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航空公司的双引擎喷气式飞机，在第聂伯河宽阔的河面上倾下一只机翼，并降下高度，最后向乌克兰首府基辅郊外的鲍里斯比尔机场逼近。安德鲁·德雷克从他靠窗户的座位上热切地俯视着下面杂乱无章的城市。他由于心情激动而感到紧张不安。

    他与其他一百多位从伦敦出发的团体旅游者一起，在当天的早些时候曾在华沙乘车观看市容；他们排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队等候护照验证和海关的检查。在移民管理柜前，他把护照塞进平板玻璃窗下面，并等候着。待在分隔间中的那个人身穿边防军的制服，帽子上饰有绿色的织带，帽檐上佩有克格勃带剑和盾图案的徽记。

    他看着护照上的照片，然后狠狠地盯着德雷克。“安——德雷夫……德拉克是吗？”他问道。

    德雷克微笑了起来，并点着头。“安德鲁·德雷克。”他轻声地纠正道。

    那位管理移民事务的人反过来对他怒目而视。他检查了伦敦办理的签证手续，把入境手续的那一半纸片撕了下来，并把出境的签证夹在护照上。然后，他把护照递了回去。德雷克入境了。

    在从机场到高达17层楼的里比德旅馆的旅行社专车上，他又观察了一番他的那些旅伴。其中大约有一半是乌克兰人的后裔，是到他们祖先的故国观光来了，感到兴奋激动，他们是清白无辜的。还有一半人属于英国人血统，不过是好奇的旅游者罢了。所有的人像是都持有英国护照。德雷克用的是他的英国名字，故置身于第二批人之中。他没有表露出他能说流利的乌克兰语和说得过去的俄语。

    在汽车上，他们遇到了旅行社负责安排他们旅游活动的导游卢德米拉。她是一位俄罗斯人，用俄语对司机说话；司机尽管是乌克兰人，也用俄语作答。当汽车离开机场时，她笑容可掬，开始用说得过去的英语叙述正等待着他们的游览活动。

    德雷克对他的旅行计划扫了一眼：在基辅待两天，到圣索菲亚教堂的周围逛逛（“这是兼有基辅和俄罗斯建筑特色的光辉典范，亚罗斯拉夫王子是位圣贤之士，他就埋葬在这里……”卢德米拉在前面像鸟啼似地讲着）；还有公元10世纪建造的金色城门和弗拉基米尔山，没有提到国立大学、科学院和植物园。毫无疑问，德雷克痛苦地想道，不会提到科学院图书馆1960年发生的火灾，有一半乌克兰民族文学、诗歌和文化方面的宝贵手稿、书籍和档案都付之一炬；不会提到消防队迟到了三个小时；不会提到是克格勃自己纵火作案，并以此作为对60年代民族主义著作的回答。

    参观基辅之后，将乘水翼艇到卡涅夫作为时一天的旅行；然后在特尔诺波尔逗留一天，那儿一位名叫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的人肯定不会是人们议论的话题；最后转到利沃夫。如他所预期的那样，他在基辅这样高度俄罗斯化的首府的大街上听到的只有俄语。只是到了卡涅夫和特尔诺波尔之后，他才到处听到人们在说乌克兰语，他听到各地都有这么多的人在说乌克兰语时便感到内心的激动；他惟一的遗憾是，他不得不时而说：“很抱歉，你说英语吗？”但他将一直等候到自己前往两个已记得滚瓜烂熟的地址去登门拜访，那时，他就可以用乌克兰语回答他们了。

    在远隔5000英里的地方，美国总统正在与他的安全事务顾问波克尔威斯基。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本森和另一个来自农业部的首席苏联粮食问题分析专家迈伦·弗莱彻举行秘密会议。

    “鲍勃，对于泰勒将军‘秃鹰’卫星的侦察结果和你的实地报告都得出这些数字，你是否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疑问而感到相当有把握呢？”他问道，一边再次扫了一眼他面前的一列列数字。

    早在五天以前，他的情报头目通过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向他递交了这份报告，上面把整个苏联划分成一百个粮食生产区。从每个产区都选一个边长为10英里的正方形取样区，采用特写镜头拍摄照片，并分析了取样区的粮食问题。他的专家们从这一百张照片做出了全国范围的粮食预报。

    “总统先生，如果我们有差错的话，那是偏向于谨慎的，偏向于比苏联人有权利预期的粮食产量要高一些。”本森答道。

    总统望着对面那位从农业部来的人。“弗莱彻先生，用外行的话来说，这是怎样分析的呢？”

