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的发动机噼噼啪啪地响了两英里了。当它最终熄火的时候，我发现我已不知不觉地爬到了一个陡峭、婉蜒的山坡上了。我向爱尔兰的众神祈祷：千万不要把我困到这个地方，这片法国的山野，虽美丽，但很荒凉。

    在我身旁的伯纳黛特惊恐地向我瞥了一眼。我弯腰俯在方向盘上，连连地踩油门，好让这个奄奄一息的马达发动起来。显然，机盖的下面出了什么故障。我敢保证，关于这样的技术活儿，我是天底下最低等的人。

    这辆名为胜利五月花牌的老汽车刚刚爬上了山顶，噗噗几下便沉寂无声了。我关掉了打火，拉上手动刹车，从车里爬了出来。伯纳黛特也从车上下来。我们朝下望去，看到山的另一侧有一条乡间小路伸向了山谷。

    不可否认那个夏日的夜晚在50年代初是极其美丽的。那时，多尔多涅河这个地区完全没有被发现——至少没有被最赶时髦的人士所发现。这是法国的乡村地区，几个世纪来都没有变化。这里没有工厂的大烟囱，没有电线杆伸向天空，青山也没有因兴建公路而被凿通。小村庄坐落在狭窄的小路旁边，人们靠种地为生。两头牛拉着吱呀作响的木车，载满了收获的庄稼。在那个夏天，我和伯纳黛特决定乘坐我们的老爷车去观光的就是这个地区，这是我们首次在国外度假，也就是在爱尔兰和苏格兰以外的地方度假。

    我从车上找出了交通图，研究了一下，用手指着多尔多涅山谷外围北边的一个地点。

    “我想我们大约在这儿。”我说。

    此时伯纳黛特盯着我们前方的小路。她说，“那儿有一个小村庄。”

    “你说得对。”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了看。

    透过树梢，我们依稀地能看到教堂塔尖，还有仓库的圆顶。我打量了一下我的汽车和小山丘，没有把握地盘算着。

    “没有发动机，我们或许也能赶到那儿，”我说，“但再远就不行了。”

    “那也比整个晚上困在这儿强呀。”妻子兴奋地说。

    我们回到了汽车上，我挂到空档，最大限度地踩着离合器踏板，放开刹车。这辆老爷车开始往前缓缓地滑行，然后速度逐渐加快，在令人不安的寂静中，我们往山下，朝着教堂的方向滑了下去。

    汽车把我们拉到了村边，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拥有24户人家的一个小村庄，由于惯性，我们的车子滑到了这个村子的中央，然后终于停了下来，我们再次从车里爬出来，这时，夜幕已经降临了。

    街上显得空空荡荡的。在一个用砖垒成的大棚子的墙边上，一只鸡正孤零零的在泥土中啄食，两辆被扔在那儿的运草大马车，车辕着地，但车主不知去向。我打定了主意去敲开一家紧闭的门户，好用我那蹩脚的法语说明一下我的困境。这时，一个孤零零的人影从相距100码远的教堂的后面出现了，并朝着我们这边走了过来。

    当他走近时，我看出他是这个村子的牧师。在那个年代，他们依然穿着长长的黑色法衣，并且束着腰带，戴着宽边的帽子。我竭力想找出一句法语和他们招呼，可是没有用。当他走到我们面前时，我还是用英语喊了声，“神父。”

    不管怎么说，这一声招呼就足够了。他停了下来，面带微笑，并显出很好奇的样子来。我用手指了一下我的车，他微笑着点了点头，好像在说，“好车。”要怎样向他解释我并不是个寻求别人艳羡我拥有靓车的得意车主，而是一个汽车抛锚的游客呢？

    用拉丁语，我想。他是个老人，想必他还记得一点在学校里学过的拉丁语的词汇。关键是，我会说拉丁语吗？我绞尽脑汁。基督教会的人花了几年的时间教我学拉丁文，但是我除了会说“弥撒”之外，从未用过拉丁语。而且在弥撒书中也没有任何解决这台老爷车的故障的参考呀。

    我指了指汽车引擎盖。

    “马车，我的，坏。”我告诉他。它确切的意思的：我的车坏了，但好像我这话获得了成功。他的圆脸上露出了明白的神色。

    “噢，你的车子坏了，我的孩子？”他用法语重复道。

    “是的，神父。”我用法语告诉他。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做了一个手势，示意要我们等他一会儿，他大步流星地返回到街上，然后走进一家房子。我后来路过那儿的时候，发现那是这个村子的咖啡馆，显然是这个村庄的活动中心。我本该想到这一点的。

