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工作人员正常上班之前，麦克唐纳已经回到了他的办公桌前。他昨晚整夜没睡觉，但没有人会察觉。他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人，上班前他已经在一楼工作人员洗手间洗脸、刮脸并换上了放在他办公桌里的干净衬衫。
他的副手，布鲁斯·格雷西·菲尔德在他的住宅里接到通知，要求他9点之前必须到办公室。雨果·格雷现在已经回到他自己的床上，他也接到了类似的通知。8点钟，麦克唐纳通知他的两名警卫人员（这两个人以前都是部队的老军士）将“泡沫”会议室准备好，9点15分要开会。
刚到时间，会议就开始了，麦克唐纳对他的两名同事解释说：“今天的会议议程是讨论我昨天拿到的这份文件。已经没有必要告诉你们它的内容了。可以这样说，假如它是伪造的或骗局，那么我们现在是浪费时间。如果它是真的，目前我还不知道结果，它将是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雨果，请你把事件的背景给格雷西叙述一遍，好吗？”
格雷把西莉亚·斯通告诉他的事情重复了一遍。
“准确地说，”麦克唐纳使用了一个他最喜欢说的短语，听到这话的年轻人都收敛了笑容，“我想知道那个老头究竟是什么人，他是如何得到那份有可能是绝密的文件的，为什么他要选择那辆车，在那个地点投放那份文件。他以前认识西莉亚·斯通吗？他知道那是大使馆的车吗？如果知道，为什么选择我们？此外，咱们大使馆里有人能画像吗？”
“画像？”菲尔德问。
“画一张人头像。”
菲尔德说：“有一位夫人是教美术的。她过去曾经是伦敦儿童图书的插图画家，后来嫁给了我们档案馆的某个人。”
“去查一下。如果她能画，叫西莉亚·斯通配合她。此外我打算亲自与西莉亚面谈一次。另外还有两件事要做。首先，我们的朋友很可能再一次出现，他试图接近我们，会在我们大楼的四周转悠。我打算让梅多斯下士和雷诺兹军士留意我们的主要门口。如果发现他，要尽快向我报告。尽量让他进来喝杯茶。其次，他有可能在其它地方尝试其它的办法，也许会自己惹祸上身而遭逮捕。格雷西，你在警察局有没有认识的人？”
菲尔德点点头。他是这三个人当中在莫斯科呆的时间最长的一个，他来后继承了一些低层次的消息源，后来他自己也建立了几个关系。
“诺维科夫巡警。他在彼得罗夫卡总部大楼里工作。有时很有用。”
麦克唐纳说：“与他联系一下。不要提起扔到我们车里文件的事。就说街上有个怪老头缠着我们的人，要求面见大使。我们不愿理睬他，而请他不要再纠缠我们了。如果有画像，让他看看画像，但不要把画像留在他那儿。你们下一次什么时候见面？”
菲尔德说：“没计划。我可以在电话亭打电话找他。”
“好吧，看看他是否能帮忙。我要到伦敦去几天。格雷西，我不在时你担任临时指挥。”
西莉亚·斯通走到办公楼大厅时，被告知直接去“A”会议室，而不是去麦克唐纳的办公室，她感到有些吃惊。她知道这间会议室是一个特殊的，可以防窃听的地方。
麦克唐纳非常和蔼地与她交谈了一个小时。他用笔记下了每个细节，她同意他的推理，那个老头曾经纠缠过其他工作人员，要求见大使。他问她是否同意协助画一张那个老头的头像。她当然同意。她愿意尽力帮忙。
在雨果·格雷的陪同下，她指导档案馆副主任的夫人花了一个午饭时间，用木炭和蜡笔画了一张那个老头的草图。画中特别突出了他的三颗钢门牙。全部画完后，西莉亚点点头说：“就是他。”
午饭后，乔克·麦克唐纳让梅多斯下士做他的保镖，护送他去了大舍列梅季耶沃飞机场。他并不是怕中途遭到劫持，而是他也不敢肯定，他皮包里的文件的合法主人是否会想方设法夺回他们的财产。作为辅助的防御措施，他把文件包用一个链条锁在他的左手腕上，手腕上覆盖了一件夏季用的轻型雨衣。
当大使馆的豹牌汽车驶出大门时，外人是不会看到这些细节的。他注意到索菲斯卡亚码头停放着一辆柴卡轿车，但是它并没有跟踪他们的豹牌车，因此他没有再往下细想它。事实上那辆柴卡轿车正在等待一辆红色越野车的出现。
在飞机场，梅多斯下士将他护送到检票口，在那里他出示了外交护照，然后免去了一切检查。在候机室等了一小会儿后，他就登上了飞往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起飞后才深深地慢慢地吸了一口气，要了一杯杜松子酒和奎宁水。
1985年4月，华盛顿假如天使长加百利下降到华盛顿，询问苏联大使馆内克格勃工作人员，在所有CIA军官当中，他们最喜欢选择哪个作为俄罗斯策反的对象，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罗索夫不会犹豫很长时间。
他会回答道：“我选择作战局苏联分部反情报小组的组长。”
所有情报局内部都配备有反情报机构。情报工作和反情报工作是为同一个大的组织服务。只是反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与他们的同事关系不是太密切，他们的任务是审查任何一个有疑点的人。这项工作有三个功能。
反情报人员将听取另一方的汇报，他们将努力确认被策反者是真的，还是假的。一个假的被策反者或许也能带来一些真的情报，但是他的主要任务是散布假情报：其目的要么是让他的新主子相信他们队伍里没有叛徒，而实际上叛徒确实存在；或者用另一种方法将他们的主子引入毫无出路的迷宫和死胡同。一个熟练的“骗子”可以使他的敌人浪费数年的时间和精力。
反情报工作人员还可以从反面验证那些仍然留在敌方工作的人员状况。因为，在已经被招募的间谍中，有些人可能是双重间谍。“双重”间谍是指那些名义上已被招募，而实际上仍忠于他们过去的组织并执行其命令。他们将提供少量的真实情报以骗取信任，然后就可以在他们应该为其工作的人群中搞大破坏活动。
最后，反情报工作人员必须确保自己一方没有被敌人渗透，在自己的心脏里没有隐藏着的叛徒。
