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米德尔顿着着孩子们整整齐齐地排成两路纵队沿街而来，从他屋前走过，和着慢悠悠的赞美歌的节拍晃动着手中的纸灯笼。这歌声透过紧闭的窗户模模糊糊地传进戈登的耳中。然后，这两路纵队进了院子在窗前散开成一群。点燃了的黄红色灯笼就象寒冷十月昏暗黄昏中的一群萤火虫。戈登思乡心切，痛苦万分，他离开濒临毁灭的新汉普希尔村已很久了，那时田野里冷冷清清，一片荒凉景象，夜空中只有萤火虫闪烁。那里和这里一样，随冬天的到来万物濒临死亡。

    戈登没有转过头就问教授：“那些提灯笼的孩子们唱的是什么？”

    教授坐在棋桌旁，正乐滋滋地看自己给对手造成的败局，旁边的公文包里装有两块准备带回家的三明治和两包香烟。这香烟是他给戈登·米德尔领教德语而得的周薪金，他要把它省下来，等什么时候去纳伦伯格探望儿子时带给他抽。他必须再次请求允许他去看儿子。不管怎么说，如果那些大人物都能接见探监者的话，他的儿子又为什么不能呢？

    “他们唱庆祝十月节的歌，”教授心不在焉地说，“告诉人们夜晚将越来越长。”

    “那么，灯笼是怎么一回事？”戈登·米德尔顿问道。“真的，我不知道，这是个传统习惯了，为了照惯吧。”教授抑制住内心的烦恼。他想把这位美国人喊回棋桌，下完这盘棋。但是，尽管这位美国人从来也没有依仗自己是征服者而盛气凌人，教授却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被征服者的地位，或者说在他的心灵深处，没有忘记为自己儿子而深感羞愧。

    戈登·米德尔顿打开窗户，孩子们的歌声从灯笼处升起，就象十月的空气一样充满了这个房间，清浙而柔和。他全神贯注地听，并检验自己刚刚学会的德语。孩子们唱的歌词简单而吐字清楚使他容易听懂。他们唱的是：

    “我的蜡烛，燃烧吧，

    我的蜡烛，燃烧吧，

    但别烧坏我心爱的灯笼。”

    “你应该想到他们的父母有比给他们做灯笼更为重要的事要担忧。”戈登等着，再次倾听那歌声。

    “星星在天上照耀，

    我们在地上照耀，”

    然后，按着一节长音符继续唱。这音符本身并不悲哀，但在那渐渐暗下来的暮色中，听起来却十分凄楚。

    “我的蜡烛灭了，我们回家去；

    明天再来。”

    戈登·米德尔顿看见莫斯卡横过库福斯坦大街，从手提灯笼，口唱赞美歌的孩子们的队列中穿过。把一盏盏灯火驱散了。

    “我的朋友来了。“戈登对教授说。他走到棋桌跟前，用食指将自己的“将”向前推倒了。

    教授朝他微微一笑，出于礼貌地说：“你还可能赢呢！”教授害怕所有的青年人——那些由于多年作战失败而变得冷漠无情、愁眉不展的德国青年——但他更怕那些酒后的美国青年人。他们常常并非你惹恼他，而纯粹是酒性发作，知道自己不会遭到还手而随便打人杀人。但来格尔顿的朋友肯定都不会是危险人物。关于这一点，米德尔顿先生曾向他保证过，现在又再来向他担保。他几乎是一幅清教徒美国佬的漫画，身子又高又笨。各个部位显得很难看，喉结突起，鼻架骨毕露，再加上一张四方嘴。他是那小小的新英格兰城的一名小学教师。教授微微上笑。心想往常这些小学教师是何等巴结这位教授先生，而今在这种关系下，他的学识和头衔已毫无价值了。他倒成了一个讨好别人的人了。

    门铃响了，戈登走过去开们。教授站了起来，紧张地理了理自己的上衣和那根已用破了的领带。他腹部凸起，身材矮小，面向着门直立而站。

    教授看见一位个子高高的；脸色黝黑的小伙子，至多二十四岁，肯定没有自己的儿子大。但这年轻人一双褐色的眼睛严肃认真，冷冰冰板起的而孔近似丑陋可怕。他身穿整洁的绿色军官眼，上面缝的蓝白相间的小布块显示出他的文职人员的身份。他举动象运动员那样随随便便，要不是非常自然的话，简直就是傲慢了。

