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的华盛顿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之中，街道上的行人第一次开始只穿件衬衣，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落地长窗外面的花园里，玫瑰花第一次绚丽地开放着。虽然窗户敞开着，花草的芳香随风飘进了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统治者的私人会客室里，室内四个人在聚精会神地研究着远离美国的另一个国家的农作物。
威廉·马修斯总统坐在历届总统惯坐的地方，背朝着南面的墙壁，面向北方，隔着一张宽阔的古式办公桌对着举世无双的大理石壁炉，炉子占据了北面墙壁的显要位置。他的座椅和他大部分前任们的座椅截然不同，他们偏爱因人而异专门定做的座椅；而马修斯总统的椅子却是一张工厂生产的高靠背转椅，美国高级董事们也许会坐这种椅子。因为“比尔·马修斯”——正如他坚持宣传广告要这样称呼他——在历次卓有成效的总统竞选活动中总是一再强调，他在衣、食和其他物质享受方面的要求是简朴而又大众化的。那些他喜欢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亲自迎候的许多代表将会见到这张椅子，所以它就不应该是豪华的。至于他面前那张高雅而又古色古香的办公桌，他总是竭力说明这是他继承来的，而且那已成了白宫的传世之宝了，它将代代相传。
但是，威廉·马修斯就在那儿划了条界线。当他和高级顾问们举行秘密会议时，这位甚至最卑贱的选民都可当着他的面称呼他“比尔”的人物就不值一顾了。他还抛弃了原先那种好好先生的声调和兜揽生意人带着满脸皱纹的露齿笑容，这种音容笑貌曾诱使选民们把这位“近邻”送进了白宫。他的顾问们知道，他不是那样的“近邻”，而是一位至高无上的人物。
坐在总统办公桌对面直靠背扶手椅里的，是三位那天上午要求他单独会见的人物。与他私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他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问题顾问和外交事务方面的知己。在西廊房和行政大楼附近，人们把他叫做“博士”或者“那个该死的波兰家伙”；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面部长得轮廓分明，有时为人们所厌恶，却从未有人低估过他。
他们俩凑在一起是不可思议的，何况是如此情同手足；一个长着金黄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是从南方来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族新教徒，另一个肌肤黝黑，是一位沉默寡言的虔诚天主教徒，在幼年时便离开克拉科夫来到这儿。但比尔·马修斯对于一般欧洲人，尤其是斯拉夫人转弯抹角的心理状态并不理解；而波克尔威斯基受过耶稣会的教育，具有计算机一般的脑袋；总统常常倾听他的意见，这样也弥补了自己的不足。波克尔威斯基之所以受到总统的赏识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他极为忠诚可靠，且并无任何超越比尔·马修斯幻想之外的任何政治野心。但有一点保留之处——那位博士对莫斯科的人持怀疑和厌恶的态度，而国务卿的估价则较为温和，这样马修斯就常常不得不用那位出身波士顿的国务卿的看法来平衡那位博士的观点。
国务卿没有参加由波克尔威斯基个人请求而召集的这次会议。在总统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就座的另外两个人，是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本森和卡尔·泰勒。
文章上经常提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局是负责所有电子侦察活动的机构。人们普遍这样认为，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实际上国家安全局负责在美国本土以外代表美国的利益从事与侦听活动有关的那部分电子监视和侦察活动：电话窃听、无线电监听，尤其是每天从太空中收听用几百种语言和方言传输的数以亿万计的字码，进行录制、解码、翻译和分析。但间谍卫星不属于它的管辖范围。通过安装在飞机上，尤其是宇宙卫星上的照相机对地球进行视频监视，则一直是美国空军和中央情报局的一个联合机构——国家侦察办公室的职责范围。卡尔·泰勒便是这个办公室的主任，他是美国空军情报局的少将。
总统把他办公桌上一堆十分清晰的照片聚拢起来，递给了泰勒。泰勒站起来接过这些照片放进手提公文包里。
“好吧，先生们，”他缓慢地说道，“你们让我看到了，苏联境内一小部分地区的小麦长势不良；也许这些照片中显示的小麦只有几英亩。那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波克尔威斯基看了一眼泰勒，点了点头。
泰勒清了清嗓子说：“总统先生，我已冒昧地设法通过屏幕来显示从我们的‘秃鹰’卫星现在正传送来的图像，您愿意看一看吗？”
