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中国实现“文明宪政、轻松生活”？几年前，吴敬琏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强调“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号召中国民众齐心协力闯难关。2003年，中共元老任仲夷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中国改革仍未过大关，并以“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与国人共勉。不过，在这一节中本书作者着重要谈的是“过大圈”。

    又见约翰·波米尔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圈地运动”的历史，最著名莫过于英国。关于这段历史，曾有群农民就一位叫约翰·波米尔的领主的巧取豪夺向国王“上访”：“这个有权有势的约翰·波米尔用欺骗、暴力占有您的苦难臣民——我们的牧场，这些土地是我们世代所拥有的。他把这些牧场和其他土地用篱笆围上据为己有。后来，这个约翰·波米尔又强占我们的住宅、田地、家具和果园。有些房屋被拆毁，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烧掉，我们被强行驱逐出来。如果有谁不愿意，波米尔就率领打手包围他的家。这些人手持刀剑、木棒，气势汹汹，砸破他家的大门，毫不顾忌他的妻儿的啼哭……”这个场面，在“房吃人”的今日中国并不陌生。

    如果说英国绵延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源于养羊业的高额利润，那么今日席卷中国的圈地运动的动力则不仅来自经济暴利的诱惑，更来自“政治暴利”（政绩）的诱惑。正因为此，在无数中国“约翰·波米尔”的身影背后，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利。

    尽管中央政府提出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成立了“联合督察组”对“开而不发区”的圈地行为进行打击，然而，非法征地的现象未得到有效遏制，在许多地方甚至愈演愈烈。风行于中国城乡的新圈地运动被海外媒体讥为“吃社会主义的散伙饭”。

    根据国土资源部对2004年10月至2005年5月部分城市卫星照片执法检查情况统计显示，违法用地占新增建设用地宗数、面积的比例分别达到61％和50％，有的地方甚至高达80％。与此相对应的是，各行各业都谋求自身加强发展，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多要地、多圈地。国土资源部掌握的各行各业提出来的用地需要，甚至超过了我们的国土面积。

    同样被圈的还有江河。2003年6月水利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拉网式清查，查出仅“四无”（无立项、无设计、无验收、无管理）水电站就有三千多座。《中国经营报》曾发表《脱贫工程带来的返贫危机》提出警告，要求国家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库区人民的权利，否则一旦悲剧酿就，局面势必无法挽回。

    此外还有“圈矿”热，由于国家垄断自然资源形成了自然资源主体的实际缺位，导致资源集中在一小部分人的手中，以致大量资源被浪费、破坏、偷窃甚至掠夺。这也是近年来有些掌权者能够在短期内暴富之原因所在。当资本化过程中产权界定不清，社会便将自然资源的命运及其定价权拱手交给了掌权者。

    两种不公平

    从时空两个维度来看，不公平有两种：一是同代之间的分配不公平；二是代际不公平。

    关于前者，尽管全球化论者相信“世界是平的”，但是如果以发展的眼光看，透过中国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的差距比较，不难发现中国财富如何倾斜。

    近年来，一些地方为了扩大招商，滥征、强征农民集体土地，或者通过压低补偿标准，拖欠、截留、挪用土地补偿安置费等完成权力寻租。与一些地方政府获得高额土地出让金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部分失地农民变成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公民”，无力维权者甚至走到自焚申冤的地步；另一方面则是权力与资本借“地利”大发横财。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各地工业园区、开发区甚至“大学城”开始恶性膨胀，其后果是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再一次为中国“现代化”买单。与此相反，一些房地产商却赚得盆满钵满。在200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前50名富豪中有20名跟房地产业有密切关联。他们要么以房地产业为主业，要么房地产是其重要的财富来源。在另外一个富豪榜——胡润的百富榜上，2006年前10名富豪里面有6名是主要经营房地产的，还有两名房地产也是其主要产业之一。2004年胡润百富榜上，有45位上榜企业家主营房地产。

    有调查表明，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金所获得的净收益多是“取之于农，用之于城”，被征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二成至三成、企业占四成或五成，村级组织占近三成，农民仅占半成到一成。

    关于后一种不公平，美国国际法学者爱迪·B·维丝早在1984年就提出了“代际公平”理论。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代际公平已经广为人们接受，其核心价值观是资源与财富的使用不能向任何一代人绝对倾斜——当代人应托管好而不是挥霍尽后代的财富。

    显然，当下的土地批租制度，无论是对环境损害，还是财富挪用，都意味着对后代人的财富与健康严重“透支”。一位公民拿明天的钱，做今天的事，本无可非议，毕竟一切都是自己偿付，然而对于政府来说，多快好省、透支尽下几代人的土地收益，则无异于抢夺。

