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星期五

    “支票簿上的账目有些出入。从算术上来说，它应该是没有出入的，应该是平衡的。但是现在，上面的数字并不一致。经验告诉这位经济学家，银行在结算他支票上的账时肯定没有犯错误。亨利·斯皮尔曼仔细监测着支票簿的财政状况并不是担心剑桥信托公司的职员犯下什么错误。相反，他只是希望支票簿上的余额仅够满足他的现金需求。这样一来，他就不会拒绝其他能给予更高报酬的挣钱机会了。

    我是不是哪个地方出错了? 斯皮尔曼暗自想着。他发现，他在头脑中进行的计算与银行的计算机显示的计算结果是不一致的。斯皮尔曼拒绝用计算器来计算这些东西。因为他怀疑，使用这些计算工具会让他头脑计算的能力降低。他相信这种计算的技能是有用的，而这种技能在硅片时代中正在逐渐消失。

    他又一次察看了记录。这时候，他发现银行自动扣除了一笔水电费，而在他对支票簿的计算中，并没有记下这一笔账。斯皮尔曼很开心——因为刚才支票簿上计算结果的出入是由于他自身的疏忽，而并不是他计算失误。

    他把支票簿放进口袋，然后仔细看了一下办公室。现在是1 月11日，星期五的上午。再过几天，春季学期就要开始了。到那个时候，他周五的上午都得用来见学生了。他几乎不会有什么办公时间了。但是这个星期五的上午，由于是在假期，因此不会有学生前来的。倒不是说这个时间可以利用来研究学术期刊了，也不是说可以用来修改演讲稿或是继续研究项目。至少，亨利‘斯皮尔曼今天是不会做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的。相反，他宁愿多读点丹顿·克莱格写的书来放松一下。毕竟，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所要求的时间太集中了。这本书是在几个月前出版时，丹顿给他的赠送本。但是由于在秋季学期里，工作中的压力太大了，大得有点反常，因此斯皮尔曼根本就没时间看。到现在，他只看了个开头。今天，他希望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来仔细看看这本书。

    至少能看得足够多，足以让他对他的朋友做出一些巧妙的评论。

    这样的话，他下午的时间就能留出来处理其他事情了：处理过去几天里堆积起来的信件，还有那一堆放在书桌上的粉色纸片。每张纸片上都有需要他回复的电话。对于他这样一个学者，今天过一个普通人生活的希望是很大的。

    亨利·斯皮尔曼从棕褐色的金属桌子后面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步，走到了他的办公桌前。办公桌上面，放着他的信件。他的秘书早已将信封打开，并按优先顺序摆放好了。现在，自己作为经济学家已经声名鹊起，因此他觉得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最优先看的这堆信是其他的经济学家写来的。他们要么是想咨询斯皮尔曼对经济学研究的建议，要么是邀请他参加某个会议。办公桌的另一端堆放着一些寄给他的教科书的样本。通常寄来的都是三份。出版商们都希望他们的书能够被选作课堂上的教材。

    斯皮尔曼觉得自己今天很累，几乎有点筋疲力尽了。委员会的会议进展得不是很顺利，也让他暂时没法进行学术研究了——他觉得工作能让他精力充沛，而不是精疲力竭。他拿起了那本《美拉尼西亚人的风俗习惯》。斯皮尔曼知道，克莱格把这本书看成是他整个事业的巅峰之作。他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去研究圣塔克鲁兹岛的居民。而他研究的结果推翻了前人确立的有关南太平洋岛岛民文化的理论。斯皮尔曼已经把护封里的勒口夹在了上次读到的地方。他很舒适地坐在书桌椅上，开始读那本书。在现在读到的这部分里，克莱格进行的研究比斯皮尔曼之前读到的其他事情让他更感兴趣。但是他发现自己很难集中注意力或是去深入思考克莱格在书中讲述的内容。关于原始居民经济的话题能让一些经济学家很感兴趣，但是这个话题却从来没能吸引斯皮尔曼。现代文明中的商业与金融经济方面的难题已经足以让他忙得焦头烂额的了。他没有丝毫的动力去深入研究原始社会的结构。

