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份一个暖和的早晨，正好在8点差5分时，一辆没有标志的奥斯汀轿车缓慢地从英国驻莫斯科使馆大门出来，通过横跨莫斯科河的那座桥梁，朝着市中心驶去。

    根据克格勃的报告，山姆·麦克里迪坐在奥斯汀的方向盘后面，独自一人驾车行驶。虽然他那姜色的假发和假须现在戴得整整齐齐、无懈可击，但分乘在后面几辆轿车里的盯梢员们能够通过挡风玻璃看得清清楚楚。这时候，远距镜头的照片拍摄下来了，这一天的其他时段又拍摄了更多的照片。

    英国特工仔细地驱车穿越莫斯科市区，朝向城市北郊的科技成就公园行进。一路上他好几次试图甩掉身后也许会跟着的任何尾巴，但没有成功。他也没有发现尾巴。克格勃使用了6辆轿车，互相穿插替换，这样不至于同一辆汽车老是跟在后面。

    进入这个巨大的公园后，英国特工下了汽车，步行朝前走去。两辆克格勃汽车留守在奥斯汀轿车附近。其余4辆车的盯梢员们下车后形成一个扇形朝科技展览画廊包抄过去，直至那个英国特工被一张无形的网从四面八方给围住了。

    他买了一份冰淇淋，整个上午坐在一把长凳上装作在看报纸，并不时地看手表，似乎在等待某个人的出现。没人出现，只有一位老太太向他问时间。他一言不发地抬起手腕让她自己看表。她看了时间，谢过他后继续往前走去。

    那位老太太很快就被带走了，遭到了搜查和盘问。到第二天上午，克格勃满意了，她是一位游客，想知道时间。那位卖冰淇淋的人也遭到了拘押。

    刚过12点钟，那个来自伦敦的特工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包三明治，开始慢慢地吃了起来。吃完后他站起身，把包装纸扔进一只废纸篓里，买了另一份冰淇淋，又坐了下来。

    那只废纸篓受到了观察，但没人来取这些包装纸，直至公园的卫生清洁人员推着一辆手推车来倒空这只纸篓。但在此后不久这些包装纸已被带到了克格勃，送交分析化验。测试化验的内容包括检测隐形书写和隐藏在纸夹中间的微型胶卷。但都没有发现。

    在此之前的下午1点钟时，那个伦敦特工起身离开公园坐进了他的汽车。他的第一次会面已经明显地失败了。他显然是去一家外汇商品供应商店去赴第二次或后备约会。两名克格勃特工在商店内的货架之间闲逛着，以观察那英国人是否把一张纸条放进那些贵重商品之中，或从中提出一张纸条。假如他购买任何物品，他将会遭到逮捕，因为根据命令他所购买的商品内很可能含有一份情报，那家商店是被用作了一只死信箱。他没有购买，因此没人去理睬他。

    离开商店后，他驾车返回了英国大使馆。10分钟后，他又离开了，现在坐在一辆美洲虎轿车的后座里，开车的是使馆的一名司机。当美洲虎离开市区朝机场行进时，盯梢组组长直接与基尔皮琴科将军通上了电话。

    “他现在快要到达集散大厅了，将军同志。”

    “他没有作过任何形式的接触吗？任何形式都没有？”

    “没有，将军同志。除了那个老太婆和出售冰淇淋的人——他们都被羁留了，他没与任何人说过话，也没有任何人与他说话。被他扔掉的报纸和三明治包装纸都在我们这里。除此之外，他没碰过任何东西。”

    行动放弃了，基尔皮琴科想。他会回来的。我们将等待着。

    他知道麦克里迪，乔装成英国外交部的一名技术员，持有一本外交护照。

    “让他走，”他说，“注意机场大厅里的擦肩而过式传递纸条。如果没有，要看着他穿过出发休息厅并走进飞机。”

    以后，这位将军将会检验他的跟踪组送来的那些远距镜头照片，要来一台大型显微镜，重新观察一遍，直起身体，涨红着脸怒喊：“你们这帮笨蛋，那不是麦克里迪。”