    如有财政专家指出，短短十余年，通过现有土地出让制度，地方政府收敛了万余亿元的巨额可支配财力，但是它是对50至70年的地租采取一次性收取资金的方式进行的，其所反映的是某些权力部门“寅吃卯粮”或“与子孙争利”。

    掌勺者私占大饭锅

    被害者与凶手在恋爱。没有谁会否认正在崛起的中国同样面临一场文化危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在“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好人一生平安”等乐声中生活，二十年后的中国流行的却是一些诸如“披着羊皮的狼”“老鼠爱大米”这样可以作为“虐恋国”国歌的情歌：“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而你是我的猎物是我嘴里的羔羊……”一切都变了，想一想齐秦的北方的狼，就知道这世道连狼也变了。

    2005年8月，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连连在媒体上发出“重磅炮弹”，指名道姓地痛斥许多中国企业领导人借国企改革之机大肆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这些被指责的企业几乎都是过去被树为改革成功典型的“明星企业”，包括tCL、海尔、格林柯尔、科龙等。

    郎咸平的炮轰引起强烈反应：平面媒体与互联网上出现一面倒的声援之声，而被批评的企业则纷纷叫屈，格林柯尔老板顾雏军甚至在香港把郎咸平告上了法庭。郎咸平回应时表示：他并非与顾雏军个人过不去，实在是针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事态而言。郎咸平由此就“案例”进入“问题”，对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不少方面提出了尖锐批评。

    对于郎咸平的发难，中国“主流经济学”界“集体失语”。郎咸平则为自己因为捍卫国有资产而斗争却得不到同行的响应而大表感叹。然而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早在郎咸平之前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早已尖锐地批评过。1997年十五大之后，“国企改革攻坚战”成为时髦，许多地方出现了比“分”和“卖”更刺激的做法。如长沙在1999至2000年间对一批赢利的大型国企实行“靓女先嫁”的“界定式私有化”，用政治权力直接把国有资产划拨给“内部人”并一步到位地实现管理者控股（MBO）。这是世界各国包括中东欧转轨国家在内在公开领域都前所未见的“激进”做法。对此，秦晖曾在《财经》杂志上提出批评。2002年十六大后，开始实行“国有资产分级管理”，舆论认为这是正式放手让“各级政府各自处理各级资产”。同时管理者控股的呼声大涨，风传转年将是“MBO年”，秦晖为此又写了《国有资产如何公正“退出”》与《要MBO，不要MBO年》等文，指出“分级管理”不能改变政府只是国民资产的看守者而非所有者的性质。

    在秦晖看来，公正的改革应当“在起点平等之下产生最初的所有者，在（竞争）规则平等之下产生最终的所有者”。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就是因为相信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逻辑上说，如果权力就能把资源配置到“优者”手中，还要市场干什么，还要搞什么产权改革？

    不对等的私有化

    对于过去的国营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的产权改革，秦晖强调处置公共财产应该遵循“群域要民主”的原则，因为在缺乏公共参与、公共监督、也没有利益相关各方充分博弈的情况下，公共资产的“看守者交易”往往就是“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当年如果人民公社也按这种方式搞私有化，把公社变成公社领导人的私人庄园，农民变成打工的，或者干脆被赶走，那农民还不造反了？幸亏当时农村改革是农民自己搞起来后上面才承认的，农民平分了土地（当然只是“承包”，地权问题遗留至今），打破了“大锅饭”。如今土地是农民各自经营的，并没有“掌勺者”。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反而成了地权改革比其他公共资产（包括乡村中除土地以外的其他公产如企业等）的产权改革更为困难之处：土地如今不是由官家经营、而是由农户经营的，于是有些人就绝不允许它私有化！

    相较之下，由官员控制并经营着的公共财产在没有民主的条件下搞私有化，则很容易会变成权贵私有化。事实上许多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农村中所谓的乡镇集体企业，产权改革几乎都是给了“看守者”。工人只能像彪哥一样“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以一书闻名的学者吴思在《谁家之天下：“权贵资本主义”辨析》一文中分析“当代中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指出当下中国社会主义云云已经不值得讨论了，资本主义似乎也有问题。针对吴敬琏此前提到的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认为这个概念和一度流行的“官僚资本主义”一样强调了资本和行政权力的密切关系，但都暗含了一个前提，即中国已经或即将进入资本主义。

    吴思反问，如果把“资本主义”定义为资产阶级说了算，资产阶级控制了暴力，掌握了立法权，那么，中国可曾有过资本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来不能说了算，权贵或官僚才是最终说了算的集团。所以，把“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倒过来说才比较准确，即“资本―权贵主义”或“资本―官僚主义”。

    市场不畏惧“天价”