    几分钟后，他又出现了，和他一起来的是一个大块头的男人，那人身穿蓝色帆布裤子，上身穿着一件典型的法国农民穿的衬衣。他脚上穿着一双帆布鞋子，踏着尘土慢慢地朝我走来，而他旁边的牧师却步履矫健。

    当他们来到我们跟前时，牧师突然快速地说起了法语。他对着这辆汽车比比划划，然后指点着大路的前后方向。我感觉他在告诉他的教区居民：这辆车不能整个晚上堵在路上。这位农民点了点头，没说一句话，他又向大路走去，把牧师、伯纳黛特和我留在了汽车旁边。伯纳黛特走到路边，静静地坐在那里。

    有时，人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不得不等待事情的发生，与此同时，还要面对一个言语不通的人。只有遇到过此类事情的人才会理解我们当时是什么样子。我向他点了点头，并示以微笑。他也向我点头微笑。最后还是他打破了沉默。

    “是英国人吗？”他用法语说，指着伯纳黛特和我自己。我耐心地摇了摇头。有史至今，被错当成英国人是爱尔兰人的忌讳之一。“爱尔兰人。”我用法语说，希望我说明白了。他的神态一下子明朗起来。

    “哦，荷兰人？”他说。我又摇了摇头，于是拉着他的胳膊，来到了汽车的后部。车尾侧面贴着的标牌上，白底黑字，写着爱尔兰字头的三个字母。他笑了，像是一个尴尬的孩子。

    “爱尔兰人？”我向他微笑着点头。

    “爱尔兰？”我又微笑和点头。“英国的一部分。”他说。看来有些事情人们争也无济于事。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多亏了伯纳黛特的父亲和叔叔的牺牲，爱尔兰才没有成为英国的一部分。现在显然不是和这位好心的牧师解释这个问题的时间和地点。

    这时，从路两边都是用砖垒成的棚子的小巷里，刚才那位农民坐在一辆旧的隆隆作响的拖拉机上出现了。在这个由牛马拉车的世界里，它或许是这个村中的惟一的一辆拖拉机。它的发动机的声音听起来比我这台车的发动机在熄火之前的声音好不了多少。它突突突地响着来到了街上，而且就停在我的汽车旁。

    这位穿着蓝色衣服的农民用一根结实的绳子，把我的车与他的拖拉机连上。牧师示意让我们上车。这样，牧师在旁边走，我们被拖拉机拉着，绕过一个路口，进了一个院子。

    借着落日的余晖，我发现这也是一个砖垒起的棚子。棚子上方写着：“汽修厂”。显然它已关门上锁了。农民取下连接汽车和拖拉机的挂钩，把绳子归拢起来。牧师指着他的表和这家关了门的修理厂，示意该厂第二天早上7点开门，到那时那位现在不在的修理工就可以检查一下汽车的毛病了。

    “一直到那个时候咱们怎么办哪？”伯纳黛特小声对我说。我把牧师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用双掌放在脸的一侧，歪着头，用这种国际上的通用的手势来表达我们想要睡觉，牧师明白了。

    牧师和农民之间又快速地说了几句话，我一句话也没听懂，但那位农民抬起了一只胳膊，指点着什么。我听出了，“普里斯”这个音，当然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看到牧师同意地点了点头，然后他转过身来，向我们示意把车上的行李拿下来，登上拖拉机的后部的踏板上，并且要用手牢牢地抓住。

    我们照做了。拖拉机开出这个院子，上了大路。那位好心的牧师向我们挥手告别，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了。我们肩并肩地站在拖拉机的尾部的踏板上，感觉这样子实在是太傻了。我用一只手拿着装有过夜用品的旅行包，另一只手继续抓住拖拉机。

    驾驶员一声不吭地沿着村子对面的公路行进，穿过一条小溪，又爬上了一座小山，快到半山腰时他拐进了一个农家院，里面满是夏天的尘土和牛粪。农民把拖拉机停在农院门口附近，示意我们下车。马达还在运转着，发出很大的响声。

