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星期五

    “斯皮尔曼走到他办公室门口的时候，电话铃还在响。他赶紧把成捆的书籍和文件放到走廊的地板上，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了立陶尔413 室的钥匙。这位经济学家赶到了办公室电话机前，上气不接下气地，但总算及时。他听到了妻子的声音。”亨利，不好意思，又打搅你了。我知道你想整个晚上在那儿工作，但是家里有人想见你。“

    “帕特丽夏回家了吗？ ”他问。

    “没呢。我估计她得深夜才能回来了。是丹尼斯·戈森——你们系里的那个年轻人。他现在就在客厅里，好像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找你。我跟他说你正在工作，但是他说事情很重要，而他又不愿意去办公室见你。总之，现在他人就在这里。我答应他我会给你打电话试试看的。”

    “他说什么事情了吗？ ”

    “他没有跟我说。他只是说急着要见你。他看上去一脸的焦虑，这一点我敢肯定。要不是这样，他也不至于在这么寒冷的夜晚到访啊。”

    “噢，但我现在还不大想回家。我要是回去了，这里的工作就要停下来了。而且我不敢确定是否应该见他。你觉得我应该回去吗？ ”

    “你要是回来我会很感激你的。你要不回来他是不会走的，而我想在帕蒂回来前去鼠尾草店买点东西。”

    亨利．斯皮尔曼只好不大情愿地同意回家去。这个个头不高，秃头的教授摘下角质架眼镜，用手帕擦去上面的雾水。他总是不能温文尔雅地应付这种干扰。但是这次是他自己选择回家去的。对于斯皮尔曼这样的经济学家来说，选择处理事情的方法就跟选择商品一样——都是通过权衡成本与效益。曾经有段时间，他会很乐意被打扰。因为在他职业生涯的那段时间，即使他将注意力转到其他事情上，他也不会损失很多收入。因此，被打扰让他付出的代价是很小的。

    而现在，他是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明星人物之一了。但矛盾的是，随着收入的增加，他觉得自己不那么承受得起这种打扰和分心了。公开演讲、在报刊媒体上发表特约专栏评论以及著作的销售让他挣了大量的钱。现在回家意味着在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工作上要损失4 小时的工作时间。而要补回这4 小时的工作，又意味着他将失去做演讲、出专栏或是写书的4 小时时间。

    这样，此次被打扰的成本将是新闻杂志上的一篇专栏。他本可以从中获得可观的收入的。用经济学的说法，这笔可观的收入就是丹尼斯·戈森到访的机会成本。

    对于个体高收入者，这些机会成本会变得很高。正如斯皮尔曼经常告诉学生们的那样：一个按小时收取高额费用的著名律师，你是不应该和他聊天谈论天气的，因为他的计时表在不停地计时收取费用。同理可得，比起那些机会成本低得多的公司法律秘书，这种律师可能很难舍得去享受假期。

    最初，正是对这些矛盾的揭示吸引斯皮尔曼来学经济的。

    大学里的所有学科中，没有一个学科能像经济学那样，能够充分地解释如此广泛的人类行为。心理学家可以解释变态行为，预测犯罪的精神变态者的反应。社会学家致力于解释大众文化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人类学家则关注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民族的神话。但是经济学所吸引斯皮尔曼的正是经济学家对个人日常经济生活的理解。

    他的父亲就印证了这一点。在学习经济学之前，斯皮尔曼一直没能真正理解自己的父亲。在自己的裁缝店里，老斯皮尔曼总是对顾客彬彬有礼，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作为一名裁缝，父亲的良好声誉不仅仅是因为他衣服做得好，更是因为他对顾客的礼貌与友好。但是当父亲沿着楼梯爬到裁缝店上面的褐砂石房屋时，他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原本彬彬有礼的他变得脾气暴躁，容易发火。在家里，他从来就不知道，也不关心妻子和孩子们需要些什么。亨利·斯皮尔曼还记得母亲曾经对父亲说过：“本，我真的很搞不懂。在店里，你对每个人都那么和善。但是一回到家，你就总是满腹牢骚。当西尔弗曼先生在和你说有关袖口的问题时，你会认真听他所说的每个字。而对我呢，即使是谈论我们女儿的结婚礼服，你也漠不关心。”

    现在，亨利·斯皮尔曼能用一个理论来解释父亲那令人费解的行为反差了。这种反差并不是说比起妻子和孩子来，父亲更喜欢西尔弗曼先生。相反，亨利知道父亲很关心全家人。但是学习了经济学之后，小斯皮尔曼学会了用另外的角度去看问题。父亲做生意要和其他的裁缝店竞争。他们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

    要从事裁缝这个行当，你几乎不需要什么资金的投入或接受什么专门训练。而父亲的服务所创造的价值，要使他致富显得太少了，但是却足够服务到大部分的顾客。用书本上的话来说，就是供应量等于需求量。如果大家排队等候父亲做衣服，他可能会很粗鲁地或有差别地对待某些顾客。因为对父亲而言不存在经济成本。