要完成这些任务，反情报工作人员必须掌握整个过程。反情报工作组有权提取所有被策反人员的历史档案以及有关他们的汇报资料。他们可以深入敌国；检查所有被策反人员的工作及聘用情况，实地考察有无任何背叛的危险。他们有权以检查可靠性和真实性的名义，查阅自己一方每个办公室里所有人的档案。
正是由于这种严格的职能划分和“需要知道”的原则，掌握卜2个军事行动的情报军官可以向他们的同事泄露自己掌握的军事计划，但是他们通常并不知道他们的同事正在做什么工作。只有反情报人员有权了解内幕。这就是为什么——当那个天使长官要安德罗索夫上校作出选择时，他愿意选择苏联分部反情报小组负责人的原因。反情报小组的人员必须是在最可靠的人当中挑选。
1983年7月，奥尔德里奇·黑曾·埃姆斯被任命为苏联东欧分部苏联反情报小组的负责人。这样一来他完全掌握了他的两个下属机构：其一是负责所有在苏联国境内工作的、但已经被美国招募的苏联被策反人员事务的苏联司，第二是负责在苏联境外工作的、所有被策反人员事务的外部作战司。
1985年4月16日，因缺钱花，埃姆斯走进了位于华盛顿第16街的苏联驻美国大使馆，请求面见安德罗索夫上校，主动提出为苏联人当间谍。条件是5万美元。
他还带去了一些表示真诚的小礼物。他泄露了三名已与CIA取得联系并主动为它工作的俄国人名单。以后他可以将他们解释为双重间谍，也就是说不是真正的被策反人员。不管怎样，这三位先生从此消失了。他还拿去了一份CIA内部人员名单，其中他的名字位于显要位置，以证明他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个职位上的人物。然后他离开了，当他第二次经过苏联大使馆的院前时正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摄像机拍上了镜头。但是那些录像带也从来没有重放过。
两天之后，他得到了5万美元。那仅仅是个开始，给美国历史上带来最严重后果的叛徒，也许包括贝尼迪克特·阿诺德在内，从此开始工作了。
后来的分析家们有两个解不开的迷。其一是，这样一个非常欠缺修养、行为不端、酗酒肇事、毫无希望的人是如何能够得到连续提拔直至升到那个对可靠性要求极高的位置上的。第二个是，到了那年的12月份，高级领导者已经知道在他们的秘密中心隐藏着一个叛徒，那么他又是如何继续隐藏了八年，以至于给CIA带来了八年的灾难。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来自多个方面。CIA内部的无能、缺乏生气以及沾沾自喜的状态都使叛徒有机可乘，此外克格勃还精心散布了假情报来保护他们的双重间谍；兰利的状况更糟、更懒散、神经质、好逸恶劳，这些都为叛徒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最终使人们想起了詹姆斯·安格尔顿。
安格尔顿曾经是局里反情报小组的负责人，地位的提升使他成为传奇人物，因患多疑症神经错乱而下台。这个怪人毫无私生活或幽默感，他坚信在兰利内部有个化名为萨莎的克格勃的双重间谍。在这一场对根本不存在的叛徒的疯狂搜捕过程中，他迫害了一个又一个忠诚的军官，直至迫使整个作战局屈服在他的脚下。到1985年，那些升到高级职务的幸存者回想起那段奋力搜捕双重间谍的往事就感到痛心。
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归罪到肯·马格卢的头上。
埃姆斯叛变之前已经在局里工作了20年，在兰利以外的其它地方，他一共有过三次任职经历。在土耳其时，他的站长就认为他的存在实在是浪费空间；经验丰富的杜威·克拉里奇从开始时就憎恨他，并讨厌他。
在纽约工作时，他有幸获得了一些赞扬。事实上在埃姆斯在此任职之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舍甫琴柯就已经为CIA作了，他在1978年4月投靠美国的行动是另外一名军官策划的，埃姆斯只是在中间接手了这名乌克兰人。那时，他已经酗酒很严重了。
他的第三个任职是在墨西哥，这次惨遭失败。他经常喝酒，喝得烂醉如泥，然后发酒疯侮辱同事和外国人，他曾经醉倒在街上，后来被墨西哥警察送回家。他违反了所有现行的作战规定，而且一个人也没招募过来。他连续数天花大量的时间，与一名叫伊戈尔·舒雷金的俄国人一起喝酒，那个人是俄罗斯大使馆克格勃反情报机构的头目。也许舒雷金是第一个预见这个满身恶习的美国人“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发展对象的人。
埃姆斯在这两次海外任职的业绩报告均骇人听闻。在一次业绩大普查中，一共测评了200名军官，他名列第198名。
一般情况下，这种人根本无法被提升到如此重要的高级职位。直到80年代早期，所有的高级掌权者——凯里·乔丹、杜威·克拉里奇。米尔顿·比尔登、格斯·哈撒韦、保罗·雷德蒙等都认为他是一个废物。但是肯·马格卢却不这样认为，他成了他的朋友和保护神。
是他将业绩测评报告进行了处理，为他清除了前进路上的障碍，从而使他得到提拔。作为埃姆斯的上司，他不顾其他人的反对，亲自安排了人选，将埃姆斯塞进了反间谍小组。
他们二人基本上算是酒肉朋友，以酒鬼的情感自我怜悯或相互安慰，他俩都认为局里对他们二人非常不公平。由于这一个判断失误而导致许多人丧失了生命。
里昂纳德·蔡塞夫，“兔子”正处于死亡的边缘，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只知道他正忍受着极度的痛苦。
格里申上校坚信痛苦的效用。他相信痛苦对于目击者具有说服力，痛苦是一种惩罚。蔡塞夫是罪犯，上校命令他深刻领会死前痛苦的含义。
审讯持续了一整天，没有对他用刑，因为他把一切都交代清楚了。大部分时间里是上校独自一人审讯他，因为上校不愿让卫兵听见有什么东西被盗窃了。
