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夫杰尼·卡尔波夫将军来到和平大路住宅大楼，爬上四楼的楼梯，按了电铃。几分钟后。菲尔比的妻子站在门口。卡尔波夫可以听到屋里孩子们正在用茶点。他选择了晚上6点钟，因为他感到，这个时间，孩子们都能从学校回到了家里。

    “你好，艾丽达。”

    她稍微向后挺了挺脖子，有点蔑视的样子。真是一位矜持的妇女。或许她也知道，卡尔波夫不是钦佩她丈夫的人。

    “是将军同志啊。”

    “基姆在家吗？”

    “不在，他出门了。”

    不是“他出去了”，而是“他出门了”，卡尔波夫想道。他显出吃惊的样子。“啊，我还想在家里堵着他呢。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不知道。该回来的时候就回来了。”

    “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吗？”

    “不知道。”

    卡尔波夫皱起眉头。在克留什科夫的宴会上菲尔比好像说过……什么心脏病，不让他开车……他已经到地下停车场看过，菲尔比的伏尔加还在那里。

    “我想这些天是你给他开车的，艾丽达。”

    她似笑非笑的样子，不是丈夫把她扔下不管的女人的表情，而是丈夫升了官的那种女人的笑脸。

    “不开了，他有司机了。”

    “那太好了。好吧，没见到他真遗憾。等他回来时我再找他。”

    他下了楼梯，陷入沉思。退休的上校没有资格用司机。他回到乌克兰饭店后面两条街上自己的家中，便往克格勃车队打电话，坚持要跟队长讲话。当他说出自己是谁后，对方的态度马上改变了。他用直率而快活的语调说：“我没有夸奖人的习惯，但是，人家工作真做得出色，也没有理由不夸奖人家。”

    “谢谢你，将军同志。”

    “给我的朋友菲尔比上校同志开车的那个司机，上校很夸奖他，真是一个好司机，他这样说的。如果我的司机病了，我要亲自找他来开车。”

    “再次谢谢您，将军同志。我要亲自通知司机葛利高利叶夫。”

    卡尔波夫挂上了电话。司机葛利高利叶夫，从来没听说过他，偷偷地跟这个人谈谈可能有用。

    第二天早晨，4月8日，柯马洛夫院士号悄悄地驶过了格里诺克，进入克莱德河口，朝格拉斯哥逆流而上。轮船稍停了一下，让一名领港员和两名海关人员上到船上来。

    他们在船长室喝了通常的见面酒，得知该船从列宁格勒开来，要从韦尔·卡斯卡特有限公司装载一台重型水泵部件。海关人员检查了一下船员名单，但谁的名字也没有记住。以后他们将发现，水手康斯坦丁·谢苗诺夫的名字在名单之中。

    苏联谍报人员乘船潜入一个国家的通常做法是不编入船员名单之中，而是藏在很小的货架里或甲板下的密室里，这种地方与船的结构浑然一体，而且伪装得很巧妙，甚至非常细心的船员们都不易找到。但是，如果出于行动上或偶然的原因而不能搭乘这样的轮船进入的话，就只好混在船员名单之中。这只是在非常紧迫的情况下，在没有时间来改造船的结构时才这样做。

    按计划，柯马洛夫院士号要从列宁格勒到格拉斯哥跑一趟长途货运。仅仅在起锚前几个小时，那个额外的船员和几个莫斯科来的人到了，船长和政委毫无办法，只好把他加到船员名单中去。他们告诉船长说，该船员的工资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他还要回来。

    不管怎么说，这个人在整个航行中独占了一个舱间，而这个舱间的两名真正水手只得把睡袋铺在餐厅的地板上睡。苏格兰领港员来到船上时，睡袋早就被拿走了。在下面的舱间里，这个水手显得有点紧张。第二只包裹在等待着半夜的到来。

    正当克莱德河领港员站在柯马洛夫院士号的船头，吃着早餐三明治，看着克莱德河的两岸土地向后移的时候，此时此刻，在莫斯科已是中午。卡尔波夫又一次给克格勃车队打电话。一个新队长在值班，他是知道会有一个新队长的。

