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亨明斯爵士静静地坐着，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坐在旁边，听着普雷斯顿汇报，直到听他讲完。

    “天老爷！”普雷斯顿不说时，爵士重重地说，“归根到底还是莫斯科。这下可亏得很，损失是巨大的。布赖恩，这两个人还在监视吗？”

    “是的，伯纳德爵士。”

    “周末继续监视，在帕拉根委员会有时间听取我们的汇报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约翰，我知道你很辛苦，但星期日晚上以前能把报告写出来吗？”

    “能，爵士。”

    “那好，星期一早上头一件事就是把报告交给我。我要到每个委员家去通知他们在星期一上午召开紧急会议。”

    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被领进沃苏沃高级别墅的客厅里，精神非常紧张。他从来没有见过苏共总书记，也从没想到过会见到他。

    三天来，他一直提心吊胆，坐卧不安。自从局长分配他做特殊任务的副手后，他一直被隔离在莫斯科中心的一套房间里，昼夜都有两名九局，即克里姆林宫卫队的人看守。很自然地，他害怕最坏的情况发生，因为，他一丁点儿也不知道，究竟他们认为他做错了什么事。

    后来，突然来了命令，让他穿上最好的便服，跟着卫兵来到等在外面的海鸥牌轿车旁。一路上，他一声不吭地来到了沃苏沃。他被带了进去，他甚至没认出这是座别墅。

    只有在巴甫洛夫少校告诉他“总书记同志现在接见你”时，他才意识到是在哪里。他走进客厅的门时，觉得喉咙非常干渴，他竭力控制自己，叮咛自己一定要毕恭毕敬地、忠诚老实地回答总书记的任何问话。

    在门内，他僵直地立正站着。坐在轮椅中的老人审视了几分钟，然后举手示意让他走过来。彼得罗夫斯基跨了四步又停下，仍然立正站着。这位苏联领导人讲话时，往常的严厉语调消失了，声音很温和。“彼得罗夫斯基少校，你不是服装店里支撑衣服的模特，到灯下来，让我看得清楚些，坐下。”

    彼得罗夫斯基本呆呆的，一个年轻的少校，坐在总书记的面前，这还从来没听说过。他顺从地坐了下来，但只搭了一个椅子边，后背直直的，膝盖靠拢着。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

    “不知道，总书记同志。”

    “我猜你不知道。有必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会告诉你的。要执行一个任务。它的后果对于苏联和革命的胜利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如果成功了，对我国的好处也是不可估量的。但如果失败了，对我们的损害也是灾难性的。我亲自挑选了你——瓦列里·阿烈克赛维奇，来完成这个使命。”

    彼得罗夫斯基心潮起伏。原先那种横祸临头的恐惧，完全被不可控制的喜悦所代替。很久以来，从他还是莫斯科大学的优秀硕士毕业生时，就一直想在外交部找一个理想的工作，成为第一总局一名年富力强的人物；很久以来，自从他自愿报名并被挑选到地下局后，就一直想承担重要使命。但他那漫无边际的梦想却从来没有梦到过这种样子。他终于允许自己直接看了总书记一眼。“谢谢您，总书记同志。”

    “其他人会告诉你细节，”总书记继续说，“时间很紧迫，但你已经受过了全面良好的训练，你也会得到执行任务所需要的一切。

    “我亲自接见你，只有一个原因，有些事要向你交待，而且我决定亲自交待。如果任务完成了——我毫不怀疑一定会成功的——你会回到这里，得到你意想不到的提拔和荣誉。我要亲自负责到这一天的到来。

    “但是，如果出了什么差错，如果你派去的那个国家的警察或军队向你逼近，你必须毫不犹豫地采取措施，千万不能被活捉，瓦列里·阿烈克赛维奇，你明白吗？”

    “明白，总书记同志。”

    “被活捉了，被严刑拷打和审问，就会垮下去。咳——会的，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手段都会有的，任何毅力也经不住化学药物的作用。一旦在世界记者招待会上亮相，这一切就都将变成人间地狱。这样所造成的后果，对于苏联来说，对于你的祖国来说，都会造成不可估计和不可弥补的损失。”

