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先生”“赛先生”到“孔先生”
人力车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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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两千年前，孔子便已经着手建立一种“人的传统”。孔子志存高远，希望建立一个大同社会，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孔子提倡“仁爱”，讲“匹夫不可夺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此种种，都关乎建立一种“人的传统”。同样，孔子的思想中也并不缺少开放的观念。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主张“文化下嫁”“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由此而聚徒讲学，首创中国私学。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至今仍为人所赞美，究其原因，就在于孔子打破了此前“学在官府”的特权。
“我在这里游玩的时候，有一件事令我很注意：中国城里一切运输都是用黄包车或是用其他人力车，但是在租界上这种车子不准通行……那些夸耀东方精神文明者，对于这种种事实可以考虑考虑。一种文化容许残忍的人力车存在，其‘精神’何在呢？不知道什么是最低限度工资，也不知什么工作时间的限制，一天到晚只知辛苦地工作，这还有什么精神生活呢？”胡适因此认为，东西方文明的一个区别在于东方是“人力车文明”，而西方是“摩托车文明”。我们可以轻松找到两种文明的区别，前者燃料来自于人，而后者则来自于自然。
“半吊子人的传统”
显然，鞭打只是统治之恶的一种，轻轻鞭打也并非真正的善治。与此同时，人力车夫们的反抗更发自于对这种制度设计的不平。当他们终于不堪重负时，便出现“人仰车翻”式的改朝换代。如果那些新近爬上人力车座的人，仍然赞成这种秩序，假以时日同样会面临新的“人仰车翻”。这一点，我们称之为历史的“恶性循环”。
当然，与此同时，孔子也成了中国没落的替罪羊或替罪狼。钱穆先生曾在《国史大纲》里开宗明义地指出，吾民对吾国历史应该保持“温情与敬意”。然而，彼时已经出离愤怒的“国人”纷纷拿孔子“泄公愤”，以为只要彻底否定了孔子，便可以拉直中国人的脊梁，“孔圣人”因此“由神而鬼”，经历两重天。当然，这种善恶两分的极端主义在近年来又开始抬头。随着中国经济成长，中国人渐渐恢复了信心。当“敢为天下先”的才子佳人们积极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时，“敢为儒学后”的文人学士同样大张旗鼓地搞“复兴儒教运动”，要为孔子“封圣”。于是，“尊孔”还是“废孔”再次成了舆论的焦点。从中可见的，更有知识分子的势利。
商汤盘铭有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经·大雅·文王》里也谈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如何获得新命，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笔者认为，孔子只看到了这个转型时代的乱象，却没有看到乱象之下的蓬勃生机；或者说，只看到了“时代在交媾”，却没看到“时代在孕育”。事实上，先秦时期文化与思想的繁荣，正是拜“礼崩乐坏”之所赐。也正是在这个“让公田长草”的时代，在这个思想解放、精神自由的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由周天子垄断的政权及其思想，逐渐失去往日的权威，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自我实现，寻找并创造自己的价值。而这一切，正是“百家争鸣”得以出现的一个历史大前提。与此相关的时代背景是，此时诸侯林立，竞相招贤纳士，为诸子创造了一个学术自由的环境。从这方面说，中国人曾经享受过的思想自由与社会进步，并不逊于那时花开的雅典。
历史证明，人多不直接奴役人，而是通过工具（譬如说制度、主义、道德）间接奴役人。所以，当“孔子牌”人力车被君王钦定为“帝国人力车”时，这也决定了崇尚道德的孔子为世界最不道德的“人力车文明”提供源头活水。
有人讲，东方是精神文明，西方是物质文明。比较东西文明，1926年7月胡适路过哈尔滨租界附近的一座小城市时曾有如下一段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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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当社会回到“大治”，当孔子的道德之学被注入制度为统治者所用，当孔子被各代帝王追授为“优秀意识形态分子”，实际上也是他背负骂名的开始。由此而论，孔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代人受过，是手枪替代枪手谢罪。当然，孔子被利用的直接原因，正在于他建立起一套等级森严的“半吊子人的传统”。
2006年，北大教授张颐武主张“要善待孔子一样善待章子怡”“一个章子怡胜过万本孔子”。此言一出，除了引起部分媒体的讨伐，在网上同样招致无数谩骂。当说，孔子与章子怡，一老一少，一男一女，一死一活，两人时代际遇也各不相同，硬是要将两人放到一起比比谁更伟大，着实是给公众出了道难题。
今日中国可谓“三代同堂”，它部分体现为前现代（政治）、现代（经济）与后现代（文化）参差为营。尽管中国正在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但是现代性的完成仍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要完成这种现代性，就必须充分认识到开放社会的重要性，必须着手建设一个多孔性的社会。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中国打开国门，它同样意味着在社会内部有尽可能多的通道，让更多的人有自我实现的机会。我相信，正是许多人标榜自我价值的自我实现，对旧观念、旧事物的改造起着摧祜拉朽般的作用。这也是我为何在一系列文章中为“超级女声”辩护，并将人们在合法框架下可以“一夜暴富”视为社会进步之原因所在。那些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人，那些冲破封闭走在时代前列的人，那些心怀远见又能身体力行的人，那些带领大家告别谜团走向柳暗花明的人，其贡献理应为社会所识。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众所周知，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的发展，限制了中国人的创造力。正因为此，上世纪初，当人们意识到“孔先生”误人子弟时，陈独秀等人将“德先生”与“赛先生”请进了中国大课堂。