    那天上午8点10分，由秘情局驻莫斯科情报站站长巴里·马丁斯驾驶的一辆美洲虎轿车，离开英国使馆隐蔽地驶向古旧的阿尔巴特区；那里的街道很窄，两侧全是由以前发家致富的商人们盖起来的优雅的楼房。一辆孤单的莫斯科人轿车跟了上去，但这纯属例行的跟踪。美洲虎漫无目的地在阿尔巴特绕来绕去，坐在方向盘后面的那个人不时地在人行道旁停下来查阅一张城市地图。

    8点20分，一辆奔驰轿车驶离了使馆。在方向盘后面，穿着蓝衣服戴着高筒帽的，是使馆的一名司机。没人去看汽车的后部，所以没人看见另有一个人俯卧在汽车的底板上，身上还覆盖着一条毯子。另一辆莫斯科人轿车跟在了后面。

    进入阿尔巴特后，奔驰经过了停在路边的美洲虎。这时候，仍在查阅地图的马丁斯打定主意，从街沿石旁驶出来，插在了奔驰与尾随的那辆莫斯科人轿车之间。这支车队现由一辆奔驰、一辆美洲虎和两辆莫斯科人轿车所组成，首尾相接排成了一路纵队。

    奔驰进入了一条狭窄的单向行驶街道，后面紧跟着的那辆美洲虎的发动机有了故障，响起了呼哧呼哧的声音，接着是劈劈啪啪的声音，东倒西歪地向前行驶了一小段距离后停了下来。两辆莫斯科人在后面堵住了，克格勃特工纷纷从车上跳了下来。马丁斯钻出汽车支起了发动机罩。他立即被一些穿皮茄克表示抗议的人围住了。

    那辆奔驰在街头上驶远并揭过街角消失了。好奇的莫斯科市民们聚集在狭窄的人行道上，听到美洲虎司机对克格勃的特工队长说：“你看这里，朋友，如果你认为你能把故障排除掉，你们就能向前行驶了。”

    没有其他事项比看到契卡把事情搞糟更使莫斯科市民开心了。其中一名克格勃盯梢员回到车上去拨打无线电话。

    离开阿尔巴特后，驾驶奔驰的大卫·桑顿开始接受麦克里迪的指导。山姆·麦克里迪从毯子下面出现了，他没作过任何化妆，看上去完全是他本人的模样。他发出行驶路线的指令。

    20分钟后，在高尔基公园中间那条有树木相隔的孤零零的道路上，奔驰车停了下来。麦克里迪在汽车后部摘下那块用快速螺丝固定的CD牌子，把一边沾有强力胶的一块新车牌贴在那块英国车牌上。桑顿也在车前做着同样的工作。麦克里迪从行李箱内取出桑顿的化妆箱，然后钻进了汽车的后座里。桑顿摘下他那蓝色的高筒帽，换上一顶许多俄罗斯人所戴的黑色皮帽，回到了方向盘后面。

    9点18分，尼古拉·戈罗多夫上校离开他在沙波罗夫斯基街的公寓，步行走向捷尔任斯基广场和克格勃总部。他形容枯槁、脸色苍白；其原因很快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两个男人从一处门洞里出来，不作隐蔽地跟在了他的后面。

    他已经走了两百码的距离，这时候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驶向他旁边的街沿石并保持着与他同步的速度。他听到电动车窗降下来时的嗤嗤声，还有一个声音用英语说：“早上好，上校。你要搭车吗？”

    戈罗多夫停下来凝视着。窗框里的那个人，因后窗帘的阻隔，后面街上的那两个克格勃特工是看不见的，原来是山姆·麦克里迪。戈罗多夫呆住了，但没有露出获胜的神色。

    这就是我想看到的神色，麦克里迪心里想。

    戈罗多夫回过神来，为让后面的克格勃盯梢员听到，他大声说：“谢谢你，同志，你真好。”

    然后他就坐进汽车。奔驰立即加速开走了。两名克格勃监视员怔住了3秒钟……并消失了。使他们怔住的原因是因为奔驰的车牌照上有字母MOC，再加两位数字。

    极为特殊的MOC牌照只属于中央委员，而且只有大胆的克格勃官员才敢于拦下并打扰一位中央委员。但他们记下了车号并狂乱地用手持通讯器向总部作了报告。马丁斯选择得很好。奔驰上的车牌号属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所有，而这位党务大员碰巧正在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附近视察工作。花了4个小时时间才找到他并查清他的汽车是海鸥牌而不是奔驰，且海鸥现在安全地停放在莫斯科的一座车库里。到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那辆奔驰恢复了它的英国使馆标志，那面三角形米字旗得意洋洋地飘扬在车头上。

