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奎因隔着写字台以某种怀疑的眼光打量着这位申请干活的人。他以前从来没雇佣过这样的人。但麦克奎因并不是一位毫无慈悲之心的人，如果找活儿的人缺钱而且愿意干，他从不反对给人家一个机会。

    “你知道，这活儿他妈的很苦吗？”他说。贝尔法斯特口音很重。

    “知道，先生。”申请人说。

    “要知道这种活要速战速决。不能发问，不是野营训练。干的是包工活儿，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不明白，麦克奎因先生。”

    “嗯，就是说，给你的钱多，但是用现金支付，不受官方条条框框限制，你懂了吗？”

    他说的意思就是开支时不交所得税，不纳国家保健捐款。他似乎还该补充说，没有国家保险做担保，也不管保健和安全措施。当天的活干完，大家马上都拿钱。由于他是承包商，他得拿大头儿。找活干的人点了点头，表示“懂了”，尽管实际上并没懂。麦克奎因打量地看了看他。

    “你说你是学医的学生，在皇家维多利亚念最后一年？”那人又点了点头，“正放暑假？”那人还是点了点头。

    这位申请者显然是手头拮据的学生，需要钱来念完医学院。这位坐在班戈这间破旧办公室里经营着鸡鸣狗盗生意的麦克奎因是拆除承包商，他的资产只包括一辆破旧的卡车和一堆都是二手货的大锤。他把自己看做是白手起家的人，虔诚地拥戴北爱尔兰新教徒的工作伦理观念。具有这种理念的人，不管来者看起来什么样子，他都不会拒之门外的。

    “好吧，”他说，“你最好在班戈这儿找个住处，每天从贝尔法斯特赶来赶去，是不可能及时的。我们早上7点干活，直到日落。按钟点计工，很累，但很挣钱。要是向政府透露一个字儿，你就会被炒鱿鱼，像破铲子一样被扔出去，明白吗？”

    “明白，先生，请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干？在哪儿？”

    “卡车每天早上6点30分到火车站广场接大伙儿，星期一早晨到那儿。工头是大个子比利·卡麦伦。我会告诉他你在那儿。”

    “好的，麦克奎因先生。”申请者转身要走。

    “还有件事儿，”麦克奎因手中举着一支铅笔说，“你叫什么名字？”

    “哈尔基尚·拉姆·拉尔。”那学生说。

    麦克奎因看了看手中的铅笔，看了看眼前的名单，又看了这位学生一眼。

    “我们就叫你拉姆吧。”他说，于是把这个名字写到名单上。

    学生走了出来。班戈的7月，阳光明媚。这里位于北爱尔兰道恩郡的北海岸。

    到星期六傍晚的时候，他在站前街不远的一家破旧客栈里找到了一个便宜的住处，这一带是班戈“一床加早点”小店的集中地，至少到火车站很方便。每天早晨太阳刚露头儿，班车就要从那里出发去工地。从他房间那积满灰尘的窗户，可以一直看到带有栏杆的路基一侧，贝尔法斯特开来的火车就从那里进站。

    他找了好多家才找到这个房间，有许多亩上贴着“一床加早点”的小店，但当他走到门口时，却大都被订完了。确实不假，在这盛夏季节，许多闲散劳力都蜂拥到这个镇上来。更确实不假的是，麦克戈克太太是天主教徒，因而，她还有空房间。

    星期天上午，他把随身用品从贝尔法斯特带了过来，大部分都是医学书籍。下午，他躺在床上，想着他的故乡旁遮普邦，那里火热的太阳照射着褐色山峦。再过一年，他就成了合格的大夫了。再经过一年工作实习，他就可以回到老家去给乡亲们治病了。他盘算着，这个夏天他可以赚到足够的钱来渡过最后的难关。打那以后，他就有自己的工资了。

    星期一早上6点差一刻时，他被闹钟吵醒，起了床，用冷水洗把脸，刚过6点就来到了车站广场。时间还早，他便找了一家开门早的咖啡馆，喝了两杯红茶。他的早点就是如此。6点一刻，那台破旧卡车由拆迁队的一个工人开了过来。十几个人围了上去。哈尔基尚·拉姆·拉尔不知道该走过去自我介绍呢，还是在远处等着好。他等在那里。

    6点25分，工头坐着自己的汽车来了，把车靠在路边，大步地向卡车走过去。他手里拿着麦克奎因开的名单，扫了眼那十几个人，都认识，点了点头。这位印度人走上前去，工头盯了他一眼。

    “你就是黑鬼麦克奎因招来干活的吗？”他问道。

    拉姆·拉尔站住了。“我叫哈尔基尚·拉姆·拉尔，”他说，“是我。”

    没有必要问大个子比利·卡麦伦是怎么得到他的雅号的。他只穿袜子站着是6英尺3英寸，何况还穿着一双大靴子，底上钉着钉子，尖上包着钢。两条胳膊像树干一样，挂在宽宽的肩膀上，满脑袋蓬蓬乱乱地长着姜黄色的头发。两只没精打采的小眼睛恶狠狠地朝下盯着这个瘦小的印度仔。他显然不很高兴，他向地上唾了一口。

    “那就上车吧。”他说。

    在去工地的路上，卡麦伦坐在前面的驾驶室里，驾驶室与卡车后厢并没有隔板，车厢里两边的长木凳上坐着十多个工人，拉姆·拉尔挨着后挡板坐着，旁边是一个又小又结实的人，蓝眼睛炯炯有神。他叫汤米·伯恩斯。他看上去很友好。

    “你是哪儿人？”他问，完全是出于好奇。

    “印度，”拉姆·拉尔说，“旁遮普邦的。”

    “啊，哪的？”汤米·伯恩斯又问。

    拉姆·拉尔微微一笑。“旁遮普邦是印度的一部分。”他说。

    伯恩斯想了一会儿。“你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他接着又问道。

    “都不是，”拉姆·拉尔耐心地说，“我是印度教徒。”

    “你是说你不是基督教徒？”伯恩斯惊诧地问。

    “对，我信印度教。”

