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最后一次重写电影剧本，我又一次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在贝佛里山旅店的大堂里，我碰见了奥萨诺。他外表改变之大使我的震惊非同一般，以至于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注意到查理·布朗和他在一起。奥萨诺的体重至少增加了30磅，肚皮巨大，几乎要把他那件旧的网球外套撑破。他那虚胖的脸上布满了小小的白色斑点，那双曾经是很明亮的绿眼睛已经褪成苍白的灰色。当他向我走来时，我看出他那奇特的蹒跚步伐已经十分明显。

    我们在波乐大厅喝一杯。查理像往常那样把大厅里男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这还不仅是因为她的美貌和那张天真的脸。在贝佛里山和她一样漂亮的美女多如繁星，她惹人注目的还有那身衣着以及她独特的走路姿势，尤其是她打量周围时的眼神，给人的信息就如一个轻浮的女子在放电。

    奥萨诺问我：“我的模样很吓人吧？”

    “我以前见过你比现在更糟的样子。”我说。

    “我自己也见过比现在还差的形象，真他妈的见鬼。”奥萨诺说，“而你，你这个幸运的杂种，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身体却从来不会增加一两肉。”

    “但和查理比起来我可就差得远了！”我说。我对她微笑，她对我也报以微笑。

    奥萨诺说：“我们要赶下午的飞机。埃迪·兰舍以为能为我安排一份改编电影剧本的工作，结果没谈成，所以我还是以离开这里为上策。我看来应该到减肥农场去，一方面恢复体形，一方面把那本小说写完。”

    “那本小说进展如何？”我问他。

    “进展顺利，”奥萨诺告诉我，“我已写了2000多页，只剩下500页左右了。”

    我不知道该对他再说些什么才好。此时的他在杂志出版商那里的名声已今非昔比。他总是交不出稿件，连那些非小说类的文章也写不出来了，那本讲了多年的小说成了他最后的希望。

    “你应该集中精力写完那500页，”我说，“尽快把那本该死的书写完。这样一来你所有的烦恼都会一扫而光。”

    “你说得对，”奥萨诺说，“但我不能仓促赶活儿，即使是我的出版商也不想让我这么做。当此书写成的时候，它可要为我赢得诺贝尔奖的啊！”

    我看了查理·布朗一眼，想知道她的反应如何，看得出来她甚至连什么是诺贝尔奖都不懂得。

    “你太幸运了，能碰上这样一位出版商，”我对奥萨诺说，“他们盼望你那本书已经盼了整整十年了。”

    奥萨诺笑了起来：“可不是，他们是全美国最好的出版商。他们已经预支了十万美元给我，却至今连一页书稿都还没见到。他们才是真正有品味的人物，不像电影界的那些混蛋。”

    “我过一个星期就回纽约去，”我说，“我回去后会打电话约你一起出去吃饭。你那电话的新号码是哪几位数？”

    奥萨诺说：“还是原来的号码。”

    我说：“我曾经往那里打过电话，但是没人接。”

    “哦，我跑到墨西哥去写我那本书了。在那里整天吃的都是豆类和玉米饼，这就是我为什么会胖成这副样子的原因。查理·布朗吃得比我多十倍，她却一点也不胖。”他拍拍查理·布朗的肩膀，又捏捏她的肉，说：“查理·布朗，如果你比我先死，我会让人解剖你的尸体，看看究竟是什么法宝可以使你保持得这么苗条。”

    她对他微笑着说：“这话倒提醒我肚子饿了。”

    为了使大家开心，我给各人点了午饭。我要的是清色拉，奥萨诺要了份摊鸡蛋，而查理·布朗则要了汉堡包和炸土豆条，牛排和蔬菜，还有一份色拉、三个冰淇淋以及一份苹果批。奥萨诺和我一起欣赏周围的人们看查理吃东西的惊讶样子，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坐在我们邻座的两个男人故意大声评论此事，想让我们听见，以便和我们交谈，当然更想得到借口和查理聊天，但奥萨诺和查理都不理睬他们。

    我付了账单，离开时我答应奥萨诺回到纽约后就给他打电话。

    奥萨诺说：“那太好了，我已答应下个月在一个妇女解放运动会议上发表讲话。墨林，我需要你在道义上的一些支持，那天晚上和我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出席那次会议。行吗？”

    我实在有些犹豫不决，一来是对任何会议都没有多少兴趣，其次是我更担心奥萨诺又惹是生非，弄得我不得不又要保他出来，不过我还是一口答应了他的要求。

    我们两人开始时都只字不提詹娜丽，后来还是我忍不住问了他一句：“你在城里见到詹娜丽了吗？”