    但是丹顿·克莱格则不然。从摆在面前的这本书里，斯皮尔曼看得出来，院长完全着迷于这些文化中。甚至，对于那些收集积累起来的关于岛上各种商品的价格的数据，他也是那么地感兴趣。这些都只能用流通的货币来表述。对于这种流通货币的复杂性，克莱格已经解释过了。

    斯皮尔曼读到的这种原始的货币是圣塔克鲁兹岛上整个货币制度赖以维系的基础。这种货币是由生活在热带雨林里的一种个头不大的，猩红色的吃蜜鸟的羽毛做成的。人们用树液和树纤维把这些羽毛做成一条条的腰带。每条腰带都有准确的价值，这些价值用其他腰带的价值来表示。当然，每条腰带的价值取决于羽毛的质量。如果要做一笔大交易，岛上的居民就得带上大量长长的羽毛腰带。一想到这里，斯皮尔曼不禁咯咯笑起来。在他看来，羽毛腰带和现代的塑料信用卡的对比太明显了。而在二百多年前，在美国，一美元被定义为一定量的黄金和白银，这被认为比珍珠串珠进步了。那个时候，南美洲的印第安人通常使用珍珠串珠来交换商品的——那一串串的串珠是由彩色珠子组成的。而且，斯皮尔曼觉得如果在现代经济中取消美元钞票的话，现代的人会很快回到用实物来进行商品交换的。最好的例证就是在监狱中广泛使用香烟作为货币，而在军营中，战俘又成了货币。

    他一边看着书，一边在想：如果听到19世纪的经济学家，边际效用理论之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讲述的那个故事，他的朋友克莱格该会有多么感兴趣呀。无数的经济学家在给他们的学生们讲解货币的发展阶段时，都会讲述这个故事。泽丽小姐，巴黎莱瑞克剧院的一位演员，曾经被邀请去法属波利尼西亚岛唱歌。她的报酬将是门票收入的三分之一。但是当人们把她的报酬分配给她时，她很吃惊地发现报酬竟然是一些猪，火鸡，家鸡，柠檬和可可豆。如果回到巴黎，这些东西的价值将会很可观的：大约有四千法郎吧。但是最后，她却不得不用水果来喂那些牲畜。

    回到巴黎后，这位小姐对于纸币的好处更加欣赏了。

    上午快过去了。斯皮尔曼心里清楚，他很快将不得不去做其他事情了。他决定读完这一章，然后去做其他事。这一章中，作者解释了价格比在这个岛上的货币制度中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红色羽毛腰带的价值最终是由某个标准确定的——在圣塔克鲁兹岛上，这个标准就是新郎家付给新娘家的最少的钱一一在这一点上，这个经济学家并不感吃惊。这就是“彩礼”。克莱格发现这个标准通常是由10个货币单位组成的。这些单位是这样分级的：最好的腰带代表的是一号，最次的腰带代表的是十号。克莱格在这本书中叙述道，在头脑中计算这些东西，对当地人来说是很简单的。而一开始，他在做这些计算时，还要借助纸和笔。腰带在价值上的分级关系是成几何关系的。每条腰带的价值是比它低一级的腰带的价值的2 倍。这样一来，购买一头值1 条六号腰带的幼猪要用2 条七号腰带。购买一个值1 条最好的腰带的蜂蜜罐则要花费512 条最次的腰带。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克莱格费劲地收集了以这些腰带的形式来表示的这个岛上所有用来交易的商品的价格。他把这些价格用表格全部详细列举出来了。举个例子说吧。

    克莱格列举出来的最贵重的商品是独木舟。在克莱格到过的所有的村庄和岛屿中，质量一般的独木舟的平均价格是950 条九号腰带。各个地区的价格有差异，从780 条腰带到1100条腰带不等。

    另一方面，山药这种岛民饮食中的次要食品，一篮子的价格在4 条到5 条九号腰带之间。

    读着读着，斯皮尔曼注意到他这个同事所做的研究和他自己的研究有一个差异。在人类学方面，发现并列举出以前不为人所知的事实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一个经济学家是不大可能像阐述重大意义那样，在不提供理论解释的情况下列举数据的。

    但是，对于这个不太发达的经济里的市场的重要性，克莱格是那么的敏感。这让斯皮尔曼感到很高兴。这本书中提到了，在各种各样的乡村市场中，人们买东西时都会进行讨价还价。文中还讲述了人们买东西时通常是怎样走遍不同的村落，以确保他们用珍贵的红羽毛货币做了一笔最好的交易。斯皮尔曼的眼睛再一次扫视了克莱格收集的价格表……