    “我的司机好像得了流感，”他说，“他今天还能坚持一天，但我准备明天给他假。”

    “我保证你有一个替班的，将军同志。”

    “我想要司机葛利高利叶夫，他有空儿吗？我听说他车开得最好。”

    传来队长翻纸查阅记录的声音。

    “可以，有空儿。他出车了，但会回车队的。”

    “好，明天上午8点让他到我在莫斯科的住处报到。我把钥匙要过来，海鸥车将停在地下室。”

    他放下电话，想道，真是怪得出奇。葛利高利叶夫被叫去给菲尔比开了一阶段车，为什么呢？是不是跑的地方大多，艾丽达应付不了？或者是因为艾丽达不该知道他去的地方？那么，这个司机为什么又回车队了呢？这说明什么呢？很可能菲尔比到别的地方去了，不再需要司机了，至少在他卷入的那个行动结束之前，不再需要了。

    当天傍晚，卡尔波夫告诉他的司机说，明天可以休息一天，带着家里的人去玩吧。

    同一个星期三的傍晚，奈杰尔·欧文爵士同一个朋友在牛津共进晚餐。

    如同许多具有广泛影响的英国高等学府一样，一般的公众都知道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但令人感到神奇的是，它并不存在。

    实际上是有的，但它是如此之小，如此之隐蔽，以至于任何在英伦三岛的院校内进行考察的人，在树木花丛间一走一过时，一眨眼就会将它漏掉。它的房舍都小巧玲拢，深藏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它不颁发学位，不教学生。因为没有学生，也就没有毕业生，所以也无从颁发学位。但它有自己的讲师和教授。他们有时在一起聚餐，但都分散地住在城内各处，有的住在别的地方，只是偶尔地来看看。有时请外边的人来给教师们讲座——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而这里的讲师教授们也把论文交到英国的上级机关，上级机关严肃认真地研究他们的论文。它的经费也同那里保存的文件一样，都是不公开的。

    实际上，这是一个“专家库”，储备着各种知识分子，但他们并不从事理科方面的研究，而是从事某种规律和时事政治方面的研究工作。

    奈杰尔爵士跟这里的主人杰里米·斯威亭教授在饭厅里进了丰盛的晚餐后，教授把他带到家中喝葡萄酒和咖啡。教授家在牛津外面一所令人满意的房子里。

    “那么，奈杰尔，”他拧开一瓶泰勒牌葡萄酒，舒舒服服地坐在书房的炉火前的时候，斯威亭教授说，“你有什么事呀？”

    “杰里米，你听说过英国革命宣言这个东西没有？”

    斯威亭教授将葡萄酒举到空中，盯着看了好长时间。“听我说，奈杰尔，这可真是个难题呀，你要是坚持让我解释一下的话，那这个晚上就过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了。你从哪儿听来的？”

    作为回答，奈杰尔爵士递过去普雷斯顿的报告。斯威亭教授仔细地读着，花去了一个钟头。奈杰尔·欧文知道，斯威亭跟约翰·普雷斯顿不一样，教授不是到处跑的人。他不到市面上去，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对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列宁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去夺取政权的教导，都有很全面的了解。他所从事的和专心致志的就是阅读、研究、归纳和分析。

    “不简单，”斯威亭还回报告时说，“不同的探讨，不同的态度，当然，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但我们的结论却是殊途同归。”

    “愿意说说你的结论是什么吗？”

    “当然了，还只是理论阶段，”斯威亭教授歉意地说，“在风中摇摆的千万根稻草，可能形成一个草垛，也可能形不成。但不管怎么说，这一直是1983年6月以来我的观点……”

    他谈了两个小时。当奈杰尔爵士在后半夜被送回伦敦时，变得心事重重起来。

    柯马洛夫院士号停泊在格拉斯哥中心的芬尼斯顿码头，这样，那里的巨大吊车便可以在明早把水泵等装到船上。这里没有海关检查和移民手续，外国船员可以直接从船上登陆，穿过码头，进入格拉斯哥市内。