马修斯点了点头，看着泰勒走到一排电视机旁。在书架下方呈曲线形的西墙内放置着好几架电视机，这些书架都特意做得很矮，以为电视机让出地方。当民间代表在这间屋子里的时候，新近安装的这一排电视屏幕都被用滑动式的门遮住。泰勒打开了最左边的一台电视机，回到总统的办公桌旁。他从六部电话机中抓起了其中一只听筒，拨了一个号码，只是说了声：“播放。”
马修斯总统对于“秃鹰”系列的卫星是知道的。它比先前的其他任何卫星都要飞得高，卫星上配备最先进的照相机，能在200英里以外透过雾、雨、雹、雪、云和夜幕显示出人的指甲的特写镜头，“秃鹰”卫星是性能最佳的最新式卫星。
早在70年代，摄影侦察是不错的，但是很费时，主要是因为拍摄过的胶卷盒必须在特定位置从卫星上弹射出来，在保护装置保护下任其自由飘落到地球上，依助卫星发出的无线电尖峰信号和跟踪设备将其回收，并在空运到国家侦察办公室的中心实验室经显影后放映。只有当卫星位于可与美国、或由美国控制的某个地面跟踪站直接沟通的飞行弧度内时，才能进行同步电视传输。但当卫星飞越苏联上空时，由于地球表面的弧度阻碍了电视的直接接收，所以观察者必须等待卫星再次绕过来之后才能收看。
到了1978年的夏天，科学家们用“抛物线对策”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用计算机为环绕地球表面运行的六架宇航摄影机的飞行轨道，设计了一个无比复杂的发送方向控制装置，以求达到这样的目的：无论白宫接通哪一个“空中间谍”，只要发出一个信号指令，它就可以开始把所观测到的图像发射出来，以低抛物弧的形式把图像发送给另一个视域，第二个卫星又将图像发送给第三个卫星，依次往下输送，就像篮球运动员在运动中传球一样。当所需要的图像被美国上空的一个卫星截获后，图像就可以传输到国家侦察办公室的总部，并从那儿经过转接传送到椭圆形办公室。
卫星以每小时4万英里的速度运动；而地球则时时刻刻都在转动，并随季节不同而发生倾斜。计算和置换都是天文般的数字，而计算机解决了这些问题。到1980年为止，美国总统只要按一下电钮，就可以不分昼夜随时通过同步传输获得地球表面每个角落的情况。这使总统先生有时感到困惑不解，但从来没有使波克尔威斯基迷惑住，因为他以前是在忏悔中揭露各种隐私的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秃鹰”卫星就像忏悔室一般，而他就是忏悔室里的神父，正如他本人以前差点儿当上了神父那样。
当电视荧光屏显示出图像时，泰勒将军把一张苏联地图推开在总统的办公桌上，并用食指指着。
“总统先生，你现在看到的是由‘秃鹰’5号发送来的，运行轨道在这儿，东北方向，在萨拉托夫和彼尔姆之间，越过处女地和黑士带。”
马修斯抬起目光注视着电视荧光屏。大片的土地从上至下慢慢地展现在荧光屏上，其范围宽约20英里。大地看上去光秃秃的，就像秋季收割后的田野。泰勒对电话中轻声吩咐了几句。几秒钟后，图像集中在较小的范围内，缩到几乎不足5英里宽的地带上。一小簇无疑是用木板条建造的农家棚屋，在广阔无垠的大平原显得模糊不清，在向荧光屏的左侧漂移。接着一条道路出现在图像之中，在屏幕中间停留了不知多长时间，随即从荧光屏上消失了。泰勒轻声说了几句，图像显出了一片土地的特写镜头，有100码宽。此时图像比较清晰，映出一个男人牵着一匹马在越过广阔的平原，接着又消隐了。
“速度放慢一些。”泰勒对着电话中命令道。照相机镜头下面的大地掠过的速度减慢了。高空中的“秃鹰”卫星仍在其轨道上以同样的高度和速度运动着，国家侦察办公室所属的实验室内图像的宽度和速度却降下来了。图像变得更近，更慢了。一个苏联公民，背靠着一棵孤树的树干慢慢地解开了他的裤扣。马修斯总统不是一个在行的人，因此一直感到十分惊异。他在提醒自己，自己正坐在华盛顿一个温暖的办公室里，时间是一个初夏的上午，观看着一个男人在乌拉尔山区某个地方的树荫下解手。这个农民慢慢地朝荧光屏的底部退出了视域。接着出现的图像是几百英亩宽的一片麦田。
“固定这个镜头。”泰勒对着电话中说道。图像慢慢地停止了移动，最后稳住不动了。
“特写镜头。”泰勒说道。
图像越来越近，直至整个一码见方的荧光屏上只显出20棵幼小的麦苗。每一棵麦苗都显得弱不禁风，枯黄萎缩，并且沾满了尘土。50年前，马修斯在幼年时对美国的中西部地区是很熟悉的，他曾在那儿常遭干旱和尘暴袭击的田里见过这种庄稼。
“斯坦。”总统提示道。波克尔威斯基曾要求召集这次会议并播放图像，所以仔细斟酌着自己的言辞。
“总统先生，苏联今年粮食产量的指标总共是2.4亿吨。现在这个指标可以详细列为：小麦1.2亿吨，大麦6000万吨，燕麦1400万吨，玉米1400万吨，裸麦1200万吨，其余的2000万吨是稻米、小米、养麦和各种豆类作物。大宗作物是小麦和大麦。”
他站起身来，绕过办公桌走到仍然摊着苏联地图的地方。泰勒关掉了电视机，又回到了他的座位上。
“在苏联每年的粮食作物中，大约有百分之四十，或者四亿吨左右的粮食，来自这儿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南部的库班地区。”波克尔威斯基继续说道，一边指着地图上的这些地区。“而且那全是冬小麦。也就是说，是在9、10月份播种的。在11月份初次降雪之前，作物已进入长出嫩枝的阶段。积雪盖住这些嫩苗，保护它们免遭12月和1月份寒霜的侵袭。”
波克尔威斯基转过身去，从办公桌那儿走到总统座椅后面直连着天花板的弧形落地长窗跟前。他有这种边踱步边说话的习惯。