    戈罗多夫靠向了座位的靠背，他已经完全断绝了他的退路。

    “如果你是一个忠于莫斯科的鼹鼠，我就死定了。”麦克里迪说。

    戈罗多夫考虑了一番，苦笑着。

    “你为什么回来了？”麦克里迪问。

    “这事结果是一个错误，”戈罗多夫说，“我曾经答应过你某件事情，而我在伦敦没能找到。我作出的承诺，我就得履行。然后莫斯科把我紧急召回商量工作。不服从命令将意味着立即投向西方。不回来继续留在使馆里是没有可被接受的理由的。我原以为我可以来一个星期，找到我所需要的东西，并获准返回伦敦。

    “只是在我到了这里以后，我才发觉已经为时太晚。我受到了重大怀疑，我的家里和办公室遭到了窃听，还到处被跟踪着，禁止去亚曾内沃，局限于在莫斯科中心的毫无意义的工作。顺便说一下，我有一件东西要给你。”

    他打开公文箱，递给麦克里迪一份薄薄的文件夹。夹子里有5张纸，每张纸上都有1张照片和1个名字。第1张照片下的名字是：唐纳德·麦克利恩，第二张是：盖伊·伯吉斯。这两个人都已死，并被埋葬在了他们过继的莫斯科。第3张纸上是1张熟悉的脸，下面的名字是：基姆·菲尔比，仍在莫斯科生活着。第4张脸瘦瘦的，像个苦行僧，名字叫安东尼·布伦特，已在英国受到了羞辱。麦克里迪翻到了第5页。

    那张照片已经很旧了，显示的是一个瘦瘦的年轻人，长着乱蓬蓬的波浪式头发和戴着硕大的像猫头鹰那样的眼镜。照片下面的字是：约翰·凯恩克罗思。麦克里迪往后面一靠，叹了一口气。

    “见鬼，原来是他呀。”

    他知道那个名字。凯恩克罗思在战时和战后期间虽然很年轻，但已经是一名高级公务员了。他担任过战争内阁大臣汉基勋爵的私人秘书，还在布莱奇利公园的通信情报部门、财政部和战争办公室工作过。40年代后期他能够接触到核机密。50年代初，他受到了怀疑，但他什么也没招认，于是他被辞退了。由于没有任何证据，所以他获准调到了设在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到1986年时，他已经退休，住在法国。这就是第5个人。

    基普赛克履行了他的诺言。长达35年的追查结束了，再也不会有无辜的人蒙受冤屈了。

    “山姆，”戈罗多夫温和地问，“我们这是去哪里？”

    “我的星占师说，”麦克里追回答，“我今天要去西方。你也一样。”

    桑顿又在高尔基公园的树林中停下车，与后座的其中一个人换了位置并开始了工作。另一个人坐在了前面的位置里假装是司机。没有人胆敢去干涉一位中央委员的汽车，即使他们看见了里面的情况也不敢。党务大员们的轿车总是装有后窗帘，现在这些窗帘已经拉上了。在从窗帘滤进来的阳光照耀下，桑顿开始为他的“客户”进行化装——他总是把由他化装的人称为他的“客户”。

    一件薄薄的充气背心，使得这位身材较细的男人具备了伯恩鲍姆教士那样的粗壮体格。然后配上白衬衣、黑裤子、领带和西装。桑顿装上了浓密的灰白色络腮胡子和小胡子，把客户的头发染成了相同的颜色，并从两侧的太阳穴垂下正教教士那种螺旋状的灰白色发卷。再配之以那顶黑色的软毡帽和那只旅行袋后，犹太教教士伯恩鲍姆已经装扮成了，活像头一天他到达时的模样。除了他实际上是另一个人之外。最后，这辆汽车又变回了一辆英国使馆的轿车。