    “嗨，”伯恩斯向大家说，“这位连基督教徒都不是。”他并不是气愤，只是感到好奇，就像小孩刚刚发现一件新奇的玩具一样。

    卡麦伦从前面的驾驶室转过头来。“咳，”他喊道，“一个异教徒。”

    拉姆·拉尔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盯着车厢对面的帆布篷。现在，他们已经来到了班戈的南边，沿着公路向纽敦纳兹方向眶呕开去。过了一会儿，伯恩斯开始把他介绍给别人。这儿有一位叫克雷格，一位叫门罗，一位叫帕特森，一位叫博伊德，还有两位叫布朗。拉姆·拉尔来到贝尔法斯特很久了，完全能从名字上识别出这些人都源自苏格兰，表明他们都是虔诚的长老派信徒：在6个郡里新教徒占多数，而长老派是他们的中坚。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友善，都向他点点头。

    “你没带饭盒吗，小伙子？”那位岁数大点、叫帕特森的问道。

    “没有，”拉姆拉尔说，“太早了，还没来得及叫房东准备一个。”

    “你得吃午饭，”伯恩斯说，“嗯，还有早饭，我们自己生火煮茶。”

    “我一定买个饭盒，明天带饭。”拉姆·拉尔说。

    伯恩斯看了看印度人的胶底软靴。“你以前没干过这种活吧？”他问。

    拉姆·拉尔摇摇头。

    “你得有双结实的靴子，保护你的脚，明白吗？”

    拉姆·拉尔答应，如果晚上能找到一家不关门的店铺的话，就买一双军用靴。他们穿过了纽敦纳兹，仍沿着A21号公路向南朝小镇康伯开去，克雷格从对面看着他。

    “你干什么工作？”他问。

    “我是学医的，贝尔法斯特皇家维多利亚医学院的学生，”拉姆·拉尔说，“明年该毕业了。”

    汤米·伯恩斯高兴起来。“很快就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夫了，”他说，“喂，大个子比利，咱们谁碰伤了，拉姆这小伙子可以给咱们治治了。”

    大个子比利咕哝地说，“他甭想碰我一手指头。”

    这句话把谈话压了下去了。一直到工地，谁也没有吭声。出了康伯，司机又向西北开去。在通向邓多纳德的路上开了2英里，向右上了一条小路，在树林的尽头停了下来。他们看到一座待拆建筑。

    这是一座巨大的旧威士忌酒厂，长期弃置不用，四壁濒危。这地方曾经有两家酒厂，都生产上好的爱尔兰威士忌，但多年前都停产了。这是其中之一。它坐落于康伯河畔。河水从邓多纳德流下来到康伯，推动酒厂的巨大水轮，再继续向下流，倾泻到斯特兰福德湖。大麦由马车沿着那条小路拉来，一桶桶威士忌又沿着同一条小路运出去。推动机器的甜甜的河水也曾经用于酒锅中酿酒，但酒厂已空空地闲在那里，废置不用多年了。

    当然，当地的孩子常常闯进去，发现那里是理想的玩耍场所。直到一个孩子摔断了腿以后，郡政府来调查了一下，宣布它是危房，并向房主发出了强行拆除令。

    这位房主是一家古老的豪门大户的后裔，这些大户曾显赫一时。现在，他想把房子拆掉，越便宜越好。于是，麦克奎因便插足而人。用重型机械拆除，会快得多，但费用也多，大个子比利和他的拆除组只用大锤和撬棍来干。麦克奎因甚至和一个零散装修商成交，将最好的木料和数百吨熟砖卖给他。而今，那些有钱人都想使他们的新房子带有一种“风格”，也就是，看上去要显得古气。所以，那些上层的首席执事们便拨出一笔费用，购置古老的风吹日晒的旧墙砖和真正古老的木料房梁来装饰他们的看起来古老的新宅门大院。麦克奎因一定会满足他们的愿望的。

    卡车轰隆隆地开回班戈去了。“好，小伙子们，”大个子比利说，“就是这儿。咱们从顶瓦开始，你们当然知道该怎么干。”

    这些人站在一大堆工具旁。有头重7磅的大锤；6英尺长1英寸多粗的撬棍；一码长的钉拔子，尖上分叉弯着，以便起钉子；短柄重头的榔头和各种木锯。惟一考虑人身安全的就是一些带钩卡的安全带和几百英尺的绳子。拉姆·拉尔抬头看了看建筑物，倒抽了日冷气，有四层楼高，而他有恐高症。搭脚手架是很贵的。

    其中一个人没有听吩咐就向建筑走过去，撬下一块门板，像撕纸牌一样把门弄碎，生起一堆火。从河里提来一铁皮罐水，很快就烧开了，接着就冲好了茶。除了拉姆·拉尔，每人都有一个搪瓷缸子。他心里记下来，也要买一个。这活儿干起来灰尘大，口渴。汤米·伯斯喝完自己的一缸子，又倒上，递给拉姆·拉尔。

    “印度喝茶吗？”他问道。

    拉姆·拉尔接过缸子。茶里已兑好了，甜的，并不白。他不喜欢。

    他们站在高高的屋顶上，干了第一个早上。瓦片是不用留存的，所以他们用手拆下来，抛到离河远一点的地面上。曾有指示，不能让瓦砾堵塞河道。所以，都得扔到建筑的另一边，丢在酒厂周围长满蒿草、杂草、金雀花和荆棘的地面上。工人们用绳子连着，一旦有人抓不住，要从屋顶滑下去时，旁边的人好能拉住他。由于没有瓦了，屋梁之间的空窟窿便露了出来。他们下面就是顶层的地面，是大麦库。

    10点钟时，他们沿着建筑物内摇摇欲坠的楼梯走下来，到草地上吃早饭，又煮了一罐子茶。拉姆·拉尔没吃早饭。两点钟时，他们休息吃午饭。一伙人吃着一大块一大块的三明治。拉姆·拉尔看了一下自己的双手。手上有几个地方划破了，流着血；他的肌肉酸疼，也很饿。他心里又暗记下来，要买一副厚手套。

    汤米·伯恩斯从自己的饭盒中拿起一块三明治，“你不饿吗，拉姆？”他问道，“放心，我足够了。”