上校非常温和地请他从头说起，他照办了。上校要求他一遍又一遍地复述原委，直到他认为确实没有遗漏什么细节为止。实际上没有那么多要说的细节。
当他解释到那样做的原因时，上校的脸上显露出了怀疑的态度。
“一瓶啤酒？英国人给了你一瓶啤酒？”
到中午时，上校确信他已经掌握了全部情况。他估计那个年轻的英国女人遇到这样一个衣衫褴楼的人，会把他的文件扔掉，但是他不敢完全肯定。他派了四名可靠的人守候在大使馆门前，等待着那辆红色小越野车的出现，然后再跟踪到她的住所。并把有关的消息及时向他汇报。
3点刚过，他对卫兵下了最后的命令，然后离开了。当他的车离开大院时，一架英国航空公司的A-300型空中客车正出现在莫斯科北部的上空，向西飞走了。他却没有注意到它。他命令司机把他送回到了基赛尔尼大街的住所。
他们有四个人。他们知道“兔子”的腿站不起来，因此其中两个人用手使劲支撑在他的夹肢窝里，用胳膊把他架起来。另外两个人，分别一前一后地站着。他们正对他拳打脚踢，慢慢地折磨着他。
他们大拳头上戴着铜套指节，他们用拳头猛击他的肾，撞他的肝，打他的脾脏。一只脚朝他的睾丸踢去。前面的人先对准他的腹部，然后向上朝他的胸部猛打。他晕过去了两次。全身被泼了一桶冷水后，又慢慢地苏醒过来，疼痛又恢复了。他的双腿已失去了作用，因此他们把他踮着脚架了起来。
最后，他胸前的肋骨被打断裂了，两根肋骨深深地扎进了他的肺脏里。他的嗓子里涌出了一股热乎乎的粘性物，并堵住了他的喉咙。
他的视线变窄了，他眼前看到的不再是军械库后面那些灰色的混凝土营房，而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天空，阳光下有一条沙土路，四周是松树。他看不到人，却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来吧，朋友，喝瓶啤酒……喝瓶啤酒。”
光线变暗了，但是他仍然能听到一个声音在回旋，虽然他听不懂内容。“喝瓶啤酒，喝瓶啤酒……”然后光线永远消失了。
1985年6月，华盛顿自从他第一次得到5万美元那天起快到两个月了。这一天奥尔德里奇·埃姆斯仅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几乎摧毁了CIA作战局的整个苏联／东欧分部。
就在午饭前，他已经把那301份绝密档案拿到了手，他把7磅重的秘密文件和电报资料全部从他的书桌上清扫下来，装入了两个塑料购物袋。他带着这些东西走过迷宫似的走廊，上了电梯，出了电梯后从一楼出了大楼，然后出示他的身份证，通过十字转门走出了大楼。没有任何卫兵拦阻他询问包里的东西。他的车停在大型停车场，他开车花了20分钟就到达了乔治敦，那里是华盛顿一流的郊区，以其欧洲风格饭店而闻名美国。
他来到查德威克，一个位于K街高速公路下面滨河地区的酒吧饭馆里，与安德罗索夫上校派来的人接上了头。作为克格勃专员，安德罗索夫上校知道如果他亲自来，很可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盯梢。接头的人名叫丘瓦欣，是一名“普通”的苏联外交官。
埃姆斯把它拿来的东西递给了那个俄罗斯人。他从来不要价。他将收到数额巨大的报酬，第一次兑现就足以使他成为百万富翁。俄国人平时对价值很高的硬通货美元很仔细，自那以后不再砍价了。他们知道他们已经挖掘到源源不断的资源主脉了。
离开查德威克后，资料包被送进了大使馆，然后直接送到第一总局的司令部。在那里，分析家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个出乎意料的行动立即使安德罗索夫变成了明星，使埃姆斯成为天底下最宝贵的财富。第一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将军命令立即组建一个特别秘密小组，不干别的事，专门处理埃姆斯带来的产品。埃姆斯的化名意思是铃铛，特遣部队就因此称为铃铛小组。
后来一位CIA高级官员计算过，1985年夏季过后有45个反克格勃军事计划崩溃了，实际上是CIA的全部项目单。1986年春季之后，凡是列入301档案的为CIA作的高级间谍全部停止了工作。
在那些购物袋里有14名在苏联本土工作的间谍资料，他们几乎是苏联／东欧分部所有财产的阵容。虽然那里没有包括他们实际的姓名，但是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任何一名反情报侦探，只要告诉他在他的网络里面有一名地下工作者，他是在波哥大被招募的，然后调到莫斯科工作，现在正在尼日利亚的首都服役，他很快就能推算出结果。只有一个职业适合那些任职。通常只要查一下履历就足够了。
这14人当中有一个人实际上是英国的长期特务。美国人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由于伦敦已经把他的产品交给了兰利，CIA知道一点有关他的事情，还可以推导出更多的数据。他实际上是克格勃的一名上校，于70年代早期在丹麦被招募，为英国人工作了十二年。苏联人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然而，他还是作为苏联驻伦敦大使馆专员从他的岗位最后一次返回莫斯科。埃姆斯的叛变直接证实了俄国人对奥列格·戈迪夫斯基上校的怀疑。
这14人当中另外一人很幸运或聪明。谢尔盖：博汉是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安排在雅典工作的一名军官。他突然接到要他返回莫斯科的命令，理由是他的儿子在军事学院考试不及格。他偶然得知他的儿子学习成绩不错。他故意耽误了已定好的回家的飞机，并与雅典的CIA情报站取得了联系，然后被匆忙送出了雅典。
其他12个人全部被擒，其中一些人是在苏联本土被捕的，另一些人是在国外抓住的。那些在国外的人被克格勃编造的各种理由骗回来。所有的人下了飞机就立即被捕了。
