他们会把照片烧掉。”
“哦，我很高兴，也可以放心了。但请告诉我，那两个男女掌握了可以对许多男士进行敲诈的把柄，那么他们肯定已经对某个人实施敲诈了吧？”
“那是毫无疑问的，”警长说，他起身准备离去，“而且毫无疑问，警官们根据苏格兰场的指令，正在走访照片里出现的几十名男子。在展开调查询问工作的时候，我们无疑能查出那些已被敲诈了钱财的人。”
“但你怎么知道谁被敲诈了、谁没被敲诈呢？”纳特金先生问道，“毕竟，一个人可能被敲诈后交了钱，但害怕了，不敢道出真相，即使对警察也不敢。”
斯迈利警长朝这位保险公司职员点点头。“银行账单，先生。大多数平头百姓只有一两个银行账户，要筹集大笔钱款，他就得去银行提取，或者变卖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总会留下一些痕迹。”
现在他们已经走到门口。
“嗯，我想说，”纳特金先生说，“我真佩服那个向警方揭露恶棍的人。我只是希望，如果有一天他们对我敲竹杠，我也有勇气这样告发。顺便说一下，我不用作证了，是吧？我知道这应该是保密的，但你知道，最终人们还是会发现。”
“你不用作证了，纳特金先生。”
“我同情揭露坏蛋的那个可怜人，但总得有人去揭露。”塞缪尔·纳特金说。
“名单上所有参与这种事情的人都不用作证了，先生。”
“这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已经揭露了那两个人，证据确凿。你们肯定是要去逮捕他们。那你们的调查……”
“纳特金先生，”斯迈利警长倚在门框上，“我们并不是在调查敲诈。我们是在调查谋杀。”
塞缪尔·纳特金惊呆了。“谋杀？”他发出了尖叫声，“你的意思是说，他们还杀了人？”
“谁杀了人？”
“那两个敲诈者？”
“不，先生，他们没杀人，某个顽皮的人把他们杀了。问题是，谁干的？但这也是敲诈者会遇到的麻烦。到现在，他们也许已经敲诈了一百多人，但最后其中一位受害人追踪到了他们的隐藏处。他们之间的联络很可能都是通过公用电话亭，除了针对现在这些受害人的刑事证据外，没有其他记录。问题是：该从哪里着手？”
“是呀，哪里呢？”塞缪尔·纳特金喃喃地说道，“他们是……被枪杀的？”
“不，先生。干这事的人，只是把一个包裹送到了他们的门口。所以，那人一定知道他们的地址。包裹里有一个钱箱，盖子上显然用胶带粘着一把钥匙。在用钥匙去开锁时，盖子在一只捕鼠夹弹簧的压力作用下弹开来，一个精巧制作的反拆卸装置触发了炸弹，把他们二人炸得粉身碎骨。”
纳特金盯着他，似乎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真想不到，”他喘着气说，“但一个老老实实的公民上哪里去搞到一颗炸弹呢？”
斯迈利警长摇了摇头。
“这年头，先生，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爱尔兰人，阿拉伯人，许多外国人，还有制作炸弹的书。与我们那个时代不同，现在，只要有一些合适的材料，几乎每个学过化学的中学六年级学生都能制作炸弹。嗯，晚安，纳特金先生。我不会再来打搅你了。”
第二天，纳特金来到市区的古塞特镜框商店，取回两周前存放在那里的照片。他曾经嘱咐店里为他保管好，换上一个新镜框，到时候他自己会来取。那天晚上，这张照片又被骄傲地摆放在了壁炉旁边的桌子上。
这是一张旧照片，上面有两个年轻人，穿着皇家陆军工程兵拆弹部队的制服。他们骑坐在一颗德国制造的“德国大兵”五吨重磅炸弹的壳体上。在他们面前的一块毯子上，摆放着几十个原来设在炸弹里组成六个单独反拆卸装置的零件；背景是一座村庄的教堂。其中一个年轻人有一张瘦瘦长长的脸，佩有少校的肩章；另一个圆圆胖胖的，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照片下面有一行字：“炸弹专家麦克·哈洛伦少校和塞缪尔·纳特金下士惠存，斯蒂普诺顿村全体村民衷心感谢你们，一九四三年七月。”
纳特金先生自豪地看着照片。然后他轻蔑地哼了一声：“中学六年级学生，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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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