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x年的1月。

    火车站上，扩音器在广播：“旅客们请注意，七点钟开往苏黎世的火车就要从十二号站台发车了。”

    一个身穿暗蓝色风雨衣、身材高大的美国人，举目扫视着日内瓦火车站深邃的圆屋顶，想找出广播的扩音器究竟安在哪儿。他那尖削而棱角分明的脸上，带着一副疑惑的神态。车站上的广播是用法语说的。他不大会说法语，更听不懂。不过好歹他听清了“苏黎世”这个地名，而他也正是在等着广播这个地名。他掠了掠蓬松伏在前额上的浅褐色头发，向火车站的北头走去。

    人很挤，四面八方来的人流从他身边擦过，往车站的各个出口拥去，各奔前程。车站建筑的高层厅室里，回荡着扩音器里传出的单调而刺耳的声音。不过，看来对这种尖啸的广播声谁也不介意。身着日内瓦式火车旅行装的旅客们，心里都有自己的打算。今天正赶上周末，山里刚下了一场雪，市外的空气既清新又寒冷。有那么多游玩的地方，那么多该办的事情，那么多该赴的约会。不抓紧自己的时间不啻于让别人来偷走自己的生命。所以，人人都在匆忙赶路。

    这位美国人也在赶路，因为他也有件事要办，有个约会要赴。早在车站广播之前他就听说了，开往苏黎世的火车要从十二号站台发车。按照事先的计划，他应该从斜坡道走下去，进入月台；从尾车开始，往前数到第七节车厢。然后从该车厢的第一个门上车。上车后，再数到车厢里第五个隔间的门，在门上敲两下。如果事情不出蹊跷的话，这时就会有一位日内瓦大银行的董事来开门，请他进去；果若如此，那就意味着近十二周来的一切准备工作是赢得结果了。所谓准备工作，包括：几封故意措词含混的海底电报、双方隔着大西洋通的电话以及彼此保证绝对信守的秘密，等等。这位瑞士银行家曾一度以为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那是白费了的。

    这个美国人并不知道日内瓦大银行的这位董事为什么要约他会面；不过他觉得对方采取这些防范措施是可以理解的。这位美国人的名字叫诺勒·赫克洛夫特。其实他自小并不姓赫克洛夫特，他是1939年夏生于柏林的。他出生的医院登记的他的姓氏是“克罗森”。

    他的生父叫海因列希·克罗森，是第三帝国的首席战略家，又是杰出的理财专家。是他把当初德国的各派经济势力拧到了一块，从而保证希特勒取得了优势地位。

    海因列希赢得了一个德国，但却失去了一个妻子。他的妻子叫爱新，是美国人。说得更确切点，她是个刚愎自用的美国女人。她有一套自己的道德伦理观念。她看透了这帮国社党人，认为他们是既不讲道德，也不讲伦理；他们是一伙由一个疯子统率的自大狂者，受着一帮铜臭薰心的金融家的豢养。

    8月的一个暖洋洋的下午，她给了丈夫一个最后通牒：要求他悬崖勒马并调转枪口去收拾这个疯子和这帮自大狂者，以免将来噬脐莫及。这位纳粹头子满不以为然地一面听她们这番话，一面嬉笑着，把他老婆的哀得米敦书看作是一个刚当上母亲的女人的胡闹，而嗤之以鼻。爱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十分孱弱而且名声扫地的社会制度下长大的。不过，那个社会制度不久就会转变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在他看来，爱新的这个最后通牒是意味着要他选择：或则听从她的这种乖戾的主意，或则给这种新秩序当个牺性品。

    当晚她就打点了她自己和新生婴儿的行装，随着最后一批从柏林去伦敦的飞机飞走了。她要先在伦敦落脚，然后再回纽约。她走了一周之后，希特勒就向波兰发动了闪电战。他的那个想绵延万代的帝国，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历程；而这个历程，从帝国发出第一声侵略炮响那天算起，前后也只不过持续了约一千五百天。