    农民来到农院门前，敲了敲门。不一会儿，一位妇女出来了，她身后煤油灯的光映射着她的轮廓：矮个儿，中等年纪，扎着一副围裙。拖拉机司机指着我们和她说着话。她点了点头。他也显出很满意的样子。然后，他回到了拖拉机上，对我们指了指那扇敞开的门，然后开车离开了。

    就在他们俩谈话的时候，我凭借着最后一抹霞光，环顾了一下这个农家院。

    它是到目前为止我看到过的众多农家院中典型的一个：小杂院，物品东一堆西一堆。一个牛棚，一个马圈，在一个手压井旁有一个木制的水槽。一大群褐色的鸡在大堆肥料上刨食，所有这一切都经历着大自然的洗礼。没有现代化的气息，也没有高效率的氛围，但就是这种成百上千的传统法国农家小院构成了农业经济的支柱。

    从某个看不见的地方，我听到了斧头有节奏地一起一落的声音以及它劈进木头的重击声，也听到木头被劈开时的绽裂声，有人在为即将来临的冬天准备采暖用的劈柴。这时，门口的女人在用手召唤着我们进屋。

    这座农舍可能有个起居室、客厅、休息室——你只管随便叫好了，但我们被让进了厨房，显然这里是家庭生活的中心。这间屋子的地面是由石板铺成的，里面有一个洗碗槽，一个餐桌，在火炉旁有两把旧的舒适的椅子。石头水槽旁还有一个手压水泵，表明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的，一盏煤油灯散发着微弱的光。我把行李放了下来。

    女主人看上去很可爱：圆圆的、苹果红的脸蛋儿，灰色的头发在脑后盘成发髻，一双饱经风霜的手，灰色的长裙，白色的围裙。她脸上流露出欢迎的微笑，她向我们介绍自己是普里斯夫人，我们把名字告诉了她。她是肯定不会拼读我们的名字的。我们之间谈话显然就被限制在不停地点头和微笑这个范围之内了。但是想想一个小时以前在山上我们的困难处境，有这么一个地方待着，我们已经很是感激了。

    普里斯夫人示意我妻子可以看看房间，洗洗澡什么的。我根本不关心这些细节。两个女人手拉着手上楼了。我走到敞开的窗户前，一股暖流扑面而来，这扇窗户对着这幢房子后面的另一个院子。在那儿，一辆马车停放在一个木屋附近的一片乱草中。在这个小木屋的外围，有一小段篱笆，大概有6英尺高。这时透过篱笆我看到一把大斧头的刀刃在一起一落，同时也听到了持续不断的劈柴的声音。

    10分钟后，伯纳黛特从楼上下来了，看上去比刚才鲜亮多了。她把石罐里的凉水倒入一个瓷盆里洗了洗。原来，我听到的奇怪流水声就是水从上面的窗户流入院子里的声音。我抬起头来询问地看着她。

    “很不错的一间小屋子。”伯纳黛特说。此时正看着我们的普里斯夫人微笑着，上下忙活着，除了表示赞叹的语调外，我们什么也听不懂。“我希望，”我妻子说，“这儿可别有什么虫子。”

    恐怕会有的。我妻子总是遭受跳蚤和小虫之类的叮咬，使她那凯尔特族特有的白皙的肌肤上起许多大包。普里斯夫人比划着示意让我们坐在一对旧扶手椅上，我们坐下了。她在这个屋子另一头儿的黑色铸铁炉灶上忙碌着。还不时地和我们说上几句话。做饭的香味勾起了我的食欲，也让我感到了饥饿。

    10分钟后，她叫我们到餐桌旁坐下。然后，她在桌上摆上瓷碗、汤勺，每人一块酥松美味的面包。最后桌子中央放上了一个又大又深的带盖大碗，里面有一个钢勺。她示意我们随便吃。

    我给伯纳黛特盛了一份浓汤，主要是马铃薯，既好吃又有营养。它是这顿晚餐中的主食，加上它味道不错，我们俩每人吃光了三碗。我要给普里斯夫人盛一份，但她没要。显然当地没有这个习惯。

    “吃好喝好，先生，吃好喝好。”她三番五次地说。于是我给自己又盛了满满一碗，我们大吃起来。

    过了大概5分钟，劈木头的声音停了下来。一会儿，后门被推开了，男主人进来吃晚饭了。我起身和他打招呼。当他夫人向他解释我们俩的来历时，看得出来他对两位陌生人在他的餐桌旁就餐没有多大兴趣，于是我又回到座位上。他是一个大个子，头几乎碰到了屋顶。他行动迟缓，与其说是走路，倒不如说在蹒跚。人们一看到他就会产生一个印象——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事实也确实如此。