    彼得罗夫斯基少校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不会失败的，”他说，“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了，我决不会被活捉。”

    总书记按了一下桌下的铃，门开了，巴甫洛夫少校站在那里。

    “那就去吧，年轻人，在这所房子里，有个人会来见你。你以前可能见过他，他会告诉你是什么任务，尔后，你要到另一个地方，再跟你详细交待。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在你回来以前。”

    两个克格勃少校离去，门关上了。总书记出神地盯着啪啪燃烧的木样子。多么好的一个年轻人，他想，真可惜。

    彼得罗夫斯基跟着巴甫洛夫经过两条长走廊，来到招待所。他感到，胸膛里几乎容不下那种无限憧憬和无比自豪的情感。

    瓦列里·阿烈克赛维奇·彼得罗夫斯基是一位纯粹的苏联战士和爱国主义者。他的英文造诣很深，知道“为了上帝、国王和祖国而献身”这句名言，也深知其含义。虽然他不信上帝，但祖国的领袖已委以重任。在走廊里一边走着，一边暗下决心，如果那个时刻到来，他就毫不畏缩地采取所应该采取的行动。

    巴甫洛夫少校在一个门前站住，敲了敲便推开了门，站在一旁让彼得罗夫斯基进去。然后，关上门便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从桌旁的椅子上站起来，向他走来，桌上铺满了笔记和地图。

    “你是彼得罗夫斯基少校了。”老人笑着说，伸出手来。

    这句结结巴巴的话使他很吃惊。虽然他们从没见过面，但他认识这个面孔。在第一总局的传说中，这个人是五大明星之一，新来的年轻人都会听到他的故事的，他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他标志着苏联意识形态战胜资本主义的巨大胜利之一。

    “是的，上校同志。”

    菲尔比已经熟读了他的档案。彼得罗夫斯基才36岁。为了像一个英国人，受了10年的训练，曾两次去英国，以便体验那里的生活，每次都有巧妙的伪装，每次都没有离开过大使馆附近，而且两次都没有担任任何工作。

    这种体验生活的旅行只是为了让特务们熟悉他们将来要再次接触的事物、一些简单的事情——如何在银行开户头，与其他司机擦车时如何对付，怎样坐伦敦地铁，不断地熟悉和使用最新的流行土语。

    菲尔比知道，他面前的这个年轻人不仅可以讲一口地地道道的英语，还会使用四种地区的口音，而且对威尔士和爱尔兰话也掌握得准确无误。他自己开始用英语讲起话来。

    “坐吧，”他说，“现在我给你概括一下这个使命的大框儿，其他人会告诉你细节的。时间很短，非常短，所以，你必须尽快地记住每一件事。”

    他们谈着。菲尔比意识到，与自己的故乡阔别30年之后，尽管他阅读每一份所能得到的英国报刊杂志，但由于缺少练习的机会，他的话都是呆板的和过了时的。而这位年轻的俄国人却跟同龄的英国人讲着一样的话。

    菲尔比花了两个钟头描述叫做“曙光计划”的概况和所涉及的事情。彼得罗夫斯基记着每个细节。他很激动，但也为这个计划的冒险性感到吃惊。

    “你将跟四个人在一起待几天。他们会告诉你一系列的名字。地点、日期、递送时间、接头暗号和备用暗号。你都要记清楚。你推一要随身携带的就是一本一次使用的密码本。好吧，就这些。”

    彼得罗夫斯基坐在那里听着，频频点头。“我已经对总书记同志说了，决不会失败的，”他说，“一定完成，按照要求和准时地完成。如果各个部分都到齐了，一定能成功。”

    菲尔比站起来。“好，那我就送你回莫斯科。在你离开之前，就待在那儿。”