    “你这是干什么？”大个子比利坐在火堆的那边，他隔着火堆喊道。

    伯恩斯显出辩白的样子。“就给小伙子一块三明治嘛。”他说。

    “让那黑鬼他妈的自己带三明治嘛，”大个子比利说，“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大家都低头看着自己的饭盒，默不言声地吃着，显然谁也不想与大个子比利争辩。

    “谢谢你，我不饿。”拉姆·拉尔对伯恩斯说，他走开来，坐到河边，把火辣辣的双手浸在水里。

    到太阳下山、卡车来接他们时，宽大屋顶上的瓦已被揭掉一半了。再有一天，就要用锯和钉拔子拆椽子了。

    这个活整整干了一个星期。一度威风凛凛的大楼，它的椽。板、梁都被拆掉了，站在那里，空空旷旷。张口的窗洞像睁着的眼睛，死盯盯地盼着死神的到来。拉姆·拉尔很不适应这种艰苦的劳动。他的肌肉酸痛不止，双手打满血泡。他挣扎干下去，为了钱，他太需要钱了。他买了一个铁皮饭盒、一个搪瓷缸子、一双厚靴子和一副厚手套。别人谁也不戴手套。别人的手经过干了多年体力活，都变得很结实。整个一周期间，大个子比利·卡麦伦不停地刺激他，让他干最重的活儿。一听说拉姆·拉尔怕高就把他安排到最高处干活。这位旁遮普人忍气吞声，因为他需要这笔钱。星期六那天，终于摊牌了。

    木料都拆光了，于是该拆砖石了。使这座庞然大物在离河远的一方倒下去的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在面对开阔地的那面墙的角落处埋上炸药。但绝不可能使用炸药。在北爱尔兰任何地方使用炸药都必须有特许证。这样就会惊动税务人员。麦克奎因和他的手下人就都得交一笔可观的所得税，麦克奎因还得向国家保险捐一笔款。所以，他们危险地站在发发可危的地板上，将墙一大块一大块地凿下来，下面支撑的墙壁在大锤的震动下不断地开裂，随时有坍塌的危险。

    午饭时，大个子比利绕着大楼走了两圈，然后回到火堆旁。他开始给大家讲，怎样把三层楼上外墙上的很大一块弄倒下来。他转身对着拉姆·拉尔。

    “我想让你到那上面去，”他说，“当那墙要倒时，把它往外蹬。”

    拉姆·拉尔往上看了看那块墙，在墙基处横着一条很长的裂缝。

    “那块墙随时都会倒下来。”他争辩道，“谁站在那上头都会跟它一起摔下来的。”

    大个子比利直盯盯地看着他，脸涨得通红，气得白眼仁都变红了。“用不着你教我怎么干；让你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这个黑鬼笨蛋。”他转身愤愤地走开了。

    拉姆·拉尔站了起来，他声音又尖又响亮地说：“卡麦伦先生！”大个子比利·卡麦伦惊异地转过身来。工人们坐在那里，一个个惊得张着嘴。拉姆·拉尔慢慢地朝大块头走过去。

    “咱们要说清楚。”拉姆·拉尔说，声音清脆响亮，空地上的人都能听到。“我是印度北部旁遮普人，也是刹帝利血统，武士家族的成员。我现在或许没有足够的钱学医，但我的祖先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是王子武士、达官学者了，而你的老祖宗还只能赤身裸体四脚爬行呢。请你不要再污辱我才好。”

    大个子比利朝下瞪着这个印度学生。他的白眼仁变得通红发光。别的工人坐在那里，惊得目瞪口呆。

    “是这样吗？”大个子比利冷冷地说，“现在还是这样吗？啊，今非昔比了，你这个黑杂种。我看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说着，他张开巴掌抡起胳膊，啪地一声甩到拉姆·拉尔的脸上。这个小伙子一下子跌出几英尺远，摔在地上。他的头嗡嗡响，他听到汤米·伯恩斯朝他喊，“躺那别动，小伙子。你若站起来，大个子比利会打死你的。”

    拉姆·拉尔仰视着阳光。那个巨人站在他的眼前，双拳紧握。他意识到，他与这个高大的北爱尔兰人打仗是占不了便宜的。一种羞愧耻辱感涌上心头。他的先祖曾经手握宝剑长矛，在百倍于爱尔兰这六个郡的原野上飞马驰骋，所向披靡。

    拉姆·拉尔闭上眼睛，躺着不动。不一会儿，他听到大个子走了，别人在喊喊喳喳地小声说话。他把双眼闭得紧紧的，不让耻辱的眼泪淌出来。在冥冥黑暗中，他看到灼热的旁遮普原野上人们飞马奔驰；豪放威猛的人们，戴着穆斯林头巾，鹰钩鼻。大胡子、黑眼睛，他们是五大河流域的武士们。

    很久以前的一个上午，马其顿的伊斯坎达曾经瞪着一双贪婪似火的眼睛，飞驰在这片广阔的原野上；年轻的神亚历山大，人们称其为大帝，在他25岁时曾经遗憾得流泪，因为他没有什么地方可征讨了。那些飞马的人们都是大帝手下将领们的后代，也是哈尔基尚·拉姆·拉尔的祖先。

    他躺在尘埃上，而他们驰骋着，从他的身边经过，低头看着他。每个疾驰而过的人都向他说了一个词：报仇。

    拉姆·拉尔一声不吭地站起来。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该怎么办就得怎么去办。他们的民族就是这么行事的。当天的其余时间里，他都是在默不言声中干活，他不跟别人说话，人家也没跟他说一句话。

    那天傍晚，天黑下来的时候，他开始准备了，他把破旧梳妆台上的刷子和梳子都挪开，拿下来那块脏垫布，又把镜子从座架上拆下来。他拿出印度教经书，从书里裁下一页，背面有萨蒂女神的像，她是权力和正义的化身。他把像钉在梳妆台上方的墙上，这就变成了一座神龛。