所有这12个人都被严格审讯，他们都招供了。以后是更加“强烈”的审讯。后来有两个人从集中营中逃了出来，现在住在美国。其他十个人被严刑拷打，最后被枪毙了。
乔克·麦克唐纳下午后半晌抵达希思罗机场，他下飞机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位于沃克斯霍尔区·阿斯顿克罗斯的博克斯堡十宇路口的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大楼打来的。他感到很疲劳，虽然他冒险在飞机上打了个盹，他多么想去俱乐部洗个澡，然后好好休息一下。由于他和夫人目前都在莫斯科居住，他们在切尔西的住房已借给别人了。
但是他还是想把锁在手腕上的那份文件和钥匙交给总部后再休息。局里派到希思罗机场接他的车停到绿色玻璃的局大楼门前，他下了车。情报局大楼位于泰晤士河的南岸，它是七年前从破旧的老式世纪大厦搬到这里的。
在大门口，到机场接他的那个年轻实习生赶忙协助通过了安全检查，最后把那份文件放到俄罗斯分部部长的保险柜里了。他的同事带着一些好奇的心情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
“喝点什么？”杰弗里·马奇班克斯问他，指着木格子里面的看起来像是个文件柜的东西，实际上他俩都知道那里面是一个鸡尾酒酒柜。
“好主意。今天太累了，来杯苏格兰威士忌。”
马奇班克斯打开酒柜门，开始表演他的拿手好戏。马奇班克斯是苏格兰人，他拿出了老祖宗酿造的纯酒。这位部长倒了一杯双料威士忌，递了过来。
“当然知道你要来，但不知为何来。快讲讲。”
麦克唐纳把故事从头到尾叙述了一遍。
“肯定是个骗局。”马奇班克斯最后说。
“从表面判断的确如此，”麦克唐纳同意他的看法，“但是这是我所听说过的最细致的血腥骗局。这个骗子是谁呢？”
“有人猜测是科马罗夫的政敌。”
“他们那一套他已经受够了，”麦克唐纳说，“但这真是个意外。这样重要的东西差点当废纸扔掉。幸亏年轻人格雷发现了它。”
“那么下一步是应该看它写了些什么。我想你已经读过了吧？”
“我昨晚没睡觉把它全看完了。是一份政治宣言，它看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肯定是用俄语写的？”
“是的。”
“恐怕我的俄语太差，看不懂。我们需要把它翻译过来。”
“我想亲自翻译，”麦克唐纳说，“以防万一它不是个骗局。看完你就会明白了。”
“好吧，乔克。听你的。你想怎么办？”
“我先去俱乐部洗个澡，刮刮胡子，吃顿饭，然后睡一觉。我大约半夜时回来，一直工作到上班时间。明天见。”
马奇班克斯点点头。
“好了，就这样定了。你最好借用这间办公室。我会通知警卫的。”
第二天上午就要到10点时，杰弗里·马奇班克斯回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发现乔克·麦克唐纳全身仰面躺在沙发上，他的鞋和外衣放在一边，领带解开了。黑色文件在他的书桌上，旁边有堆放着未装订的白纸。
“就是它，”他说，“已变成了莎士比亚语言了。顺便说一下，磁盘仍在机器里，应该把它取出来存放在安全的地方。”
马奇班克斯点点头，要了杯咖啡，戴上眼镜，开始阅读文件。一位漂亮的金发碧眼的女人端来了咖啡，微笑着离开了。她的双腿修长，肯定是父母遗传下来的。
马奇班克斯中断了阅读。“这人肯定是个疯子。”
“如果是科马罗夫写的，他真是个疯子，或者很差劲，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有潜在的危险。继续读读吧！”
马奇班克斯继续往下读。全部读完后，他气得腮帮子鼓起来又落下。“看上去真像是个骗局。哪有人敢这样直截了当地写出他真实的想法？”
“除非它仅限于狂热分子内部核心人物范围内。”麦克唐纳提示他。
“那么是偷出来的？”
“有可能。有可能是伪造的。但是这个流浪汉是谁？他是如何拿到文件的？我们不知道。”
马奇班克斯沉思起来。他知道假如这个黑色宣言是伪造的，是个骗局，而他们把它当真了，他们仅是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假如结果表明它是真的，而他们没有认真对待它，则后果会更糟。
最后他说：“我认为有必要将这份文件上报分局局长，也许直至局长。”
东半球分局局长大卫·布朗洛12点会见了他们，13点15分局长在他的顶层餐厅请他们三人吃了午餐，从该餐厅可以看见泰晤士河和博克斯堡桥的全景。
亨利·库姆斯爵士已接近60岁，最后一年担任伦敦秘密情报局局长。正像他的前任莫里斯·奥德菲尔德一样，他是逐级提拔上来的，曾经在10年前结束的冷战中经受过磨练。这一点不同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局长是从政治方面考虑来任命的，不怎么懂技术；而英国秘密情报局用了30年时间说服了首相为他们选了一名久经考验的内行局长。
这就产生了良好的效果。1985年之后，CIA前后三任局长都承认在报纸披露真相之前他们几乎不知道埃姆斯事件的真相。亨利·库姆斯相信他的部下，并了解所有有关细节。他的部下知道他是个内行。
他边读文件边喝他的奶油浓汤。但是他阅读的速度很快，而且全读懂了。
“乔克，我知道这样对你来说很烦人的，但是你必须从头再讲一遍。”
他聚精会神地听他讲了整个过程，问了两个简短的问题，然后点点头。“你的观点呢，杰弗里？”
问完俄罗斯分部部长之后，他又问东半球分局长布朗洛的意见。他们两人讲得差不多一样。它是真的么？我们需要了解。
布朗洛说：“我想知道的是这个问题：如果所有这些真是科马罗夫的政治议程，他为什么要把它写出来？人人都知道即使最绝密的文件也有被偷盗的可能性。”
亨利·库姆斯爵士那双温和的眼睛转向莫斯科情报站长。“你的意见呢，乔克？”