    突然，斯皮尔曼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来人没有敲门，也没有事先通报一声。“亨利，我能和你谈一会儿吗? 伦纳德．考斯特站在办公室的门口。他的脸色很苍白，一脸黯淡的表情。

    “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当然可以。请进，伦纳德。”斯皮尔曼站在桌子旁回答道。

    他指了指他办公桌旁的椅子，“出什么事了? ”

    “我刚刚听到一个关于丹尼斯·戈森的悲惨消息。他死了。”

    “死了! ”斯皮尔曼重复了这个词，那语气中更多的是惊叹而不是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

    “院长办公室刚刚给我打来电话。我还不知道具体的细节。

    但是，今天一大清早，有人在戈森的汽车里发现了他。他自杀了。一氧化碳中毒。他把一根软管从尾气管连到了车里。他们发现戈森时，他已经停止呼吸了。警察在他家的打字机里发现了一张简短的绝命书。绝命书就放在那封拒绝他晋升的信的旁边。我本来打算今天到丹尼斯家拜访他的，和他谈谈他今后的打算，顺便告诉他我对委员会的决定深表遗憾。当然，我根本没有想到，对于委员会的决定，他的反应会是这样。我不可能想得到的，是吧? “考斯特用哀求的目光看着斯皮尔曼，以期得到他的安慰。

    斯皮尔曼回头看了一眼考斯特，然后向远处看去。他不知道，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他该是什么样的心情。他为戈森的家人，还有他的未婚妻感到很难过。他的未婚妻最近才到过他家做客呢。他感到很苦恼。对在职教员这一职位的渴望竟然会引发如此的不平衡。失去了这样一位有潜力的年轻学者，他感到非常遗憾。

    同时，他也很生气。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他自己，没有注意到，应该提前让戈森的心理上对委员会的决定有所准备。斯皮尔曼现在才发现，正是这个决定刺激了这位助教，让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通知他的家人了吗? ”斯皮尔曼询问道。

    “是的。验尸官办公室已经通知他们了。我了解到，丹尼斯的父亲正坐飞机来这里料理他的后事。我也给他的母亲留话了。

    我告诉她我们系会尽我们所能来帮助他们的。我担心的是新闻界．会大肆渲染这件事。亨利，你认为我应该跟他们谈谈吗? “

    斯皮尔曼朝他的书泉椅走了过去，绕了椅子一圈，然后坐了下来，面朝着他的这位同事。“我只会和与你联系的记者简短交谈一下——说说名字、职位和类似的话。他们不会对丹尼斯．戈森感兴趣的。他们只是想挖掘故事，或许是关于哈佛大学如何剥削年轻教员的故事。”

    “你说得对，亨利。除了一些必要的事情，我想我不会再告诉他们其他事情了。新闻界感兴趣的是‘教授看上去很不如意’之类的故事。”考斯特准备离开办公室。当系主任走出去时，斯皮尔曼的手里已经拿着话筒了。

    “请找克莱格院长听电话，”斯皮尔曼打电话到他朋友的办公室，语气庄重地说道，“丹顿吗? 我想，你已经听说了关于丹尼斯‘戈森的不幸消息了吧。我打电话来是想说我也为你感到很遗憾，我的朋友。我很清楚，这个时候发生这种事只会加重你的负担。我不会打扰你很久的，但是我想知道你的反应。你和我已经看到过很多年轻而且有才华的人在这里没能得到晋升。

    我想不起来有哪个人采取了这样极端的行为，你呢? 我还想让你知道，无论你打算做些什么来稳固或是鼓舞我们其他的年轻学者，我都想帮你一把。我很清楚，将会有一些大风大浪和自杀联系在一起的。“