    “没有。你呢？”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和她见面了。”我说。

    奥萨诺盯着我看了很久，那双灰白的眼睛有一秒钟的时间又变回了往日的淡绿色。他用略带悲凉的声音对我说：“你不应该冷落那个女子，像她这样的好女子你一生中只能够碰到一次，就像你一生中只能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一样。”

    我耸耸肩，没再说什么。临别时我和他再次握手，还吻了吻查理的脸颊，随后离去。

    那天下午我到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开创作会，与会者有杰夫·瓦更、埃迪·兰舍以及导演贝福特。以前我总认为那些在好莱坞开创作会议时，作家矜才使气、对导演和制片商刁蛮无礼的传说是无稽之谈，尽管有时候有些传说很生动逼真，到了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创作会上亲身领教时，才深信这种事情随时可能发生。所谓的创作会议实质上是杰夫·瓦更和他的导演在命令我们照他们的意志来编故事，完全不是根据我的小说来改编。我让埃迪·兰舍和他们争论了半天，最后，埃迪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杰夫·瓦更说：“听着，我不是说我比你聪明，我是说我的运气好一些，我已连续写了四部非常成功的电影剧本，为什么还不肯按照我的判断来搞创作？”

    我听他的这个论点非常精辟，实在无懈可击，然而杰夫·瓦更和导演的脸上却露出茫然无知的惊讶表情——他们一点都不明白埃迪到底在说些什么。我醒悟到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他们拿定的主意了。

    埃迪·兰舍最后声明：“对不起，如果你们要一意孤行的话，我只好退出这部电影的创作。”

    “这没问题，”杰夫说，“那么你呢，墨林？”

    “我看要按照你们的主意来创作实在没意思，”我回答他，“我认为我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搞好创作的。”

    “说得有道理。”杰夫·瓦更说，“很抱歉，出于你们已经做了绝大部分工作的原因，你们是否可以介绍哪个既能够和我们一起共事来完成此片的创作，又可以和你们有所商量的作家来？这样的处理不是对大家都有好处吗？”

    当时我有过推荐奥萨诺来干这工作的念头。我知道他眼下非常缺钱花，也知道要是我提出让他来补此缺，他肯定就能得到这份工作，然而我马上又考虑到如果让奥萨诺在这样的创作会上听从杰夫·瓦更和那个所谓的导演的指指点点，实在是太强他所难。不管多潦倒，奥萨诺仍然是美国文坛的巨子，我还想到这帮庸才可能羞辱他，然后解雇他的尴尬结局。由于这种顾虑，我最终没有举荐他。

    我直到入睡前才猛然觉悟到自己没有帮奥萨诺谋到这份职业的根本原因是我的潜意识在指挥我以此来惩罚他和詹娜丽上床。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埃迪·兰舍的电话，他说他已经和他的代理人碰过头，代理人告诉他，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和杰夫·瓦更向他许诺额外再给他五万美元，以此挽留他继续从事这部影片的创作工作，他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向埃迪表示无论他干什么我都没有意见，而我本人绝对不会再回去。埃迪想说服我，他说：“我会要求他们再出25000块美元留住你，否则我就不回去。”对于这一点他似乎满有把握。

    我又一次想拉奥萨诺一把，但又一次否决了自己的想法。埃迪继续往下说：“我的代理人说，如果我拒绝回到影片的创作组，电影厂就得另请一些作家来创作，然后他们出于报复，将千方百计地使新作家获得我们已付出的心血。如果我们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辛辛苦苦创造的劳动成果，接下去的沉重损失将是作家协会合同中写明的权益和影片卖给电视台后的收入分成，另外还有影片的一些纯收入的提成，我们也许永远拿不到了。当然，这部影片能成为卖座电影的希望微乎其微，我们争夺利润的机会也很渺茫，可是，无论怎样，不退出来还是能够挣到一定数量的钱的。不过，墨林，如果你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到底来挽救我们的故事，那我就坚决不回去。”

    “我根本不在乎提成这回事，”我说，“或是创作荣誉的问题。至于目前剧中的故事情节，已尽是些一钱不值的垃圾，再也不是我那部小说里面的内容。不过你尽管回去好了，我不会介意，我说的是真心话。”

    “那好吧，”埃迪说，“我留在创作组也可以尽我所能来挽救你的权益。我如果到纽约时一定打电话给你，约你一起出去吃饭。”

    “那太好了，希望你和杰夫·瓦更合作愉快。”我说。

    “是啊，我真需要愉快的合作。”埃迪说。

    当天剩下的时间我把自己的东西从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的办公室搬了出来，还去为家人买了些礼物。我有意在那天下午回纽约，好避免和奥萨诺以及查理·布朗同机。我曾动过给詹娜丽打电话的念头，不过最终没有付诸行动。