    那教士在国家饭店的入口处下车，在里面吃了一顿中饭，用美元付了款，然后坐上一辆出租车去了机场。他在下午飞往伦敦的航班订到了座位，他的机票显示他还要转机飞往纽约。

    桑顿驾车返回了英国使馆大院，他的另一位客户蜷缩在汽车后座前的地毯上。他几乎立即又开始工作了，使用的是一副相似的姜色假发和络腮胡子、基础面霜、着色剂、有色隐形镜片和染齿剂。在丹尼斯·冈特戴着使他感到又热又痒的姜色假发并吸引了克格勃一天注意、驾着奥斯汀轿车回来后10分钟，另一个戴着姜色假发和络腮胡子的人坐美洲虎出发去机场了，这次由一名真正的司机所驾驶。1小时之内，桑顿装扮成英国外交部的那位信使，由巴里·马丁斯驱车把他送往谢列梅杰耶沃机场。

    那位教士吸引了通常那些好奇的眼光，但他的证件是完美的，于是他在15分钟内办完手续进入了候机厅。他坐下来阅读他那本犹太教法典并偶尔用一种无法听清的咕哝声念叨着祈祷。那个戴着姜色假发和络腮胡子的人差不多被由一大群克格勃特工护送到了候机室的门边，他们要确保那人既不能传递也不能接取一张纸条或一只包裹。

    最后抵达的是英国外交部的那位信使，他的手提箱用链子栓在他的左腕上。这一次，桑顿的工具盒放在了他自己的手提箱里面；他不需要任何人为他提携这只小箱子，因为他的箱子不能受到检查。

    丹尼斯·冈特滞留在使馆内。三天后，当另一名装扮成信使的秘情局特工将进入莫斯科并递给冈特一本与他自己的名字——梅森相同的护照时，他将溜出去。在一个确切的同一时刻，两位梅森将在机场的集散大厅的不同卡口通过各种出境手续，而且英国航空公司将接到通知让两名梅森以一名旅客的价格登机。

    但在那天下午，赴伦敦的旅客准时登上了飞机，这架英航班机于5点15分飞离了苏联领空。

    不久，那教士在飞机上站起来走到吸烟区，对那个戴着姜色假发和络腮胡子的人说：“尼古拉，我的朋友，你现在已经到了西方。”

    然后他为他俩和外交部的信使买了香按。这个计谋成功了，因为麦克里迪已经注意到他本人、冈特和戈罗多夫全都长着相同的身材。

    由于向西飞行节省了时间，他们于7点刚过就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世纪大厦的一组人员，在接到马丁斯从莫斯科发来的通知后，正在机场等候着他们。他们一下飞机就被围起来并接走了。

    作为一次让步，秘情局局长助理蒂莫西·爱德华兹同意麦克里迪把尼古拉·戈罗多夫带到他在阿宾顿的公寓里过夜。

    “上校，恐怕真正的问讯必须在上午开始。一座相当不错的乡间房屋已经准备妥了。一切都齐备，我向你保证。”

    “谢谢你，这我明白。”戈罗多夫说。

    当乔·罗思接到麦克里迪的电话召唤后到达时，才刚过10点钟。他发现在麦克里边那套不起眼的公寓门口走廊里有两名秘情局的彪形大汉，在门厅里又有两名，这使他感到了惊奇。

    当门铃按响时，麦克里迪应声来开门。他穿着休闲裤和羊毛衫，手里拿着一只威士忌杯。

    “谢谢你过来，乔。进来吧。这里有一个人，我一直想让你们见面。”

    他把乔引到了客厅。窗户边的那个人转过身来微笑了。

    “晚上好，罗思先生，”戈罗多夫说，“很高兴终于见到了你。”

    罗思站在那里好像浑身麻木了一般。然后他倒进了一把沙发里并接过了麦克里迪递过来的威士忌。戈罗多夫坐在了罗思的对面。

    “你最好说一下，”麦克里迪对那位俄罗斯人说，“你比我知道得更多。”

    俄罗斯人啜了一口酒，一边沉思着从何处开始叙述。

    “波特金项目是在8年前开始的，”他说，“原先的想法是由一名低级情报员提出的，但德洛兹多夫将军亲自接管了。这成了他自己的‘孩子’。其目的是把中情局的一名高级情报官诬陷成一名苏联安插进来的间谍，但采用的手法是一定要使人信服，且具有明显的铁证，以致没人会觉得是上当受骗。

