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发生在1932年，当时的州立监狱还在冷山。当然了，还有电椅。

    狱中囚犯常拿电椅开玩笑，对令人恐惧却又摆脱不掉的东西，大家总喜欢如此地取笑一番。他们管它叫“电伙计”，或者叫“大榨汁机”。大伙谈论电费单，谈论那年秋天监狱长穆尔斯不得不自己做感恩节晚餐，因为他妻子梅琳达病得没法做饭了。

    不过，对于那些真得要坐到电椅上的人，这些玩笑很快就不合时宜了。我在冷山那会儿，曾负责过78次电刑（这数字我从来不会弄错，我到死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觉得，对大部分受刑的人来说，当脚脖子被钳在“电伙计”结实的橡木腿上时，他们就觉得真的完蛋了。接着，他们就意识到（你会看到，他们的眼睛里涌上一种冰凉的惶恐），自己的大腿玩完了。

    血液还在体内奔流，肌肉也依然强健，大腿却完了，再也不能行走于乡间，不能与大伙一起在建谷仓的庆典上和姑娘跳舞了。从脚踝往上，“电伙计”的主顾明白死亡在即。胡言乱语、支离破碎的临终叨咕结束后，一只黑色的丝绸袋子罩上他们的脑袋。这袋子说是给他们用的，可我总觉得它实际上是为我们备着的，为的是不让我们看到他们屈着膝，知道死亡临近时，眼神里所涌现的畏惧。

    在冷山，并没有死囚区，只有一个与其他四幢房子隔开的E号楼，只有其他楼房的四分之一大，不是木结构的，是砖砌的，房顶的金属皮裸露着，在夏日的阳光下，就像一只神色谵妄的眼球，令人胆战。房子里面有六个单间，每边三间，中间隔着一个宽阔的走廊，每个房间几乎都有其他四幢房子里单间的两倍大。它们也是单人使用的，就监狱来说，这样的住宿条件算是很不错了（尤其是在三十年代）。不过，住客宁愿拿它来换其他四幢楼里的任何房间。相信我，要真能换就好了。

    谢天谢地，我在那里当看守的几年里，从来没有一次是六个房间都住满的。为这样的小小恩惠，真要感谢上帝。里面最多时住四个人，有白人也有黑人（在冷山，死囚之间是不实行种族隔离的），那里就像是个小型的地狱。其中一个是名叫贝弗利·麦考尔的女人，她黑得像黑桃A，却漂亮得要命。她忍受丈夫殴打六年了，可要是他在外偷鸡摸狗，那她一天都受不了。有一天夜里，她得知丈夫又在偷情，就站在楼梯口，那是通往他理发店楼上公寓的必经之路，等着那个倒霉的莱斯特·麦考尔，他的老友们（也许还有那个他刚开始交往的情妇）都管他叫“剃刀”。

    她一直等他把大衣脱到一半，就用“剃刀”自己的一把剃刀，把他偷情的内脏挖出来丢到鞋子上。离坐“电伙计”还有两晚的时候，她把我叫到那个单间，说梦见非洲的灵父来见她，让她放弃奴隶名字，死时用自由身的名字玛图奥米。这就是她的遗愿，即死亡执行令上要用贝弗利·玛图奥米这个姓名。我想她的灵父并没有给她任何名字，或是任何她可以说得出的名字。于是，我就说，可以，行，好的。当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狱卒的那几年里，我明白，除非我迫不得已，决不能拒绝死刑犯的要求，贝弗利·玛图奥米这件事也不例外。次日下午三点左右，州长来了，将她减刑为在格拉西山谷女子监狱终身监禁（我们事后常用“睡牢狱不睡老公”来形容它）。实话说，看到贝弗利朝值班桌走去，丰满的屁股朝左边而不是右边转去时，我很开心。