    他大约60岁，上下相差不了几岁。他的灰白头发剪得很短。我注意到他长着一对圆圆的小耳朵。尽管他看我们的时候，目光里并没有任何问候的表示，但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却显得很坦率的样子。

    这个巨人坐在了他久已坐惯了的椅子上，一言不发。他妻子马上给他盛了满满一份汤。他的黑手还带有泥土，很脏，而且我知道还粘着别的什么东西，但是他没有去洗手。普里斯夫人又重新回到座位上，她又朝我们笑了笑，而后又点点头，我们又继续吃饭。从眼角的余光中我看到这位农民正大口地喝着汤，不管不顾地将面包掰开。

    这对夫妻之间什么话也没说，但我注意到她不时地瞅瞅自己的丈夫，目光中满含深情与宽容，可是他丝毫也没有察觉到。

    我和伯纳黛特尽量找话说，至少我俩互相说点什么，与其说是交谈，倒不如说是打破沉寂。“我希望明天早上能把汽车修好。”我说，“如果这辆车坏得厉害的话，或许我还得去附近的大城镇买个零件或者找一辆抢修车。”

    想到修车开销或许会加重我们这次战后的小小旅行的负担，我不禁心头一颤。

    “最近的大城镇在哪儿？”我妻子一边一口口地喝汤一边问。

    我竭力回想汽车上那幅地图的内容。“可能是伯尔格拉克。”我回答道。

    “有多远？”她问。

    “噢，大约有60公里远吧。”我回答说。

    然后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又陷入了沉默。过了足有一分钟的时间，不知从何处传来了有人用英语说了一声，“44。”

    当时我们俩都低着头吃饭，伯纳黛特抬头看了我一眼。我和她一样，也感到大惑不解。我看了看普里斯夫人，她高兴地笑了笑，并且继续吃着饭。伯纳黛特微微地冲着那位农民的方向点了点头。我举目看了一下他，他还在狼吞虎咽般地喝着汤，吃着面包。

    “你说什么？”我说。

    他对我所说的没做任何反应，又喝了几勺汤，大口吃着面包。过了一小会儿，他用异常清晰的英语说道，“44，到伯尔格拉克，44公里。”

    他并未抬头看我们一眼，只是继续吃着东西。我迅速地瞥了一眼普里斯夫人，她的脸上浮现出幸福的微笑，似乎在向我们说，“我的丈夫有语言天赋。”我和伯纳黛特吃惊地放下了勺子。

    “你会英语？”我问他。

    几秒钟过去了。最后他只是点了点头。

    “你是在英国出生的吗？”我又问道。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他没有作答。足足过了50秒钟。

    “威尔士。”他一边说着一边又往口中放了一大块面包。

    说到这里，我应该解释一下。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如果我不加快速度的话，读者们将会感到厌倦得要死。而实际上，我们当时的对话并非这么快。相反，对话展开得异常缓慢，可以说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完成。这都是由于我们的一问一答之间总是有一段较长的停顿造成的。起初，我以为他听力不佳。但并非如此。实际上他的听力好得很，然后我又想他或许是一个谨小慎微、狡诈多疑之人，就像是一名棋手一样，每走一步都要思前想后。但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简单地说，他根本不是什么耍诡计的人。他是个思维迟缓的人，往往是先听了一个问题，把它的意思琢磨出来，再构思出一个答案，然后把它传递出去，这样几十秒，甚至整个一分钟的时间就过去了。

    或许我本不该有足够的兴趣来耐着性子和他聊了两个小时。但是好奇心驱使我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威尔士人在法国内地这样偏僻的地方务农。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这团迷雾被驱散开来。这是一个十分令人着迷的故事，我和伯纳黛特都高兴地听了起来。

    他不叫普里斯，而叫普赖斯，按法语的读音是普里斯。他的全名是埃文·普赖斯。他出生在威尔士南部的朗达山谷。将近40年以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是一名威尔士军团的二等兵。