麦克唐纳耸了耸肩：“为什么有人要把内心的想法和计划写出来？为什么人们要对日记倾诉他们心中的秘密？为什么人们想方设法保存隐私出版物？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大公司要储存极其敏感的资料？也许只有内部非常狭小的圈内人可以接触这些私有资料，或者仅限他本人使用。也有可能是为了陷害人而伪造的。我不清楚属于哪种情况。”
“哈，你说到点子上了，”亨利爵士说，“我们不清楚。但是文件我们已经看过了，我认为我们都同意有必要搞清楚。有这么多的问题需要搞清楚。这份文件究竟是如何出台的？它真是伊戈尔·科马罗夫拟稿的吗？这是不是他上台后准备实施的令人震惊的疯狂行动？如果真是这样，它是如何被盗的？是谁偷的？为什么把它仍给我们？或者这些全部是谎言？”
他搅拌着他的咖啡，目光注视着文件原稿和麦克唐纳的翻译稿，表情及其冷淡。
“乔克，恐怕我们必须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得到确切信息后我才能向最高领导汇报。乔克，你必须回到莫斯科去搞清楚。我不知道你如何下手，那是你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了解全部情况。”
像他所有的前任一样，秘密情报局局长肩负着两项重任。第一项属于职业性的，就是尽他最大的努力为国家做好隐蔽战线上的情报工作。另一项任务是政治性的，即与联合情报委员会和他们的重要客户外事办公室保持联系，这些人一般比较难对付，其目的在于赢得内阁的预算开支，并与组成政府的政客交朋友。它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需三思而后行。
他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搞清楚为什么那个流浪汉要冒失地将那份现在已带有脚印的文件扔进一个非常年轻的外交官的车里，并要确认那个疯狂残忍的计划是真还是假。他知道这是火烧眉毛的大事。
“局长，我今天下午就飞回去。”
“乔克，你在说废话。你已经连续两天没好好休息了。看一场电影，在床上睡八个小时。明天一早赶回哥萨克人的土地。”他看了一下他的手表。“现在，我得去……”
那三个人列队离开了局长。麦克唐纳既没有看电影也没有上床睡八个小时的觉。马奇班克斯的办公室里有一份刚发来的密码电报。西莉亚·斯通住的房间被人袭击了，屋里翻了个底朝天。她吃过晚饭回家时被两个蒙面人用椅子腿击伤。她现在住在医院里，但已脱离了危险。
马奇班克斯也在看这张纸片，他默默地把它递给麦克唐纳。
“狗屁！”他骂街了。
1985年7月，华盛顿正像间谍行业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这份内部情报是第三手资料，很模糊，也许完全是浪费时间。
一名参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对于不受欢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南也门共和国实施援助计划的美国志愿者休假回纽约，他约了一位目前在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工作的老同学一起吃饭。
吃饭时他们谈论起莫斯科对南也门提供的大型军事援助计划。那位联合国工作者告诉他的老同学，一天晚上他在亚丁岩石酒店的酒吧喝酒时偶然遇到一位俄罗斯陆军少校，他把他们的谈话内容描述了一番。
像大多数在南也门的俄罗斯人一样，那人实际上不讲阿拉伯语，因为也门原先是英国的殖民地，他们与也门人交流时都讲英语。美国人知道他们在也门不受欢迎，他们习惯上说自己是瑞士人。他就是这样告诉那位俄罗斯人的。
那个俄罗斯人越喝越多，他知道周围没有他的同胞耳目，他开始强烈抨击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他谴责他们大搞腐败，贪污浪费，根本不关心在第三世界搞援助工作的同胞们。
假如这位FBI的先生对他的一位在CIA纽约局工作的朋友没有提起这事，那位联合国救援工作者在饭桌前讲述的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然而，那个CIA的人回去请示了局领导，再一次摆酒席宴请了那个救援工作者。为了具有煽动性，CIA的人故意哀叹俄罗斯人与第三世界国家不断增进友谊，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步伐迈得很大。
那位UNICEF作者急于炫耀他那出众的知识，他插话说事情并非如此，他亲身感受到俄罗斯人往往很讨厌阿拉伯人，因为阿拉伯人对很简单的技术都掌握不好，而且对于支援给他们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妥善保管，俄罗斯人很快就被他们激怒了。
“我的意思是说，以我工作的地方作为事例……”
到酒宴结束时，CIA的人已经掌握了一个大型军事顾问团的情况。这个团的成员已经屡经挫折，智穷力竭，他们觉得在也门人民共和国再呆下去已没什么意义。他还描述了一名极度厌倦的少校：高个子，体格健壮，一张典型的东方面孔。他的名字叫：索洛明。
该报告又汇报到兰利，放在苏联／东欧分部局长的书桌上。该分局长把它拿来与凯里·乔丹商讨对策。
三天后，作战部副部长对贾森·蒙克说：“它也许没有什么价值，也许很危险。你能否去南也门找到这位索洛明少校谈一谈？”
蒙克向密室里的专家咨询了很长时间有关中东的问题，他很快就意识到南也门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美国对那里的共产党政府十分反感，但是莫斯科却在极力拉拢它。尽管如此，除了俄罗斯人以外，那里竟然还有其它的大型外国团体。