    当戈登给他们相互介绍时，教授说：“见到你，我很高兴。”并且伸出了手与对方握手。他想保持自己的威严，但又意识到刚才已经迎逢地说出了那句话，而且还以微笑暴露了内心的紧张。他看到这位年轻人的眼睛不友善，注意到在他们握手之后，对方很快把手缩回这一举动。知道自己触犯过这位年轻人，教授浑身打颤，便坐了下来把棋子摆好在棋盘上。

    “你喜欢下棋吗？”他问莫斯卡，试图抑制住带有歉意的微笑。

    戈登挥手让莫斯卡到桌子跟前去，并说：“看你能下个什么结局，沃尔特，我实在下不过他。”

    莫斯卡坐在教授对面的椅子上，“别想得太难，戈登只不过一个月前才教会我下棋。”。

    教授点了点头，低声说：“请走白棋。”莫斯卡先走。

    教授专心致志地下棋，也就不再紧张了。这些美国人第一步棋都是这么简单，那位小小的小学教师下棋稳妥，但却缺少独创性，而对他慎重的走棋。这位年轻人却是以青年人的急躁对待。教授一面采取了几步高妙的走法，破了对手鲁莽的进攻，一面心想自己并不是无能。然后，他迅速地毫不怜悯地吃掉对方的车和一个相，杀了对方阵地前面的几个没有后盾的卒。

    “我下不过你。”年轻人说。教授宽慰地注意到对方声音里没有积怨。

    后来，莫斯卡语调没有改变，出其不意地说：“我想请你每周给我的未婚妻上两次英语课。要多少酬金？”

    教授脸涨得通红，如此这般平庸地讨价还价，好象自己是个买卖人似的，真太丢脸了。“随你便，”他局促地说，”不过，你讲一口好德语，干嘛不自己教她呢？”

    “我一直在教她，”莫斯卡说，”只不过她想学语言结构和语法等等。每两次课一包香烟，行吗？”

    教授点了点头。

    莫斯卡向戈登借了支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了几行字；他把纸条递给教授，说：“你拿着这张纸条。以防进我们宿舍时有人盘问你。地址写在上面了。”

    “谢谢，”教授几乎鞠了个躬。“明天晚上就开始，合适吗？”

    “当然合适。”

    屋外，吉普车的喇叭开始不慌不忙地鸣响。“准是利奥，”莫斯卡说，“我们打算去军官俱乐部。你想去吗，戈登？”

    “不”戈登说：“是不是曾在布肯瓦尔德集中营呆过的那个小伙子？”当莫斯卡点了点头时，戈登接着说：“让他进来，只须一会儿，我想见见他。”

    莫斯卡走到窗前，把窗户打开，喇叭声停了，孩子们和他们的灯笼都已消失了。

    利奥走了进来，和戈登握了握手，拘泥地对教授说了声：“见到你，我很高兴。“教授鞠躬致意，然后拿起皮包，向戈登说：“我该走了。”戈登送他到外门口，两人握手告别。然后，戈登向屋后的厨房走去。

    她的妻子正和耶金坐在桌旁，为黑市的货物讨价还价。耶金态度有礼、端庄、坚定；他俩都知道她是要买便宜货。耶金认定质量好。桌旁边椅子上堆着一英尺高的豪华的，铁锈色毛料子。

    “戈登，这料子多好啊！”安·米德尔顿高兴地说。她是位丰满的女人，尽管说起话来不留有余地。眼神也很锐利。但相貌还是和蔼可亲。

    戈登从容不迫地慢慢哼了一声表示赞同，然后说：“如果你们谈好了的话，我想要你去见见几位朋友。”耶金急忙一口气喝完面前的那杯咖啡，开始把桌子上的圆形肉罐头往皮包里装。“我也该走了。”他说。

    “别忘了下星期把给我丈夫做大衣用的料子带来。”安·米德尔顿说。

    耶金打了个手势。表示辩解。“不会忘的，尊敬的夫人，最迟下个星期。”