    “谢谢你打来电话，亨利，”克莱格回答说，“是的，我非常的担心——几乎是同时，我想到了其他那些和戈森一样的助教。

    他们刚刚收到我的办公室寄去的告诉他们坏消息的信。我已经通知这些人和他们的系主任今天下午前来开会。我已经提醒过他们，这个会议很紧急，必须参加，系里的领导也不能例外，即便他们不得不取消旅行计划。我已经跟咨询中心和医学院说过了，让他们提防这种情况，并随时和教员们保持联系提供帮助。坦白地说，我同样担心我们那些即将去人才市场找工作的毕业生。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件事会激起他们多大的忧虑。还有海外董事会呢。他们其中有两个人已经给我写信了，质询我我们的学校是怎样压迫教员的。他们其中一个用的是这样的措辞：压迫教员。因此校长叫我准备一份备忘录给他们。以前也有教员自杀过。这些年来，由于我们的劝告，很多人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这些人有多少，你知道了一定会感到吃惊的。但是就戈森来说，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他这种行为看上去是那么的不合常理。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家伙在这里没有得到晋升，难道这就是世界末日吗? 他可以去任何一所好的州立大学任教啊。还有许多实力雄厚的文科学院会争着要他的。因此，他这样做毫无意义。“

    和朋友的谈话结束后，斯皮尔曼把话筒放回到听筒架上。

    院长说的“毫无意义”和“不合常理”令他无法忘却。自杀并不合乎斯皮尔曼关于人类行为的模型。在学术方面，他坚持这样一种观点：个人在做出选择前是要做出边际判断的。他们要么买得多点，要么买得少点。他们搬到这里来住，而不搬到那里。他们选择了这份工作而不是另一份工作。他们多花了一小时在工作中，这样，他们牺牲了一个小时的休闲时间。自从研究生开始，斯皮尔曼的信仰的就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伟大的一书中的卷首语——自然是没有飞跃的。在斯皮尔曼看来，自杀就是一种飞跃。从概念上，他意识到：当不被重视的人生效用对一个人来说是消极意义时，他就会选择自杀。但是，对于一个活下去在生活中就可以享受更多满足的年轻人，这样的举动实在是很不理性的。

    他无精打采地瞥了一眼他的信件。他决定不去读粉色纸片上的名字了，哪怕是他的秘书记录在上面的信息。他决定明天再去回复信件，回那些电话。他今天已经没有一点精力来应付这些工作了。穿上厚重的大衣，戴上帽子，斯皮尔曼准备离开大楼回家去了。

    刚走出大楼，一阵冰冷的海风迎面而来。他朝着汽车走过去，一路上，冷风不断。快走到停车的地方时，身后有个声音在向他打招呼：“斯皮尔曼先生，我说，斯皮尔曼先生! ”

    斯皮尔曼转过身，看见福斯特·贝瑞特教授正向他走过来：“你听说了你那位年轻同事的事了吗? ”

    “是的，我刚刚听到这个消息。这个消息令我十分不安。经济学界失去了一个天才的学者。”

    “在其他方面也很让人烦扰呀。已经有报纸给我打电话了——甚至让我没吃成今早的早餐。归根到底，我们在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投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呀。那些投票反对你们那位戈森的人的名字都被泄露给了报界。现在，第四号庄园的主人们打电话质询了我一些问题，好像是我的反对票导致了这个可怜的家伙的死亡似的。当然，他们没太注意措辞，没有把导致死亡和对死因负有责任区分开来。从抽象意义来说，我们委员会的决定可能导致了戈森先生的死亡。但是我们并不应该对此负责呀。”

    “我不知道你希望我怎样回答你，”斯皮尔曼说，“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没有——我确实没有——告诉外界任何人你或者其他委员会委员给戈森投的是什么票。正如你所说的，这些事情已经被泄露出去了，我认为这非常不幸。当然，我也不觉得你对戈森的死要负什么责任。你一点责任也没有。你不可能预想到他会自杀这样一个结果。没有人料得到。我和你有一个强烈不一致的地方。

    那就是你投了他反对票，这你是知道的。我非常肯定，在这件事情上，你错了。“

    “我投那个家伙的反对票是错的? 听我说。你现在肯定同意我的观点了：这个可怜的家伙不配混在我们教员阶层里。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以前没有证据的话，那么现在，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就可以找到证据了。不能应付一点点小小的困难就选择自杀? 这不像一个哈佛人——不论是校友还是教员! 戈森身上有一些东西让他看起来更像斯多葛派人。年纪轻轻就死了，这很有荷马的风格，但不能用自杀这种方式啊。除非你像苏格拉底那样——很崇高地为了事业。但是你的同事戈森选择的是逃避自己的短处。这样做最多是让别人痛哭一番。当然，他没有考虑到这样做的后果——新闻界、谣传、流言蜚语对哈佛造成的伤害。”