    他早已从车站的小摊上买了一束花，将它编成一个花环。在女神像的一侧，他放了一只浅碗，里面盛有半碗沙子，在沙子上插上一只蜡烛，再点着。他又从衣箱中取出一个布卷，从中抽出6支香。从书架上取下一只短颈花瓶，将香插在里面点着。一股沁人的香烟气充满屋中。外面，从海上滚过来隆隆霹雳声。

    神龛备妥后，他站在前面，低下头，手指托着花环，开始祈祷神灵指点迷津。第一声霹雳在班戈上空滚过。他说的不是当代的旁遮普话，而是祈祷用的古梵语。“德威——萨蒂……妈——萨蒂女神……伟大的母亲……”

    外面又霹雳一声，头一阵雨落了下来。他摘下第一支花，放在萨蒂像前。

    “我受了天大的委屈，我要报复那个祸首……”他摘下了第二支花，放到第一支旁边。

    他祈祷了一个小时，雨也一直下着。雨点砸得头上的瓦片作响，再顺着他身后的窗子流淌下来。祈祷结束时，暴雨也小了下来。他想知道应该采取什么形式来进行复仇。他需要神灵给以指点。

    他做完时，香也烧没了，屋中充满浓郁的香气。蜡烛也烧短了。神像前梳妆台的漆面上洒满了花。萨蒂无动于衷地看着他。

    他转身走到窗前朝外看着。雨已经停了，窗外的一切都在淌水。正当他全神贯注地看着时，一股雨水突然从窗上方的流水槽淌下来。一注细流顺着满是灰尘的玻璃往下流，在污垢中冲出一条路。因为污垢，水流不能一直往下淌，而是偏向一边，于是，他的视线便随着那条水路被引向窗角。水流停止时，他的视线正看着房间的一个角落。他的睡衣正挂在那儿的钉子上。

    在下暴雨时，他就已经注意到，他的睡衣带子掉到地板上了。带子盘在那里，有结儿的一端压在下面看不见，另一头露在地毯上，上面的十多个流苏只有两根露了出来，像一只带叉的舌头。这条盘在一起的睡衣带子，在角落里再像一条蛇不过了。

    拉姆·拉尔明白了。第二天，他乘火车到贝法斯特去看那位锡克教徒。

    兰吉特·辛格也是医学院学生，但他却幸运得多。他的父母很富有，给他一大笔生活费。他在宿舍里一间装饰考究的房间里接待了拉姆·拉尔。

    “我收到了家里的信，”拉姆·拉尔说，“我父亲病危了。”

    “我感到很遗憾，”兰吉特·辛格说，“我很同情你。”

    “他要求见我，我是长子，我该回去。”

    “那当然，”辛格说，“父亲去世时，长子总是应该守在身边的。”

    “是飞机票的事儿，”拉姆·拉尔说，“我正在打工，挣钱很多。但现在手头上还不够。如果你能把缺的钱借给我就好了。我回来后继续打工，再还给你。”

    锡克教徒对借贷是很在行的，只要利息合适和还钱有保障就行。兰吉特·辛格答应星期一上午到银行去取款。

    那个星期日傍晚，拉姆·拉尔来到位于格鲁斯波特的麦克奎因家中拜访他。这位承包商正坐在电视机前，手边放着一听啤酒。他就喜欢这样来度过星期日的夜晚。他妻子把拉姆·拉尔领进来时，他把电视音量开小了。

    “是关于我父亲的事，”拉姆·拉尔说，“他病危了。”

    “我得回去看看他，这种时候，长子总要守在父亲身边的，这是我们民族的风俗习惯。”麦克奎因有个儿子在加拿大，已经7年没见面了。

    “唉，”他说，“对的，是该这样啊。”

    “我已经借了机票钱，”拉姆·拉尔说，“如果我明天走，周末就能回来。可关键是，麦克奎因先生，我就更需要这份工作了，要还借款，还有下学期的学费。如果我周末回来，您能给我保留这份工作吗？”

    “可以，”承包商说，“你不在的几天是不能给钱的。这份工作也不能再多留一周。但是如果你周末能回来的话，还可以干那个活儿。条件不变，这话要说清楚。”

    “谢谢您，”拉姆说，“太谢谢您了。”

    他没有退掉站前街的房间，但回到贝尔法斯特的宿舍过了夜。星期一上午，他陪兰吉特·辛格到银行取了钱，于是这位锡克教徒把钱交给了这位印度教徒。他打出租车到阿尔德格鲁乌机场，乘区间飞机飞到伦敦；又买了一张经济舱机票，乘下一次航班去印度。24小时之后。拉姆·拉尔在热浪滚滚的孟买着陆了。

    星期三，拉姆·拉尔在大路桥那无所不有的市场上发现了他所寻求的东西。当他腋下夹着爬行动物教科书逛了进来时，查德基先生的热带鱼和爬行动物商店里几乎无人光顾了。他发现老店主正坐在半暗的店铺后部，其周围全是一缸一缸的鱼和正面是玻璃的匣子，里面的蛇和蝎子都在打吨，以熬过这个大热天。

    查德基先生对学术界并不陌生。他向几家医学中心供应研究和解剖的标本，有时还有赚头很大的国外订单。当这位学生向他解释要买什么时，这位满脸胡子的人会意地不住点头。

    “啊，是的，”这位孟加拉老商人说，“我知道那种蛇。你来得巧，我有一条，几天前才从拉吉普塔纳运来。”

    他把拉姆·拉尔领进他的私室，两个人默默地透过玻璃看着新匣子中的蛇。

    教科书中把它称做Ecus，书的作者当然是个英国人，但他用了这个拉丁学名。英语叫锯级蝰蛇，在致命的蛇类中，它是最小的，也是毒性最大的。

    教科书说，这种蛇分布很广，从西非往东，再往北直到伊朗，从印度到巴基斯坦，都可以找到。它适应力很强，什么气候环境都能适应，从西非潮湿的树丛，到伊朗冬天的寒冷山丘，乃至印度炎热似火的山地，都可以。

    匣子中树叶下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教科书又说，其身长9到13英寸，很细。身体呈褐绿色，有浅色斑点而且有时看不出来；身体两侧各有一条颜色稍深的线。在干热天气时夜间出来活动，白天炎热时则躲起来。