    一个月以后，杰夫·瓦更在纽约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西蒙·贝福特认为费兰克·理查德应该在编剧组占有一席之位，与兰舍和我平起平坐。

    “埃迪·兰舍还留在创作组吗？”我问他。

    “还在。”他说。

    “既然这样，那好吧。”我同意把费兰克·理查德也算做编剧的决定，并说：“祝你好运！”

    “谢谢你，我们会把影片的进展情况及时通知你。相信我们将在电影的颁奖典礼上见面！”瓦更说完后就放下了电话。

    我忍不住笑了，这些混蛋把该片糟蹋得一无可取，还恬不知耻地奢望获奖！埃迪·兰舍还留在影片创作组一事使我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瓦更曾经说过埃迪·兰舍是天生的电影创作家，他的判断准确无误。其实兰舍同时还是一个天生的小说家，不过我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写出一本小说了。

    另外有一点不可思议，我为了剧本去据理力争，几乎和所有的人都闹了矛盾，虽然剧本越改越糟糕，实在无法看下去，虽然我已经拂袖而去，与剧组再不相干，但是我仍然对剧本感到心疼。我猜疑也许是在我心灵的深处依然希望自己能再到加利福尼亚去改编剧本，这样我就依然有机会见到詹娜丽。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面，也没有交谈过。上一次我打电话给她，只是一般问候。我们随意聊了几分钟无关痛痒的闲话，末了她说：“你能打电话来，我很高兴。”然后她停下来等待我的回应。

    我过了一会儿才说：“我也很高兴。”她一听完就哈哈大笑起来，还模仿我的语气鹦鹉学舌般地叫道：“我也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接着她又说：“哦，这没关系。”说完又开怀大笑起来。她最后的一句话是“当你过来时，打电话给我”。

    我嘴巴答应打给她，心里却很明白自己再也不会打电话给她了。

    瓦更来电话之后又过了一个月，我接到埃迪·兰舍打来的电话。他显得很气愤地说：“墨林，他们更改剧本是为了剥夺你的编剧资格！费兰克·理查德那家伙正在重新写对话，其实是仅仅在改写你的词句而已。他们把一些情节也更换掉的目的是为了造成与你原来所写的场景有区别的假象。我听说瓦更、贝福特和理查德这些王八羔子正密谋要把你的编剧资格和收入提成都搞掉。那些狗杂种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别担心，”我安慰他，“小说是我写的，最初的电影剧本也是我写的。我向作家协会查询过，至少他们无法搞掉我是编剧之一的资格，这样他们也就不可能剥夺我应有的提成部分了。”

    “这一点我就不得而知了，”埃迪·兰舍说，“我只是提醒你要注意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希望你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

    “谢谢！”我对他说，“你怎么样？你在影片工作中进展如何？”

    他回答道：“那个该死的费兰克·理查德是个狗屁不通的文盲，至于瓦更和贝福特，我也弄不清他们哪个更丑恶。这部电影将是好莱坞有史以来最差劲的电影，可怜的莫勒马一定会在坟墓里气得发抖的。”

    “啊，可怜的莫勒马！”我一提起他就感慨万分，“他生前总是不遗余力地向我赞美好莱坞有多么伟大，好莱坞的人是多么真诚，多么有艺术细胞。唉，我真希望他现在还活着！”

    “说得对。”埃迪·兰舍说，“下次你到加利福尼亚来，一定要打电话给我，我们一起去吃饭。”

    “我认为我再也不会去加利福尼亚了，”我说，“如果你到纽约来，给我打个电话。”

    “好的，我一定打！”兰舍答应我。

    一年后，那部电影终于出笼了。我保留了原着的名分，却被剥夺了编剧的称号，编剧成了埃迪·兰舍和西蒙·贝福特。我向作协要求仲裁，结果我输了，因为理查德和贝福特做足了手脚，把剧本改得面目全非，这样一来我就失去了提成的资格。对提成我一向认为无关紧要，可恨的是影片糟得离了谱，更糟的是在电影界人们都把这部电影的失败归罪于原着。看来从此以后我的小说在好莱坞再也没有销路了，这恰恰正是在这场费时耗力的折腾中唯一让我谢天谢地的事。

    关于这部影片的评论文章不胜枚举，其中最苛刻的一篇出自于克拉勒·福特之手。她那杆尖酸刻薄的利笔把这部片子评得一无是处，甚至连克林诺的表演艺术也不放过，看来克林诺在克拉勒·福特身上下的功夫并不到家。郝林南在曲终人散之际还刺了我一剑：他在一家通讯社发表了一篇题为《墨林的小说在电影中失败了》的文章，害得我边看此文边慨叹不息地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