    但是，市场决定了做一件衣服的价格。这时候，礼貌和良好的服务才能赢得顾客，招徕回头客。而另一方面，粗鲁的态度和糟糕的服务则会吓跑顾客。这样一来，斯皮尔曼先生付出的代价就将是收入的减少。

    弄懂了这个现象之后，斯皮尔曼突然觉得很多其他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当法律的规定使租金达不到和市场供求关系相应的水平时，出租房子的人态度就会很粗鲁、很无理；二战期间的屠夫对待顾客会很粗暴无礼，因为那时候牛肉的价格受到了人为控制；那个时期，对销售同类商品的其他商人关注很少，这使得顾客大清早就排队等候在这些商店外，只有那些足够幸运的人才能买到尼龙针织品。

    多年以后，当联邦政府对汽油价格加以限制时，斯皮尔曼突然意识到这个理论还在发挥作用。在剑桥城的这些年里，斯皮尔曼经常光顾百老汇的一家加油站。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一直对他很客气，除了那段时间——那时，石油供应量在下降，而政府对油价的控制让这种情况更加恶化。这似乎也改变了加油站职员的脾气。很多顾客排着长队，尽管油价很高，他们却争着要掏钱加油。但是加油站职员的服务态度却一天不如一天。但是当政府取消控制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去加油时，人们又可以看见彬彬有礼的职员了。

    亨利．斯皮尔曼知道一些很少有人会相信的事情。如果他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别人会误解他的：他的父亲，一个对顾客最有礼貌的人，对待自己的家人竟会像百老汇那家加油站的职员一样粗鲁。但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无需去改变父亲的性格，只要改变那一成不变的价格就行了。

    在家庭范围里，市场供求平衡价格不会决定资源在每个人身上的分配。因此，老斯皮尔曼乱发脾气不会付出任何代价。但是，在楼下，在他的裁缝店里，同样的行为是要受到惩罚的。父亲视环境的不同调整控制自己的脾气。而小斯皮尔曼也同样遵照了由此理论预测出的模式。今晚，为了招呼那个不速之客，亨利．斯皮尔曼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因此，他是不会开心的。

    当斯皮尔曼走向停车场时，他看见两个学生朝他走了过来。

    “晚上好，斯皮尔曼教授。”其中那个头上裹着红绿色圣诞围巾的向他问好。这两个学生走近后，斯皮尔曼才认出那戴围巾的是他带的研究生。

    他的回应并不像往常和学生互相开玩笑时那么友善。今晚，他真的很心烦，他的问候也是敷衍了事。但是对那个他认识的学生来说，教授那表示相识的叹息声就是她今晚最开心的事了。

    “斯皮尔曼先生穿着那套衣服，你怎么认出他来的？ ”

    “我就是通过那套衣服认出来的。”

    “啊？ ”

    “整个冬天他都穿着那套衣服来给我们上课。有些大衣是防风衣，他那件却是防冰的。我们每次都很紧张兮兮地等着他来，然后他就穿着那件大衣进来了。大衣的衣摆垂到了他的脚踝。而衣领则竖了起来，盖过了耳朵。衣服是紫色的，没系钮扣。他还戴着一顶宽檐并且帽檐下垂的棕色帽子。当他以那幅装束出现，并在上课之前天真无邪地冲你一笑，你就不会感到害怕了。即使你知道他是一个天才。”

    这个经济学家不仅仅穿着超大的外套，还开着一辆超大的汽车。那车是紫红色和樱桃色相间的，带有空调，并可以动力操纵和动力刹车。此时，他轻松地开着车上了康科德大街，走上了回家的路。他用手操纵着控制杆，打开了加热器。尽管经验告诉他这是没什么用的。从办公室到家的这段路程刚好就是发动机热起来所需要的路程。他的车一到车库，加热器就刚好吹出了暖风。

    当斯皮尔曼驶上康科德大街时，他看见挡风玻璃前的雨雪刷下面夹着一张纸条。他多希望刚上车时能看见这张纸条啊。他的身高让他开车时，大多数时候只能看见方向盘顶部下方和仪表板上方的区域。而纸条或多或少挡住了挡风玻璃的部分区域。开车时，那个区域可是很必要的啊。

    对斯皮尔曼和行人来说都是幸运的，因为这个时候，剑桥城的大多数居民都在家里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的本科生们通常在公共食堂吃饭、聊天。而那些临时居民则在家吃晚饭。许多学者会在饭前喝鸡尾酒。这个时候开车是很合适的。要知道这些街道通常都是很拥挤的。斯皮尔曼开得很快。当他把车开进车库，关掉电门时，加热器吹出了一股暖风。‘斯皮尔曼关上车门，拉上车篷，从雨雪刷下取出那张纸条。