英国人虽然在1976年离开了亚丁，但后来又被请了回来。王室代理人正在协助南也门的经济建设。德拉吕正在印刷钞票，托塔尔正在建造一个纺织厂。弗格森有一项拖拉机业务，科斯坦正在乔勒谢赫·奥斯曼郊区运作一个饼干厂。
英国工程师们正在设计一个新型的淡水厂和一个防洪方案，而英国的慈善救助儿童计划正与法国慈善药品机构一起在穷乡僻壤发放药品。
联合国在那里实施三项活动：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正在支援农业，UNICEF在救助街上的儿童，世界卫生组织（hO）负责保健项目。
不管你的外语讲得多么地道，一旦遇到该国本地人，你很快就露馅。蒙克决定避免扮装成英国人，因为真正的英国人仅在两分钟内就能发现不同点。法语也是如此。
但是由于美国是联合国的主要经济来源，它对许多机构都有影响力。研究表明，到亚丁的食品和农业代表团里没有西班牙人。一个新角色产生了，蒙克得到默许可申请一个月的签证于10月份去亚丁访问，他的身份是FAO从罗马总部派来的了解项目实施情况的检查员。
根据他的身份证，他的名字叫埃斯特万·马丁内斯。仍想感恩报德的西班牙政府在马德里提供了真实的护照和签证。
乔克·麦克唐纳回到伦敦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无法去医院看望西莉亚·斯通，但是第二天上午，7月20日，他去了医院。这位新闻助理专员身缠绷带，神情恍惚，但是不妨碍她谈话。那天她正点下班回家，她没有察觉有人跟踪，她毕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
在房间里呆了三个小时后，她与加拿大使馆的一名女孩一起出去吃饭。她大约晚上11点半返回。小偷肯定听见她拿钥匙开门的声音了，因为她进屋的时候屋里很安静。她打开门厅的灯后，发现客厅的门是开着的，但里面没开灯。她感到奇怪，因为她是开着灯离开房间的。客厅的窗户面对着院子中心，窗帘后面有灯光意味着屋里有人。她想可能是灯泡坏了。
当她走到客厅门口时，有两个黑影向她袭来，其中一个人举起什么东西朝她的脑袋砸下来。她倒在地上时似乎听到并感觉到有两个人从她的身上跳过去从主门口逃出。她晕过去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后她醒过来了，她爬到电话机旁，给邻居打电话求援。然后她又晕过去了，再次苏醒时已经躺在医院里。她只记得这些。
麦克唐纳去查看了她的房间。大使已向俄方外交部提出抗议，外交部大怒，转而指责内政部。他们命令莫斯科的检查办公室派最好的工作人员去调查此事。将尽快出台一份详细的报告。莫斯科的意思是做个样子给对方看。
发往伦敦的电报有一个地方写错了。西莉亚·斯通不是被椅子腿，而是被一个瓷器小雕像击中。那个瓷器摔碎了。假如是金属的话，她早就见阎王了。
俄罗斯侦探仍留在斯通的房间里，他们很乐意回答英国外交官的问题。院门口的两名民兵没有放进任何俄国车辆，因此来人肯定是走进来的。民兵没看到任何人进来。麦克唐纳想他们肯定要这样回答的。
门没有被砸的痕迹，因此他肯定是被撬开的，除非夜贼有门房钥匙，这是不可能的。也许是他们的日子过得太艰难，他们来寻找一些硬通货。那就太遗憾了。麦克唐纳点点头。
他内心在想那些入侵者很可能来自黑色卫队，但是很可能是黑社会包办的，或者是前克格勃雇员，到处都有这些人。莫斯科夜间的小偷很少光顾外交住所：麻烦太多。大街上的轿车是可攻击的对象，但是有人站岗的公寓就不同了。经专业人员彻底搜查了房间，但是什么东西也没丢，甚至连卧室里的珠宝都没动。显然来者是有意寻找某件东西。麦克唐纳最怕的就是这种结果。
回到大使馆后，麦克唐纳有主意了。他给检查办打电话，询问他们是否能让负责此案的侦探到他这里来一下。下午3点钟，检查员切尔诺夫来了。
麦克唐纳说：“我可能有办法帮助你们。”
侦探的眼睛睁大了。他说：“那太感谢您了。”
“我们年轻的女士斯通小姐今天上午感觉好一些了，是好多了。”
“太好了。”检查员说。
“她能够把攻击她的其中一人适当描述出来。在被打晕之前，她借门厅的灯光看清楚那个人了。”
“第一次陈述时，她说两个人都没看清楚。”切尔诺夫说。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记忆力是可以恢复的。您昨天见到她了吗，检查员？”
“是的，昨天下午4点钟。她是清醒的。”
“但是我觉得那时她脑子仍然很糊涂。今天早晨她脑子清醒多了。我们大使馆工作人员中有一位夫人是搞美术的，在斯通小姐的帮助下，她画了一幅人物像。”
他把一幅用碳、蜡笔画的人物像递给了书桌那边的检查员。检查员露出了笑容。
“这张画非常有用，”他说，“我将把它带给防盗队去传阅。这个年龄的人肯定有记录。”他起身准备离开。麦克唐纳也站起来了。
“希望能有所帮助。”他说。两人握手后，侦探离开了。
吃午饭时，斯通和那名画家都被告知了那个新编造的故事。她们二人都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都同意将一致回答检查员切尔诺夫的提问。事实上他从没对她们面谈过此事。
他的防盗队员分散在莫斯科的各个角落，他们也没辨认出那张脸。不管怎样，他们还是把那张画贴到他们房间的墙上了。
1985年7月，莫斯科克格勃从奥尔德里奇·埃姆斯那里发了笔横财后，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举动。
行业中有一条牢不可破的规矩，如果某个局突然在敌人心脏获得了一个无价“之宝”，就必须设法保护他。因此，当这个宝贵的人一次透露许多背叛者的名字时，受益局应该慢慢地小心处理这些背叛者，每逮捕一个人都要编造一个不同的理由。
只有当他们的宝贵人物脱离了危险，被送到后方以后，才允许将他透露的许多人同时逮捕。假如不这样做，就好比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整页广告，宣布：“喂，大家注意！我们刚从你们的机构里获得了一名少校双重间谍。看！他给我们提供了多么重要的情报。”