    耶金走后。她锁上了门，然后打开碗橱的锁，取出一瓶威士忌和几瓶可口可乐。“跟耶金做买卖叫人高兴，他从来也不拿次品采浪费你的时间。”他俩一同走进客厅。

    ——介绍之后，戈登坐在扶手椅上，不在听妻子见那些常套话。他感到达套征用房屋里的异国气氛几乎令人厌烦，整天和这些不会引起你记忆，不会引起你联想的东西打交通，不知道墙上挂的画、室内用的家俱是谁选的，靠那面墙放的钢琴谁弹过。然而，这样一些感情却和他的理智相违背，而且并非今天才有的。早在他参军之前到父母亲那里去时，就有此强烈的感觉。在那所摆满了已故祖先们留下来的家俱的房子里。当他亲吻父母亲那由于北方干燥的气候而干瘦的健壮面颊时，就已经知道；他永远不会回来了，就象那些去作战的和去兵工厂干活的青年人已经知道在那块荒凉的、风雪交加的土地上只有老年人居住一样，他们的头发和那覆盖着寸草不生的山上的雪一样的白。他卧室里那幅巨大的马克思画像，母亲曾认定是油画，自己也曾以聪明而自豪，对母亲的无知有所轻视。这幅画可能还挂在那里。

    他的妻子把饮料都准备好了，都是些低度酒。因为威士忌是定量供应的，也因为她有时还要用它在黑市兑换些物品用。戈登向利奥问道：“有些战俘被盟国的一次空袭杀害。这件事是不是发生在你呆的那个集中营里？”“是的，”利奥回答说，“我记得是这样的。但我们并没有对此有所怨根，请相信我。”

    “我从报导上得知共产党领袖台尔曼在那次空袭中被杀。你认识他吗？”戈登的声音一度失去平静，音调颤抖。

    “那是一件怪事，”利奥说，”台尔曼是在大家都认为他被杀害的那次空袭发生两天后才被带到集中营的。没多久又被带走了。我们也听到他死的通告，当然，这在我们当中是个笑话。”

    戈登深深吸了一口气，说；“你见过他吗？”

    “没有，”利奥说，“我记得，因为集中营里许多管理战犯的战犯都是共产党人。他们是最早被送进集中营的人，当然都有那份美差。不管怎么说，我听说他们曾设法搞到一些佳肴，甚至酒，计划举行一次宴会欢迎台尔曼。但没有举行成。他总是受到特殊看守。”

    戈登内心悲痛，他庄严地、引以自豪地点了点头。然后暗含怒气地对妻子说：“你看，法西斯的真正敌人是谁？”

    利奥愤愤地说：“那些共产党人都是一些吃喝玩乐的光棍。有这么一个管犯人的犯人，他把几个老人打的死去活来，还以此为乐。他还干了许许多多别的坏事，这些事我当你妻子的面不好说。”

    戈登变得非常生气，以致在他那通常能很好控制住感情的脸上也表露出来了。于是，他的妻子对莫斯卡说：“改天晚上，带上你的情人来吃饭，好吗，利奥也来。”他们谈了些杂七杂八的事，让戈登有时间恢复平静。戈登突然对利奥说：“我肯定那家伙不是共产党。他也许曾经是过，但他不是叛徒就是冒牌货。”

    安和利奥对这席话都笑了起来，但莫斯卡却把他那表情敏感，黑黝黝的脸转向戈登，说：“那家伙在集中营里呆的时间很久了，看在上帝的份上，你难道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于是，利奥也几乎是以想使人得到安慰的口吻说：“是的。他是那里最老的犯人之一。”

    一个婴儿在楼上房间里开始啼哭。戈登急忙上楼，抱下一个长得挺大的健康男孩，看上去远不止六个月；戈登为他换尿布，洋洋得意地显示自己的本领。

    “他比我强，”安·米德尔顿说，“而且他也喜欢做我肯定不会去做的那种事。”

    “你俩今晚就在这儿玩吧，别去俱乐部了。”戈登说。

    “是呀，”安说，“就在这儿玩吧。”

    “我们可以呆一会儿，”莫斯卡说，“但我们得在十点左右在俱乐部和埃迪·卡辛碰面。他去歌剧院了。”