    他低声说着：“我可不大喜欢这种交流方式。”他以为这是一张宣传单。剑桥城的餐馆开业时，经常散发宣传单来宣传造势。但是当他打开纸条时，他发现这是手写的。

    挡风玻璃上的湿气浸湿了这张薄纸片，使得墨水都洇了。

    车库里的灯光有些昏暗，不大容易看清纸条上的字。斯皮尔曼仔细辨认着字迹——原来是卡尔文·韦伯写的。韦伯是位英语教授，他研究的是康拉德。纸条上写着：请原谅我把这张纸条放在您的挡风玻璃上。我知道我们都是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委员。有件事情只能我们两人知道：我很遗憾在克莱格的名单上看见福斯特．贝瑞特的名字。但很高兴你也在委员会中。

    卡尔文·韦伯

    斯皮尔曼把这张纸条塞进了大衣口袋里。他也很开心。卡尔文．韦伯是他和布里奇都很喜欢的人。但是由于大家都太忙了，他们很少有时间聚在一起。

    一丝微笑掠过他的嘴唇。这个经济学家认为，韦伯对贝瑞特的担心也许比贝瑞特对韦伯担心更严重。韦伯是密西西比一位小佃农的儿子，并在陶格鲁学院和霍华德大学接受教育。贝瑞特认为韦伯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都配不上哈佛。贝瑞特谦恭而且斯文，他总是用不易让人察觉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反对。但是再细微的方法也逃不过卡尔文·韦伯的注意。

    斯皮尔曼又想起了自己被迫回家这件事。他离开车库，从后门进了家。戈森真是把他惹恼了。他丝毫不在面部表情中掩饰这一点。

    “晚上好，亨利，”布里奇在门口迎接他，“回家路上车多吗？ ”

    “不，路上还好，”丈夫回答道，“我们的客人在客厅吗？ ”

    “是的。我知道你可能想跟他在书房谈，不过我没有带他进书房。”

    “好吧。趁天还不太晚，你要愿意，现在赶紧去鼠尾草店吧。

    我去见见戈森先生。“亨利·斯皮尔曼边说边脱下外套。

    “不要生他的气，亨利。他看上去忧心忡忡的。”说着，布里奇穿上了大衣，拿上钱包，从后门出去了。同时，亨利‘斯皮尔曼朝餐厅走去。那儿通向他们家的大客厅。此时，丹尼斯’戈森坐在正对窗户的安妮女王沙发上。看到斯皮尔曼走进客厅，他很紧张地站了起来。

    “教授，哦，不！ 亨利。真对不起，打电话叫您从立陶尔回来。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必须见您。”对于常春藤联盟的助教来说，用名字还是姓氏来称呼一位全职教授，始终都是一种两难的选择。但在称呼一些高级教员时，这个问题的答案则很清楚。他们太冷漠了，所以只有用头衔来称呼他们才合适。

    而其他人基于自己对大学里行为举止的看法，更倾向于别人用名字来称呼自己。但是应该怎么称呼斯皮尔曼，戈森还不太清楚。

    大家都知道斯皮尔曼平易近人，脾气又好。即使是对不太勤奋的学生，他也不会很严厉。但是他肯定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在经济学同行中的声誉证明了这一点。

    “请坐，丹尼斯。我太太已经给你沏茶了吧。我能帮得上你什么忙呢？ ”

    “是有关我升职的事。我相信……”

    斯皮尔曼直截了当地打断了他，几乎是很自然的反应。“你知道我是不能和你讨论此事的。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已经开始商议了。我想你应该明白委员是不能和候选人有接触的。”

    “但是，我并不是因为您是委员才来巴结您的。我有件很棘手的事情，想请您给我提点建议。”

    “和你的升职有关吗？ ”

    “哦，是的。但是……”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必须结束我们的讨论了。”

    虽然这个老经济学家的坚决反对计他吃了闭门羹．戈森还是想再试一次。“请您先听我说完行吗？ ”他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斯皮尔曼。

    但是斯皮尔曼一点都没动摇。“丹尼斯，真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你再怎么坚持也是没用的。我不会听你说的。”他一边说一边挥舞着双手，就像要拦截一辆即将开过来的汽车一样。他一直都没有坐下。这时候，他离开客厅，从厨房的桌子上取回了戈森的大衣和帽子。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十分失望。斯皮尔曼强行帮他套上了大衣，把他请出了前门。

    戈森在前廊犹豫了一下，他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他知道和亨利。斯皮尔曼重新谈话是绝不可能的。这个年轻的经济学家用眼睛扫了扫阿普尔顿大街。从教员住宅里透出的柔和灯光发出了动人的光亮，但是这丝毫不能抚慰他被拒绝后的心情。不过戈森还没有失去所有的希望。他的第一个方案是行不通了。其余的方案他不大想去执行。如果所有的努力都是徒然一场，那他还有一张王牌。尽管他希望永远都不用使出这张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