由于埃姆斯仍然处于CIA的关键部门，而且很有前途，第一总局应该按照规矩将他透露的14名背叛者慢慢地分别小心剔除。但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否决了他们的做法，尽管他们几乎是含泪提出了抗议。
铃挡小组将来自华盛顿的丰收果实分类整理，他们发现其中有一些描述可立即辨认，而另外一些需要进一步验证。那些可以“立即执行”的人员当中，有一些人仍然在国外任职，必须想方设法以巧妙的方式把他们骗回来，不能打草惊蛇。这要花几个月的时间。
他们所作的第二个决定是避免他们的竞争对手第二总局插手。第二总局习惯于海外作战，他们对莫斯科大街上的内部事务很不熟悉。
他们决定从“英国”间谍奥列格·戈迪夫斯基上校下手。有一件事使他已经被列为怀疑对象了，即这么多年来他的侦探工作一直无成效。埃姆斯描述的那个刚返回莫斯科的克格勃上校军官像手套一样正好适合戈迪夫斯基，证实了他的罪行。因此，第一总局悄悄地在莫斯科范围内把他的全部活动都监视起来了，这原本是第二总局的业务范围。结果是个败局。
戈迪夫斯基绝非等闲之辈，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真后悔不该回莫斯科。他应该接受伦敦朋友的紧急劝告，并呆在伦敦叛逃，实际上12年前他在精神上早就叛逃了。
英国人曾经给过他一个在被监视情况下使用的紧急求援电文：“我遇到麻烦了。我现在需要帮助。”他把该电文发出去了，而且对方竟然收到了。英国秘密情报局（SIS）拟了一个帮助他脱险的计划，但是需要大使馆的帮助。英国大使的后台是对外事务办公室，他拒绝帮忙。
于是，SIS局长不得不利用他的特权，私下召开了一次会议，向英国首相求援。他解释了存在的问题。
撒切尔凑巧认识戈迪夫斯基。去年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总统之前，他曾访问过伦敦，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苏联大使馆来了一位外交官坐在戈尔巴乔夫旁边当翻译，他的名字叫奥列格·戈迪夫斯基。那时她没想到他正在为她工作，她印象很深的是她对戈尔巴乔夫的内心想法掌握得十分精确。戈迪夫斯基在头天晚上已经把情报转移过来了。
此刻她起身离开了椅子。“我们一定要救他脱离莫斯科，”她下了命令，“他是一个勇敢的人，是我们的人。”一个小时之内，外交部长和英国大使被说服了。7月19日上午，大使馆的各个大门同时敞开，轿车一辆接着一辆驶出了大使馆。克格勃的盯梢惊呆了。他们的监视车也一辆接着一辆出发了，紧跟着英国人的车向四面八方驶去。最后俄国人的车不够用了。这时两辆一模一样的货运篷车开出来了。后面没有车跟踪。其中一辆车突然转向开到正在早晨慢跑的戈迪夫斯基身旁，有一个声音在喊：“奥列格，快上车。”上校纵身从敞开的边门跳上了车。
他身后尾随了两名第一总局的盯梢，他们也大声呼喊他们自己的备份车，他们的车疾驶过来，停车后将他两人带上了车。
这一攫取行动故意放在一个角落的附近实施，拐弯后那辆货车不见了。行动成功后，它迅速驶进一条小巷。另外那辆一模一样的货车从路边开了过来，因此当俄国人转过弯时，他们看到的是一辆白色货车。俄国车跟在这辆货车后面跑了数英里路，最后把它包围了。货车停下来后，他们发现那辆车里装的全是为大使馆买的蔬菜。载着戈迪夫斯基的那辆车已经安全地进入了使馆大院。
大院里军队机械师已经将一辆长车底多用途越野车进行了改装，他们在车的传输轴下面装了一个狭窄的间隔间。俄国人被塞进躲藏。两天后，这辆多用途越野车出发开往芬兰。在芬兰与苏联的俄方边界处苏联人不顾外交协议仍截住车进行了搜查，但是什么也没找到。一小时之后，一个全身僵硬的奥列格·戈迪夫斯基被放出了他的“监狱”，用车送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几天后消息传开了。苏联外交部向英国大使提出抗议，大使非常坚定沉着，他回答说他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几个月之后，戈迪夫斯基来到华盛顿与CIA分享成果。在听报告的军官中有一个人表面上笑容满面，内心却害怕得要死，他就是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如果这个俄国人知道有个美国叛徒，他该怎么办？埃姆斯很幸运，因为答案是否定的，没有人知道此事。
杰弗里·马奇班克斯认为他可以想出一个办法帮助他在莫斯科的同事搞清楚那份黑色宣言到底是真还是假。
麦克唐纳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他无法亲自接触伊戈尔·科马罗夫本人。马奇班克斯考虑亲自与这位爱国武装联盟的领袖进行一次深入的谈话，从中或许能找出答案，看看这位自封为右翼保守爱国主义者的灵魂深处是否隐藏着疯狂的纳粹野心。
他认为他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可以协助他联系这次面谈。去年冬天他参加了一次野鸡射击活动，在客人中有一名刚任命的英国主要保守日报编辑。7月21日，马奇班克斯给这位编辑通了电话，向他提起了那次野鸡射击活动，与他约好第二天在詹姆士大街他的俱乐部里共进午餐。
1985年7月，莫斯科戈迪夫斯基的逃跑在莫斯科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7月的最后一天，在捷尔任斯基广场克格勃总部三楼克格勃主席私人办公室内。