从宾夕法尼亚大街上观察的话，人们实际上看不到隐藏的西廊房小楼背面的椭圆形办公室，但由于从1000码以外的华盛顿纪念碑却可以看到办公室中这些朝南长富的顶部，所以这些窗户上早就装上了厚达6英寸的绿色防弹玻璃，以防狙击手在纪念碑附近试图进行远距离射击。当波克尔威斯基走到窗户跟前时，透过窗户照射进来的蓝绿色光线使他已经苍白的脸上显得格外没有血色。
正当马修斯要从转椅上回旋过去以便能看到他时，他转过身走了回来。
“去年12月初，整个乌克兰和库班地区出现了一种反常的融雪现象，以前这两个地区是有过这种现象的，但从来没有像这样温暖。从南面黑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一阵强大的暖气流，朝东北方向移动而遍及乌克兰和库班，暖气流持续了一个星期，把上面一层积雪融化了，大约有6英寸厚。小麦和大麦的幼苗秆都露了出来。10天以后，像是要弥补一下似的，整个地区又出现了同样反常的气候类型，受到霜冻的袭击，气温降到零下15度，甚至零下20度。”
“这对小麦是极为不利的。”总统提示道。
“总统先生，”中央情报局的罗伯特·本森插话道，“我们第一流的农业专家估计，如果苏联人能挽回乌克兰和库班地区百分之五的农作物的话，那他们就是幸运的。损失是惨重的，无法弥补的。”
“那么，这就是你要向我说明的问题，是吗？”马修斯问道。
“不是，先生，”波克尔威斯基说道，“这次会见的目的是这样的，苏联农作物中其余的百分之六十，将近1.4亿吨，来自处女地和黑土带的大片土地，处女地是赫鲁晓夫在60年代初期开垦的，黑土带靠近乌拉尔山脉。一小部分来自西伯利亚的山区。那就是我们在向你说明的问题。”
“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呢？”马修斯问道。
“怪事，先生。苏联的粮食作物发生了奇怪的事情。这剩下的百分之六十全都是春小麦，是在融雪后的3、4月份播种的。现在应该是长得青葱可爱的了，但庄稼长得矮小、稀疏、零散，像是得了某种凋萎病似的。”
“又是气候造成的吗？”马修斯问道。
“不是。在这个地区的冬季和春季，气候是潮湿的，但并不严重。现在阳光充足，天气很好，温暖而又干燥。”
“这种……凋萎病的分布有多少？”
本森又插进来说道：“我们不知道，总统先生。我们对这个专门问题也许拍了50卷样片。当然，我们往往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军事方面的集结上，如部队的调动、新的火箭基地、兵工厂。但我们现在已掌握的情况表明，分布肯定是很广的。”
“那么，你想要怎么办呢？”
“我们想要，”波克尔威斯基继续说道，“你批准在这个问题上要花更多的注意力，要找出那对苏联人来说究竟有多大的影响。这将意味着尽量多派代表团、商人到那儿去，把许多空间侦察设施从非紧要性的目标上调拨过来。我们认为，找出莫斯科即将不得不在这儿要对付什么样的问题，是符合美国的切身利益的。”
马修斯考虑了一会儿，看了一下他的手表。再过10分钟，一批生态学者约定要前来向他致意，并向他再次赠送奖章。然后，他还要在午饭前会见司法部长，讨论新的劳工法案。他站起身来。
“很好，先生们，你们可以这样做。由我授权。这是一个我认为我们需要知道的问题。但我想在30天以内得到一个答复。”
10天之后，卡尔·泰勒将军坐在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本森设在七楼的办公室里，他向下注视着自己的那份报告，报告的纸页用回形针夹在一大扎照片上，一起放在他身前一张低矮的咖啡桌上。
“那是件怪事，鲍勃。我无法理解这件事。”他说道。
本森从面对一排大窗户的方向转过身来。窗外风景如画，那排窗户在兰利的局长办公室中组成了一垛完整墙壁，朝着北偏西北方向，越过长长的一大片树林便是无法看到的波托马克河。就像他的前任那样，他喜爱那儿的景色，特别是在春末和夏初，树林中是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他在一张低矮的长沙发上就座，咖啡桌的那面是泰勒。
“我的粮食问题专家也搞不清楚，卡尔。而我又不想到农业部去。无论苏联那边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竭力避免把事情宣扬出去；如果我让局外人士插手，要不了一星期，事情就会捅到报纸上去。那么，你搞到了什么情报了呢？”
“嗯，这些照片表明，作物凋萎，或者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毛病，并不是全国范围内传染的，”泰勒说道，“甚至也不是地区范围内传染的。难就难在这儿。如果病因是气候性的，应该有气候方面的现象可以对它做出解释。但丝毫没有这种迹象。如果那直接是由作物病害造成的，那将至少是地区范围内传染的。如果那是寄生性病害造成的，也同样会是这样的。但那是偶发性的。在受到灾害的田头旁边都长着一片片长势良好的小麦，枝繁叶茂，没有病害。‘秃鹰’卫星的侦察结果没有显示出任何合乎逻辑的模式。你说呢？”
本森点头表示同意。
“那是不合逻辑的，没错。我已派了几位能干的特工到现场去，但他们还没有送报告回来。苏联的宣传工具对此只字不提。我自己那些搞农业的伙计已对你的照片反复琢磨过了。他们所能得出的结论不过是种子有某种病害，或者是土壤里有病害。但他们也根本无法理解其中的偶发性。与那些已知的模式对不起头来。但关键在于，我必须为总统对苏联今年9、10月份可能的粮食总产量做出某种估计。而且我必须很快搞出来。”
“我没有办法对苏联每一块田地的小麦和大麦拍出照片来，即使有‘秃鹰’卫星也不行。”泰勒说道，“那要花几个月的时间。你能给我那么长的时间吗？”