    大概三十五年（至少是三十五年）以后，我在报纸的讣告栏里看到这个名字，上面的照片里是一张黑人女性瘦削的脸，满头白发，架着一副莱茵水晶石的眼镜。正是贝弗利。讣告上说，她死前的十年是自由身，还差不多单枪匹马拯救了莱因弗尔斯小镇上的一家图书馆。她还在主日学校里教过书，并在这个小小的穷乡僻壤广受爱戴。报纸上的标题是图书馆馆长死于心脏病，下面的文字更小些，算是一段补充：曾在杀人犯监狱里服刑二十余年。只有莱茵水晶石镜架底下的那双大大的、热情的眼睛还是老样子。这双眼睛属于这样一个女人，即使到了七十岁，在万不得已的时刻，她也会毫不迟疑地从装消毒剂的蓝色瓶子里拔出安全剃刀的。杀人犯，哪怕他们老年时成了乏味小镇的图书馆女馆长，你还是能一眼看出。如果你像我一样花了那么多时间来留意杀人犯，你一定会了解的。

    我一生中只有一次怀疑过自己这份工作的性质。我想，正因为如此，我才写下这些东西。

    通往E区中心的宽阔走廊铺着油毡，颜色就是陈旧的酸橙绿，因此这条在其他监狱里被称为“最后一英里”的路，在冷山就被叫成“绿里”。我估摸着，那条道由南向北、从一头到另一头有六十步路。底层是禁闭室，一头是个t型的路口。向左走就是活路，如果这指的是在院子里，在太阳暴晒下操练的话，大部分人都走这条路；很多人这样生活了好几年，也没有落下什么大病。小偷、纵火犯、强奸犯们就是这么各行其是地应付着过下去的。

    不过，朝右走就不同了。你首先是进我的办公室（那里的地毯也是绿色的，我一直想换掉它，可总是没空），接着从我的书桌前经过，桌子左边摆着美国国旗，右边是州旗。房间另一侧是两扇门，一扇通往一间小小的厕所，那是我和E区的看守（有时甚至是监狱长穆尔斯）专用的；另一扇门通向一个像储藏室似的房间，你从那里就走上了绿里的尽头。

    门很小，走过去时得低下头，而约翰·柯菲就得用坐姿钻过去。穿过门，你会走上一个小小的楼梯平台，接着走下三级水泥阶梯，然后站上木板地。房间没有暖气，很不舒服，屋顶是金属的，就像楼顶的那块，而这块就是那里的一部分。冬天，那里冷得能让你看到自己呼出的气，而夏天又令人觉得憋闷。没错，1930年七八月处决埃尔默·曼弗雷德时，有9个见证人当场昏了过去。

    储藏间左边是生命之路。尽是些工具（都锁在框子里，绑上了链子，好像它们不是铁锹、铁镐，而是卡宾枪）、衣物、一包包春天要在牢房花园里种的种子，几箱卫生纸，储物架上叠放着监狱制板厂要用的纸板……甚至还有几包熟石灰，是用来画棒球和足球场地的。犯人是在被称作“草场”的地方玩球的，在冷山，大家都喜欢秋天的下午。

    在右边，又是死亡之路。储藏间的东南角上，“电伙计”安坐在厚木地板的平台上，粗壮的橡木腿，宽阔的橡木扶手，这对扶手可把几十个人临死前最后几分钟吓出的汗都吸收了，还有铁罩子，它一般都得意洋洋地悬在椅背上，就像巴克·罗杰斯连环画里机器人小孩的无檐小帽。有一根绳索通过垫着垫片圈的小洞，从椅子后面煤渣砖墙上穿过。电椅一侧是电镀的锡皮桶，朝里望，就会看见一卷海绵，大小正好垫进铁罩子里。处决前，得把它浸在盐水里，这样就能让直流电更好地通过电线，通过海绵，进入倒霉鬼的脑袋。

    1932年是属于约翰·柯菲的。报纸上的报道十分详细，对此感兴趣的人（他得比那个在佐治亚疗养院耗尽余生的老头更有精力）仍然可以找到这些报道。我记得，那是个炎热的秋天，真的很热。虽已十月，却还像是八月。当时监狱长的妻子梅琳达就暂住在印迪亚诺拉医院里。那个秋天，我得了此生最严重的一次尿路感染，不过还不至于糟到要住院，但已经难受得让我每次撒尿时都想死了。秋天时，那个半秃的小个子法国佬德拉克罗瓦抓了只老鼠，那东西是夏天进来的，正在玩线轴。不过，最重要的是，约翰·柯菲是那个秋天来E区的，他因奸杀了狄特里克双胞胎姐妹被处以极刑。