    匣中的叶子又刷刷响起来，一个小小的头露了出来。

    教科书说，抓这种蛇时特别危险，它比赫赫有名的眼镜蛇所杀的人还多，多数原因是由于它太小，稍不注意，手脚就会碰上它。教科书的作者还加了一个脚注，指出吉普灵在他的名著《里基——提基——塔维》中所提到的毒蛇肯定不是印度产的毒蛇，因为它有2尺长，很可能是锯级蝰蛇。作者显然很乐意搬出名人吉普灵来证明其准确性。

    匣子里，一条黑色的叉形小舌头在玻璃后面连连伸向这两个印度人。

    那位过世已久的作者、英国自然科学家在该章结尾时描述Ecus说，它非常机警，易怒，无任何预示便疾速攻击；毒牙小得像两根细小的荆刺，咬人后留下几乎让人看不见的痕迹；一点也不疼，但几乎必死无疑，通常只能活2到4小时，还要看被咬者的体重以及当时和尔后身体抵抗能力如何。死因都是脑出血。

    “你要多少钱？”拉姆·拉尔低声地问道。

    老店主无奈地摊开了双手。“这种珍贵的品种，又这么难找，500卢比吧。”他说得后悔的样子。

    拉姆·拉尔把价压到350卢比成了交，用罐子把蛇提走了。

    拉姆·拉尔为回程伦敦做准备：他买了一盒雪茄，把盒子倒空，盖子上扎120个透气的小孔。他知道，细小的蝰蛇可以一周不吃东西，两三天不喝水；有些微一点空气就够呼吸。所以，他把蝗蛇和叶子装在雪茄盒里，再包上、封上，又裹上几条毛巾，即使在衣服箱子中，又厚又蓬松的毛巾里也会有足够的空气。

    他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手提包，于是他买了一个纤维衣箱。又从市场小摊上买了几件衣服，装到箱子里，雪茄盒放在中间。在离开旅馆去孟买机场前几分钟，他才关上衣箱并锁上。在回伦敦的航班上，他把衣箱交给航空公司托运了。他的手提行李被检查了，但里面并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东西。

    星期五的上午，印航喷气航班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着陆了。拉姆·拉尔排到拥向英国的印度人长队之中。他证明自己是医学院学生，而不是移民，很快就被放行了。他马上来到行李认领处，第一批行李转出来了，在头一批20多个行李中，他看到了自己的衣箱。他把衣箱提进厕所，从里面抽出雪茄盒又放到手提包中。

    在无申报通道，他还是被拦住了。但这里检查的是衣箱。海关官员扫了一眼他肩上的挎包，让他过去了。

    拉姆·拉尔坐上机场大巴，穿过希思罗机场，来到1号候机楼。他搭上中午的区间班机飞回贝尔法斯特。喝下午茶时，他已经在班戈了，终于可以好好地看一看他带进来的东西了。

    他从床头柜上取下一块玻璃，在打开雪茄盒之前，小心翼翼地将玻璃插到盒盖与里面的致命毒蛇之间。透过玻璃，他看到蝰蛇在里面转来转去。它停下来，瞪着黑黑的眼睛，愤怒地瞧着他。他把盒盖放下来。盒盖一合上就飞快地将玻璃抽出来。

    “睡觉吧，若是你想睡觉的话，我的小朋友，”他说，“上午，你就要为萨蒂履行她交给你的使命了。”

    天黑前，他买了一小罐旋盖咖啡，将里面的咖啡倒入室内的一个瓷壶中。早上，他用厚手套将蝰蛇从盒子抓到罐中。激怒的蛇咬了他的手套一口，但他并不介意。到中午时，他的毒液还会产生出来的。他观察了一会儿那条蛇。它在玻璃咖啡罐里盘得紧紧的。接着他把盖子最后一次拧结实，放到饭盒里。然后，他去赶班车。

    大个子比利·卡麦伦有个习惯，一到工地就脱下上衣，挂在近处方便的钉子上或树枝上。拉姆·拉尔注意到，午饭时间，这个高大的工头一吃完，就必然一次不漏地要走到上衣那儿，从右手口袋里掏出烟斗和烟口袋。天天如此。惬意地抽完烟后，他便磕掉烟灰起身喊道，“好了，小伙子们，干活去。”说着把烟斗送回上衣口袋。在他转身回来时，每个人都得站起来。

    拉姆·拉尔的计划很简单，但不能出错。上午他将把毒蛇偷偷地放进挂着的上衣右手口袋中。野蛮的大个子比利·卡麦伦吃完三明治后，将从火堆旁站起来，走到上衣跟前，将手伸进口袋里，那毒蛇将遵照伟大的萨蒂的意志，实现它被从横穿半个世界带过来所应该执行的使命。将这位北爱尔兰人处以死刑的将是它——蝰蛇，而不是他拉姆·拉尔。

    大个子比利一定会骂着将手从口袋中抽出来，蝰蛇挂在他的手指上，毒牙深深地咬入肉中。拉姆·拉尔将一跃而起，扯掉毒蛇摔到地上，踩住它的头。这时，它已是无害的了，它的毒液已泄尽了。最后，拉姆·拉尔将以一种厌恶的姿态，将踩死的蝰蛇远远地甩到康伯河里去，河水将把这罪证带到海里去。也许会引起一点怀疑，但只不过是那一点点怀疑而已。

    11点钟刚过一会儿，借口去找一柄新大锤，哈尔基尚·拉姆·拉尔趁机打开饭盒，拿出咖啡罐，旋开盖儿，将里边的东西抖落到挂着的上衣右手口袋里。不到60秒钟，他又回来干活了。他的所作所为，谁也没看到。

    吃午饭时，他觉得这顿饭难以下咽。大家和平时一样，围着火堆坐成一圈。干裂的旧木板烧得劈啪作响，铁皮罐里的水在火上咕咕地沸腾着。工人们像往常一样说说笑笑。大个子比利狼吞虎咽地吃着他老婆给他准备的一叠大块三明治。拉姆·拉尔早就选了一个火堆周围靠近那件上衣的地方坐了下来。他强迫自己往下吃。胸中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心情也越来越紧张。