    “我觉得，”斯皮尔曼回答说，“戈森的死亡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错误或是懦弱的表现。无论如何，我十分有把握，哈佛的声誉会让她平安度过这场风暴的。以前还发生过更糟糕的事情。至于新闻界嘛，我建议你把跟我说的这些话告诉他们：戈森的死亡仅仅是验证了你对他的看法，那就是：他不配做哈佛的教师。这样回答，他们就不会再在你吃饭时间打扰你了。”

    斯皮尔曼发动了汽车，从大学往西开。最初，他本打算直接回家去的。但是他决定中途停一下，去趟卡尔文。韦伯的家。

    被领进书房后，斯皮尔曼告诉了韦伯这个消息。韦伯说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消息。斯皮尔曼详细讲述了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投票如何不再是秘密了，丹顿·克莱格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如何，还有贝瑞特的反应。从韦伯最开始的回答中，他似乎只听到了斯皮尔曼评论的最后一部分。

    “你知道的，亨利，萨克雷写过‘他是一个卑鄙地崇拜卑鄙事情的人。’那就是贝瑞特——马上就对所有的人不屑一顾且自以为高人一等。他相信他的投票是正确的。他很佩服自己做的这件事情。但是他不希望和别人争论这件事。他问过戈森有没有家庭没有呢? 问过那个出现在你家聚会上的戈森的女朋友没有呢? 现在有没有人在安慰她呢，有谁知道吗? ”

    “我不知道，”斯皮尔曼承认，“我真的想让你直接知道这个惨剧。我正要回家去。我准备在布里奇还没有听说这件事前先告诉她一声，如果她还不知道的话。她见过戈森的——事实上，他有一天忧心忡忡地去了我家。是为了他晋升的事。但是那个时候他不可能知道他没有得到晋升的事啊。事实上，考虑到有我们系的支持，他完全有权利盼望得到晋升的。”

    卡尔文·韦伯想给斯皮尔曼倒点热茶，但被拒绝了。他努力想让他的朋友振作起来。他谈起了他那天在菲琳百货大楼买衣服，遇见了斯皮尔曼，看见他被无理地撞倒在毛质浴巾中的事情。

    但是这种努力没有丝毫成效。当斯皮尔曼离开时，卡尔文‘韦伯帮他穿上了大衣。“记住，亨利，没有什么事情是你本应该做的。

    在会议上，你为戈森做出了强有力的争辩。我妈妈过去常常唱一只圣歌给我听，唱的是在基列有乳香。你维护了戈森的工作——你尊重他的工作——这就是给他的乳香了，“韦伯停顿了一下，”要是他知道该有多好啊。“

    斯皮尔曼开着车向南穿过了剑桥城的市郊。从韦伯家到他自己的家并不是太远。不到五分钟，他就到家了。他的妻子出来迎接他，并亲吻了他一下。“亨利，我听说那个消息了。关于丹尼斯．戈森的。他那晚来见你时，我就知道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布里奇·斯皮尔曼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亨利明白她的意思——在戈森来他家拜访的那一晚，他对戈森实在是太无礼了。

    “还有，亨利，家里的电话一直不断。让我们看看啊，索非亚．乌斯提诺夫打来了电话，还有莫里森·贝尔和维勒莉。丹泽。他们三个好像都很难过，特别是丹泽小姐。他们问我你是否知道这件事情。我猜测了你知道后的反应。学生报也有人来了电话——还有两家电视台也打来了。其中一家电视台，我忘了是哪一家了，说今晚会做一个有关哈佛大学的教员晋升程序的特别节目。他们想要采访你。我建议他们打电话找伦纳德‘考斯特。”

    “很好，”斯皮尔曼低声说道，“一个特别节目。经过半天的调查后，他们会做深度分析和实况报道，很可能会有特别的改革建议的。关于已经进行了数百年的机构程序，他们可以马上进行编造。”

    斯皮尔曼的声音更大了。“谢谢你，亲爱的，把这些事情推给了伦纳德。我想我今天不会再接电话了——除非是同事们打来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去书房冷静想想了。我们今天晚些时候出去吃中国菜吧，好吗? 就我们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