“根本不可能。”本森说道，“我需要中国边界一带部队调动的情报，以及有关土耳其和伊朗对面军事集结的情报。我需要一刻也不停地监视东德境内红军的部署情况和乌拉尔山背后新的SS-20导弹的方位。”
“那么，我只能根据至今我们已拍摄到的情报得出一个百分数，并用外推法求出个苏联全国范围内的数字。”泰勒说道。
“那必须是准确的数字，”本森说道，“我不想让1977年的事情重演。”
泰勒想到这件事便畏缩了一下，尽管在那一年他还不是国家侦察办公室的主任。1977年，美国的情报机构上了苏联一场大骗局的当。在整个夏季，中央情报局和农业部的所有专家一直在对总统说，苏联的粮食产量将达到2.15亿吨左右。访问苏联的农业代表团被带领去看了长势良好的小麦田。事实上，这些小麦田是个例外。摄影侦察分析出了毛病。到了秋季，当时的苏联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镇静自若地宣布，苏联的谷物产量只有1.94亿吨。
结果，美国超出国内需要的剩余小麦价格上涨，完全相信俄国人终究不得不购买将近2000万吨。已经为时太晚了。在整个夏季，莫斯科通过以法国为基地的代理公司出面，用期货交易买到了足够的小麦来弥补不足的部分——而且是以早先的低廉价格买进的。他们甚至通过挂名的代理人租用干货舱位，然后使开赴西欧途中的货轮改道驶入苏联的港口。这件事在兰利看来，是扎在身上的一根“刺”。
卡尔·泰勒站了起来。“好吧，鲍勃，我将继续拍一些令人满意的快照。”
“卡尔，”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喊声使他在门口停住了脚步，“好的照片还不够。在7月1日之前，我想让那些‘秃鹰’卫星去监视军事部署情况。你在月底之前把你最准确的粮食估计数字报给我。如果你的数字不得不有出入的话，要谨慎。如果你的伙计找到了可以解释这种现象的任何线索。可以回头重新拍摄。不管怎样，我们必须找出苏联的小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马修斯总统的“秃鹰”卫星可以窥见苏联的大多数目标，但卫星无法看到哈罗德·莱辛。驻莫斯科英国大使馆的商务处中有三位一等秘书，而哈罗德·莱辛是其中之一。在第二天的上午，他正坐在办公桌旁。不过，他脸色苍白如纸，感到病人膏盲。
英国驻苏联首都外交使团的大使馆主楼是一幢富丽堂皇的大厦，这幢古色占香的建筑物是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建造的，位于莫里斯·多列士大堤上，面朝着北方，隔着莫斯科河与南面的克里姆林宫围墙遥遥相对。在沙皇的年代里，这幢大厦曾经属于一位经营糖业的百万富翁，英国人在革命之后很快把它占了下来。苏联政府自从那时候起一直在尽力把英国人从那儿撵走。斯大林恨那个地方。当他每天早晨起床时，他从他的私邸必然会看到莫斯科河对岸的英国国旗迎着清晨的微风在飘扬，而那使他感到非常恼火。
然而，商务处未曾得幸栖身于这幢高雅的、漆成米色和金黄色的大厦之中，而在两英里之外库图佐夫斯基大街上一幢黄褐色的办公大楼中执行公务。这幢大楼是战后偷工减料建造起来的，几乎与婚礼蛋糕式样的乌克兰饭店隔街相望。这个大院只有一扇门可供出入，由几位常备不懈的民兵守卫着，里面还有几幢黄褐色的公寓大楼，作为十几个外国大使馆的外交人员的住宅，人们都称它是“外交大院”。
哈罗德·莱辛的办公室位于商务处办公大楼的顶层。当他在5月份那天晴朗的上午10点30分最终晕倒时，那是他把电话机摔掉在地毯上的响声惊动了隔壁办公室中他的女秘书。她冷静而又敏捷地传唤了商务参赞，这时莱辛已差不多恢复了神志，参赞让两位年轻的随员搀扶着他穿过停车场，并上楼进了他自己的单元住宅，他的住房就在外交大院六号的六层楼上，相隔100码远。
在此同时，参赞给莫里斯·多列士大堤上的使馆本部打了电话，把事情告诉政务参赞，并要求派使馆的医生到那边去诊治。在中午之前，医生在莱辛自己寓所的床上已对他作了检查，这时正在与商务参赞磋商。使他感到诧异的是，那位高级官员打断了他的话头，并建议他们驾车前往使馆本部与政务参赞共同商量，这位医生是英国一名通看各科的开业医生，在大使馆供职，任期三年，享有一等秘书的地位；他只是到后来才认识到为什么这样做是必要的。政务参赞把他们带到使馆大楼中一间特别的房间，这儿保证不会受到窃听，商务处肯定没有这样的房间。
“那是胃溃疡出血，”医生对两位外交官员说道，“他好像是得了自认为是胃酸过多症的毛病，已有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了。认为是工作过于坚张而引起的，吞服了大量的解酸药片。傻瓜，真的，他应该来找我的。”
“那需要住院吗？”政务参赞问道，一边凝视着天花板。
“哦，确实要住院。”医生说道，“我想，我花几个小时就可以让他住进这儿的医院。当地的苏联医生治那种病是挺有办法。”
当两位外交官交换眼色时，出现了片刻的沉默。商务参赞摇摇头。两个人都有同样的想法：因为他们俩对于莱辛在大使馆中真正的职责是心中有数的，而医生并不知道。商务参赞听从了政务参赞的意见。
“那是不可能的，”政务参赞圆滑地说道，“对莱辛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必须让他乘下午的班机飞到赫尔辛基去。你能担保他能顺利到达那儿吗？”