    赫克洛夫特穿过车站入口处，沿着斜坡道走下去，上了长长的水泥构筑的月台。他沿着列车数：四、五、六、七；在第七节车厢敞开的车门左手的车窗下，有一个用镂孔模板印出的蓝色小圆圈。这是个标志，表明该车厢内的设备比头等车厢还讲究——各个隔间的面积加大，而且里面的设备既可充举行某种旅途会议之用，还可充作更带有非公务性质的秘密接头场所，保证不受到任何外人的刺探。火车远行的时候，该车厢两头的小门就由携带武器的铁路保镖监视起来。

    诺勒·赫克洛夫特进了车厢，沿着一扇扇关着的隔间过道口走过，当他走到第五个门时，就在门上敲了两下。

    门里边响起了一个平静沉着的话音：“是赫克洛夫特先生吧？”

    这是句问话，可语调中却没有诘问的味道，而象是在说一件事。

    诺勒回问了一句：“是曼弗拉第先生吗？”

    他突然发觉，门扇的中央有个很小的窥望孔。一只眼晴正通过这孔朝他看。这使他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可他又觉得这有点好玩，因此并不觉得不自在。他不由得微笑了，心想，这位曼弗拉第先生的样子会不会象三十年代英国电影里的一个叫康纳德·维特的凶相毕露的角色呢？

    门上的锁链响了两声，接着是拉门闩的声音。门往里开了，但出现的不是康纳德·维特的形象。恩斯特·曼弗拉第约莫六十七、八岁，矮而圆胖，头全秃了。脸倒挺和气、讨人喜欢。蓝色的眼睛大得超出了他的金属镶边眼镜的镜片。这双眼睛非常浅，也非常冷峻。

    曼弗拉第含笑招呼说：“请进吧，赫克洛夫特先生。”话音刚落，他的表情蓦地就变了，微笑消失了。他又说：“请原谅。我应该用英语称呼你。用德语叫你的名字也许犯你的忌。我向你道歉。”

    赫克洛夫特回答说：“大可不必。”他就走进了这个设备考究的隔间。

    里面有一张桌子、两把荷子，却没有床铺。隔间与隔间是用镶板壁隔开的。窗户上足黑红两层的天鹅绒挂帘，它减弱了车外过路人的嗜杂声。桌上有一盏带流苏罩的台灯。

    银行家又说：“现在离开车大约还有二十五分钟。时间满够。而且开车前会有人来关照我们的，你不用惦着时间。你不下车，火车不会开走；它不会把你带到苏黎世去的。”

    “我还从没机会到过苏黎世哩。”

    银行家一面示意赫克洛夫特在他对面坐下，一面故作神秘地说：“我想你今后就不至于没有机会了吧。”

    赫克浴夫特坐下说道：“那也未必。”他只解开风雨衣的组扣而没有脱掉它。

    曼弗拉第自己也坐下，身子往椅背上一靠说，“刚才我很唐突，实在抱歉，我只能再次向你致以歉意。我冒昧地想看一看你的身分证明，让我看一看你的护照可以吗？还有你的国际通用汽车驾驶执照。如果你还有别的什么随身携带的证件，凡是上面注有你身体上的特别记认，牛痘疤以及诸如此类的记认的，都可以拿出来给我看看。”

    赫克洛夫特不禁心头起火。且不说对方这种要求是给他找麻烦，单是曼弗拉第那副大模大样的派头他就很反感。他说：“凭什么要看我的证件？你知道我是谁，你要是不知道，你就不会给我开门。你手头掌握的关于我的情况、照片，恐怕比美国国务院掌握得还多呢。”

    银行家耸耸肩膀，装出一副赖相说：“你就让我倚老卖老一次吧。以后你会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的。”这老头是在使出浑身的解数呢。

    诺勒勉强伸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里面装着他的护照、健康证明、国际通用汽车驾驶执照，还有两封美国建筑师学会开的证明信（该信件证明他是个建筑师）。他把皮夹递给曼弗拉第，说了声：“全在这里，请便吧。”