    半夜时分，当斯威亭教授仍在侃侃而谈之际，水手谢苗诺夫走下跳板，沿着码头走了100码，躲开贝蒂酒吧外面那些喝得醉醺醺的但仍然吵着再喝一杯的海员们，拐到芬尼斯顿大街。

    他的样子并不显眼，穿着磨坏了的鞋，灯芯绒裤子，高领套头毛衣和带风帽的外套。一只胳膊下夹着一个帆布袋，袋口被穿绳扎紧了。他穿过克莱德岸边的铁路桥，来到阿加尔大街，向左走下去，来到帕蒂克路口。他并不看地图，一直向前走，来到海因德兰路。走了1英里后，又来到另一条主要街道——大西路。几天前，他就背熟了这个路线。

    在这儿，他看了一下表，还有半个小时。从这儿到碰头地点用不了10分钟。他向左拐，朝着庞德旅馆走去。旅馆在划船湖的旁边，离英国石油公司服务站100码远，他可以看到那里的灯光。快到大西路和体思丹交叉处的汽车站时，突然看到了一帮人。他们正在汽车站的候车棚下笑着。现在是凌晨一点半。那里有五个人。

    在英国，有些地方管这种人叫流氓，或阿飞，但在格拉斯哥，称他们为地痞。他想穿过马路，但太晚了。其中一个人朝他大喊，其他人也跑出了棚子。他会说几句英语，但他们那种大喊大叫的格拉斯哥中音使他一点也听不懂。他们堵住了人行道，他只好走到马路上。一个人抓住他的胳膊，朝他大喊大叫。那人哇啦哇啦喊的话是：“你——袋里——装的——什么啊？”

    但他听不懂，所以，摇摇头要走开。他们便一哄而上，拳头像雨点一样擂在他身上，他倒在路上了。他们开始踢他。他模糊地觉得有手拽他的帆布袋，便用两手死命地把袋子抱在肚子前滚起来，任凭他们踢脑袋和腰部。

    德文夏山坡俯视着这个交叉路口，山坡上是一排五层楼中级住宅，由黄色和灰色的石块砌成。在一幢住宅楼的最顶层住着希尔威斯特太太，一位老寡妇，她一个人住着，患有关节炎，久久不能人睡。她听到下面街上的喊叫，颤巍巍地下了床来到窗前。看到外面的情景，又晃悠悠地穿过房间赶到电话旁，拨了号码999找警察。她告诉警察局的电话员赶快派警车到哪条街哪个路口；但电话员问她姓名和住址时，她却撂了电话。可敬的人们，这些德文夏的人们真是可敬！他们不愿把自己的名字暴露出去。

    警察阿里斯台尔·克莱格和休·麦克白恩正在巡逻车中，在大西路上边的希尔海德路上，突然听到了呼叫。当时街上根本没什么车，30秒钟便赶到了汽车站。这些地痞看到汽车灯光和车上的警报器，便不再去抢他手中的帆布袋，急忙跳过大西路与体恩丹路之间的草坪夺路逃走，巡逻车追不过去。当克莱格爬出巡逻车时，他们都逃得无影无踪，根本追不上了。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先顾受伤的人。

    克莱格弯下身去看那人，那个蜷曲得像个胚胎婴儿，昏迷不醒。

    “救护车，休！”他向休·麦克白恩喊道，开车的麦克白恩已经在对着步谈机讲话了。6分钟之后，西区医院的救护车开来了。在等救护车的几分钟里，两个警察按照惯例将受伤者丢在一边不去理他，只给他盖上一块毯子。

    救护车上的人把这个瘫软的人抬到担架上，推进车尾。他们给他裹毯子时，克莱格拾起帆布袋，放在救护车的后部。

    “你和他一起去，我跟着。”麦克白恩喊着说。这样，克莱格也爬进了救护车。不到5分钟，他们到了救护站。救护车将伤员直接送进大门，拐了两个弯，来到救护室。因为是急诊，没有必要经过候诊室。候诊室通常都是收一些半夜送来的醉汉，给他们包扎一下必须及时处理的伤口。