    安·米德尔顿哼了一声说：“我就知道他去歌剧院。”

    “再说，”莫斯卡说，“今晚俱乐部有只准男人出席的晚会，晚会上的表演是骇人的，利奥从来也没有去过一次，他不能错过今晚这次机会。

    当戈登和他们一同往门口走去时，他对莫斯卡说：“我们供应卡上的定量供应品从来也没用完过，你需要买什么食品的时候用得着它，就跟我讲一声。”

    戈登锁上门，回到客厅。安对他说：“真太难为情了，你对利奥的粗鲁态度太明显了。”

    戈登知道妻子的这席话是一种严厉的指责。他没有反抗，但却毫不让步地说：“我还是认为那人是个冒牌货。”

    这回他的妻子没有笑。

    柔和的玫瑰色灯光亮了。埃迪·卡辛坐在座位上，身子向前倾。当那位白发苍苍的老指挥走进乐池，用他的指挥棒轻轻一敲乐谱架时、他和人们一起鼓掌。幕拉开了。

    当乐队慢慢地、充满激情地开始演奏时，埃迪·卡辛忘了自己是坐在那所学校的大礼堂里，周围全部是德国人，两名庞然大物似的俄国军官差一点挡住了他的视线。

    舞台上的人物全是他生活中熟悉的，他双丰紧紧捂住自己的嘴，极力不让脸上有冲动的表情；舞台上，那开始时相互倾吐爱慕之情的一男一女，现在又唱出憎恨对方之歌。身穿农民服装的男人气愤地哭诉着，音调非常优美，越来越大，越来越高，管弦乐比他的声音低，随着它而起伏，然而在必要时，降得一点也听不见。女声尖而刺耳，穿插在男声中，形成了合唱，管弦乐为他们的对白伴奏。这时，男的用劲把女的推开，这猛劲致使她在旋转时一下子摔倒在地，真的呼地一声碰在舞台的地板上。她迅速站了起来，失声地、却是随着音乐谴责对方，当那男人威胁她时，她对他的指控一一否认。突然。男声、伴唱声以及乐队的演奏声部消失了，女人发现只剩下自己，她承认了自己的罪过，咒骂自己不该蔑视对方，音乐较低、较柔和，唱出了死亡和悔恨、唱出了肉体上的风流事，这使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为之感动。埃迪·卡辛看见那男人；把揪住女人的头发，用匕首刺进她的身体。她和着响亮而清晰的音符呼救：她的情人和她死在一起。乐队的喇叭和小提琴变为高调，渐次加强；男声作最后的倾吐，和着长而清晰的音符唱出报复、激情和悲痛。幕拉下了。

    身穿带有金黄色道道的绿色制服的俄国军官，满腔热诚地鼓掌，看来是想到引起大家的掌声。埃迪。卡辛从礼堂里挤了出来，走到晚间新鲜的空气中。他靠在自己的吉普车上，感到疲惫不堪，然而却又心满意足。他直等到所有的人都离去，等到那个在舞台上已死去的女人走出来。他看见她平平常常，一副忧郁的德国人的面容，身穿宽松的黑色衣服；前挺后撅笨拙得象五十岁主妇。他一直到她走得看不见了，才上吉普，驱车驰过大桥，进入不来梅市区的阿尔斯塔特区。到处都是一样，迎接他的是高高堆起的废墟。歌剧唤起了他对自己家属的感情。这感情和对歌剧的回忆交织在一起，这物质世界和他所看到的舞台上的虚构世界是多么相似，具有同样荒谬可笑的组成都分。现在，他摆脱了音乐的魔力，他为自己轻易流下泪水而感到羞愧，因为这泪水是为一场情节简单，那么平铺直叙的悲剧而流。它只不过是一个描述无辜的不幸人遭遇灾祸的儿童故事，他的泪水便是自己永远不会理解的孩子的泪水。

