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理想与偷鸡寓言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熊培云 本章:底线理想与偷鸡寓言

    没什么词汇比“底线”更能给人一种凛然的正义。国家被外敌侵略时,生长于斯的国民多会奋起反抗,因为侵略者触及了这个国家的主权底线;妻子与人私通时,男人们通常会怒不可遏,甚至扬言杀了这双“奸夫淫妇”,因为他们相信“春风又绿江南岸,男人头顶绿不得”。同样,被乡村干部挖了祖坟的农民,也不吝以死相拼,因为祖坟里不仅埋着他的父辈,同样埋着他底线尊严之地雷。任凭平时忍辱含垢、唾面自干,但若是被人“欺负至此”,他埋藏多年的愤怒恐怕就要彻底引爆了。

    无论是否同意上述观念或者行为,但你不得不承认底线无所不在。而且,底线有着平衡社会的法力。2008年暑假我回江西老家,发现村庄周围的古树被村干部盗卖殆尽,唯独祖坟边上的古树留下来了。这些树之所以没被强卖,便是因为有壮士以祖宗之名拼命,以致里应外合的树贩子与村干部不得不无奈罢手。现实近乎荒诞,在这里法律与政治道德都不足以阻挡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倒是那几座孤零零的祖坟——被新政府批判的“旧文化”与“旧势力”,像是一座座捍卫尊严的堡垒,为这个村庄守住了一点底线。

    “人不可以消灭人”

    谈到底线,不由得让我想起两部欧洲电影:

    一是法国导演阿兰·查巴特的《RRRrr!!!》,它讲述的是一个大约发生在三万多年前的浪漫故事。让我至今难忘的一个细节是:有一天,“美发族”发现了一具女尸,大家为此议论纷纷,有说是植物杀死的,有说是动物杀死的,也有说是老死的。有意思的是,当有人猜测是“死于人手”时,立即引来一片哄笑,简直是天方夜谭!在这些可爱的原始人看来,人杀死自己的同类是不可想象的。在那些野兽出没、人心简朴的蛮荒岁月里,人类必须互相依靠才能向大自然要求最基本的生存权。人不能消灭自己的同类,或许是这些古人类的共同底线。和那个遥远的时代相比,文明人的底线却是越降越低,以至于在二十世纪甚至彻底失去了底线。

    与此相关的另一部电影是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的《暴狼时刻》,该电影所涉及的是人类的未来:在一场大灾难袭击欧洲之后,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两个孩子逃离了城市,打算到乡下住上一段时间。然而,当他们赶到乡下时,发现自己的房子已经被一个陌生家庭所霸占。更不幸的是,陌生家庭的男主人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保护“自己的”栖身之地,竟然毫不犹豫地枪杀了这座房屋的真正的男主人……迈克尔·哈内克的作品以剖析人性见长,在他眼里,文明竟是如此脆弱——“在灾难面前,所有的道德体系都可以轻易坍塌。”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刻,你去背诵“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的“产权宣言”似乎已经不合时宜。

    显然,《暴狼时刻》并非只是一则关于人性的消极预言,哈内克向观众无情地展示了人性中的黑暗以及一个社会在底线崩溃之时将要面临的灾难。灾难会导致底线的崩溃,而底线的崩溃必定酿造更大的灾难,直至人类苦心孤诣积累的文明自毁殆尽——而在这方面,几千年来的短暂历史已经给出了足够多的答案。

    奔跑的断头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所谓“羊急了也会咬人”,连一只孤独的羊都有自己的底线,更何况是人?然而,尽管人人似乎都在或者都会“为(自个儿的)底线而战”,但你也不得不承认,在人类历史与社会生活中,各种底线并非牢不可破。所谓“共同底线”,有时不过是一根便于我们在大海中搜索有关沉船的苦难记忆的缆绳。

    谈到法国大革命,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罗伯斯庇尔的残暴与随之而来的人头滚滚。殊不知,这位以“革命刽子手”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法国青年曾经是个满目温猜的人道主义者,一个坚定的死刑废除论者。然而,当革命的怪兽被唤醒并且横冲直撞时,同样是这位罗伯斯庇尔在人群中喊出了“路易必须死,因为祖国必须生”的惊人口号,并且在革命广场上竖起了屠杀反对者的断头台。冲破了底线的暴力总是遵循着相同的逻辑,不久后,当罗伯斯庇尔被热月党人押上断头台时,不过是换了句口号“罗伯斯庇尔必须死,因为共和国必须生”。不难发现,当“人不可以消灭人”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共同底线,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奔跑的断头台”的下一个目标。

    “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我曾经满心欢喜,人类终于在二十一世纪进入了一个改良的世纪。然而,二十世纪的血腥记忆让我也不得不时时思考保障人类“以流汗改变世界”的底线是否真实存在。且不说索尔仁尼琴笔下并不遥远的古拉格群岛是一种怎样的苦难象征,在纳粹暴行揭露几十年后的1994年卢旺达不还是发生了种族大屠杀?面对数以万计的死难者,人类底线何存?打开世界历史,各类宗教总是苦口婆心地教导人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然而这些清规戒律何时阻止了野心家们以宗教之名杀生、偷盗和邪淫?直至今天,死刑仍在许多国家存在,国家以合法的“公共杀人犯”的身份继续为“人可以消灭人”提供某种正当性。更令人吃惊的是,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私刑,就像2008年10月发生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弑师案一样,竟在中国人那里收获了展耳欲聋般的掌声。真应了那句话:断头台上的倒刀,在自己的脖子上最重,在别人的脖子上最轻。