    菲尔比走过去打内部电话。从角落里突然传来响亮的一声“咕——”彼得罗夫斯基吓了一跳。他看过去，是一个大笼子，里面有一只漂亮的鸽子，一条腿上打着夹板，正瞧着他们。菲尔比转过脸，歉意地一笑。

    “我管它叫‘盼盼’，”他一边向巴甫洛夫少校拨电话一边说，“去年冬天在街上拾来的，一个翅膀和一条腿都断了。翅膀治好了，但腿老有毛病。”

    彼得罗夫斯基走过去，来到笼子跟前，用指甲挠笼柱，鸽子一拐一拐地走到那边去了。

    门开了，巴甫洛夫进来了，跟平时一样，二句话没说，示意彼得罗夫斯基跟他走。

    “后会有期。祝你走运。”菲尔比说。

    帕拉根委员会的成员们坐下来阅读普雷斯顿的报告直到都看完为止。

    “看来，”安东尼·普鲁姆爵士首先发言，“我们知道了事情是什么、地点、时间和人物，但还不知道为什么。”

    “也不知道损失有多大，”帕特里克·斯特里克兰爵士插嘴说，“还没有对损失做出估计。尽管一个月以来除了一份杜撰的文件以外，还没有什么敏感的东西传到莫斯科，但我们也得通知各个盟国了。”

    “我同意，”安东尼爵士说，“好吧，先生们，我认为，我们应该共同定一个调查结束的时间。怎么处理这个人？谁出个主意？布赖恩？”

    总局长没有同布赖恩一起来，他代表着五局。他小心地措词。

    “我们的观点是，贝伦森、马雷以及白诺蒂是一个小集团。在保安局看来，似乎这个集团再没有其他人员了。我们认为，贝伦森是个重要人物。这个集团就掌握他一个人。”

    桌子周围的人都同意地点着头。

    “那么，你认为怎么办好呢？”安东尼爵士问。

    “我们的意见就是把他们都抓起来，把这个小集团连窝端。”哈考特·史密斯说。

    “这里还涉及一名外国大使。”内务部的休伯特·维利尔斯反对说。

    “我想，在这个案件中，比勒陀利亚可能要放弃外交豁免权。”帕特里克·斯特里克兰爵士说，“皮埃纳尔将军现在一定把这一切都向博塔先生汇报了。但我们要是跟他提起的话，他们无疑会要回马雷的。”

    “是啊，肯定会那样。”安东尼爵士说，“你认为怎样，奈杰尔？”

    奈杰尔·欧文爵士一直盯着天花板，好像想什么出了神。这句问话好像唤醒了他。“我在考虑，”他小声地说，“我们把他们抓起来，然后怎么办呢？”

    “审讯，”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说，“我们可以开始估计损失和把整个集团的情况通报盟国。这样，就会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对，这样是不错，”奈杰尔爵士说，“但以后又怎么办呢？”

    他朝着三个部和内阁的大臣们说：“我认为有四种选择。我们可以把贝伦森抓起来，以违反保密法对他起诉。我们逮捕他，就得这样做。但是，我们有没有在法庭上能站得住脚的诉状呢？我们知道，我们是对的。但是，我们有证据驳倒一流的辩护律师吗？姑且置其他事情于不顾，光一个正式逮捕和起诉就会引起一场大丑闻，这肯定会给政府抹黑。”内阁大臣马丁·弗兰纳里领会了其中的意思。他与室内其他人不一样，他知道在夏季要进行快速选举的计划，因为首相已经向他透露了天机。他是旧学校出来的人，当了一辈子文官，已是四朝元老了。前三届政府中，有两届工党政府。像对前三届政府一样，也竭尽全力效忠于现政府。他也会以同样的忠诚忠于任何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新政府。他紧闭了一下嘴唇。

    “其次，”奈杰尔爵士接着说，“我们可以把贝伦森和马雷放在那里不动，设法把一些篡改过的文件供给贝伦森，传到莫斯科。但这个办法实行不了多久。贝伦森的地位太高了，而且知道的事太多，那是骗不了他的。”