    克莱格等着麦克自思停好车，两人在门口会齐。

    “你去填入院表，休，我去看能不能找出名字和地址。”

    麦克白恩叹了一口气。总是没完没了的表格。克莱格从地上拾起帆布包，跟着担架车进入救护室。西区救护站的这个部分包括一条两头都有门的通道，十二个诊察室，通道两边一边六个，每个室都有门帘。十一个室用于诊察患者，一个作为护士办公室。护士办公室是第十二个，紧靠着后门，担架车就是从这个后门进来的。另一端的门上镶有单面玻璃镜子，通向候诊室。能走动的伤员要在那里等着轮流就诊。

    克莱格把麦克白思丢在柜台那边填表格，自己走过带镜子的门去看昏迷的伤员。伤员正躺在那边的担架车上。急诊室的护士给伤员初步检查了一下，他还活着，于是让担架员把他推进一个诊察室平放在一边的长凳上，以便把担架送回救护车。他们用的这间诊察室正在护士办公室对面。

    年轻的值班医生，印度人买哈达医生被找来了。他让担架员把伤员上衣脱光（他看到伤员裤子上没有渗出血），以便在X光检查前，仔细检查一下。然后，就去处理一个车祸伤员。

    急诊室护士给X光室打电话，但那里没空，说有空时就通知她。她坐上水壶，准备烧杯茶。警察克莱格知道伤员还处于昏迷状态躺在那一边，便拿起伤员的带风帽上衣进入护士办公室，把外衣和帆布包都放到桌子上。

    “你的茶有多的吗？”他以诙谐而自来熟的口吻说，夜班街道清扫工常常以这种口吻讲话。

    “也许有，”她说，“可我为什么要浪费在你们这种人身上呢？”

    克莱格笑了。他摸着带风帽外衣兜，拿出一个海员工资证。上面有躺在对面屋里的那个人的照片，并用两种文字——俄文和法文写着什么。这两种文字他都不懂。他不认识那种花体俄文，但是在法文栏里，名字等都是罗马体。

    “他是谁呀？”护士一边问一边倒了两杯茶。

    “好像是海员，从上面看可能是俄国人。”克莱格没有把握地说。格拉斯哥的一般公民被地痞打了是一回事，一个外国人，又是俄国人，被打了，事情可就严重了。为了弄清伤员是从哪条船来的，他把帆布袋倒出来。

    里面只有一件织得很厚的紧身套头线衣，包着一个圆形旋盖的烟丝筒，筒里没有烟，却用一些棉花包着两块铝盘，两块铝盘中间是一块直径2英寸的灰色金属盘。克莱格毫无兴趣地看了看三个金属盘，把它们放到棉花里，又拧紧了盒盖，放在工资本的旁边。他还不知道对面屋里的伤员已经醒过来了，正从门帘缝里看着他。他所知道的是，应该报告局里，他手中有一名受伤的俄国人。

    “用用你的电话，亲爱的。”他对护士说，伸手去拿电话。

    “别跟我亲爱的亲爱的。”护士喊道。她比这位21岁的警察要大得多。

    警察克莱格开始拨号码。正在这时，康斯坦丁·谢苗诺夫脑子里是怎么想的，永远也不会知道了。他昏昏沉沉地、胡里胡涂地忍受着被踢的伤痛，但他清楚地看到一个穿黑制服的英国警察在走廊的对面，背朝着他。他看到警察手里拿着他的工资本和指示他送到英国、交给坐在划船湖岸边桌子旁特务的东西，他看到警察看他的东西（他自己都不敢打开那个烟丝筒），而现在又去打电话了。他也可能仿佛看到了警察局地下室那矮小的牢房……