    这样，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马纳第二次大战役，这场战役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这场战役中，他受了重伤，曾在一家英军医院躺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停战协定开始生效了。当英军返回家园的时候，普赖斯由于伤势太重，被转移到一家法国的医院。在这儿他得到了一位年轻护士的悉心护理。正当他遭受病痛折磨之时，这位姑娘爱上了他。后来，他们结了婚，来到了南方的多尔多涅，他们在这位姑娘的父母的农场里安顿下来。他再也没回过威尔士。他岳父母故去后，他妻子作为惟一的子女，继承了这个农场。这就是我们现在待的地方。

    普赖斯夫人在我们所进行的如此缓慢的对话过程中，一直坐着，听着，同时也在一直捕捉着她能听懂的话，并且每当此时，她总会示以快乐的微笑。我努力地想象她在1918年的样子：身村苗条，像一只伶俐的麻雀，乌黑的大眼睛，利利索索，快快乐乐地干着她的工作。

    这名小护士在弗兰德斯的医院里，悉心照料并爱上了这位五大三粗的、无助的、头脑简单而又带有孩子气的男人。伯纳黛特也深深地被这位小护士的形象打动了。她探过身去，用手碰了一下普赖斯的胳膊。

    “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普赖斯先生。”她说。

    他无动于衷的样子。

    “我们来自爱尔兰。”我说，似乎有一种作为回报也向他们提供一些信息似的感觉。

    当他妻子为他盛第三份汤的时候，他仍然保持沉默不语。

    “你去过爱尔兰吗？”伯纳黛特问道。

    又过了几秒钟。他咕哝着点了点头。我和伯纳黛特惊喜地相互对视了一下。

    “你在那里工作过吗？”

    “没有。”

    “你在那儿住多久？”

    “两年。”

    “那是什么时候？”伯纳黛特问道。

    “1915……到1917。”

    “你在那儿干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

    “当兵。”

    当然，我本该知道的，他不是1917年人的伍。他人伍的时间更早一些，他是1917年被送到弗兰德斯的。在那之前，他在英国军队中服役，驻扎在爱尔兰。

    伯纳黛特微微地打了个寒战。他来自狂热的共和党的家庭。或许我本应该不去管它，不再探究下面的内容。但出于记者的本能，我又继续问了下去。

    “你们的基地在哪儿？”

    “都柏林。”

    “啊，我们都是都柏林人。你喜欢都柏林吗？”

    “不喜欢。”

    “噢，听你这么说，我感到很遗憾。”

    我们都柏林人往往是非常自豪的。我们更喜欢外国人——哪怕是驻军——来欣赏我们这座城市的特色。

    有关这位前二等兵前期生涯，正如前面所展开的后期那部分经历一样，十分缓慢地展示出来了。他1897年出生在朗达山谷的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里。生活艰难和凄凉，1914年，他门岁，参了军，参军的动机与其说是出于爱国的热情，还不如说是为了吃的、穿的和住的更合适。他一直是二等兵。

    当其他人奔赴弗兰德斯前线时，他则在训练营度过了12个月。而后又在威尔士一个军用的物资仓库里工作。在1915年年底，他被派往爱尔兰，他的部队驻扎在都柏林利菲河南岸的爱兰布里奇的寒冷兵营里。

    我想对他来说生活一直非常乏味，因此他才说他并不喜欢都柏林。孤零零的营房宿舍，微薄的津贴，没完没了、没头没脑地打扫整理，在冰冷的夜晚站岗，在瓢泼大雨中放哨。至于消遣，当兵的那点津贴无疑是杯水车薪。军营的食堂没有啤酒，或者说啤酒和这些信仰天主教的人们来说是无缘的。两年后，他被派往别处了，他或许为此而感到高兴过。不晓得这位动作笨拙、行动迟缓的伙计是否为什么事所高兴过或悲伤过。

    “没有发生过有趣的事情吗？”我最后问道，有些绝望了。

    “只有一次。”他终于回答说。

    “什么事儿？”

    “是一次处决犯人。”他说，然后又一门心思地喝起汤来。

    伯纳黛特放下了勺子，僵直地坐着这时屋子里的气氛有点儿令人不寒而栗。只有那位夫人一句话也听不懂，而她的丈夫显然是过于迟钝了，因而，他俩是不以为然的。对于这些我本应该不去理会才是。

    毕竟在那种年月里，很多人被处决了。普通的杀人犯在芒特乔伊都被绞死了。但他们是被狱卒绞死的。难道他们还需要士兵来干这种差使吗？而且在英国士兵当中那些杀人犯、强奸犯，根据军规，经过法庭审判，也是要处死的。但是他是被绞死还是枪决呢？我不知道。