    佩里·琼斯爵士点了点头。他知道，在这方面，奈杰尔是对的。

    “或者，我们可以逮捕贝伦森，使用免予起诉的办法让他在估计损失中密切合作。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不愿意对叛徒豁免。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告诉你的是事实还是在愚弄你，比如像布兰特那样。最后总是以一个更大的丑闻而告终。”

    休伯特·维利尔斯爵士表示同意，但他厌烦地蹙起眉头。他的部里有一些王室的法官，但他讨厌豁免案。他们也都知道，首相也是有同感的。

    秘密情报局局长奈杰尔爵士爽直地说：“这就剩下拘留的问题了，不进行审判和严格审讯。可能我的思想太旧，但我从来不相信那一套。他可能承认泄露了50份文件，但我们每个人到死恐怕也不会知道，他是不是还有50份。”

    沉默了一会儿。

    “他们都是不好对付的家伙，”安东尼·普鲁姆爵士附和说，“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看来还得采纳布赖思的建议。”

    “或许还有一种情况，”奈杰尔爵士彬彬有礼地说，“大家知道，贝伦森搜集情报很可能是受骗上当。”

    在场的大多数人都知道什么是受骗上当而搜集情报，但内务部的休伯特·维利尔斯爵士和内阁的马丁·弗兰纳里爵士却疑惑地皱起了眉头。

    奈杰尔爵士解释道：“这种情况包括：一些人假装为某个国家工作，而受骗者是同情那个国家的，便为他们搜集情报，而实际上，是在为另一个国家效劳。以色列情报局就善于搞这一手。以色列人培养了许多特务，他们可以公开地在任何国家活动，他们利用蒙蔽的方法安插了许多‘钉子’。

    “比如说，在中东工作的一名忠厚的德国人，他在柏林休假时，与两名德国同胞邂逅，他们拿出无懈可击的证件，证明他俩是西德的情报部队的人。他们编排出一套天花乱坠的故事让他相信，在伊拉克跟他在同一个工程中一起工作的法国人正在输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禁止的专利技术秘密，以便得到更多的订货。这个老实的德国人会不会不断地把工程进展情况向他们反映呢？作为一名忠厚的德国人，他会的。就这样，一直干了几年，但事实上却在为耶路撒冷效劳。这种事屡见不鲜。”

    “众所周知，这是合情合理的。”奈杰尔爵士紧接着说，“我们大家都看过贝伦森的档案，都看腻了。就我们现在所知，其原因就是受蒙蔽。”

    大家一边回想着贝伦森档案的内容，一边点着头。他大学一毕业就在外交部供职，一帆风顺，出国三次。在外交使团中虽不是飞黄腾达，但也是稳步上升的。

    60年代中期，他与菲欧娜·戈兰女士结了婚，不久就携夫人到比勒陀利亚任职。可能就是在那里，由于受了南非那种传统的、然而也是有限的激进情绪的熏染，对南非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和羡慕。由于英国政府是工党当政，罗得西亚处于暴乱之中，他那种对比勒陀利亚日渐强烈的羡慕情绪都没有得以收敛。

    1969年回到英国后，他得到消息说，他的下一个任职可能是一个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比如玻利维亚。可能完全是由于菲欧娜女士的原因（会议桌周围的人只能猜测），她正想在比勒陀利亚过舒心悠闲的生活，一考虑到要被派往安第斯山的半山腰住上三年，丢下自己心爱的马和社交生活，便决定驻足不前。且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乔治·贝伦森明知道在走下坡路，还是申请调到国防部。由于可以依靠妻子的财产，他宁愿如此。由于摆脱了外交部的束缚，他成了一些南非亲善社团的成员。这些社团大都是右翼政治组织。