    终于，大个子比利将吃完的三明治纸揉成一团扔到火里并打了一个饱嗝。他哼了一声站了起来，朝他的上衣走过去。拉姆·拉尔转脸去看。别人谁也没注意。大个子比利走到上衣旁，将手伸人右手口袋中。拉姆·拉尔屏住了呼吸。只见大个子比利的手在口袋中摸了几秒钟，接着掏出了烟斗和烟口袋。他开始把新烟丝装到烟锅里。他装烟时，看到拉姆·拉尔在盯着他。

    “你在看什么？”他恶狠狠地问道。

    “没看什么。”拉姆·拉尔说，脸又转向火堆。但他坐不住，便站起来伸展一下四肢，一边伸展一边把身子偏过去。从眼角里，他看到大个子比利将烟口袋放回口袋中，又从口袋中掏出一盒火柴。工头点着烟斗，自得其乐地抽了起来。他又踱回火推旁。

    拉姆·拉尔又坐回原先的位置上，不可置信地瞧着火苗。怎么回事，他问自己，伟大的萨蒂怎么这样对待他？那毒蛇是按她的旨意带来的，是她的工具，是她的法宝，但她却打退堂鼓了，拒绝使用她的报复手段了。他转过头去，偷偷地看了一眼那件上衣。在那上衣衬里的最底部紧靠接缝的地方，靠最左边，有东西动了一下又不动了。拉姆·拉尔震惊得双眼紧闭。一个洞，村里上有个小洞，把他的整个计划给毁了。在一下午的干活中，他都是恍恍惚惚地，而且忧心冲忡。

    坐卡车回班戈时，大个子比利和往常一样坐在前面。由于天热，他把上衣叠起来放在膝上。在车站前，拉姆·拉尔看到他把仍然叠着的上衣丢在自己小汽车的后座上，然后开走了。拉姆·拉尔追上汤米·伯恩斯，他正在等公共汽车。

    “请问，”他问，“卡麦伦先生有家吗？”

    “当然有，”这位小个子工人爽快地说，“一个老婆，两个孩子。”

    “他住的离这儿远吗？”拉姆·拉尔说，“我是指他开着车。”

    “不远，”伯恩斯说，“在基库雷小区那边。我想是加纳威花园。去拜访他，你？”

    “不，不，”拉姆·拉尔说，“星期一见。”

    回到他的房间后，拉姆·拉尔盯着公正女神那张冷漠严肃的面孔。

    “我本来没想害死他的妻子和孩子，”他告诉她说，“他们并没有伤害我。”

    女神从远处看着他，没有回答。

    这个周末，哈尔基尚·拉姆·拉尔都是在忧虑的煎熬中度过的。那天傍晚，他走到环路旁的基库雷小区，找到了加纳威花园。这地方就在欧文楼花园旁，他在这儿逗留了一个小时，假装打电话，同时观察着路对面的短短街区。他认为在一个窗口看到了大个子比利·卡麦伦的身影，并且记住了房子的位置。

    他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从那儿出来，走不远就碰到几个朋友。一时间他真想追上前去，告诉她那条多么凶险的东西正藏在他父亲的上衣里，可是他没有勇气。

    接近黄昏时，一个妇女从房中走出来，挎着购物篮子。他尾随她来到克兰德鲍伊购物中心。这个中心关门较晚，为的是给那些周末开支的人提供方便。他认为那妇女是卡麦伦太太。她走进斯图尔茨超级市场。这位印度学生绕到她身后的货架后面跟着她，设法鼓足勇气走上前去，告诉她家中的危险。他还是不敢。万一他认错人呢，甚至房子也可能看错了。那样的话，人们就会把他当成疯子带走的。

    当晚他睡得很不好，脑子里老是浮现着那条锯级蝗蛇的影子，它从上衣衬里的藏身地方爬出来，在全家酣睡的房子里爬来爬去，屋内一片寂静，而死亡却在潜行。

    星期日，他仍然没有离开吉库雷小区，而且认准了大个子比利家的房子。他清楚地看到大个子比利在后院花园里。下午过了一半的时候，他已经引起当地人的注意了。他意识到，他要么是大胆地走到正门前，承认自己所干的事；要么是走开，一切听从女神的摆布。一想到与可怕的大个子比利面对面，讲出他的孩子正处于迫在眉睫的致命危险，讲出实情，他简直是怕得要命。于是，他又走回到站前街。

    星期一早上，差一刻6点时，大个子比利全家起床了。8月的早晨，阳光明媚。6点钟时，全家4口在房子后部的小厨房里吃早点。儿子、女儿和妻子都穿着睡衣。大个子比利已穿好衣服，准备上班。他的上衣还在过道的一个柜橱里，整个周末都没动过。

    6点刚过，她的女儿杰妮一边往嘴里塞一块果酱吐司面包，一边站了起来。

    “我去洗洗。”她说。

    “姑娘，先从柜橱把我上衣拿来再去。”她父亲一边说着，一边吃盘中的麦片粥。几秒钟后，姑娘又出现了，拎着上衣的领子，递给父亲。他连头也没抬。

    “挂在门后。”他说。姑娘照办了。但是上衣领子上没有悬挂用的襟套，挂钩也不是生锈的钉子，而是光滑的铬制品。上衣挂了没一会儿，便滑落到厨房地板上。姑娘正要走出屋，父亲抬头看了一眼。

    “杰妮，”他喊道，“把东西捡起来。”

    在大个子比利家中，谁也不敢跟一家之主犟嘴。杰妮走回来，捡起上衣好好挂了挂。正当她挂的时候，一个又细又黑的什么东西从衣服的缝里滑落下来，婉蜒地穿过地毯，刷刷地爬到角落里。她惊恐地瞧着它。

    “爸，你上衣里是什么呀？”

    大个子比利·卡麦伦停了下来，一匙麦片粥还没送到嘴边。卡麦伦太太从炉灶转过身来。14岁的鲍比也停止往吐司面包上抹黄油，向这边看过来。那小东西弯曲地趴在一排柜橱旁的角落里，紧紧地弓着身子，一副防卫的样子，盯着周围的一切，小小舌头快速地一伸一抽。