“不过……”医生开始说道，随后他就不说了，他认识到了他们为什么不得不驱车两英里来作这样一次谈话。莱辛肯定是秘密情报局派驻莫斯科的情报站长。“啊，是的。嗯，好了。他休克了，也许流失了一品脱的血液。我已给他注射了100毫克的麻醉镇痛药杜冷丁。今天下午3点钟我可以再给他打一针。如果派司机开车把他送到飞机场而又一路有人护送的话，他可以平安到达赫尔辛基。但他一到那儿便需要立即住院。我愿意亲自陪他去，以便把事情办得稳妥一些，我在明天就可以回来。”
政务参赞站了起来。“太好了，”他断然说道，“你就用两天时间吧。我夫人有几样小东西已用完了，如果你愿意帮忙的话。好。吗？多谢！一切事情由我在这儿安排好。”
英国的秘密情报局，简称SIS，又称MI-5。多年来报刊、杂志和书籍都习惯把它的总部说成是在伦敦布兰贝思区的某一幢办公大楼里。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都私下里觉得有趣，因为兰贝思这个地址是精心设置的一个门面而已。
与此相仿的是，在柯曾街的莱肯菲尔德大楼也设置了一个门面，仍然被人们当做反间谍机构（即MI-5）的总部，这样可以哄骗那些多此一举的问询者。事实上，那些孜孜不倦的反间谍能手在“花花公子俱乐部”附近并不是才待了几年的时间。
世界上最诡秘的秘密情报局的真正总部，是在离首都通往南部地区一个主要火车站只有一箭之遥的大楼里，这幢现代化的钢筋水泥大楼，是由环境事务部分配的，而情报局在70年代的初期就把它占了下来。
午饭过后，秘密情报局局长在他的一套办公室里收到了有关莱辛患病的消息。他的办公室位于大楼的顶层，透过染色的玻璃窗可以眺望泰晤士河对岸英国议院钟楼的塔尖和议会大厦。电话是由人事部门的负责人通过其中一条内部电话线路打来的，而这位负责人是从地下密码室收到的信息。局长仔细地听着。
“他要离职多长时间？”他终于问道。
“至少几个月。”人事部门的负责人说道，“在赫尔辛基的医院中要待上几个星期，然后回家还要多住上一段时间。也许还要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康复。”
“遗憾，”局长沉思了起来，“我们将不得不很快就派人去替换他。”他的脑海中回想起了莱辛手上掌握着两位俄国特工，他们分别在苏联军队和外交部中担任基层的职务，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但却是有用的。最后，他说道：“莱辛在赫尔辛基安顿好就告诉我一声，给我一份替换他的候选人名单，人数不要多。请在今晚下班以前送来。”
奈杰尔·欧文爵士是接连第三位职业情报人员晋升到了秘密情报局局长的职位，而在同类的机构之中，人们在口头上则常称其为“企业”。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机构远为庞大得多，它的奠基人艾伦·杜勒斯使它的权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在70年代初期一意孤行，飞扬跋扈，它最终被置于一位局外人士——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海军上将的管辖之下。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完全在此同一段时期，英国政府最终却与此相背道而驰，打破将“企业”隶属于外交部高级外交官的传统，而让一位职业家接管。
这一挺而走险之举奏效了。“企业”长时间以来为伯吉斯、麦克利思和菲尔比事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杰奈尔·欧文爵士决心让职业家领导“企业”的传统代代相传。那就是他意欲在杜绝出现洛恩·兰杰斯这样的人物方面，要与任何一位他的前任同样严格的原因。
“这是效力，而不是荡秋千，”他以往常对在比肯菲尔德受训的新手们说道，“我们到这儿来不是听喝彩的。”
当三份档案材料送到奈杰尔·欧文爵士的办公桌上时，天色已经黑了，但他想把人选定下来，并准备继续干下去。他花了一个小时全神贯注地阅读档案材料，但人选看来明摆着的。最后，他用电话请那位还没有离开大楼的人事部门负责人顺便去一趟。两分钟之后，他的秘书把那位负责人领进了办公室。
奈杰尔爵士殷勤地为那个人倒了杯威士忌拌苏打水，他自己也是在喝这样的饮料。他认为没有理由不让自己享受一下生活中的若干奢侈品，他为自己布置了一个设备齐全的办公室，也许是为了补偿1944年和1945年战争期间和40年代后期在维也纳蹩脚旅馆中的辛酸苦难。那时候他在“企业”中是一位等级较低的特工，在奥地利的俄占区内作苏维埃人员的策反工作。他在那段时间招收的两名特工，虽已潜伏多年，但仍然在接受指令，他是可以为此而庆幸一番的。
尽管秘密情报局的办公大楼是一幢用钢筋混凝土和镀铬件构成的现代化建筑物，但顶层楼面的局长办公室却装饰成一种更为古色古香的高雅的色调。装饰纸是一种宁静的浅咖啡色，室内铺的地毯是一种深橘黄色。办公桌以及桌子后面的高脚椅和前面的直靠背椅，还有那张背面带钮扣饰物的皮睡椅，都是名副其实的古玩。
英国行政机构中的达官贵人，可以到环境事务部的美术画库中选取画幅以装饰自己办公室的墙壁。奈杰尔爵士从中捞了一张迪菲的画，一张弗拉曼克的画和一张是否出于布勒热尔之手尚略有怀疑的画作。他曾看中一幅小巧但很精美的图画，是由弗拉戈纳德画的，但被财政部中一位惯耍花招的要人捷足先得了。