    佩里·琼斯爵士至少心里明白，贝伦森肆无忌惮地同情右翼分子是路人皆知的。因此，他——琼斯——不能推荐贝伦森成为贵族。现在他意识到，这可能早就引起了贝伦森的愤懑。

    一小时以前，从开始读报告时起，他们就一直认为贝伦森的亲南非情绪是秘密亲苏的伪装。而现在，奈杰尔·欧文爵士的一席话，使事情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受蒙蔽？”帕特里克·斯特里克兰说，“你是说，他真的以为是在给南非递送秘密情报吗？”

    “我是这样认为的，”这位六局的局长说，“如果他一直是一个秘密的亲苏分子或者是地下共产党，为什么不由一个苏联后台来控制他呢？据我所知，在他们的使馆中有五个人都可以同样地担任这个角色。”

    “哎，我承认，我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安东尼·普鲁姆爵士说。恰在这时，他抬头看了一眼，在桌子对面正巧碰上奈杰尔·欧文爵士的目光。欧文一只眼睛迅速地朝他挤了一下，他又不得不盯着眼前贝伦森的档案。

    你这个老滑头的奈杰尔，他想道，你根本不是在推测，你早就知道了。

    实际上，两天以前，安德烈叶夫已经报告了一些消息。消息并不多，只是苏联使馆内食堂里的闲言碎语。他跟N线的一个人喝咖啡，漫无边际地聊着。他提及说，有时，使用蒙蔽方法搞情报还是很有用的。那个地下局的代表笑了，使了个眼色并用食指敲了一下鼻子的一侧。安德烈叶夫认为这个暗示是说，在伦敦现在就有一个蒙蔽行动，这位N线人物知道一点情况。奈杰尔爵士听了后，便接受了这个观点。

    而安东尼爵士产生了另一个想法：如果你确实知道了，奈杰尔，你一定是在他们内部有内线，你真是一个老狐狸。随之又有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使他觉得不大舒服：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呢？桌子周围的人不都是很可靠的吗？他心里似乎在翻搅。他抬起了头。

    “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地考虑奈杰尔的意见。很有道理。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奈杰尔？”

    “这个人是个叛徒，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六局局长说，“如果把寄回来的文件摆在他的面前，我坚信，他会非常震惊。但是，如果再给他看一看约翰·普雷斯顿从南非搞来的档案，即使他过去一直认为在替比勒陀利亚效劳，我想，他也不能掩盖住那种崩溃了的情绪。假如他真是一个秘密共产党员的话，他无论如何都会知道马雷的思想意识的。那么，他就不会感到吃惊。我认为，一个训练有素的观察员是能看得出来的。”

    “那么，假如真是受蒙蔽呢？”佩里·琼斯爵士问。

    “那么，我想，在估计损失时，我们就能得到他们的充分合作。而且我认为，我们可以劝导他反戈一击，使我们能够对莫斯科发动一场反情报行动，从而，我们可以给盟国带来一个巨大的额外补偿。”

    帕特里克·斯特里克兰爵士被说服了。大家同意执行奈杰尔爵士的策略。

    “最后一件事，谁去见他？”安东尼爵士问。

    奈杰尔·欧文爵士咳嗽了一声，说：“当然，这事该五局来负责，但反情报行动将由六局来执行。还有一点，我恰好认识这个人，说实在的，我们是同学。”

    “天老爷，”安东尼爵士喊道，“他不是比你小吗？”

    “实际上小5岁，他过去总给我擦靴子。”

    “好吧，大家同意吗？有反对的吗？你可以管这个事，奈杰尔。你把他领去，归你了。要告诉我们你的进展。”

    24号，星期二。一位南非旅游者从约翰内斯堡到达伦敦希思罗机场，他很顺利地通过了机场检查。

    他拎着自己的手提包从海关大厅出来后，一个年轻人走上前来，在他耳边小声地问了句什么。这位粗壮的南非人肯定地点了点头。年轻人接过他的手提包，领他来到外面二辆等着的车前。

    司机没有把车驶向伦敦，却拐上了M25号环城公路，然后，又驶上了去汉普郡的M3号公路。一小时后，来到贝辛斯托克郊外一所漂亮的乡间房屋的门前。南非人脱了外衣，被领进了藏书室。炉旁椅子上的一位英国人站起来跟他见面。英国人穿着一套乡间的花呢衣服，年龄与他相仿。