    “其长远的目的是造成美国中情局内部长期争斗，并由此摧毁职员的土气和挑拨与英国秘情局之间的关系。

    “起初没有确定哪一名情报官作为目标，但经过对6个人的考虑比较后，选中了凯文·贝利。这有两条理由。一是我们知道因为他的性格他在中情局内部并不是很讨人喜欢。二是他参加过越战，那是一个可能会被对方策反的地方。

    “凯文·贝利在越南时被发觉是一名中情局特工，这纯属是例行的。你们知道，我们全都努力确认对方情报官的身份，仔细记录他的提升和成就。有时候，缺少提升也许会播下怨恨的种子，这样，一名聪明的招募员就会设法去策反。嗯，这你们是知道的，我们全都在这么做。

    “与中情局一样，克格勃也不会轻易扔掉任何东西。每一份零星的情报，每一条琐碎的资料，都被仔细地保存起来了。当德洛兹多夫再次查验1975年西贡解放后越南人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时，他获得了突破口。你们的文件大多数被烧毁了，但在慌乱中仍有一部分幸存下来了。其中一份文件提到了曾为美国人工作过的一个叫阮文卓的人。

    “这份文件是阮文卓生命的结束。他和他的表弟都被抓获——他们没能逃走。那个表弟被处决了，但阮文卓虽然遭到了长达几个月的刑审，却被送进了北越的劳改营。就是在那里，德洛兹多夫发现了他，在1980年时仍活着。在拷问下，他供认曾在越共内部为凯文·贝利工作。河内政府同意合作，于是拍照事宜就安排妥当了。阮文卓被从劳改营里带出来，并让他饱餐一顿，穿上了一套河内情报部门的上校军服。在越南入侵柬埔寨不久，那些照片被拍摄出来了。照片中的他与其他军官在一起喝茶。彻茶的服务员用了三名，全是河内的特工，然后他们带着那些照片被派往西方去了。此后阮文卓就被消灭了。

    “其中一个服务员扮作了坐木船逃离越南的难民，到了香港后把他所珍藏的照片向愿意观看的英国官员大肆炫耀。最后，这张照片被没收了，并被送往英国——按原定计划。”

    “我们送了一份复印件给兰利，”麦克里迪说，“作为一种礼貌的姿态。这张照片似乎没有价值。”

    “德洛兹多夫已经知道贝利曾参加过凤凰项目，”戈罗多夫继续叙述。“他被我们在西贡的一名特工发现了。这名特工乔装成为外国人社区供酒的瑞典商人。而且德洛兹多夫获悉贝利曾去过美莱，因为贝利后来曾在起诉那位年轻军官的军事法庭上作证。在美国，你们的许多资料都是对公众开放的。克格勃获取到了这些情况。

    “不管怎么说，改变贝利忠诚的一个似乎可行的方案形成了。他于1970年对东京的访问也被注意到并被记载下来了——纯属例行工作。德洛兹多夫只要向奥洛夫交待，他德洛兹多夫在某个日期亲自去过东京，去接管和操纵美国中情局的一名叛徒，而且当你们去核查时，日期是相同的。当然，那是后来添加进去的。

    “从这一点开始，指控贝利的案子成立起来了，一步一步地。大概在1981年比奥特尔·奥洛夫被选为误导特工，此后他接受过培训和排练。乌尔琴科，自他愚蠢地反投诚回来至他死去之前，提供了你们美国人是如何对待投诚者的珍贵的信息。奥洛夫可作出充分的准备以避开圈套，击败测谎仪，并老是说一些你们要听到的话。不说太多，但足以使你们去核查，结果情况属实。

    “在德洛兹多夫把贝利选为受害人之后，贝利被进行了广泛的关注。无论他去什么地方，都被记录下来了。在他获得提升并去欧洲和其他地方视察驻外情报站之后，那些银行账户建立起来了。一经发现贝利出现在欧洲的一个城市里，一个银行账户就立即开立了，总是使用他也许会选择的一个名字，如他的已婚小姨子的名字或者他的外婆的名字。