弘扬中华传统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恢复人们关于过往知识和历史的记忆。只有真心寻找失落的记忆，我们才有可能立足过去再造文明。从这方面说，我们应该把孔子的思想纳入到中国文化体系中，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把中国文化纳人到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如果我们把民族思想比做仓库，孔子思想不过是储藏其中的工具或产品，我们应该好好利用它，改造它，而不是膜拜它。任何主义和思想，就像是锄头，都是我们援手可用的工具。它应该是被我们握在手中用来开辟道路的，而不是堆积于我们面前用来阻塞交通的。
应该说，孔子的一生，是积极有为的一生，是自我实现的一生。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奔走呼号，试图通过道德重建人的价值与社会秩序，知其不可而为之，着实是做了件了不起的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远在春秋时期，孔子和被诛杀的少正卯一样，不过是“十佳”或“百佳青年”中的一个，是那个时代的“青年领袖”之一。
同在蓝天下，在笔者看来，以一个人的人生实践为标准去否认另一个人的价值，就像责备加勒比海的海豚为什么不去红磨坊跳舞一样荒诞不经。
换言之，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试图用周礼的形式去匡正变化多端的社会现实，但是他并没有从更深的制度层面去考察问题，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其实，“以德（制）服人”的周礼，不过是套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其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规定，更彰显了社会之不公。然而，孔子却赞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所犯下的，也许是个简单的逻辑错误——既然周礼如此完美无缺，何以会出现“礼崩乐坏”之乱局？
孔子已逝，“孔先生”当来。开放的社会是多孔性的流动社会。没有多孔性的制度，就不会有活力四射的社会。如有学者论及法国十九世纪社会的流动性：流动的机制给现代政治民主进程以深远的影响，因为在等级社会里，社会上层既要求下层服从，又给下层以某种意义上的“保护”，上下层之间存在某种“权利”与“义务”的纽带……这种家长式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存在，致使下层对上层存在一种心理和观念上的依赖，这也是庇护性政治即专制政治存在的社会基础。当社会流动出现后，新经济链条把人与人连接起来，原来上下层之间那种“权利义务”的关系解除，人人成为自由的人，万能的行政权力和专制的庇护性的政治制度从此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这种流动性使等级金字塔倒塌，在国家权力与人民大众之间形成一个中间阶级，它的特性同样是多孔性，可以流动的。
若干年前，我在探讨法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时提及瓦尔特·本雅明，一位流亡思想者。在1925年的那不勒斯旅行中，本雅明由城市多孔性（La porosite）的结构看到了社会生活对于一个人的行为和态度的渗透，指出“多孔性是这个城市永不衰竭的生活法则，是无处不在的”。换言之，多孔性正是旧邦获得新命的源泉。
孔子把维护奴隶制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概括为“礼”“乐”，所谓“礼乐不兴则民无所措手足”。把恢复和巩固西周周礼的统治秩序叫做“仁”，所谓“民兴于仁”。但是，在春秋时期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然而今天，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峡谷里游目骋怀，不难发现，孔子时代的“礼崩乐坏”，实际上是霞光之下，每个人都在赶自己的路。然而，在孔子眼里，那种失去等级之分的场面显然过于混乱，“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孔子要求人们“克己复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道德。
然而，孔子所建立的仍不过是个“半吊子的人的传统”。
孔子虽然讲“己所不欲，匆施于人”，讲“仁爱”，但是其在制度上的思考是极其有限的。孔子以道德之名将一小部分人扶上人力车，但是绝大多数人所获得的却是“非人”的待遇，只能在人力车前“当牛做马”。而套索缠得再人性化，也逃不出我们关于“天鹅绒监狱”的定义。只要这种设计从一开始便为人奴役人提供合法性，那么孔子所谓的“仁政”就不过是要求坐在人力车上的王公贵族的皮鞭，要轻轻地落在拉车者的背上而已。
如上所述，在中国大课堂风雨交加之时，因为“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到来，孔子被逼下课。值得一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活力，更有赖于另一位先生，他不像“德先生”和“赛先生”那样为人们所瞩目与高歌，但是却在滴水穿石，一点一滴地改造中国。这就是我所说的“孔先生”。当然，此“孔先生”并非本文所论及的孔子，而是指在一个开放社会中被奉为常识的“多孔性”的价值，开放的价值。它和民主与科学价值一样，共同推进中国社会的成长。
“多选题”还是“是非题”？
然而，以上这些争论都没有谈到问题的最紧要处。众所周知，国学并非只有儒学，孔子也不是中国价值的唯一生产者与引领者。在中国由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今天，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立足现实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孔子”这道“多选题”，而不是“孔子是否伟大”这道“是非题”。换言之，在面对历史人物时，应该学会做选择题，而非判断题，以期找出对这个时代有用的东西，而不是牵强附会地全盘肯定或全盘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