    “亨利·皮埃纳尔，看到你真高兴。久违了，欢迎到英国来。”

    “奈杰尔，你过得怎么样啊？”

    两个情报局的首脑在午饭桌上谈了一个小时。

    在一般的寒暄之后，便谈起了正题。正是为了这件事，才使这位皮埃纳尔将军来到这所乡间房子里。这房子归秘密情报局所有，作为招待显要而又秘密的客人用。

    傍晚时，奈杰尔·欧文爵士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南非同意将简·马雷留在这里，以使欧文有机会利用乔治·贝伦森——假如他愿意反戈一击的话——发动一场巨大的反情报攻势。

    英国要对马雷进行全面监视。双方的责任是不能让马雷向莫斯科透露一点风声，因为南非也面临着如何估计自己的损失的问题——40年的严重损失。

    他们还达成了进一步的协议。一俟反情报行动结束，欧文要通知皮埃纳尔说马雷已经没用了，他将被召回国内，英国要“护送”他登上南非的喷气式客机，而皮埃纳尔的人将在飞机升到空中时，也就是到达南非的领空时，将他逮捕归案。

    晚饭以后，奈杰尔致歉告辞，他的车在等他。皮埃纳尔将要在此地过夜，第二天到伦敦西区买些东西，晚上飞回去。

    “别让他跑了，”皮埃纳尔将军送奈杰尔爵士到门口时说，“年底我还要把这个坏蛋弄回家呢！”

    “你会得到他的，”奈杰尔爵士答应说，“那时可别把他吓坏了。”

    正当南非全国情报局的局长在邦德大街给太太选购东西时，约翰·普雷斯顿正在查尔斯大街和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会面。副总局长摆出一副竭力讨人喜欢的样子。

    “约翰，我猜贺词已经准备好了。整个委员会都被你从南非搞来的揭发材料所感动。”

    “谢谢，布赖恩。”

    “是的，真的。现在要由委员会来直接抓。还说不准具体要怎么干，但安东尼·普鲁姆让我转达他个人的意见，好……”他把双手平放在记录簿上，“谈谈你今后的工作。”

    “今后的工作？”

    “你瞧，我也有点进退两难。你处理这个案子已经八星期了，有时和盯梢的人在街上，大部分时间在科克的地下室里，现在人去了南非。在这个期间，年轻的马奇——你的二把手，一直负责C分局一处首都治安科的工作，而且干得很出色。

    “我问自己，我该怎么安排他呢？我想，让他再屈就的话，未兔有点不公平。毕竟，他跑遍了各个部委，提出不少宝贵的建议，还做了几处积极的变动。”

    普雷斯顿想，他会做得出来的，马奇是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是哈考特·史密斯的忠实门徒之一。

    “话又说回来，你在一处这个科只待了10周，太短了。你既然已经荣耀满身，也该见好就收，换个地方也好。我已经跟人事处说了，也真走运，C分局五处三科有个肥缺，克兰雷在本周末提前退休，他的老婆——这你知道——一直不大好，他想带她到莱克区去，所以，他将拿退休金离职。我想，这对你挺合适。”

    普雷斯顿揣度着：C分局五处三科？“港口和机场科？”他问。

    这又是一项联络性的工作。移民科、海关科、特勤科、严重罪行股、毒品股，都是监视港口和机场，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那些人要么自己想混进来，要么千方百计把违禁品带进来。普雷斯顿认为，五处三科都是干些别处漏网的下脚料儿。

    哈考特·史密斯伸出一个手指强调说：“约翰，这工作很重要，肩负着特殊责任，要时刻睁大眼睛注意苏联集团那些特务、信使等。要出国，要到处跑，这一行正是你喜欢的。”