    “嗯，长官，总统先生，首先，人们必须从总收成中至少扣除百分之十，以得出一个可供食用的粮食数字。有人说，我们应该扣除百分之二十。这个百分之十的数字并不过分，其中有含水量，有像石子、砂粒、灰尘和泥土一类的杂质，有运输途中的损耗和由于缺乏储存设施而造成的浪费；我们知道，他们为缺乏储存设施而吃足了苦头。

    “然后人们不得不由此而扣除苏联人必须首先留在农村的粮食吨数，然后国家才能收购余粮来养活工业人口。你将在我另外一份报告的第二页上找到有关这个问题的表格。”

    马修斯总统翻动着他面前的纸页，并查看了那张表格。上面写着：

    〖1．种子用粮：苏联必须储存供下一年冬小麦和春播小麦的播种用粮总吨数……1000万吨；

    2．口粮：必须为居住在农村地区、国营和集体农庄以及从各类小村庄直至人口不到5000的区镇的人口所留出的总吨数……2800万吨；

    3．牲口饲料：必须为冬季各月直至春季解冻这一段时间所留出的牲口饲料用粮总吨数……5200万吨；

    4．总计：（尚未扣除百分之十必不可免的浪费部分）……1亿吨。〗

    “我想指出，总统先生，”弗莱彻接着说道，“那些并不是宽打宽算的数字，而是供应城市用粮之前所需要的绝对最小数字。如果他们削减人的口粮定额，农民们只好屠宰牲口充饥，不管是否会获得批准。如果他们削减牲口的饲料用粮，牲口将被完全宰光，在冬季他们的肉类食品就吃不完，而在以后的三四年时间里，肉食就会奇缺。”

    “好的，博士，我同意那个意见。那么，他们的储备粮又怎么样呢？”

    “我们估计，他们全国的储备粮为3000万吨。没有说过他们把储备粮耗光了，但如果他们是这样的话，那将给他们添上3000万吨。这样，他们从今年粮食收成中可为城市留出2000万吨——这是供应他们5000万城市人口的总计数字。”

    总统朝后向本森转过身去。

    “鲍勃，如果采用由国家购粮的办法来供应城市中千百万人的口粮，他们必须怎么办呢？”

    “总统先生，1977年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最糟糕的年景，就在那一年，他们‘刺’了我们一下。他们的谷物总产量是2.94亿吨。他们从自己的农庄上收购了6800万吨。他们仍然需要找借口从我们这儿购买2000万吨。即使在1975年，他们需要为城市提供7000万吨的粮食，而那一年是他们15年中最糟糕的年头。而且这样还造成了粮食奇缺。现在，人口比那时候已增加了，国家购进的粮食不到8500万吨，他们就无法应付了。”

    “那么，”总统说道，“根据你的数字，即使他们使用全部国家储备粮，他们也将需要3000到3500万吨外国的粮食，是吗？”

    “对，总统先生，”波克尔威斯基插话道，“也许甚至更多。有这么多粮食的只有我们和加拿大人。弗莱彻博士，对吗？”

    农业部来的那个人点点头。“看来，北美洲在今年将是大丰收的年成。把我们和加拿大都考虑在内的话，超出国内需要的部分也许有500万吨。”

    几分钟之后，弗莱彻博士在别人的陪同下走了出去。辩论又开始了。波克尔威斯基坚持他的观点。

    “总统先生，这一次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这一次我们必须要求他们给予补偿。”

    “与此相联系吗？”总统用怀疑的声调问道，“我知道你对于那个问题的想法，斯坦尼斯拉夫。那在上一次没有管用，反而使事情更糟了。我不会重蹈杰克逊修正案的覆辙。”

    三个人都郁郁寡欢地回想起那项法案的命运。在1974年底，美国采用了杰克逊修正案，所订的条文大意是，如果苏联在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问题上不放松控制的话，美国将拒不提供用于购买技术和工业品的贸易贷款。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政治局对这个压力嗤之以鼻，发起了一连串令人瞩目的反犹太人审判来示众，又用从英国、德国和日本搞来的贸易贷款买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要使讹诈成功的话，关键在于，”奈杰尔·欧文爵士曾对罗伯特·本森说道，他在1975年曾到过华盛顿，“你必须有把握，受害者缺了你手上有的某种东西就混不下去，而且又无法从别处去搞到。”