    “天价”正在充斥着中国人的生活。打开百度搜索一下，与“天价”相关的新闻超过几十万条。譬如“哈尔滨天价医药费”“天价滞纳金”“某某豪宅拍出天价”“天价月饼”等等。

    2007年，有两条“天价”新闻曾经成为人们争相讨论的焦点。一件发生在北京，另一件则在外省。

    发生在北京的事是这样的：几位北大教授搞了个“青春写作旅”作文培训班，短短八天时间，收费竟然高达4900元。

    另一件事发生在江西上饶市广丰县洋口镇。一位村民只因开货车剐坏该县建设局局长私宅外墙的三块瓷砖，在县交警大队调解时，这位胆小怕事的农民竟被告知要支付赔偿费和鉴定费共4000元。然而，从《人民日报》刊登的照片上看，瓷砖的损坏面积不过两厘米宽。所谓“局长一块砖，农民一年汗”，此事在网上曝光后立即引来恶评如潮。

    从表面上看，两起“天价事件”并无联系。相同的是，它们都“功败垂成”。

    “青春写作旅”涉及的是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选择与生活。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人都是“经济人”与“理念人”，人们的一切行为无不与其利益相联系。从自利原则出发，每个人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社会理性将达到最优。在一个开放社会，此事无须道德出场，市场的无形之手足以使之流产。

    其一，透明性。尽管广告商吹嘘“将在未名湖畔打造中国写作的‘黄埔军校’”，但是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所谓“大腕”都不过是凡夫俗子，不可能通过八天教出一群作家，更不可能教出“作家中的军官”。

    其二，可选择性。试想，如果规定所有立志当作家的孩子必须参加这个冒牌的“黄埔军校”，那么，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孩子们便只能接受这种漫天要价。否则，天价是否成功，完全决定于民意市场。

    这个天价作文班，难免让人想起王小波在《谦卑学习班》里给富人精英上的一堂课——精英理应谦卑，不要太低估社会的智商。

    相较之下，发生在羊口镇的天价索赔案讲述的则是权力视野下的公民生活。区别于上述“商品天价”，这位建设局长展示了“权力天价”。三块普通的瓷砖，稍有点常识与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它们会价值几千元。荒诞的是，被这位建设局长唤来的县交警大队，竟然相信了，而且理直气壮地朝那位农民“秉公执法”了。令人宽慰的是，这起事件借媒体之力终于大白于天下，这位建设局长此时不得不面对“170万元建私宅”的追问。

    透过此番天价索赔与荒谬执法，在人们讨论某些地方权力“西西里化”的同时，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互相包庇纵容的权力形成权力垄断，继而导致权力天价；

    其二，权力天价强买强卖，社会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其三，来自媒体与社会的监督有助于权力的正常运行，或回归正常轨道。

    显而易见，真正给公众生活造成“天价伤害”的不是市场，而是垄断。事实上，真正的市场并不畏惧天价，鱼龙混杂同样是一种社会生态。如果将这种选择性的“天价消费”理解为一种“奢侈”，天价也会有积极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天价甚至可能引领时尚，并且通过“拖拽效应”使奢侈品逐渐成为日常用品。当社会不断前进，奢侈品往往是暂时的。比如说，在1900年室内盥洗室是奢侈品，如今早已进入寻常人家。

    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说，“富人不奢侈，穷人将饿死”；维尔纳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中也表达了“奢侈带来资本主义”这一观点。当有学者指出奢侈破坏人类天性时，主张“富足与自由乃人生两大幸事”的亚当·斯密同样在《国富论》中指出，禁奢法代表了“君王大臣们力图监管个人经济活动的无能和想当然”。在经济层面，一个社会可以通过富人的天价消费（奢侈），实现财富的转移与重新分配；而在政治与社会层面，这种“必要的奢侈”同样因为承认人的欲望和天性，可以在客观上抵御“安贫乐道法”里所承载的隐秘的统治。

    垄断者的游戏

    “天价产品”为社会所接受至少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其一，它不是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如水电、石油，甚至包括政府运营成本；

    其二，它是可选择性的自主消费，而不是被动的必须消费。

    换言之，这种“天价产品”既不是权力联盟摊派下来的账单，也不包括市场垄断条件下的生活必需品。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的发展报告》指出，整个东亚都在经历“无就业增长”时期，中国的情况尤其严重。同样，瑞士银行公布《全球价格及收入》研究报告，就薪酬指数和购买力而言，在被调查的71个大城市中，作为内地发达城市的北京和上海分别排在第65位和59位。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垄断行业继续以“与世界接轨”的名义，试图“与天价接轨”。