    警察克莱格首先感到的是，他被人用肘子推到一边，一下子愣住了。一只胳膊伸过来，抓起烟丝筒。他反应很快，扔下电话，一把抓住了伸过来的胳膊。

    “你怎么了，伙计……”他喊道，然后，以为这人一定是犯了幻觉病，牢牢地抓住他不放，想让他安定下来。烟丝筒从俄国人的手里晃掉了，摔到地上。谢苗诺夫盯了一下这位苏格兰警察，怕得要命，撒腿就跑。克莱格一边顺着走廊追过去一边喊道：“喂，伙计，回来……”

    小个子帕特森是个酒鬼。他的一生都献身于品尝酒厂产品的事业中了，从而失了业，并且再也找不到工作了。他不是一般的酒鬼，他的醉酒是相当有水平的。昨天，他从银行中取出利息，就朝最近的一个酒馆奔去，到半夜时，便不省人事了。到后半夜，他走路撞到电线杆上，掏出钱还要一大杯酒，但对方并不理他，他勃然大怒，挥起拳头狠狠地给了对方一下子。

    他刚做完X光透视，抱着骨折的手顺着走廊向他的病床走来，突然看到一个人光着脊梁、满脸伤血、从一个房间跑来，后面追着警察。小个子知道怎样对待与自己处境相同的人。他不喜欢警察，他们总是把他从舒服的路边阴沟里拖出来，送到什么地方又冲又洗。他让前边的人跑了过去，然后疾速地伸出一只脚。

    “你这个蠢驴！”克莱格咚地一声摔了下去，嘴里骂着。当他又站起来时，俄国人已经把他甩下十多码了。

    谢苗诺夫穿过带镜子的门，进入了候诊室，没有看到左边通向外面的门，却冲向了右边较宽的门。这个门通向过道。他向右拐去，发现一辆车子向他推来，车子旁是一个医生和两个护士带着吊瓶——买哈达医生刚处理完的车祸伤员。车子堵住了过道，而后面又传来了靴子跑动的声音。

    在他的左边是一块方廓，有两个电梯门，一个门正要关，里面空空的。他闪身钻了进去，一进门就关上了。当电梯上升时，他听到警察愤怒地砸着电梯门。他靠在壁上，悲伤地闭上双眼。

    警察克莱格急忙跑向楼梯向上跑，在每一层都检查一下电梯门上的灯，电梯仍在上升。到最顶层——第十一层时，他汗流泱背、气势汹汹地喘着。

    谢苗诺夫在十一楼出了电梯，朝跟前的一个门看了看，里面睡着病人。旁边还有一个门，开着并且通向一个楼梯。他跑过去，发现又有一条走廊，里面只是洗澡间、炊具和储藏室。走廊那一头还有一个门，在这温暖的夜晚，门开着。这个门通向屋顶平台。

    警察克莱格丢失了目标，但他终于找到了最后一道门，来到夜晚的平台上。他闭了一会眼睛，使自己适应外面的黑暗。他模糊地看到一个人影在北边护墙那儿晃动。他此时已不再生气了。他想，如果我在莫斯科的医院里醒过来，也一定会惊慌失措的。他向那个黑影走去，伸出双手表明手中什么也没有。

    “过来，伙计，哦，伊万，或者你叫什么。你没事儿，你头上被人打了，没事儿，跟我下去吧！”

    现在，他的眼睛已完全习惯了。在下面路灯射来的微光里，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俄国人的脸。那人看着他走过来，在离他有20英尺时，那人向下看了看，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跳了下去。

    克莱格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甚至当他听到那人砰的一声摔到100码以下的停车场上的声音时，仍然不敢相信。

    “哦，老天爷，”他说，“这下我可麻烦了。”

    他用哆哆嗦嗦的手拿起步话机向局里呼叫。

    距离英国石油公司服务站100码、距汽车站半英里的地方是划船湖，湖中央映着庞德旅馆的倒影。在马路便道边上，有一溜台阶通到下面的湖边小路，在台阶的下边有两条长木椅。

    在那里，一个穿着黑色摩托服皮夹克的人看了一下表。3点了。约会时间是2点。迟到的宽限是一个小时。还有第二个预备碰头地点——24小时后，在另一个地方，他将到那里去，如果接头人不露面的话，他只好再使用发报机了，他站起来走开了。