    “上帝保佑，这是蛇呀。”卡麦伦太太说。

    “别犯傻了，老婆子，你还不知道爱尔兰没有蛇吗？这个谁都知道。”她丈夫说。他放下匙。“这是什么，鲍比？”

    尽管大个子比利在家里家外都像个暴君，但对他小儿子的学识还是有点敬佩的，儿子在学校学习好，正在学习许多奇闻趣事。男孩透过他那猫头鹰眼睛般的深度眼镜看着那条蛇。

    “可能是蛇蜥，爸，”他说，“上学期别人弄到学校几条，上生物课用的，拿来做解剖。是从海对面搞来的。”

    “我看不像蛇蜥。”他父亲说。

    “它不是真正的蛇蜥，”鲍比说，“它是一条没腿的蜥。”

    “那为什么人们还管它叫蜥？”他那不轻信的父亲追问道。

    “我不知道。”鲍比说。

    “那你上学是干什么去了？”

    “它咬人吗？”卡麦伦太太害怕地问。

    “根本不咬人，”鲍比说，“它不是害虫。”

    “弄死它，”父亲说，“扔到垃圾箱去。”

    他儿子从桌旁站起，脱下一只拖鞋，像苍蝇拍子一样拿在一只手中。他光着脚向角落走过去，恰在此时，他父亲改变了主意。大个子比利抬起头来，脸上露出惬意的笑。

    “等一下，稍等，鲍比，”他说，“我有个主意，老婆子，给我拿个罐子来。”

    “什么样的罐子？”卡麦伦太太问。

    “我怎么知道你有什么样的罐子？有盖儿的罐子就行。”

    卡麦伦太太叹了一口气，绕过那条蛇，打开一个橱子。她审视着她那一橱子瓶瓶罐罐。

    “有一个果酱罐，里面装着干豆子。”她说。

    “把豆子倒到别的地方去，把罐子给我。”大个子比利命令道。

    她把罐子递给他。

    “你打算干什么，爸？”鲍比问。

    “我们班儿上有个黑鬼，一个异教徒，他来自一个多蛇的国度。打算跟他开个玩笑，一个小小的玩笑。把厨房里防烫手套递给我，杰妮。”

    “你不必带手套，”鲍比说，“它不会咬你的。”

    “我不能去碰那个肮脏东西。”大个子比利说。

    “它不脏，”鲍比说，“它们是很干净的生物。”

    “你这个傻瓜，小子，你的书都白念了。圣经里不是说，‘汝必须用肚子爬行，以土为生……’哎，何止吃土呀，反正，我决不用手碰它。”

    杰妮将防烫手套递给爸爸，大个子比利·卡麦伦左手拿着开了盖的果酱罐儿，用手套保护着右手，俯身站在蝰蛇旁。他的右手慢慢地向下伸，到低处时，疾速地一抓。但那条小蛇更快，它那微小的利齿刺入絮得厚厚的掌心处，毫无伤害。大个子比利并没有看到，因为他的视线被自己的双手挡住了。转眼间，那蛇被抓到果酱罐中，盖上了盖儿。透过玻璃，他们看到它在里面发疯地扭动着。

    “我讨厌这些东西，不管它有没有害，”卡麦伦太太说，“谢谢你，快把它弄出去吧。”

    “这就弄出去，”她丈夫说，“我都迟到了。”

    他把果酱罐放进挎包里，饭盒早已装在里面了，又把烟斗和烟口袋装到上衣右口袋里，把挎包和衣服都拿出去放到车里。他到车站时，已经迟到了5分钟。他发现那印度学生盯着他，他感到很诧异。

    在他们朝南开向纽敦纳兹和科默的路上，大个子比利想道，“我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这样看我。”

    上午过了一半的时候，工地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大个子比利的玩笑秘密，如果都同意，就刺激一下“那个黑鬼”。真是机会难得；大家都确信，蛇蜥是无害的，大家也认为是个好玩笑。只有拉姆·拉尔蒙在鼓里，他闷头干活，忧心忡忡地想着心事。

    吃午饭的时候，他本该怀疑会有什么事儿的。气氛不对头，大家和平时一样，坐在火堆周围，但谈话都有些不自然，如果他不是那么心事重重的话，他本该注意到别人脸上那半掩饰的笑容和盯着他的神情。他没注意到，他把饭盒放在两膝间，将盖打开，在三明治和苹果之间盘着那条蝰蛇，悠地回头向他袭来。

    印度人的尖叫响彻空地的上空，紧接着是工人们的哄然大笑。在尖叫的同时，他用尽全身的气力将饭盒抛向空中。饭盒里的东西像天女散花一般，纷落在周围的蒿草、金雀花和荆棘之中。

    拉姆·拉尔边喊边跳起来。大家直笑得在地上打滚，大个子比利笑得最厉害。他已经几个月不这么笑了。

    “那是蛇，”拉姆·拉尔尖叫道，“一条毒蛇。大家快跑开，它会要人命的。”

    大家笑得更甚了，谁也控制不住自己了。这个被开玩笑者的反应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求你们了，相信我。是蛇，是条毒蛇。”

    大个子比利笑得满脸通红，擦着眼里的泪，坐了下来，在他面前空场的对面，拉姆·拉尔站在那里，疯也似的扫视四周。

    “你这个无知的黑鬼，”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爱尔兰没有蛇，这你难道还不知道？根本没有，明白吗？”

    他肚子都笑疼了，便在草地上向后仰去，双手支撑着。他没有感觉到两根刺，像细小的毛刺，刺入了他右腕的内侧。

    玩笑开完了，饥肠辘辘的人们大口地吃起午饭。拉姆·拉尔在离蒿草远远的地方情不自愿地坐了下来，不停地环顾四周，右手中老是端着一缸子热气腾腾的茶，只用左手吃饭。午饭后，他们又继续干活。古老的酒厂快拆没了，一堆堆的砖石和可用的木料都盖满尘土，沐浴在8月的阳光下。

    3点半时，大个子比利·卡麦伦停下活儿；站了起来，拄着镐，抹了一下额头。他用舌头舔了舔稍微有点肿的手腕内侧，接着又干了起来。5分钟后，他又站起来了。

    “我感到不太舒服，”他告诉身旁的帕特森说，“我到荫凉下歇一会儿。”