    军官俱乐部曾经是不来梅一家最高级的私人住宅，原有的草坪现在成了吉普车和指挥官们小轿车的停车场，后面的花园专为较高级军官家里供应鲜花。

    埃迪走进俱乐部时，舞池里空空的，它的周围却里外三层都是军官。前排席地而坐，后排倚墙而立。其他的人则从酒吧里观看，为了不被前面的人挡住视线，他们都站在椅子上面。

    有个人从埃迪身旁擦过，走进舞池。这是一位姑娘，芭蕾舞鞋鞋头那小小的银色木块支撑着她那赤裸裸的身体。她毫无技艺地跳着，接近习地而坐的军官，赤裸的身体差一点碰到他们的脸，致使这些年轻的军官们不由地惊起，把剃成平头的脑袋转开。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她大笑了。而当年纪大一些的军官半开玩笑地伸手去抓时，她又边笑边跳开了。这是一场反常的没有性欲、没有色情的表演。有人往池子里扔一把梳子，姑娘继续跳着，就象一匹马在奔跑。军官们开始大声说些她不明白的笑话，耻辱使她的脸越加不自然，使她的舞姿越加可笑，直到所有的人部大笑起来，往池子里扔梳子、手帕、涂奶油用的刀、饮料里的橄榄、椒盐卷饼。人位军官大声喊道：“把它藏起来吧！”这一声成了乐队结尾的叠句。俱乐部的那位官员，手拿一把很大的剪刀，走到舞池、把剪刀猥亵地咔嗒一声。那姑娘跑离舞池。从埃迪身旁穿过，回化妆室去了。埃迪朝酒吧走去，在房间的一角看见莫斯卡和沃尔夫，便走到他们跟前。

    “别跟我说利奥今天没能来；”埃迪说：“沃尔特，你担保过他不会来，”

    “唉，”莫斯卡说，“他已经逮到一个舞女了。他进去了。”

    埃迪咧嘴一笑，转向沃尔夫说：“找到金矿了吗？”他知道沃尔夫和莫斯卡夜间出去，在黑市做买卖。

    “生意不是好做的，”沃尔夫说，他那死白色的脸忧愁地来回摇了摇。

    “别骗我，”埃迪·卡辛说，“听说你的那位情人的睡衣睡裤上都别有钻石呢。”

    沃尔夫愤愤不平地说：“她上哪儿去搞睡衣睡裤啊？！”三人都笑了。

    招待走来，埃迪要了双份威士忌。沃尔夫朝着舞池点了点头说：“我们以为你今晚坐在前排呢。”

    “不，”埃迪。卡辛说：“我可是个有教养的人。我去看歌剧了。不管怎么说，那儿的女人总比这儿的好看些。”

    军官们从另一间屋涌进酒吧，表演结束了。房间变得拥挤不堪，莫斯卡站了起来，说：“咱们上楼到掷骰子那里玩一会儿。”

    掷骰子台的周围几乎水泄不通。这是一个制作很粗糙的台子，四根没有油漆的木架做腿，一块绿色毡布紧绷台面。四周用半英尺高的木板围成长方形，使骰子掉不出去。

    上校个子不高，腰粗体胖，留着亚麻色的胡子、特别整洁。他正在笨手笨脚地摇骰子，那四四方方的立方体从他紧握着的手中掷出。其他掷段子的人也都是军官，大部分是飞行员。上校的左边站着他的副官，他只看别人掷，自己并不参加玩。

    副官是一位年轻的上尉，看上去是个直率的人。在他不想咋唬你时，总是面带笑容，和蔼可亲。他有权决定哪个军官留下来值勒，尤其是在周末。他以自己当副官的职位，为自己那么一点点权力而得意洋洋。上校信赖他，他不轻易放过任何一次对上校的公然冒犯。但他是个正派人，只有这种冒犯是对上校的职位，而不是对他个人人身的情况下，他才进行惩罚。严格军队生活和军队礼仪是他该做的事，任何对此的违犯都是罪孽的和亵渎的。任何一个企图不通过军队规章制度所明文规定的正确而严密的途径去办事的人，不管他费多大劲，至少忙它好几个月，都会突然发现自己是个碌碌无为的人。他把青年人的狂热用于他该做的事上；他岁数并不比莫斯卡大。