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中，墙壁上悬挂的都是前任外交大臣的油画肖像，例如坎宁和格雷。“企业”侧与此截然不同，总是避开先辈的肖像。不管怎样，英国历届间谍头目是些避免抛头露面的人物，谁曾听说过他们这样的人物喜欢自己的肖像公布于众的呢？威风凛凛的女王肖像也不怎么受到欢迎，而白宫和兰利则张贴着新任总统亲笔签名的照片。
“这幢大楼里的人立誓为女王和国家效力用不着再四处张扬。”一位从兰利中央情报局来的客人曾经听到有人这样对他说，使他惊讶得目瞪口呆。“如果那需要张扬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在这儿工作了。”
奈杰尔爵士停止了凝视河对岸伦敦西区的灯光，并转身离开了窗口。
“看来像是该选芒罗，你说呢？”他问道。
“我想也是这样的。”人事部门负责人答道。
“他像是什么样的人？我已看了档案，对他略有了解。但我想听你说一下这个人的特点。”
“守口如瓶。”
“好的。”
“有点像是离群索居的人。”
“该死。”
“问题在于他的俄语，”人事部门负责人说道，“另外两个人的俄语是好的，可以派用场。芒罗可以被人当成是俄国人，平常可不是这样。对他们用乡音很重的一般性俄语讲话，当他不用那种腔调时，他可以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嗯，要一接到通知马上就去操纵‘野鸭’和‘秋沙鸭’的话，漂亮的俄语将是很宝贵的。”
“野鸭”和“秋沙鸭”是莱辛招收和操纵的两位基层特工的代号。苏联境内由“企业”所操纵的俄国人往往都用禽鸟的名字，按招收的日期以字母顺序排列，这两个是最近搞到手的。奈杰尔爵士咕哝着说道。
“很好。那就定芒罗，他现在在哪儿？”
“在训练班。在比肯斯菲尔德讲授特工业务。”
“明天下午叫他到这儿来。既然他还没有结婚，也许可以马上动身。没有必要到处去逛荡，我在明天上午可以让外交部批准他在商务处中替换莱辛的工作。”
比肯斯菲尔德离伦敦市中心不远，几年前，是首都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喜欢在此建造高雅的乡村别墅的地区。到70年代的初期，大多数别墅都用来举办学术讨论会、休养所、讲授经营管理和销售的经理培训课程，甚至用作为奉行宗教礼仪的场所。其中一幢别墅被作为联合勤务参谋部举办的俄语学校，这所学校是相当公开的。另一幢较小的别墅安置了秘密情报局的训练学校，而这儿根本是不公开的。
亚当·芒罗的特工业务课程是受人欢迎的，那决不是由于它打破了编码和解码这一套令人厌倦的常规。他吸引住了全班的注意力，他也知道这一点。
“好吧，”芒罗在当月最后一周的那天上午说道，“现在来讲一些意外的困难及其克服的方法。”
全班仍然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常规的程序是一回事，而嗅一下某种货真价实的敌手的味道更为令人关注。
“你必须从一位联络对象那儿去取货，”芒罗说道，“但你被当地的密探尾随了。你在一旦遭到拘捕的情况下可以用外交官身份作掩护，你的联络对象却没有。他完全是无依无靠的，是一个本地人。他正走来碰头，而你又无法挡住他。他知道，如果你自己闲荡的时间太长，就会惹人注目，因此，他将等候10分钟。你怎么办？”
“把尾巴甩掉。”有人建议说。
芒罗摇摇头：“一则，你应该装成一位清白无辜的外交官，不是一位霍迪尼。把盯梢的人甩掉，你就暴露了自己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特务。再则，你也许不会把他甩掉。如果那是克格勃的话，他们用的是第一梯队，你不能那样干，除非躲回到大使馆里去。再试一次。”
“完蛋，”另一个学员说道，“不要露面。那位无依无靠的递送情报者的安全是头等重要的。”
“对，”芒罗说道，“但那样会使你的那位伙计无法交货，而那东西又不能在他身边久留。况且没有约定另一种碰头的程序……”他停了几秒钟，“或者，他是不是……”
“一旦遇到挫折，就有第二种约定的程序。”第三位学员建议道。
“好，”芒罗说道，“当你在自己受到监视之前与他早先单独顺利会面时，你要对他说明在万一受挫的情况下所应采取的一系列别的碰头方式。这样，他等候10分钟，你不露面，他就若无其事地到第二个接头的地方去。这种程序称作什么呢？”
“退却。”那位曾想把尾巴甩掉的机灵小伙子斗胆说道。
“第一线退却。”芒罗纠正道，“过几个月，我们要在伦敦的大街上把这些都演习一遍，所以都要搞清楚。”他们努力写着潦草的笔记。“好了。你在城里约好了第二天接头的地点，但有人仍然在盯你的梢。你一筹莫展。在第一线退却的地方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
大家鸦雀无声。芒罗给了他们30秒钟的时间。
“你们不在这个地方碰头，”他讲授道，“根据你已向你的联络对象交代的程序，第二个地点始终是一个也可以看到你的地方，而你可以与他相隔很长一段距离。当你知道他正观察你的动静，也许是从一块台地上，也许是从一家咖啡馆，但始终与你保持很长一段距离，你就给他一个暗号。什么都行——搔耳朵、捋鼻涕、撂下一张报纸再把它拾起来。这对你的接头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按照你预先约定的程序，你在安排第三个碰头的地方。”那位机灵小伙子说道。
“一点也不错，但你仍然被人盯住了。在第三个接头地方又发生什么情况呢？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这一次，谁也没有押宝。