    他在一棵树下坐了一会儿，双手捧着头，4点一刻时，他仍在紧紧地抱着剧痛欲裂的头。他猛地抽搐一下倒向一边。几分钟之后，汤米·伯恩斯才注意到他。他走过来并喊帕特森。

    “大个子比利病了，”他叫道，“他不应声。”

    大家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聚拢到工头躺着的树阴下。他那无神的眼睛瞪着脸旁几英寸处的草地。帕特森俯下身来。他干这种活多年了。见过一些工地上死人的事。

    “拉姆，”他说，“你学过医，你看怎么了？”

    拉姆·拉尔根本不用做什么检查，但他还是检查了一下。他直身站起来时，什么也没说，但帕特森已经明白了。

    “你们都待在这儿，”他向大家指挥地说，“我去打电话找救护车并叫麦克奎因。”他顺着小道向大路走去。

    半小时以后，救护车先到了。它在小道上掉了头，两个人把大个子比利抬到担架上。他们把他送到纽敦纳兹总医院，那里是最近的急救点。在那里，工头被医生记录为“入院死亡”。过了30分钟，满脸愁容的麦克奎因才赶来。

    由于死因不明，必须验尸。尸体被送到纽敦纳兹市殡仪馆，在那里由负责爱尔兰北方地区的病理学家验尸。这天是星期二。当天傍晚，病理学家的报告就已经上路送往位于贝尔法斯特的爱尔兰北方地区验尸官办公室了。

    验尸报告没有提到异常情况。死者为男性，41岁，身躯高大，非常健壮。体表有多处轻微划伤和疤痕，多位于手上和腕部，都是干粗活造成的，无一处与死因有关。最后，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大面积脑溢血，其本身可能是由于在高温下劳累过度所致。

    有了这份报告，一般说来，验尸官就不用进行调查了，可以向班戈户籍科签发因自然原因致死的死亡证书了。但是，有些事情，哈尔基尚·拉姆·拉尔以前并不知道。

    大个子比利·卡麦伦曾经是北爱志愿军班戈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这是一个持强硬路线的新教徒准军事组织，已被宣布非法。在北爱省死亡的任何人，无论多么清白，都要输入到卢尔根的计算机程序中。计算机显示出了他的背景，于是，卢尔根的一个人拿起电话向卡斯尔里格的北爱皇家警察署报告。

    那里的人给贝尔法斯特的验尸官办公室打了电话，命令进行正式调查。在北爱尔兰，光说意外死亡不行，必须有意外死亡的见证。至少，有些人必须有见证。调查于星期三在班戈市政厅举行。对麦克奎因来说，这就意味着麻烦，因为国内税务署来参加了。北爱志愿军委员会也来了两个默不作声的人，他俩都是铁杆儿。他俩坐在后面。死者的工友们大都坐在前面，离卡麦伦太太只有几英尺远。

    只有帕特森被叫起来作证。在验尸官的提醒下，他将星期一的事情叙述了一遍。由于没有什么异议，其他的工人一个也没叫，也没叫拉姆·拉尔。验尸官大声宣读病理学家的报告。事情再清楚不过了。读完，他总结了一下，然后做了结论。

    “病理学家的报告是非常明确的。我们都听到了帕特森先生所讲的午饭期间的情况，以及死者对印度学生所开的那个愚蠢的玩笑。看起来卡麦伦先生似乎是太开心了，笑得自己几乎接近了中风的边缘，随后紧接着在火辣辣的烈日下，手拿镐和锹，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从而导致脑中的一条大血管破裂，造成了正像病理学家用医学术语所说的——脑溢血。本庭对遗孀及其子女表示深切的同情。法庭认为，比利·卡麦伦先生由于意外原因而死亡。”

    在市政厅外面的大草坪上，麦克奎因正跟他的工人们谈话。

    “我要说几句公道话，小伙子们。”他说，“这个活儿还要干下去，但我不得不扣除税款和其它费用了，我不能让税务署的人老在脖子后盯着我。明天是葬礼，你们可以歇一天。想要继续干的，星期五来报到。”

    哈尔基尚·拉姆·拉尔没有参加葬礼。当葬礼在班戈公墓举行的时候，他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康伯。他让司机等着，自己走下了小道。司机是班戈人，也听说卡麦伦的死讯了。

    “到现场去致哀，是吗？”他问道。

    “差不多。”拉姆·拉尔说。

    “你们的民族这么做吗？”司机问。

    “你也可以这么说吧。”拉姆·拉尔说。

    “唉，可是，比起我们到墓地致哀，我也说不出哪好哪坏。”司机说，并准备一边等一边看报纸。

    哈尔基尚·拉姆·拉尔沿小道来到空地上，站在曾经生火的地方。他环视四周沙土地上的蒿草、金雀花和荆棘。

    “蛇呀，蝰蛇，”他朝着隐蔽的蝰蛇喊道，“啊，你这条毒蛇，听到我在喊你吗？我把你从拉吉普塔纳的山区带过来，你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但是你本该死掉的。假如一切按照我的计划进行的话，本该是我弄死你，把你那肮脏的躯壳扔到河里去。

    “你在听吗，你这害人的东西？那么你就好好听着：你或许能多活一阵子，但然后你就会死去。万物都要死的。而你会孤单单地死去，不会有雌蛇来与你配对儿，因为在爱尔兰没有蛇。”

    那条锯级蝗蛇没有听到，但也许听到了，却没有发出听明白的暗示。在深深的洞内，在它身下温暖的沙子里，它正全心全意地忙于做着自然界所赋予它的使命。

    在蛇尾的底部有两块重叠着的片状物，遮盖着它的生殖孔。蝰蛇将尾部竖起来，身体有节奏地抽动着。片状物分开了，从生殖孔里，一个接着一个的透明液囊分娩出来，每个只有1英寸长，而每个一生下来就像其母亲那样具有剧毒致命的功能。这条母蛇正把她的十几个婴蛇带到这个世界中来了。

    （郝启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