    “德洛兹多夫准备了一名演员，长相酷似贝利，一接到通知就坐飞机过去并开立这些账户，所以银行的出纳员将在以后认出贝利就是那位客户。以后，大额款项被存进了这些账户，总是使用现金，总是一个操浓重的中欧口音的人。

    “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随便谈论机密、无线电截听、电话窃听、技术出版物（你们美国的一些技术出版物是相当公开的）都归咎于贝利。即使是在莫斯科的你们自己使馆内的谈话也是遭窃听的——这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嗯，后来还有更多呢。

    “德洛兹多夫所做的是改变日期。我们在80年代初才获悉的一些秘密情报，根据奥洛夫所称，被说成是在70年代中期获取的并怪罪于贝利。每次总是把时间作了调整，这样看起来似乎我们早就已经知道了，这是因为我们有了中情局叛徒的协助，如此等等。

    “但两年之前，德洛兹多夫尚缺少某些情况。他需要兰利内部的说法，只在大楼内所知的绰号，你自己的职业名字海斯，罗思先生。然后爱德华·霍华德投向了俄罗斯，于是德洛兹多夫万事具备了。他甚至还能说出迄今为止贝利所取得的无人知晓的一些成功，让奥洛夫演练成这些成就是经克格勃同意的，其目的是确保他们的间谍雀鹰能够得到提升。当然，这些成功并不是莫斯科所同意的，它们是贝利经过艰苦努力所获得的。

    “最后，奥洛夫被允许投奔过来，而且用的是一种这么奇特的方法，这样他以后可以声称如果他以任何其他方式投诚，也许会遭到雀鹰的阻拦或出卖。同理，他不得不投向美国人，而不是英国人。英国人会向他盘问其他事情。

    “然后他就投奔过来了，并在两名克格勃间谍被消灭之前揭发了他们。这全都是事先周密地安排好了。但看起来似乎在华盛顿泄漏了消息，把他汇报的详情反馈给莫斯科了。当顾客准备吞食诱饵时，他最后道出了中情局高级情报官中有一个苏联鼹鼠的消息。不是吗？”

    罗思点点头。他看上去精神萎靡，形容柏槁。

    “那次在阿尔康伯里基地里针对奥洛夫的暗杀行动。为什么？”他问。

    “这是德洛兹多夫的多重保险措施。当然，他不知道关于我的情况。他只是想再增加一点证据。那名杀手是很厉害的，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女士。她得到的指示是去打伤，而不是打死奥洛夫，然后她自己设法逃走。”

    房间里静了下来。

    罗思凝视着手中的酒杯。然后他站起身来。

    “我要走了。”罗思简短地说。

    麦克里迪陪他走出去到了廊道并下了楼梯。在门厅里他拍拍美国人的背部。

    “振作起来，乔。唉，这种游戏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的‘企业’在过去出过一些大岔子。要看到光明的一面。你可以回使馆去给局长发电报，汇报说事情全都理清了。贝利是清白的。”

    “我想我要飞回去当面向他汇报。”罗思喃喃地说完就离开了。麦克里迪把他送到了公寓楼的门口，对他的朋友的沉默感到纳闷。

    当麦克里迪回到他自己的房门前时，那两名保镖往旁边一站为他让了路，并在他的身后关上了门。在客厅里，他发现戈罗多夫坐在那里盯着一份《晚间报道》。他一言不发地把报纸从茶几上推过来，指点着第5版上的几段文字。

    警方潜水员今天在特丁顿水闸边的泰晤士河中打捞上一位美国游客的尸体。

    据一位官方的发言人说，该尸体相信是于昨天夜间在伊顿附近落水的。死者的身份已被确认，名字叫凯文·贝利，是在伦敦度假的一位美国公务员。

    据美国使馆说，贝利先生曾与一位朋友——使馆的一位二秘一起吃过晚饭。饭后贝利先生感到头晕，于是到外面去透透新鲜空气。他的朋友留下来结账。当他出来找贝利先生时，却没能找到他。等了一个小时后，他认为贝利先生已经独自返回伦敦去了。打了一个电话后发觉事情不是这样之后，这位朋友就报告了伊顿警方。夜晚对镇内作了一番搜寻，结果没有找到。