“那是一幢很普通的建筑物——一家酒吧间、俱乐部、餐馆或者你所喜欢的任何房子——这幢建筑物的门面是关闭的，这样，一旦房门关上之后，谁也不能从街上透过玻璃窗看到底层楼里面的情况。好了，为什么选那样的地方相互交货呢？”
有人在门上轻轻敲了几下，教务主任从门边上探过头来。他向芒罗作了个手势，芒罗离开了讲台走到门口。他的上司把他拉到外面的走廊里。
他轻声说道：“‘老板’想要见你。在他的办公室，3点钟。午餐休息的时候离开这儿。贝利会接替下午的课程。”
芒罗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地回到了讲台那儿。“老板”是对担任情报局局长这一职位的人半是亲见半是尊敬的浑名。
班上有位学员提议道：“这样，你就能走到那位联络对象的桌子跟前取货而不被发现，是吗？”
芒罗摇摇头。“不太对头。当你离开那个地方，盯梢的对手也许会留一个人下来盘问侍者。如果你直接走到你那位伙计的跟前去，接头人的面孔就可能被人观察到，向你提供情报的人就会被人认出来，甚至由别人描述一番长相就行了。还有别的人要说吗？”
“在饭店里面设一只假的信筒。”那位机灵的小伙子提议道。芒罗又摇摇头。
“你来不及，”他告诫道，“盯梢的人在你身后过几秒钟就匆匆走进来了。也许，那位接头的人按照预定的方式在你之前到了那儿，他不一定会找到没有被占用而又适合的马桶间，或者找不到适当的空餐桌。那样的话，偶然性就太大了。不行，这一次，我们得采用擦肩而过的方法。注意，那像是这样做动作的——
“当你的接头人第一次退却的地方收到你已被人尾随的暗号时，他按照约定的程序转移了。他就通过公共场所走得准的时钟，最好是通过电话报时台，把自己的手表尽量校准得分秒不差。你在别的地方也这样把手表校准。
“在约定的时间，他已坐在约定的酒吧间之中，或是任何别的地方都行。在门外面，你完全是准时走上前去，尽可能分秒不差。如果你提前到达的话，可以把鞋带重新系紧，或在商店橱窗前逗留一下，这样可耽搁一点时间。不要明目张胆地看自己的手表。
“你分秒不差地走进酒吧间，门在你身后关上了。在这同一秒钟，那位联络对象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账单已经付清，至少要有5秒钟的时间门才会重新打开，密探才会进来。你在里面离门口几步远的地方与你的联络对象擦肩而过，务必注意门是要关着的以挡住视线。当你擦肩而过时，你就把东西递过去，或接过来，然后就分手，走到空着的餐桌或板凳那儿去。敌手们过几秒钟就会进来；当他们从接头人身边走过时，接头人已经走出去，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过后，酒吧间的工作人员会证实，你没有与任何人说话，也没有与任何人接触。你没有在任何人的餐桌旁逗留，也没有任何人到你的餐桌跟前。你已把东西装在内口袋里了，你喝完饮料就可以回到大使馆里去。但愿那些敌手会汇报说，你在散步的时候自始至终没有和任何人碰头。
“那就是擦肩而过的方法……吃午餐的铃声响了。好了，我们现在就暂且谈到这儿。”
到了下午1点30分，亚当·芒罗已置身于情报局总部大楼下面安全可靠的资料室里，开始埋头钻研一堆牛皮纸案卷。他只有五天的时间，而要掌握和记住大量的背景材料，以使自己能够作为“企业”驻莫斯科的“合法常驻代表”接替哈罗德·莱辛的工作。
5月31日，他从伦敦飞往莫斯科去担任他新的职务。
在第一个星期中，芒罗忙于安营扎寨。对于大使馆中所有的人员来说，除了少数几位知道内情的人之外，他不过是一位职业外交官，是匆匆来替换哈罗德·莱辛的人物。大使、政务参赞、首席译电员和商务参赞知道他真正是干什么工作的。至于他到46岁这样大的年纪才当商务处的一秘，有人对此所作的解释是，他进入外交使团的时间较晚。
商务参赞担保，他可以对那些搁在他面前的商务案卷尽量放手不管。在大使的私人办公室中，芒罗受到大使短暂然而正式的接见；他和政务参赞一起较为不拘礼节地喝了些饮料。他遇见了大部分的工作人员，并参加了一系列外交招待会，与西方国家大使馆的其他外交官会晤。他还与美国大使馆中他的同行面对面地进行了更为事务式的会谈。正如中央情报局的那个人向他所证实的那样，“业务”是清淡的。
在驻莫斯科英国大使馆中的任何工作人员之中，谁不说俄语的话，谁就像受伤的拇指翘起那样显得很突出。尽管如此，芒罗在自己的同事面前，以及在引见过程中与俄国官员交谈的时候，他说俄语时只是使用一些刻板的说法，而且带着乡音。在一次聚会上，两位苏联外交部的官员在几步之外用口头语很快说了几句话；而他完全听懂了。因为说话的内容颇为令人关注，他向伦敦写了报告。
在他赴任后的第十天，他独自一人坐在一张露天长椅上，这儿是杂乱无章的苏联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位于俄国首都北郊的边缘。他正在等待与红军中的那位特工首次碰头，这个人他是从莱辛手上接管过来的。
芒罗生于1936年，父亲是爱丁堡的一位医生，他在战争年代度过的童年生活是平凡而又小市民式的，平静而又幸福的。他在当地一所学校一直学习到13岁那一年，然后在费蒂斯学院度过了五个寒暑，那是苏格兰最好的学府之一。就是在这儿就学的这段时间中，他那位阅历很深的语文老师发现这个小伙子对于外语具有特别灵敏的听觉。
1945年，他加入了陆军。在那时，国民义务兵役制是强制性的。经过基本训练之后，他在他父亲的老团队——“戈登第一苏格兰高地联队”中供职。调防到塞浦路斯之后，他就在那年夏末赴特罗多斯山区，投入了反对“塞浦路斯为争取与希腊联合而战全国组织”游击队的作战行动。