    “你还记得这次处决是什么时候吗？”我问。

    伯纳黛特一动不动地坐着。

    普赖斯先生平静地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接下来，他摇了摇头。“很久以前。”他说。我想他可能在撒谎。但他没有。他只是记不起确切的时间了。

    “你在行刑队吗？”我问。

    他还是像以往那样想了一会，然后他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作为一名行刑队的队员一定是什么样子。眯着眼用枪瞄准另一个被绑在60英尺远的杆子上的人，辨认出心脏的位置，把准星定在那个活人身上；一听到射击的命令，立即扣动扳机，只听到“砰”的一声，接着又会听到人体倒地的声音，然后看到这个被捆住的人脸色惨白地扭曲和突然跌倒。而后回到营地，擦拭步枪，吃早点。谢天谢地我从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样的场面。

    “尽力想一想到底是什么时候？”我催促道。

    他确实尽力想了，他真的是尽力了。你几乎能够感觉到他是在努力回忆。最后，他说，“1916年，我想是在夏天。”

    我向前探过身子并碰了碰他的小臂，他抬头看了我一下，目光中并没有狡诈，只有耐心地询问。

    “你还记得……好好想一想……你射的那个人是谁？”

    但对他来说太难了。尽管他尽了力，但他还是没能记起来。最后他摇了摇头。

    “太久了。”他说。

    伯纳黛特突然站起身来。她冲着普赖斯先生的夫人紧张而又不失礼貌地笑了笑。

    “我要去睡觉了。”她对我说，“不要待得太久了。”

    20分钟过后，我上了楼。普赖斯先生坐在火炉旁边的太师椅上，没抽烟，也没看书，眼睛盯着火苗，一副恰然自得的样子。

    房间里很黑，我不想点亮煤油灯。借着窗户外的月光，脱了衣服，躺到了床上。

    伯纳黛特静静地躺着，但我知道她并未睡着。她在想着心事，我也是如此。在1916年明媚的春天里，在复活节后的星期一，有一群人策划着把爱尔兰从英国独立出来。在当时，这个想法是不得人心的。他们把邮政大楼和几个其它大型的建筑给捣毁了。

    成百上千的士兵开过来，用枪炮血洗了他们。但其中可能没有驻扎在爱兰布里奇军营中的无聊二等兵普赖斯，如果有的话，他会记起这个情景的。在硝烟和呐喊声中，街上到处是瓦砾、死尸和奄奄一息的人们。有爱尔兰人，也有英国人。最终邮政大楼里被击败的造反者被带走了，他们死也不投降。这些叛逆者挂到楼顶上的鲜艳的绿、橙和白三种颜色的旗帜被轻蔑地扯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旗子。

    现在的学校当然不教这段历史，因为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微不足道，但它毕竟是挥之不去的事实；当叛逆者戴着镣铐，被押送到都柏林码头，经由水路去往利物浦监狱途中，都柏林人，其中多数是穷苦的天主教徒们，诅咒谩骂他们给都柏林人带来了那么多的灾难。

    本来这件事到这儿就可以结束了，但英国当局却做出了一个愚蠢的、疯狂的决定：5月3日到12日在基尔美因哈姆监狱处决了16名反叛领导人。在一年之内，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在1918年大选中，独立党在全国所向披靡。经过两年的游击战，终于获得了独立。

    伯纳黛特在我身旁辗转反侧，不能人睡。她思绪万千，不能自己。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在想，5月份那几个令人心寒的早晨，在拂晓前的黑暗中，行刑队的士兵们穿着带钉子的靴子，从驻地向监狱进发。士兵们在监狱的大院子里耐心地等着，一直到犯人被押上来。犯人们被带到远处靠墙的柱子旁。

    她想到了她伯父。在这个温暖的夜晚，她一定在想着他。他是她父亲的胞兄，是她很崇拜但又在她出生之前就已不在人世的伯父。在监狱中，他伯父拒绝和狱卒用英语对话，在军事法庭，他也只用爱尔兰语讲话。最后，他高昂着头，在太阳要升出地平线的时候，倒在了枪口下，还有其他的几个……奥康奈尔、克拉克、麦克多诺、帕德里克·皮尔斯。当然，得想到伯父皮尔斯。