    普雷斯顿想，我已经离开了总部，但争权夺势仍在进行。他知道，他是伯纳德·亨明斯的人，不是那个线上的人；他清楚，哈考特·史密斯也知道这一点。他想提出抗议，要求见伯纳德爵士，但实际上仍留在原位不动。

    “不管怎么说，希望你干干看，”哈考特·史密斯说，“还是在戈登大楼，你也不用搬家。”

    普雷斯顿知道他是诡计多端的，哈考特·史密斯有一半的时间都花费在总部办公室的工作上了。普雷斯顿认为，虽然这又是一个“警察干的差事”，但至少又可以从事外勤作业了。

    “我希望你在星期一能开始工作。”哈考特·史密斯说。

    星期五，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少校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英国。

    他从莫斯科飞到苏黎世，用的是瑞典证件。他把这些证件用一个信封封好，寄到克格勃在该市的一所保密住宅，又在机场大厅的邮局取出存在那里的一个密封信封，拿出一份瑞士工程师的证件。从苏黎世又飞到都柏林。

    在同一架班机上，有他的一个陪同人员。陪同人员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他陪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只是执行命令而已。在都柏林国际机场旅馆的一个房间里，两个人会面了。彼得罗夫斯基脱得精光，把那身欧洲服装交给了陪同，穿上陪同手提袋中给他带来的东西——从头到脚都是英式服装，还有一个睡袋，里面装着常用的杂物——睡衣，牙具，读了一半的小说和换用的衣服。

    陪同人员已经从机场留言板上取来了一个信封，是都柏林使馆N线人物在四个小时以前按在那里的。里面装着一张头天晚上艾勃拉纳剧场演出票的票根、一张头天晚上在纽朱丽旅馆过夜的收据，收据上开着适当的名字，还有一张爱尔兰航空公司的“伦敦－都柏林”往返票的回程票。

    最后，给了彼得罗夫斯基一张新护照。他又回到机场大厅，出关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是一个英国人，到都柏林办了一天公事后，正要返回伦敦。在都柏林和伦敦间不检查护照。在伦敦这边，入港旅客只要出示一下登机牌或机票存根就可以作为证明。旅客还要从两个眼神冷漠的特勤科人员的眼皮下经过。他俩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但什么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他俩谁也没有见过彼得罗夫斯基，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通过希思罗机场进入英国。他俩要盘问的话，那么，他就会拿出一个纯粹的英国护照，持照人是杰姆斯·邓肯·罗斯。就是护照司也找不出这张护照有什么毛病，原因很简单，它是护照司签发的。

    没有检查就通过了海关。俄国人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金斯路口站。在这里，他来到一个自锁存物箱旁。他已经有了钥匙。在首都伦敦一带，使馆里N线人物长期掌握着好多处自锁存物箱，钥匙也都仿造了。从存物箱中，俄国人拿出一个包裹。这个包裹在两天前通过信使袋到达使馆，又原封不动地存在这里。N线的人没有看里面有什么，也不想看，更不想多问为什么要把这个包裹存在这个大车站的存物箱里。那不关他的事。

    彼得罗夫斯基没有打开包裹，将它扔进手提袋中，以后有空时再打开不迟。他知道里边是什么。从金斯路口站又叫了一辆出租车，穿过伦敦来到利物浦街站。在这里，傍晚的火车开往萨福克郡的伊普斯威奇。他住进大白马旅馆时，正赶上吃晚饭。

    如果有哪个好管闲事的警察在火车站要检查一下这个年轻英国人的手提包里的包裹的话，他就会吓掉了魂。里面，一边是一只芬兰萨可自动手枪，子弹盒中满满的，每个子弹头上都刻有X形沟纹，里面填着明胶和氰化钾的浓缩物。这种药物不仅会扩散到人的周身，而且想要解毒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包中的另一边是杰姆斯·邓肯·罗斯的“传奇”。

    所谓“传奇”，用文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在各种各样的真实材料的基础上，虚构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的故事。一般说来，传奇的主人公曾一度存在，但后来死了，无案可稽又毫无影响，于是，以此为主体，安上胳膊腿加上肉，再用一些材料将他毕生前前后后的生活充实起来。这样，他根本就不是死去的那个骷髅了。