    每次都有四、五个看守轮岗，不过他们很多都是临时工，有狄恩·斯坦顿、哈里·特韦立格，还有布鲁特斯·豪厄尔（大伙管他叫，不过这只是个玩笑，虽然他块头很大，但除非迫不得已，他可连苍蝇都不会害的），这些人现在都死了，珀西·韦特莫尔也是，他可真的很残酷……

    更别提愚蠢了。珀西在E区没什么活儿。在E区，丑陋本性不仅没用，有时候还很危险，不过他和州长有姻亲关系，所以就留下来了。

    正是珀西·韦特莫尔领着柯菲走进大楼的，他一边还照例地喊着：“死鬼来了！死鬼这儿走！”

    管它是不是十月，反正那里还是热得像地狱入口。通往操练场的门开着，晃眼的光线涌了进来，我见到了这个平生所见过的块头最大的男人，除了电视上的某些篮球运动员之外。这里的“资料室”有电视看，就是让这些最终像我这样流着口水的老不死们看的。这人的胳膊和水桶般的胸膛上都捆着铁链，脚上套着脚镣，两个脚踝间拖着链条，他走过牢房间灰绿色的走廊时，链条发出仿佛成串硬币掉下来的声音。珀西·韦特莫尔走在他旁边，瘦削的小个子哈里·特韦立格走在另一侧，两人就像孩子走在被捕获的大熊身旁。在柯菲旁边，布鲁特斯·豪厄尔都像个小孩，而布鲁托尔身高已经超过六英尺，他肩宽膀阔，曾经参加过大学橄榄球队比赛，是阻截队员，被球队踢出来后回到了山里老家。

    约翰·柯菲是个黑人，就像大多数到E区来住上一阵，最后死在“电伙计”怀里的人，他身高六英尺八，不过，没有电视里的篮球运动员那么苗条。他肩膀宽阔，厚实的胸脯上肌肉条条。他们在仓库里找到了最大号的工装裤让这人穿上，可裤脚翻边处只到小腿的一半，小腿上遍是皱纹伤疤。衬衫敞开着，只到他胸口下面，袖管只盖住前臂的一部分。他用一只巨大的手拿着同样巨大的帽子；如果把帽子套在那光秃的、红褐色的、球一样的脑袋上，就会和街头手风琴师的猴子戴的帽子差不多，只不过它是蓝色的，而不是红色的。他看上去像是能把绑着他的铁链拉断，轻松地如同对待圣诞礼物上的带子，但是只要你注视他的脸，就知道他是不会这么做的。那脸神并不呆滞，虽然珀西是这么认为的，但珀西不久就管那人叫“白漆（痴）”，不过他很迷惘。他不停地环顾四周，好像要弄明白自己在哪里，也许还想知道自己是谁。我最初觉得他看上去像一个黑人力士参孙……只是用她那只背信弃义的小手把他的头发剃光了，把他的全部力量都弄没了。

    “死鬼来了！”珀西咆哮着，用力拉着这只铐着手铐的熊，仿佛他真的相信，即使柯菲自己不想挪动，他都能拖得动似的。哈里没说什么，但是他看上去很尴尬。“死鬼——”

    “够了，”我说。我正在柯菲马上要进的牢房里，坐在他的床铺上。当然，我早知道他要来了，正准备迎接他，负责看管。但直到亲眼目睹，我才知道他是这样的块头。珀西看了我一眼，意思是，我们都晓得你是个卑鄙小人（当然，除了这大块头，他只知道怎么强奸和谋杀小姑娘），不过他什么都没说。

    他们三个站在房间外，门开着，我朝哈里点了点头，他对我说：“头儿，你真的想和他在这里呆一会？”我以前从没听到过哈里·特韦立格这么紧张的声音，六、七年前的监狱骚乱中，他一直陪我共同经历，甚至有人谣传暴徒们有枪时，他都从没发抖过，可这回他听起来很紧张。

    “不会给我找麻烦吧，大块头？”我坐在床铺上问他，尽量不表现出那么难受（我刚才说过，尿路感染起先并没有后来那么糟），不过告诉你，那天可不是海滩假日。

    柯菲慢慢地摇着头，先摆到左边，又摆到右边，然后回到原位。他的视线一碰到我，马上又移开了。

    哈里的一只手拿着夹有柯菲表格的夹板。“给他吧，”我对哈里说，“交到他手上。”