    当他们追逐着穿过救护站候诊室的时候，休·麦克白恩已经离开了那里，到车里去查一下发生抢劫和不明呼叫的确切时间。但他回来后首先看到的是他那同事又回到了候诊室，脸色惨白而又惊恐不安。

    “你查到他的名字和地址了吗？”他问。

    “他叫……是俄国海员。”克莱格说。

    “哦，天啊，咱们知道这个就行，名字怎么拼？”

    “休，他……他刚才从楼上跳下去了。”

    麦克白恩放下了笔，难以置信地盯着他的同事。接着，经验起了作用——任何警察都知道，一旦出了什么事，你自己要躲得干干净净的，不要莽撞行事，不要要小聪明，更不能自作主张。

    “你通知局里了吗？”他问。

    “咳，可能有人已经上路了。”

    “咱们把医生找来。”麦克白恩说。

    他们找来了买哈达医生。半夜收进这么多病人，他已累得精疲力尽了。他跟着警察来到停车场，没用两分钟就检查完了，身体已崩裂，死了，没有他的事了，他走了；两个担架员拿过一条毯子盖上了。30分钟后，救护车将尸体送到了盐市场附近琼斯林广场上的市停尸所。在那里，会有人剥光其余的东西——鞋。袜、腰带、裤子、衬裤以及手表——每一件都包好拴上标签，准备家人来取。

    在医院里还有不少手续要办。虽然入院表实际上已经没用了，但也要作为证据保存起来。两个警察把死者的遗物也都包起来，拴上标签，并列成表：带风帽上衣，一件；套头毛衣，一件；帆布袋，一个；针织厚线衣（套头），一件；圆形烟丝筒，一个。

    他们还没有搞完时，大约在克莱格第一次呼叫后15分钟左右，局里的一个侦探和一个警士到了。他们都没穿制服。他们要了一个办公室，医院便把行政办公室借给了他们。他们开始向两个警察了解情况。10分钟后，侦探派警土到车里向值班局长报告。这时已经是4点钟了，星期四，4月9日。但是在莫斯科已经是早晨8点了。

    叶夫杰尼·卡尔波夫将军等离开了莫斯科的主要公路而驶上通往雅辛涅沃的开阔公路时，才开始与司机葛利高利叶夫说话。显然，这位30岁的司机知道他是将军指名挑来的，何不讨好将军呢？

    “你喜欢给我们开车吗？”

    “非常喜欢。”

    “我听说你最近给我的朋友菲尔比上校开车了？”

    他稍停了一下。他妈的，他知道，已经有人告诉过自己，不能提这件事。

    “哦……是的。”

    “他过去总是自己开车，直到他犯了心脏病。”

    “他跟我也是这样说的。”

    最好还是保持这个话题。“你给他开车都到哪里去过？”

    长时间的沉默。卡尔波夫可以从反光镜中看到司机的脸，显然心中很矛盾，权衡着利害关系。

    “噢，就在莫斯科附近。”

    “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葛利高利叶夫？”

    “没有，就在莫斯科附近。”

    “停车，葛利高利叶夫。”

    海鸥车驶离了专用的中央车线，穿过朝南开的一些车辆，停在路旁。

    “你知道我是谁吗。司机？”卡尔波夫探过身子问。

    “知道。”

    “那么，你知道我在克格勃的职位吗？”

    “知道，中将同志。”

    “那就别跟我捉迷藏了，年轻人。你都给他往哪儿开车了？”

    葛利高利叶夫深吸了一口气。卡尔波夫知道他正在进行思想斗争。问题的关键是：是谁不让他说出给菲尔比开车到哪儿去了呢？如果是菲尔比本人，卡尔波夫职位比他高；但是，若是地位更高的人呢？……实际上是巴甫洛夫少校，他把葛利高利叶夫吓得够呛。他只不过是一个少校，然而，对于一个俄国人来说，第一总局的人总是一个未知数，克里姆林宫卫队的一个少校可不是……然而，一个将军毕竟是一个将军。