当他坐在莫斯科一个公园里的时候，他的心目中仍然能看到那座农舍。他们听从一位通风报信者的密告，花了半夜的时间在石南属植物丛中匍匐前进去包围那个地方。黎明时分，芒罗独自一人被派驻在那幢山顶上的房子后面一座悬崖峭壁脚下。天刚破晓时，他那个排的大部分兵力袭击了农舍的正面。这时，晨曦落在他们身后低矮的山坡上。
在山冈的另一侧，他可以从头顶上方听见“斯登”轻机枪在沉寂的黎明时分发出了哒哒响声，他借着初升的阳光可以看到有两个人匆匆忙忙在阴影中从屋后的窗户里爬出来，他们朝前沿着峭壁往山下逃命直至离开了房子的背阴处。他们径直朝他奔去，而他蹲伏在树林阴影中一棵倒伏的橄榄树背后。他们迈腿飞奔时竭力在山岩上保持身体平衡。他们越跑越近了，其中有一个人右手看上去像是捏着一根黑色的棍子。他后来自言自语，即使自己大声喊叫的话，他也将无法止住他们的冲势。但在那时候，他并没有对自己那样说。瞄准取代了一切，当他们到达离他50英尺远的地方时，他站起身来放了两枪，发出短促而又致命的爆裂声。
子弹的威力把那两个人都抬了起来，一个接着一个都止住了自己的冲势，猛地倒在山坡脚下的片岩上。当一缕蓝色的火药烟雾从他那“斯登”机枪的枪口飘散开来时，他走上前去俯首看着他们。他想，他也许会感到恶心的，或者会晕倒的。但丝毫也没有这样的感觉，只是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他看着那两张脸。他们是两位少年，比他自己还要年轻，而他的年纪是18岁。
他的中士穿过橄榄树林闯了过来。
“打得好，小伙子，”他大声喊道，“你把他们干掉了。”
芒罗向下看着两位少年的尸体，他们将决不会娶媳妇，也决不会生儿育女，决不会随着布素奇琴的乐曲声翩翩起舞，也决不会再感觉到阳光的温暖和美酒的芳烈。其中一个人仍然紧紧抓着那根黑色的“棍棒”，那是一根香肠。有一小段香肠从嘴巴里伸了出来。当时，他正在吃早餐。
芒罗转身面向那位中士。“我不是属于你的，”他大声说道，“该死的，我不是属于你的。我只属于自己，不属于任何人。”
那位中士把他的大声喊叫归因于第一次杀人所引起的神经紧张，因而也没有汇报这件事。也许那是一个错误。因为有关当局并没有注意到，亚当·芒罗并不是彻头彻尾、百分之百驯服的。从来也没有这样。
半年以后，有人敦促他考虑自己具有那种可能被提升为军官的素质，把他在陆军中的服役期延长到三年，这样可以获得担任短期军官职务的资格。由于他对塞浦路斯已感到厌倦，他这样做了，并被派回英国加入伊顿公学的军官学员训练队。三个月以后，他的肩章上就获得了作为一名少尉的金星。
在伊顿公学填表的时候，他曾提到自己能说流利的法语和德语。有一天，他在无意之中接受了这两种语言的考试，结果证明他填写的内容是符合事实的。就在他接受军官的任命之后，有人提议他也许愿意申请参加联合勤务参谋部举办的俄语课程，当年是设在康沃尔郡博明市称之为“小俄国”的一座军营中。另一种选择是到苏格兰兵营的团队中去任职。这样，他就同意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的俄语不仅仅是流利的，实际上可以被人当成是一个俄国人了。
在1957年，他不顾来自团部要他留下来的巨大压力，从陆军中退役了，因为他已拿定主意要当一名驻外记者。他在塞浦路斯曾见过一些这样的记者，因此他自己宁愿干这样的差事而不愿意坐办公室。在21岁时，他在自己的家乡爱丁堡加入了《苏格兰人》报社，当了一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两年之后，他迁居伦敦，受雇于路透社，这家国际通讯社的总部设在舰队街85号。在1960年的夏季，他的语言再一次帮了他的忙。他在24岁那一年被派往路透社驻西柏林分社，做分社社长艾尔弗雷德·克卢斯的副手。当时是柏林墙建造起来之前的那个夏季。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便遇到了瓦伦蒂娜，现在他已认识到她是自己一生中惟一真正爱过的一位女人。
一位男子在他身旁坐了下来，并咳了一声。芒罗猛地从他的沉思中清醒了过来。他自言自语道，给新学员上了一个星期的特工业务课，过了两个星期自己便把基本规则抛到了脑后——在接头以前千万不能放松注意力。
那位俄国人疑惑不解地看着他，但芒罗系着所必需的圆点花纹领带。俄国人慢慢地把一支香烟叼在自己的嘴上，两眼盯着芒罗，举止像乡巴佬似的。但那还是管用的，芒罗掏出打火机，把火苗凑到了烟头上。
“罗纳德两个星期前在他的办公桌旁病倒了，”他心平气和地轻声说道，“恐怕是胃溃疡。我是迈克尔，要我来接替他的工作。哦，也许你能帮我的忙。奥斯坦基诺电视塔真的是莫斯科最高的建筑物吗？”
那位身穿便衣的俄国军官吸了口烟，感到如释重负。这些话完全是莱辛用惯了的套话，他只知道莱辛名叫罗纳德。
“是的，”他答道，“它的高度是540米。”
他手里拿着一张折叠起来的报纸，并把它放在两人之间的座位上。芒罗那件折叠好的雨衣从膝盖上滑落到地上。他把雨衣拾了起来重新叠好放在那张报纸的上面。两个人有10分钟时间谁也没有理睬谁，那位俄国人始终抽着烟。最后，他站起身来，弯着腰把烟蒂在地上踩熄。
“过两个星期的时间，”芒罗喃喃说道，“新国家马戏场G区下面的男厕所。在波波夫丑角表演的一场。演出在7点半钟开始。”
那位俄国人走开了，继续在闲逛着。芒罗冷静地对这周围端详了10分钟。谁也没有对此感到兴趣。他一古脑儿把雨衣、报纸和里面夹着的牛皮纸信封拾了起来，并乘地铁回到了库图佐夫斯基大街。信封中装着一份最新的红军军官花名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