    哈里这么做了，那大块头梦游似的接了过去。

    “好了，把它给我，大块头，”我说道。柯菲交了过来，铁链子铮铮作响。他得低下头才能进房间。

    我上下打量他，主要是亲眼确定他的身高，弄明白这不是视线的幻觉。是真的，他有6英尺8英寸高，体重280磅，不过我觉得这只是估计，他得有320，也许是350磅。在登记疤痕和能辨认的身体标记一栏里，钩出的那个词是“许多”，登记表上的单词印得十分工整，用的是玛格努森体。

    我抬头看，柯菲已经朝一边移了一点，我能看到哈里站在走廊那头德拉克罗瓦的牢房前。柯菲来时，德拉克罗瓦是E区仅有的另一个犯人。

    德尔身材纤细，头顶秃了，长着一张苦脸，就像会计师得知自己的贪污行为即将败露，一脸尴尬。那只宠物老鼠蹲在他肩膀上。

    珀西·韦特莫尔斜靠在刚成为约翰·柯菲牢房的门上，从定制的皮套里拿出那根山胡桃木警棍，一只手掌敲打着棍子，就像要拿玩具出来玩似的。我突然觉得没法让他呆在这里了。也许是因为不合季节的炎热，也许是尿路感染让我的腹股沟热辣辣的，而法兰绒内裤又让我痒得难以忍受，也许是因为我知道，州里给我派了个几乎像白痴的黑人来处决，而且珀西显然想要先用家伙来教训他。可能是因为所有这些情况。不管原因是什么，我暂时没留心他的政治背景。

    “珀西，”我说，“医务室正在搬家。”

    “比尔·道奇是具体负责的——”

    “我知道，”我说，“去帮帮他吧。”

    “那不是我的活儿，”珀西说，“这个蠢呆瓜才是我的工作。”珀西管那些大块头叫“蠢呆瓜”，这个词是“蠢”和“呆瓜”的集合。他讨厌大个子的人。他和哈里·特韦立格一样，其实并不瘦，可是他个子不高，像一只小种斗鸡，好挑起争斗，尤其在胜算很大时。而且，他很爱显摆那点头发，经常用手在发间梳来理去。

    “那么你的工作已完成了，”我说，“去医务室吧。”

    他噘起嘴唇。比尔·道奇和他的伙计们正在搬箱子，搬床单，甚至还有床铺。整个医务室要搬到新楼里去，在监狱的西面。热死人的活儿，东西又重。珀西·韦特莫尔可不想干。

    “他们人手够了，”他说。

    “那么去那里监督一下，”我说着抬高了嗓音。我看到哈里退缩着，但我没在意。如果因为我滋事生非，州长命令监狱长穆尔斯炒了我，那哈尔·穆尔斯还能让谁来顶我的位置？珀西吗？开玩笑。“我可不管你干什么，珀西，只要你暂时离开这里一会儿。”

    柯菲站着不动，就像世界上最大的一口钟。一时间，我觉得珀西真的要把棍子戳上去，给我找麻烦了。还好，他还是把棍子塞回皮套（真是个蠢透了的好显摆的玩意儿），昂首沿走廊离开了。我不记得那天是谁值班，可能是个临时工，但珀西肯定不喜欢那人的样子，因为在走过那里时，他皱着眉头说，“瞧你这张蠢脸，别给我堆出傻笑，不然我就一把抹了它们。”随着一阵钥匙的作响，瞬间，从操练场方向涌进一股热辣辣的太阳光，珀西·韦特莫尔走了，至少当时是这样的。德拉克罗瓦的老鼠在这个小个子法裔人的两只肩膀上来回跑动，细细的胡须抽搐着。

    “停下，叮当先生，”德拉克罗瓦说道。那只老鼠好像听懂了似的，停在他左侧的肩膀上。“就这样别动，安静点。”德拉克罗瓦用不太准确的路易斯安那州的法语，把“安静”念得带有异域和外国味道的“俺静”。

    “躺下，德尔，”我直截了当地说道，“你休息一下。这也没你什么事。”

    他照办了。他强奸了一个年轻姑娘，并杀了她，把尸体丢在她住的公寓后面，泼上煤油，点燃了尸体，希望用这种胡乱的方式来除掉犯罪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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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