    “大多数都是去参加一些会，将军同志。有些是在莫斯科中心的住宅楼，但我从来没进去过，所以，没有看到他确实进了哪所住宅。”

    “有些在莫斯科中心……其他的呢？”

    “主要的是，不，我想总是到外面朱可夫卡的别墅去。”

    卡尔波夫想，党中央别墅区。

    “你知道是谁的吗？”

    “不知道，真不知道。他只是告诉我方向，然后我总是在车里等。”

    “参加这些会的还有谁呢？”

    “只有一次，两辆车一起到，我看到另一辆车里的人出来走进别墅……”

    “你认识他吗？”

    “认识。我来克格勃车队以前，是部队的司机。1985年，我总是给军事情报处的一名上校开车。我们驻扎在阿富汗的坎大哈。有一次，他跟我那位上校一起坐在车后，他是马尔琴柯将军。”

    卡尔波夫想，是这样，原来如此，老朋友皮欧特尔·马尔琴柯，颠覆专家。

    “参加会的还有什么人？”

    “还有一辆车。我们司机在等着的时候常常闲聊，但那个司机很鬼，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给科学院的一个什么院士开车。凭良心说，我就知道这些。”

    “继续开，葛利高利叶夫。”

    卡尔波夫向后仰着，看着一掠而过的树木。这么说，他们有四个人，一起给总书记准备什么。主管是党中央或最高苏维埃，另外三个人是菲尔比、马尔琴柯和一个不知名的院士。

    明天是星期五，是达官显贵们尽早收摊到别墅去的日子。他知道马尔琴柯的别墅靠近别列德尔基诺，离他的不远。他也知道马尔琴柯的弱点。他长出了一口气。最好多带点白兰地，这将是一个长时间的会晤。

    查理·福布司局长全神贯注地听着警察克莱格和麦克白思的汇报，偶尔温和地问一两句问题。他毫不怀疑他们说的是真话，但长期在警察局工作也使他很清楚，有时讲真话不一定就能救你的命。

    这件事情很难办。从条例上说，俄国人是在警察监护之下的，即或在医疗中，也是如此。在楼顶上，除了克莱格，没有别人，没有人证明他为什么要跳楼。对于他这个局长来说，并不在乎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假设这个人吓坏了，由于一时陷入幻觉之中而失魂落魄。他所担心的是他这个警察局长的前途。

    要找到那艘船，要会见船长，正式验明尸体，通知苏联领事。当然还要通知新闻界。讨厌的新闻界，他们有人又要大作文章了，会碟蝶不休地说什么警察暴行啊等等。更伤脑筋的是，他们会提出一些尖刻问题，使你无法回答。这个混蛋为什么要跳楼呢？

    4点半时，医院方面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事了。天一亮，各种机器就该动起来了。他命令他们都回警察局。

    6点时，两个警察写完了长长的报告。查理·福布司在办公室里处理例行手续。要查出（很可能白费劲）那个给999打电话的太太。通过警察局总机听到麦克白恩呼叫的救护车上的两个人已经写出了报告，至少，一群地痞流氓殴打这个人的事实是不容怀疑的。

    抢救室的护士讲了经过，买哈达医生也写了报告，救护站门口的担架员也证明看到那个光脊梁的人冲过候诊室，克莱格在后面追赶。此后，谁也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人是怎么追到楼顶上去的。

    福布司查出，在港口只有一艘苏联轮船柯马洛夫院士号，便派了一名警察去通知船长来辨认尸体。他又叫醒了苏联领事。领事9点钟才上班，当然免不了一顿埋怨。又通知了自己的警长和检察官。在苏格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包括有验尸官。

    死者的遗物都包起来送到了帕蒂克派出所里（殴打事件发生在帕蒂克区），按照检察官的指示锁起来了。检察官答应主持上午10点钟的验尸。查理·福布司伸了个懒腰，给食堂打电话，让把咖啡和早点送来。