    真正的杰姆斯·邓肯·罗斯，多年以前就葬身并腐烂在非洲赞比西河河畔的浓密灌木丛里了。他生于1950年，是安格斯·罗斯和柯尔斯蒂的儿子，住在苏格兰的基尔布莱德。1951年，安格斯·罗斯讨厌战后英国那种穷苦的配给生活，便携同妻子幼儿移居当时的南罗得西亚。由于他是工程师，在农业开发和机械方面找到了工作。到1960年，自己开了业。

    他的日子越过越好，便把幼小的杰姆斯送到一所较好的预备校学习，后来上了大学。1971年，得到毕业证书，便和父亲一起经营公司。但这时已经是伊恩·史密斯的罗得西亚了，政府与乔舒亚·恩科莫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罗伯特·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游击队的战斗越来越激烈。

    每个身体健康的男性公民都要参加预备队，而且在军队里服役的时间越来越长。1976年，杰姆斯·罗斯在罗得西亚轻步兵军队服役时，在赞比西河南岸的灌木丛林中遭到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伏击而阵亡。

    他本来不应该带任何证件，但刚好在出发前，他收到了女朋友的来信，便匆忙地揣到军装的口袋里。这些东西被带到赞比亚，落到了克格勃的手里。

    一个老牌克格勃军官，瓦西里·索洛道夫尼科夫，当时是驻卢萨卡大使，负责南部非洲的几个情报网。一个情报网得到了女朋友通过父母的家转给杰姆斯·罗斯的信。第一次调查这个死去的年轻军官，就得到了额外的收获：出生在英国；安格斯·罗斯和他的儿子杰姆斯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英国护照。所以，克格勃使杰姆斯·邓肯·罗斯死而复生。

    罗得西亚独立了，改名津巴布韦。安格斯·罗斯和柯尔斯蒂离开那里，去了南非。而杰姆斯却决定回英国。一只看不见的手从伦敦的萨马塞特大厦取出了他的出生证的副本；其他的手通过邮政方法填写了护照申请书。经过核实，签发了护照。

    为了把传奇编选得更好一些，几十个人花了几千个小时。克格勃不乏人手也是不无耐心的。银行存款户头开了一个又一个，驾驶执照也接连不断不失时机地登记，以免过期。汽车也是买了卖，卖了又买。这样，他的名字也不断地储存在行车执照中心的电脑中。工作也换来换去，并得到提升。这些都记录在案。公司的补贴金也不断增加。年轻的情报人员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使这些有关文件不断地符合手续。

    其他一些人则回溯到过去。这个孩子的外号叫什么？在哪儿念的书？孩子们在背后把理科老师叫什么？家里小狗的名字叫什么？

    经过多年，传奇完成了。当这个传奇的主人公将这些记住之后，如果需要查的话，至少需要旬月的时间才能查出破绽来。在彼得罗夫斯基的头脑里和手提包里装着的，就是这个传奇。他就是，而且他也能证明他就是杰姆斯·罗斯。他正在从西部迁往东部，去接替一家瑞士商业电脑软件办事处的工作。他在多塞特郡多切斯特的巴克利银行有一笔相当可观的存款，这笔钱要汇到科尔切斯特来。他已经熟悉掌握了罗斯的签字。

    英国是个很自由的国家。在世界上，几乎可以说只有英国不需要随身携带任何个人证件。如果问到时，只要拿出他个人的信就可以了，好像这封信就可以说明任何问题了。一张驾驶执照（英国的执照甚至连照片都没有），就可以通行无阻。一个人说他是谁就是谁。

    当晚，瓦列里·阿烈克赛维奇在伊普斯威奇吃晚饭时，他充满了信心。没有人会怀疑他不是杰姆斯·邓肯·罗斯的。

    晚饭以后，他在旅馆服务台上查阅黄页商业指南，他翻到了房屋出租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