    今晨警方的一位发言人在伊顿说，显然贝利先生曾沿着那条纤道散步，黑暗中他滑倒后落入河中。贝利先生不会游泳。格温·贝利夫人无法作出评论。她仍在该夫妇租用的公寓内服用镇静药物。

    麦克里迪放下报纸凝视着房门。

    “啊，你这个可怜的、倒霉的家伙。”

    乔·罗思坐上午第一班飞机飞到华盛顿，去了在乔治城的那座庄园。他递上了他的辞呈，将于24小时后生效。在他离开之前，他提出了一个要求。中情局局长同意了。

    那天晚上很晚时，罗思抵达了农场。

    奥洛夫上校还没睡下，独自一人在与一台微型电脑下棋，但电脑显然更高明。电脑执白子；奥洛夫所执的不是黑子，而是红子。录音机正在播放1965年时的《探索者》歌曲集。

    克罗尔先进来，往旁边一站，占据了墙边的一个位置。罗思跟着他进来后把门关上了。

    奥洛夫抬起头来，脸上是迷惑的神情。

    克罗尔盯着他，眼光空洞，脸上没有表情。他的左腋下有一件东西鼓了出来。奥洛夫注意到了这件东西，他迷惘地去看罗思。谁也没有说话。罗思只是用非常冷漠的眼光盯视着他。

    奥洛夫的迷茫消退了，代之以出现了一种屈从的意识。谁也没有说话。

    朱迪思·德拉姆那清纯的歌声充满了房间。

    “再见吧，我真正的情人，这将是我们最后的道别……”

    克罗尔的手朝旁边的录音机伸了过去。

    “因为狂欢已经结束……”

    克罗尔的手指按了一下停止按钮。于是寂静又回来了。奥洛夫说了一个单词，几乎是他抵达美国之后他所说的第一个俄语单词。他说：“KO？”它的意思是：“谁？”

    罗思说：“戈罗多夫。”

    如同肚子上挨了一拳，奥洛夫闭上眼摇摇头，似乎不可置信。

    奥洛夫去看他面前的棋盘，把一只指尖放到了他自己国王的王冠上。他推了一下。红子国王朝旁边倒了下去，棋手告输。新娘的代价已经付出并已接受了，但不会举行婚礼了。红子国王滚动一下就躺着不动了。

    克罗尔拔出手枪。

    “走！”他说。

    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上校，这位勇敢者和爱国者站起身走进黑暗之中，去迎见创造了他的万能的上帝。

    幕间休息二

    “嗯，这个，这全都很好，丹尼斯，而且令人难忘，”当星期三上午会议继续召开时，副局长蒂莫西·爱德华兹说，“但我们不由得自问：将来这些聪明才智还有用处吗？”

    “恐怕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蒂莫西。”丹尼斯·冈特说。

    山姆·麦克里迪靠着椅背坐着，让他们去嗡嗡地争论吧。他们是在谈论他，好像他已经成了一件家具似的，他们在谈论过去的某件事情，现在议题陷入了沉思，因为俱乐部里正在上红葡萄酒。

    他去看窗户外面夏日晴朗蔚蓝的天空。那里是整个世界，另一个世界，而他很快就要加入其中。在那里他将不得不自我奋斗，失去了他自己的小圈子里的同事，失去了自他成年之后与之相处了大多数光阴的情报员们。

    他想起了他的妻子。假如她仍然活着，他将会愿意退休与她相伴，在德文郡或康沃尔找一座海边小屋。有时候他曾经梦见过他自己的小渔船，在石砌的港池内微微晃荡着，不会受到冬天大风的侵袭，待到夏天时驶出去，为家里的晚餐带回来蟹、虾或滑溜溜闪闪发光的鲭鱼。在他的梦中，他的身份只是港池边上那座房子里的麦克里迪先生，或者与镇上的渔民们一起在当地那家舒适的小客栈里喝啤酒时仅仅是山姆。当然，这只是一个梦，当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的雨夜巷子里等待“接头”，或注视着一只死信箱以搞清附近没有埋伏，然后才走近去拾取里面的情报时，有时候会有这种梦想。