    有底线么?在复杂无比的人性面前大谈底线是不是过于浪漫?至少,我们该相信人类永远也回不到电影《RRRrr!!!》里的那个“人不可以消灭人”的美好年代了。

    一切皆有可能

    然而,尽管设置、认同并且捍卫底线在某种程度上说意味着一种浪漫主义,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没有底线的生活将会变得黑暗无比,没有底线的社会注定充满荒诞。如果地球和万物都先去了引力,我们将飘向何方?相信许多人都看到过一个与以下版本类似的帖子:“早晨起床,掀开黑心棉做的被子,用致癌牙膏刷完牙,喝一杯掺了三聚氰胺的牛奶,吃根柴油炸的洗衣粉油条,外加一个苏丹红咸鸭蛋,在票贩子手里买张车票,准时赶到地下烟厂上班,9点30分谕偷用山寨手机看股票从6124.04点跌到1240.46点,中午在餐馆点一盘用地沟油炒的避孕药喂的黄鳝,再加一碟敌敌畏喷过的白菜,盛两碗陈年粮煮的毒米饭,晚上再来一盘瘦肉精养大的死猪肉腊肉——这就是一个中国人的幸福一天。”

    虽然这种糟糕的、夸张而戏谑的生活不会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但是公众对近年来中国社会生活之底线沦陷的焦虑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是一种真实的焦虑。种种关于底线沦落的事实与传言,早已经使中国社会一步步陷入失信的深渊。

    网上流传的“国内十大著名荒唐禁令”所揭开的则是另一种荒诞。在这一系列著名的“禁令”中,竟然有一条是“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据称该条款出现在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和资阳区两个教育局颁发的“教师准则”内。很难想象这种完全触犯刑律的行为条款,会出现在教育系统的道德“禁令”之中。莫非这个禁令是要给中国刑法补画一条底线?抑或是地方教育当局认为中国重新回到了几十年前法治崩溃、“一部婚姻法治天下”的旧时光景?

    有人说,人与动物的真正区别就在于人有“想象力”。或许,有底线社会和无底线社会的区别同样在于后者有着无人可及的“想象力”。在一个没有底线的社会,J·K·罗琳注定一生受穷。当人们可以不受外界与内心的约束为所欲为,现实所创造的故事将远比罗琳笔下的《哈利·波特》更戏剧,更多彩,更扣人心弦,也更魔幻。

    当警察可以推开公民的住宅将看黄片的夫妻抓进派出所,当乡干部可以带领教师和推土机去碾平村民的庄稼,当年轻的法官离奇地“被自杀”在看守所里,当准新郎因“躲猫猫”撞墙而亡,当居民有产权的住宅可以被拆迁队在光天化日之下捣毁,当一位被审讯的孩子的母亲会在失踪数月后突兀地出现在精神病院里,我们不得不说,在一个权力失禁、公民无声的无底线社会里“Nothing is impossible”——一切皆有可能。

    可叹的是,在这个重观赏而轻思考的暄嚣年代里,人们似乎更倾心关注低腰裤是否撞到了“社会底线”,而对于那些可能真正导致社会危机的“底线的崩溃”却不闻不问。

    转型与偷鸡

    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戴盈之有次和孟子谈治理。盂子谈到了民生疾苦,希望政府减免苛捐杂税。戴盈之也承认了这一事实,但是他表示真正取消捐税今年还不能实现,要到明年才行,今年只能够减轻部分捐税。盂子听后,于是便给戴先生讲了一个故事:

    有这么一个人,每天都要偷邻居家的鸡。有人去劝告这个偷鸡贼:“偷盗行为是可耻的,从现在开始,你别再偷鸡了。”偷鸡贼听到后却说:“好吧,我也知道这不好。这样吧,请允许我少偷一点,原来每天偷,以后改为每月偷一次,而且只偷一只鸡,到了明年,我就不偷了。”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回味的寓言。假使你足够细心,就不难发现,这个偷鸡贼的故事更像是一个关于转型期的故事。

    在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不能偷鸡”无疑是一道底线。然而在一个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里,人们对这一底线的态度却兵分两路:“激进者”往往要求“底线一次到位”,即禁止一切偷鸡行为,任何人都必须遵守公民道德规范与法律(这何尝“激进”,其实不过是一种正常要求罢了),而着眼于“改良效果”的人则接受了“底线N次到位”——“毕竟偷鸡贼比以前偷得少了!”言语之间,甚至还会心存感动。在后者看来,最重要的是巩固已有的“减偷成果”,所谓“日拱一卒,不期速成”。当然,对于许多人来说,真正的痛苦在于“N”是个未知数。没有人知道这种偷盗行为什么时候会真正结束。

    通常,人们将底线视为一种精神或者道德上的最低限度的约定,正是在此基础上肜成了道德或者精神上的共同体。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底线失守”“守住底线”还是“底线沦陷”,这一切似乎都已经承认底线是一种既定事实。就像人们慨叹“人心不古”,遗憾只在于得而复失。然而,透过上述偷鸡寓言,不难发现,有些底线(比如“不许偷鸡”)还只是一种未遂的理想。有人心急火燎,有人漫不经心,所谓转型期,不过是一种“有理想在”却又偏逢“理想未遂”的状态。

    站在文明的阶梯上,你不得不慨叹“底线”这个词竟是那般暖昧。在某个地方或某个时间,也许它是理想,但在另一个地方或者另一个时间,它却成为底线。就像宪政在今日中国仍是一种理想,而在其他有的国家却已经是底线。回顾或远或近的历史,百余年来中国人所有值得称颂的努力,不就是为了让宪政这一“底线理想”变成“底线现实”么?而人类的进步,不正是让曾经苦苦追求的理想一次次成为现实中的底线,并由此步步为营,接近更广阔、更真实的自由与幸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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