    一名身穿白夹克衫的招待员站在房间角落处的小小酒柜柜台后面。当游玩的人要酒时；他便把酒斟好，但无论谁要酒都得自己去端，把酒端到娱乐现场，放在掷骰台四周的木沿上。

    沃尔夫没去赌，他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埃迪·卡辛和莫斯卡挤到台子跟前。当轮到埃迪掷时。莫斯卡与他打赌。埃迪是个谨慎的赌博者，他几乎是依依不舍地从金属夹子里取出几张一元的钞票。他郑重其事的掷。连续“黄了”五次之后，才掷出个七点。莫斯卡比埃迪赢的钱更多。

    因为他俩并排而站，现在轮到莫斯卡掷了。这场赌博已顺时针方向轮流了一圈了。莫斯卡已经赢了钱，感到有信心，他拿出价值二十元的军用券放在那张绿色的毡布台上。四名不同的军官各拿出五元与他打赌。莫斯卡把那正方形的立方体反手一掷，它们亮出个七点。“掷七点。”莫斯卡说、他现在很有把握，也很兴奋。同样四名军官，下四十元与他打赌。埃迪·卡辛说：“我下十元，认定他会掷出七点。”

    上校说：“我跟你打赌他掷不出。”他俩都把钱放在桌子上。

    莫斯卡狠劲地把殷子朝台沿上掷去。这立方体从木板弹回，落到绿毡上，就象两个红色的陀螺一样旋转；台沿把它们挡在毡台上渐渐停了下来。又是一个七点。“押八十元。”莫斯卡说。

    “我下二十元，认定他掷七点。”埃迪·卡辛把钱放在台子上。上校拿出同样的钱数和他打赌。

    这回莫斯卡斯斯文文地把银子掷出；就好象解开一宠爱的动物的缰绳似的，银子从档板上弹回，旋转了几英时，停在绿色毡台的中间的红色方格上。

    又是一个七点；一位军官说：“把骰子给他摇乱。”他说这话并无恶意，只不过想冲掉莫斯卡的运气，他是个迷信的掷骰人。

    莫斯卡朝这位军官咧嘴一笑，说：“押一百六十元。”

    副官手端酒杯站在旁边，观看莫斯卡和银子。埃迪·卡辛小心翼翼地说：“我下十元认定他掷七点。”并把他赢的另三十元拿起。

    上校说：“我跟你赌二十元。”埃迪勉勉强强地又放下一张十元的钞票，当他的目光与莫斯卡的相遇时，耸了耸肩膀。

    莫斯卡拾起银子，向它们吹了口气，反手把它们朝对面的木板沿上掷去。带有白点的红色骰子亮出了四点。

    一名军官说：“我以十比五，认定他再掷不出四点。”莫斯卡接受此人的打赌和另外几个人的打赌。他把骰子放在台子上，不自觉地妄自尊大起来，确信自己走运，迅速地拿出一叠钞票来应赌。他很高兴，他因这场赌博而兴奋，他赌博很少有今天这么走运。“我以一百比五十应赌。”他说，直到没人答腔时，才拾起骰子。

    就在他要掷的时候，上校说：“我下二十元认定你掷不出四点。”莫斯卡拿出一张十元的钞票，说：“我应你的赌。”

    “你只下了十元。”上校说。

    莫斯卡停止摇骰子，倚在台子上。他难以相信上校这位老军人竟然不懂掷骰子时的这种正当差额。“你应该以二比一来打赌。上校。”他说，并尽力不让声音里带有怒气。

    上校转向身旁的一名军官问道：“是这么回事吗，中尉？”

    “是的，先生。”那军官局促不安地说。

    上校放下二十元，“好了，掷吧！”

    朝台子的四面八方猛掷过去的骰子迅速地弹回到绿色毡布上，令人吃惊地突然停住，每个红立方体都呈现两个小白点。莫斯卡看了它们一会才捡起那些打赌的钱，大声说出自己的心情，“我从来没见过比这更绝的了。”

    他想，过于轻率的冒险是毫无意义的。他扔下两张钞票在桌上，摇了几下之后掷出个七点。他继续以平平常常的运道赌着。当上校拾起段子要掷时，莫斯卡与他打赌。上校先掷出一个目标，然后第二遍摇时却掷出了七点。莫斯卡拾起了钱。上校并无恶意地说：“你太走运了。”并微微一笑，然后走出房间。人们听见他下楼去了。莫斯卡意识到自己刚才错了，上校确实不知道那正当的差额，确实不曾想仗势欺人。