    我因不满于我的愚蠢而咕哝着。所有这些全是废话，英国军队中还有其他犯人，如强奸犯、抢劫犯、谋杀犯和逃兵，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也都被枪毙了。那些日子就是这个样子。有很多类型的犯罪都是要强制判处死刑的。而且随着战争的继续，就会有更多的人被判死刑。“在夏天。”普赖斯曾说过，那是一段很长的时期。从5月到9月底，对于一个小国来说，1916年春天所发生的事情可谓重大事件。在重大事件中，二等兵起到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我摒弃了这些思绪，进入了梦乡。

    我们第二天早晨醒得很早。黎明之后，阳光就照进了屋子。院子里母鸡的叫声足以把死人吵醒。我们俩都从壶中倒了一些水，洗了脸，我把胡子尽可能地刮干净。然后把用过的水通过窗户泼到院子里。这还能够湿润一下干燥的土地。我们又穿上昨天的衣服，下了楼。

    普赖斯夫人在餐桌上为我们每人准备了一碗牛奶咖啡，还有面包和黄油，非常可口。她丈夫没有露面。我还没喝完咖啡时，普赖斯夫人把我叫到院前。在那儿离大路不远处的堆着牛粪的院子前面停放着我那辆汽车，旁边还站着一个人，后来知道他是那个修车厂的主人。我想普赖斯先生或许会帮着我翻译一下，可是哪儿也找不见他。

    那位修理工解释的时候口若悬河，我只听懂了一个字，他反复重复法语‘汽化器’这个词，然后又做着对管子吹气，以便吹走管中尘土的动作。原来如此。这么简单。我发誓要学一学汽车基础课程，他向我要了1000法郎。在戴高乐发明新法郎以前的那些日子，1000法郎大约相当于1英镑。他递给了我汽车钥匙，和我道了别。

    我和普赖斯太太结清了账，又是1000法郎（在那个年月，确实花一小笔钱就可以在外国度假）。随后便叫伯纳黛特出来。我们装上了行李，上了车。汽车立刻发动了。普赖斯太太最后挥挥手，然后就进屋了。我马上倒了车，朝着公路驶去。

    我刚刚上了路，这时，我听到有人大叫一声，便停了下来，透过开着的挡风玻璃，我看到普赖斯穿过院子向我们跑过来了。此时，他手里拿着他那把大斧子，他握在手中轻得像一只牙签似的在眼前挥来挥去。

    我大吃一惊，我以为他是来袭击我们的，如果他有这种念头的话，他可能把我们的车砍成碎块。随后我看到他的脸上喜气洋洋的。他的喊声和挥动斧头是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以便让我们停下来。

    他气喘吁吁地跑到车窗前，他的大脸盘子立刻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想起来了，”他说，“我想起来了。”

    我吃了一惊。他像是一个为了让父母高兴而做了什么特别事情的快乐的孩子似的。

    “想起来了？”我问。

    他点了点头。“记起来了，”他重复道，“我那天早上枪毙的是一个叫皮尔斯的诗人。”

    我和伯纳黛特坐在那里惊呆了，一动不动，毫无反应地盯着他。他脸上的高兴神态消失了。他想尽办法想让我们高兴，但是他没能做到。他把我的问题太当回事了，害得他想了整个一晚上。其实这些事情与他有什么相干呢？10秒钟以前，通过冥思苦想，他终于想起来了。他及时地赶上了我们，而我们却毫无表情，并且无言以对。

    他垂头丧气。他直挺挺地站着，然后转过身去朝着棚子后面劈木头的地方走去，一会儿，我又听到了劈木头的那种抑扬顿挫的声音。

    伯纳黛特坐在车子里，透过挡风玻璃盯着前方。她脸色惨白，双唇紧咬。我脑子里出现了一幅画面：多年以前一位来自朗达山谷的、高大的、笨手笨脚的小伙子从爱兰布里奇驻地的军需官那里领取了一支枪和一枚子弹。

    伯纳黛特说话了。“简直是个魔鬼。”她说。

    我往院子里劈木头的地方望过去，就是那个手握斧头上下挥舞的人曾经用过一枚子弹引发了一场战争，并使一个民族走上了独立的道路。

    “不是魔鬼，亲爱的，”我说，“不是魔鬼。仅仅是一个军人，履行了军人的天职。”

    然后我挂上挡，朝着通往伯尔格拉克的路开去。

    （陈连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