    但妻子梅已经去世了，现在他在这个世界上孤身一人，周围只有那个微小的世界里的同志式的友谊，这些同事已经选择了为他们的国家服务并生活在阴影之中，在那里，他们的毁灭不是由于一次耀眼的光荣，而是被一支手电光照在了脸上和一队士兵的皮靴在砾石上踏过时的粗重的脚步声。这些他都遭遇过也全都幸存下来了，但他知道他无法在官僚手中幸存下来。

    此外，他将孤身独居在东南部，远离那些在赫伯特克兰森的特种部队俱乐部里饮酒的其他老战友们。与在秘情局干了一辈子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是一个心灵上的孤独者，不善于结交新朋友，像一只老狐狸那样喜欢他所知道的隐蔽处而不是开阔地。

    “我的意思很简单，”蒂莫西·爱德华兹正在说话，“那些溜进和溜出东德是过去的事情了。今年10月，东德将不复存在，即使现在它也只是名存实亡。与苏联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全面的变化；再也不会有投诚者了，只有贵宾……”

    什么鬼话，麦克里迪沉思着，他真的已经上了那个当。而且当饥荒袭击莫斯科、那些强硬派人物逼近已经严阵以待的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时，会发生什么呢？没关系，自作聪明的笨蛋，你会看到……

    他让自己的思绪飘游并想到了他的儿子。他是一个好男孩，一个很好的小伙子，刚出校门，想成为一名建筑师。这对他有好处。他有一个漂亮的金发姑娘与他同居在一起——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都是那样……没有必要对这位漂亮的姑娘进行安全审查。而且丹时常来看望他。这很好。但小伙子有自己的一种生活，有一份事业要去奋斗，有友情要去发展，有地方要去走、要去看，他希望那些地方将会比他曾经去见过的地方更为明亮、更为安全。

    他希望在他的儿子还小的时候他能够多花时间与之相处，希望他能够躺在客厅的地毯上为他读童话故事使他进入甜美的梦乡。但他常把这种事情撂给了妻子梅，因为他出差了，待在某些凄凉的国境线上，盯视着铁丝网，等待着他的间谍从下面爬过来，或者倾听着意味那人永远不能见到了的警笛声。

    他曾经干过和见过许多事情，去过许多地方。这些是不能与那个仍称他为爸爸的年轻人谈论的。

    “我非常感谢，蒂莫西，因为你的提议从某种方式来说，正好说出了我要说的话。”

    丹尼斯·冈特干得很好，使那些家伙静心倾听，而且在说话时他的信心不断增加。他是总部的一个人，是一个好人。

    “因为，”冈特继续说下去，“山姆与我们的任何人同样明白，我们不能生活在过去的时代，不能一遍又一遍地咀嚼冷战。问题是，还有其他狂人在威胁着我们的国家，而且正在呈现增长的势头。高新技术武器扩散给第三世界独裁政权——我们全都确切地知道法国在向伊拉克出售什么东西——当然还有恐怖主义。

    “在这方面……”他从档案员那里拿来一本厚厚的卷宗并翻了开来，“让我向各位提醒一下那次事件。它开始于1986年4月，结束于1987年暮春，假如爱尔兰问题真会结束的话。这种事件以后很可能还会发生，把它们摆平将是秘情局的任务。让山姆·麦克里迪下岗？坦率地说，先生们，那是非常愚蠢的举措。”

    西半球处处长和国内行动处处长点点头，而爱德华兹则对他们怒目而视。这种赞同是他所不需要的。但冈特不加理会，他开始阅读1986年4月份的事件，这些事件后来触发了几乎占了1987年大半个春天的那个案件。

    “1986年4月16日，从锡尔特湾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战斗机和从英国基地飞过去的战斗轰炸机，对的黎波里郊外的卡扎菲上校的私宅进行了轰炸。上校的居住区域被从‘埃克塞特’号航母起飞的一架战斗机击中了。

    “卡扎菲幸存下来了，但他的精神受到了刺激。当他恢复之后，他发誓要报仇，要像报复美国那样报复英国，因为我们允许美军F-111战斗轰炸机从我们的上黑福德和拉肯希思基地起飞。

    “1987年初春，我们获悉卡扎菲打算如何对英国实施报复，这个案子交给了山姆·麦克里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