    台子周围的气氛变得不那么紧张了。军官们的言谈也自然了一些。由于许多人大声要酒，那位招待忙个不停。副官走到柜台前，坐在一张凳子上直等自己的杯子斟满了。呷了一口，然后喊道：“莫斯卡，你过来一下。”

    莫斯卡扭头看了看。埃迪，卡辛已经在掷了，下面轮到他掷，便说：“等我掷完就来。”

    埃迪郑重其事地掷，但莫斯卡却急急忙忙地掷了个七点，就朝那位耐心等待着的副官走去。

    副官以心平气和的目光看了看他，说：“你跟上校讲那差额是怎么回事，用意何在？”

    莫斯卡感到惊讶，且有点手足无措。“嘿，”他说，“此人想打赌，没人会拿同等数量的钱来跟他打四点的赌。”

    副官好象在跟一个傻乎乎的孩子讲话似的，以温和的声音说：“赌台上至少有十名军官，他们都没跟他讲那差额的事，而且即使他们讲，也会以较礼貌的态度讲。你想他们为什么不跟他说？”

    莫斯卡感到自己的脸发烧。他这才意识到当时没有赌博声，台子周围的人都在听他们的对话。他感到一阵不安。这种不安过去常有，这使他想起了在军队里的最初几个月。他耸了耸肩，说：“我以为他不知道，所以就跟他说了。”

    副官站了起来，“你可能认为，因为你是个文职人员，你就可以不会因为这类事而受到惩罚。你非常清楚地表明上校想利用自己的职权骗你十元钱。那么，请你记住一件事：我们可以立刻把你送回美国，如果我们确实想这样做的话。然而我知道你有种种理由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所以说，你应好自为之。如果上校什么事情不清楚的话，他的随从官员会告诉他。你在这间屋子里，对这位指挥官和每一位军官都失礼了。不要再让类似的事情发生。”

    莫斯卡不自觉地搭拉着脑袋。又气又恼。他能看到埃迪·卡辛正望着他，埃迪脸上流露出一丝微笑；莫斯卡正气待糊里糊涂，听到副官轻蔑地说：“要是我随心所欲的话，我就不会让你们这些文职人员来俱乐部。你们不懂得军队意味着什么。”

    莫斯卡不加思考地抬起了头。他非常清楚地看到副官的脸，那双诚恳的眼睛，那副和蔼可亲的面孔现在变得严厉可怕了。

    “上尉，你得过几枚星形战斗勋章？”莫斯卡问道。“你登过几次陆？”副官再次坐到凳子上，呷着他的酒。莫斯卡差一点举起手臂，这时副官说话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想，这里的军官中有些是比你参加过的还要大的战役中的英雄，他们都没有做你所做出的事，或者说没有采取你那种态度。”副官的声音由于不可妥协的道理而沉着，冷漠无情。

    莫斯卡不再生气，他适应了对方的冷漠，好象因为他们相互之间在年龄和身高上都相仿而模仿起副官来了，做出了忍让。“是的”，他说，“我对上校那样说，我错了。我赔礼道歉。但，难道你就不能原谅我那次胡说八道吗？”

    副官微微一笑，任何对人身的侮辱都不会触怒他，他就象牧师一样，总是为自己的信仰而蒙受折磨。“只要你遇到其他事能懂得该怎么做就行了。”他说。

    莫斯卡说：“是的，我懂。”尽管他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但这席话却是一次屈服，于是当他回到骰子台时，他感到自己的脸由于羞愧而发烧。他看见埃迪·卡辛强忍住又一次的微笑，向他使眼色让他打起精神。正在掷骰子的那位军官——一个随随便便的大个子南方人侵吞吞地说：“你刚才没有再一次赢十元钱。真是件好事；我们只好把你去掉，毙了你。”这声音大得足以让副官听见。台子周围的军官都大笑起来，但莫斯卡没有笑。他能听见身后那位副官正在和他的朋友们轻松而愉快地谈着，不时地发出笑声，喝着酒，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