    垄断方利用排他性地位，限制竞争对手或潜在对手的进入，进而限制公平竞争。有的地方出台文件，指定当地只能销售某一种啤酒、某一种烟、某一种电动车，让消费者无从选择。有的垄断企业拟定霸王条款，要求消费者被动地接受其“高价格、弱服务”。由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消费者只能硬着头皮接受其种种不公平条款。垄断方借垄断轻易获得超额利润，也就失去了改进技术和服务的动力，降低了经济效率。广东电力系统抄表工年薪15万元、浙江某烟草公司中层年薪达30万元等新闻不断被曝光。2007年8月，中石油披露：尽管上半年国际油价下跌，渤海湾遭罕见暴风雪，但员工酬金成本仍增长三成多，达54亿元。

    拥有垄断优势的国企“福利腐败”只是个表层问题。更严重的是这种权力垄断扼杀了中国人创业和竞争的起点公平。据统计，1994至2004年十年间，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一个以“收入分配”为主题的论坛上同样指出，机会不平等导致中国当前贫富差距不断加大，而造成机会不平等的因素，一个是腐败，另一个就是垄断。垄断一方面使人们的消费不断地“与天价接轨”，将社会不断分化为“房奴”和“房主”，使绝大多数人不得不为天价疲于奔命；另一方面，又在日复一日，腐蚀一个国家创造未来的根基。

    转型时代既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如果说媒体制造消费是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那么，垄断制造天价则或多或少具有前现代气息。如今，有人将住房、医疗和教育比做和平时期的“新三座大山”。

    没有受到制约的权力，是天底下最大的垄断。2007年8月30日，《反垄断法》千呼万唤始出来。遗憾的是，《反垄断法》在中国不过是半部法，而非十分完备的法律：一方面表现为具体细节粗陋；另一方面，作为一部以反垄断的执行机构为核心的法律，主要是靠反垄断的执行机构来运作，而执行机构又是政府部门，某种程度上，反垄断的执行机构跟政府是合一的。换句话说，《反垄断法》没有更多地强调司法的功能，没有为企业与政府的博弈留下更多空间。

    “绿色警戒”

    “红色警戒”是美国EA游戏公司开发的一系列即时战略虚拟游戏，“绿色警戒”则是本书作者的一个“发明”，其所要描述的是与当下中国人息息相关的生活。

    中国经济的资本化过程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关心社会的人早就指出，中国经济的资本化过程是在国有产权的基础上，或国有产权占主导的基础上来完成的。而国有产权的性质也决定了中国经济的资本化不可能让产权运作成本与产权运作收益完全归结到相关当事人身上。

    极端的例子就是一些单位或个人让社会担负成本，让自己尽享收益。国有企业追逐上市，同样是因为上市是件一本万利或无本万利的好事，既可以让公司获得低成本的资金，又可以让公司高管一夜暴富。大小非带来的不公平交易，更是逼迫无数投资者用脚投票，远离中国股市这台巨型的榨汁机。

    在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一些政府部门与上市公司形成了“圈钱利益共同体”毋庸讳言。许多上市公司都送原始股给各级政府官员，脑满肠肥的官员们等股票价格涨起来后一抛售就凭空大发横财。及至萧条时，网络之上立即哀鸿遍野，而那些盼望救市的中小股民更像是唐朝末年的遗民一般，形容枯槁，怨声载道，只等着仁慈的官府开仓放救济粮。吴敬琏说中国的股市很不规范，像个赌场，结果引来一片反对声，指责吴敬琏唱衰中国股市。事实上，连吴敬琏自己也知道中国股市甚至还不如赌场，因为“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但中国的股市，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还可以搞诈骗”。

    2007年底以来中国股市大跌引起了不少争论。应该说，中国股市的发展不失为集合了中国资本化与社会化的一个缩影。以“为国企脱贫减困”为目的的中国股市时常让人匪夷所思——政府允许那些资质不良的公司上市圈钱，却又要通过打压股市等方式让股民赔钱来为垃圾公司“挤泡沫”。权力与资本默契合谋的结果是让社会承担企业的业绩风险和政府的政策风险。当国外“敌对势力”为防止中国崛起而大呼“红色警戒”时，面对股市的“中国式监管”，许多中国股民早在心底向管理者竖起了“绿色警戒”的警示牌。

    中国已经告别了红色革命的年代。如果读者能从一个更闳阔的背景来看待中国财富的非正常流转，能洞悉国富民穷与贫富分化背后的奥秘，理解权力在今日中国财富分配地图上所占的权重，就不难发现本书作者所说的“绿色警戒”有着极其深刻的时代内涵。其所涉及的，自然不限于股市，它还包括在税收及其他公共政策方面导致的财富流动，涉及社会如何保卫自己的财富不被坐庄的权力蚕食鲸吞——如前所述，不被薅了“社会的羊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