    银行家装出一副比诺勒还要勉强的样子，伸手拿过皮夹，一面打开它，一面说，“我这简直是在窥探别人的隐私了，不过嘛，我觉得……”

    诺勒打断他的话说道：“可不是吗？我本人并没要求和你会面。坦白地说，这次会面的时间订得太不合适了。我本来是想尽早赶回纽约去的。”

    这位瑞士银行家一面看着证件，一面平静地回苔说：“是阿，这我理解。现在请你告诉我，你第一次在国外承包的是个什么样的工程？”

    诺勒压了压自己的火，心想既然这个交道已经打到这个地步了，也就不能不回答这位银行家的问话了。他回答说：“在墨西哥的波多瓦拉塔的北面，兴建阿尔弗拉兹公司的联号的旅馆。”

    “第二次工程呢？”

    “1973年在哥斯达黎加。为他们的政府兴建邮政联合企业的工程。”

    “如果不算几次调价的数字，你的纽约建筑公司去年的总进项是多少？”

    “这又与你何干？”

    “那我不妨对你说，这我们知道。”

    诺勒很不痛快，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不算零头，整数是十七万三千美元。”

    曼弗拉第眼也不抬，仍然看着手中的证件，又问道：“从这十七万总数中，扣除你公司办事处房租、职员薪金、设备费以及其他开销，剩下的就是笔不值一提的数字了吧？对吗？”

    “这公司是我独自一人开的，雇的职员也不多。我也没有合伙的股东来分我的红利，又没有老婆，也没什么重债。要不然的话．我的处境比这还不如呢。”

    这位银行家抬头瞧着赫克洛夫特说：“你的处境本可以比这好，特别是象你这样有才干的人。”

    “我的处境本来是可以好一些的。”

    这个瑞士人接着说：“是呵，我也这样想。”说着，他把证件放回皮夹里，交还给诺勒。他向前欠欠身，冲着诺勒问道：“你知道你过世的父亲是谁吗？”

    “我知道我在世的父亲是谁。从法律上说，他是我母亲的丈夫。他还健在，是纽约人，姓赫克洛夫特。”

    曼弗拉第替他补充说：“他已经退休了。跟我一样是个银行家，对吗？不过大概不是具有瑞士人传统的那种银行家。”

    “他不论在过去或现在都是很受人尊敬的。”

    “他究竟是由于有家当，还是由于有理财才干，才受人尊敬呢？”

    “我想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我本人是敬爱他的；阁下着不以为然，咱们话就到此为止。”

    “你对他倒是满忠诚的，我钦佩你这种品格。你现在的爸爸是在你妈简直走投无路的时候娶了她。我顺便说一句，你妈的为人实在不可思议。咱俩看法不一致，就各自保留吧。赫克洛夫特先生比起来就和你疏一层。我这是拿他和你生身父亲来比。”

    “倒也是。”

    “在三十年前，你生父海因列希·克罗森有过一项安排。他先前时常往来于柏林、苏黎世和日内瓦之间；当然，那不是为了作公事视察。他曾和我们银行签订了一个协定，而我们作为……”话说到这儿，曼弗拉第歇了歇，微笑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而我们作为并非毫无偏颇的中间人，对于他提出签订这么一个协定是不可能持什么异议的。附在这个协定里的是他在1945年4月写的一封亲笔信。这信是写给他的儿子，也就是给你的。”银行家伸手去拿桌上放着的一个厚厚的马尼拉纸的信封。

    诺勒插话说：“且慢。我生父的这桩安排是不是和钱财有关？”

    “对。”

    “我对钱财不感兴趣。拿这笔钱财去办慈善事业吧。他在这方面是欠了债的。”

    “我要是把这笔钱财的数目告诉了你，你就会有另一种想法了。”

    “它的数目是多少？”

    “七亿八千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