    正当福布司局长准备书面材料时，警察克莱格和麦克白恩在他们的报告上签了字，一起到食堂去吃早点。两人都忧心忡忡。那个便衣侦探也跟他俩坐在一张桌子上。他俩向侦探倾诉着心中的痛苦。早点以后，他们得到准许，便回家睡觉去了。

    他俩说的一些话促使那个侦探去到食堂外面的投币电话，拨了一个号码。他找的是侦探卡迈克尔。卡迈克尔正在刮脸，满脸肥皂沫，他仔细听完后挂了电话，心事重重地刮完脸。侦探卡迈克尔是特勤处的。

    7点半时，卡迈克尔找到了探长。探长要参加10点钟的验尸。他问探长可不可以跟着去。探长说，那当然好了，10点在停尸所见。

    8点钟，在停尸所里，柯马洛夫院士号的船长和他那形影不离的政委看着录像，荧屏上很快出现了谢苗诺夫的脸。他慢慢地点着头，咕哝了几句俄语。

    “正是他，”政委说，“我们得见一见我们的领事。”

    “9点钟他将到局里来。”陪他们的穿制服的警士说。两个俄国人看来很震惊又很忧虑。警士想，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水手，当然是很痛苦的。

    9点钟时，苏联领事被引进了局长福布司的办公室。领事讲着一口流利的英语。福布司请他坐下，讲了昨晚事件的经过。他还没有讲完，领事便向他走过来。

    “此事非同小可，”领事说，“我必须立即跟伦敦苏联大使馆联系……”

    有人敲门，船长和政委被领了进来。穿制服的警士陪着他们，但还有一个人跟进来了，这个人向福布司点了点头。“上午好，我可以听听吗？”

    “随便坐吧，卡迈克尔。我想这事要有点麻烦。”

    但是不然。船上来的政委进屋还不到10秒钟，就把领事拉到一边，紧张地在耳边说了些什么。领事道了声对不起，就和两个人退到走廊里。过了3分钟，他们又进来了。现在领事打起了官腔，但他说的不错，当然要跟大使馆联系。他敢肯定，警察局一定会使出吃奶的劲儿来袒护那几个流氓的。柯马洛夫院士号今天起锚，能不能把海员的尸体和遗物带回列宁格勒呢？

    福布司彬彬有礼，但又很强硬。警方要继续调查和追捕当事人归案，在这期间，尸体必须保存在停尸所，死者的所有遗物也要保存在帕蒂克派出所锁着。领事点着头，他懂得法律程序。这样，他们离开了。

    10点钟时，卡迈克尔来到停尸所。里面，哈兰教授正在消毒。他们的谈话跟往常一样，只是天气啊、高尔夫球赛的前景啊，都是老生常谈。几英尺以外排水孔上面的平板上躺着谢苗诺夫那被打伤了又摔成肉饼的尸体。

    “我看一下可以吗？”卡迈克尔问。教授点了点头。

    卡迈克尔用了10分钟看谢苗诺夫的遗体。他离开时，教授刚要开始解剖。他回到办公室，往爱丁堡打了个电话。实际上，他是打给位于圣安德鲁大厦的苏格兰家庭与健康部的，也叫做苏格兰办事处。

    他跟一位退休助理专员通了话。助理专员留在苏格兰办事处只有一个目的：与伦敦的五局保持联系。

    中午，戈登大街C分局四处三科的电话响了。布赖思拿起电话，听了一会儿，便把电话递给普雷斯顿。

    “你的电话。他们不跟别人讲。”

    “谁呀？”

    “爱丁堡，苏格兰办事处。”

    普雷斯顿接过电话。“我是约翰·普雷斯顿……正是，你好。”他听了几分钟后，眉头皱了起来。他在便条上记下了卡迈克尔的名字。

    “对，我想我得来一下。你能通知侦探卡迈克尔说，我乘3点钟的短途飞机来，让他在格拉斯哥机场接我，好吗？谢谢。”

    “格拉斯哥？”布赖恩问，“他们那儿出了什么事？”

    “哦，一个俄国海员从楼上跳了下去，我去看看，明天回来。可能什么事也没有。而且，这回我可以离开办公室透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