这个灰暗的办公室曾接纳过地球上最为血腥的怪兽在此办公。亚戈达和叶若夫都曾在此呆过，他们执行斯大林的命令用数以百计生命的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效仿者还有贝里亚和塞尔沃，这两个意大利精神变态者，以及谢米恰斯内和最近去世的尤里·安德罗波夫。从1963年至1978年，安德罗波夫一直担任克格勃的领导，他的任职时间比其他任何人都要长。
t形桌上签署的命令使多少人惨遭严酷折磨，多少人死于冰天雪地、荒芜人烟的西伯利亚，多少人跪在寒冷的空旷土地中被手枪子弹穿颅枪毙。
维克托·切布里科夫将军现在不再有那么大的权力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死刑命令必须由总统本人亲自颁布。但是对于叛国者，他们仍然有权签署死刑令，今天的会议就是研究将要对叛国者实施的逮捕令。
第一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坐在克格勃主席桌子的对面，此刻他正准备全力为自己辩解。是他的手下把事情搞糟了。第二总局局长正处于攻势，这位矮矮胖胖的宽肩将军名叫维塔利·博亚罗夫，他正在厉声痛斥第一总局。
他愤怒地说：“整个事情真他妈的……”即使在将军的圈内，说话时使用的词汇也非常重要，从他的用词可以断定他来自劳动人民家庭，言语非常粗鲁。他的意思是事情搞得“一塌糊涂”。
“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克留奇科夫嘀咕着。
主席说：“现在我们来规定一个工作范围。在苏联领土范围内的叛徒，应由第二总局负责逮捕和审讯。如果再发现叛徒，将按照这个规定执行。听明白了吗？”
克留奇科夫嘀咕道：“还会有更多的叛徒。还有13个呢。”
大家都不说话了，室内的寂静持续了几秒钟。
主席小声问道：“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你不是正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吗？”
克留奇科夫这才把六个星期前在华盛顿查德威克发生的事情叙述了一遍。博亚罗夫长长地嘘了一声口哨。
切布里科夫问他：“你现在采取了什么措施？”
“我已组建了一支特工队来处理这事。他们一个一个地都搞清楚了，共有14人，实际上还剩13人是CIA的间谍。他们都是俄国人。其中一些人容易辨认，另一些人不太好辨认，花的时间长一些。”
切布里科夫当天下令：铃铛小组负责分析所获得的情报，但是叛徒的名字一经确定，必须将它转交给联合反叛徒委员会进行逮捕和审讯。第二总局执行逮捕和收监任务。审讯时必须有第一总局的人员在场，以便掌握审讯内容。
其它情况下，由第二总局决定是否拘留和交存，第二总局按照常规方式处理抗拒或坦白事宜。
一周之内，切布里科夫将军神采奕奕地将CIA的成功一五一十地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了汇报。总统的反应令他感到吃惊。这位仅在3月份才任命的新总统对于他们对美国人的现代间谍活动取得的成绩并未感到高兴，反而对CIA对于苏联的渗透，尤其是对于两个情报机构（克格勃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渗透达到了如此深入的程度感到震惊。
他不顾克格勃谨慎行事的恳求，下令尽快收拾那些已被奥尔德里奇·埃姆斯暴露出来的叛徒，将他们一网打尽。
铃铛小组的负责人是老谋深算的尤里·德罗兹多夫将军，他过去是伊勒格斯分局的局长。他推测这样做的结果会断送埃姆斯的性命。如果如此闪电式地逮捕他们的特务，CIA将知道他们中间有一个双重间谍，一旦展开调查，很快就能找到他。使他极为惊奇的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同时博亚罗夫将军在准备他的反叛徒委员会，叛徒一经确认和逮捕后，由他们来审讯。他打算挑一名特殊人物来领导这个委员会。档案就放在他的书桌上：一名上校。年仅40岁，但经验丰富，一位从未失败过的审讯员。他迅速翻开了档案。
他1945年出生于以前叫彼尔姆的莫洛托夫，自从斯大林的忠实的追随者莫洛托夫丧失体面后又开始叫彼尔姆。他的父亲是一名获得勋章的士兵，他在战场上大难不死，返回家乡之后喜得一子。
小托尔亚在北方城市里受到严格的正统教导，慢慢长大了。根据档案记载，他那狂热的父亲十分憎恨对英雄斯大林品头论足的赫鲁晓夫，他的儿子全部继承并坚持父亲的观点。
1963年他18岁时应征人伍，调到内政部（MVD）的内部部队。这类部队的任务是保护监狱、劳改营和拘留所并用作反暴乱队伍。这个年轻的士兵工作起来真好比如鱼得水，得心应手。
在那些单位里流行镇压和集体控制精神。这孩子工作得如此出色并获得了珍贵的回报，他被调到列宁格勒军事外语学院，这实际上是克格勃的训练院校。那里的毕业生以冷酷、奉献和忠诚而著称。这个年轻人在那里又一次显露风采，再一次获得回报。
这一次他被调到第二总局莫斯科州分部任职，他在那里工作了四年，赢得了“机警接待官、彻底调查官和严厉审讯官”的美称。他确实对审讯很内行，拟写了一本评价很高的专著，从而被调到第二总局总部。
从那以后他再未离开过莫斯科，总部以外工作主要是针对他所仇恨的美国人，收集美国大使馆的情报并跟踪他们的外交人员。在这期间，他在调查局工作了一年，然后又回到第二总局。高级军官和教官特地在档案中记录了他对英国人、美国人、犹太人、间谍和叛徒的刻骨仇恨，他们对审讯时他表现的那种虐待狂感到无法解释，但是可以理解。
博亚罗夫将军满意地合上了档案。他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人。如果想迅速得到结果而不浪费时间，阿纳托利·格里申上校正是他要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