    波克尔威斯基从本森那儿听到了这句话，并向马修斯总统又说了一遍，但避开了“讹诈”这个词。

    “总统先生，这一次他们没有办法可从别处搞到小麦。我们的剩余小麦不再是一个贸易问题。那是一件战略武器，相当于10个中队核轰炸机的价值。我们决不可能靠向莫斯科出售核技术赚钱，我敦促你援引《香农法令》。”

    紧接着在1977年被“刺”了一下之后，美国行政当局最终在1980年为时已晚地通过了《香农法令》。那项法令规定，联邦政府享有美国余粮的购销特权，并按照华盛顿宣布政府希望做出选择时每吨的时行价格计算。

    粮食投机商们对此怀恨在心，但农民们是赞成的。这项法令消除了世界上粮价某种较大幅度的波动——在丰年，农民们卖出的粮食价格太低，而在歉收的年份，粮价又特别高。《香农法令》如果施行的话，可以确保农民们获得一个公道的价格，但投机商们将歇业。它也将使行政当局在与侵略性的或是谦卑贫穷的购粮国家打交道时获得一件强有力的新武器。

    “很好，”马修斯总统说道，“我将实施《香农法令》。我将授权使用联邦资金购买预期达5000万吨余粮的期货。”

    波克尔威斯基感到兴高采烈。

    “你不会为此而懊悔的，总统先生。这一次，苏联人将不得不直接与你总统打交道，而不是与中间商打交道。我们完全可以支配他们。他们是走投无路了。”

    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的想法不一样。在政治局会议刚开始时，他就要求发言，并获得了发言的机会。

    “这儿没有任何人，同志们，会否认我们所面临的饥荒是无法接受的。没有任何人会否认剩余的粮食是在腐朽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有人示意，我们惟一的办法是使自己低三下四，并可能在我们的军事力量方面接受让步，随之而接受马列主义向前推进方面的让步，以便购买那些余粮来渡过困难。

    “同志们，我不同意这样做，我请你们与我共同来拒绝向讹诈屈服和背叛我们伟大的鼓舞者列宁的那种做法。另外还有一种办法，用这种办法我们可以使全体苏联人民接受最低水平的粮食定量，在全国范围内鼓起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并实行那种为渡过即将面临的困难而必不可少的纪律。

    “有一种办法，我们可以使用今年秋天收获的少量粮食，动用国家的储备粮以熬到明年的春天，可以用牲畜和家禽的肉食来代替粮食，然后，当一切都耗光的时候，可以转向西欧，那儿的牛奶流成河，牛肉和黄油堆如山，还有十来个富裕国家的储备粮。”

    “是去购买这些东西吗？”外交部长赖可夫冷嘲热讽般地问道。

    “不，同志，”维希纳耶夫轻声答道，“把这些东西拿过来。我让克伦斯基元帅同志发言。他有一份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审阅的案卷。”

    12份厚厚的案卷分发了下去。克伦斯基把他自己的那一份留着，并开始照本宣科。鲁丁让他面前的那份案卷原封不动摆着，并接连不断地抽着烟。伊凡南科也让自己的那一份放在桌面上，并凝视着克伦斯基。他和鲁丁在四天前就知道那份案卷的内容如何。克伦斯基在维希纳耶夫的配合之下，从总参谋部的保险柜里取出了那份鲍里斯计划的案卷，那是以俄罗斯的伟大征服者——鲍里斯·戈登诺夫命名的，现在这份计划已是最新式的了。

    当克伦斯基在随后的两个小时中朗读这份计划时，那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在明年的5月份，驻东德红军通常举行的大规模春季演习将具有空前的规模。但有一点不同，这次将不再是演习，而是实战。一声令下，3万辆坦克、载人装甲车、自行火炮和两栖车辆将全都转向西方，挥戈越过易北河，向西德境内进发，矛头直指法国和英吉利海峡的港口。

    在此大队人马之前，5万名伞兵将在50个地方实施空降，占领法国境内法国人的、以及德国境内美国人和英国人的主要战术核武器机场。另外的10万名伞兵，在强大的近海海军力量的掩护下，将降落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四个国家，目标是占领首都和交通要道。

    军事进攻的矛头将避开意大利半岛和伊比利亚岛，在这些地区的政府中执政的都是欧洲共产主义的伙伴，苏联大使将命令他们不要参战，否则卷入战争必将自取灭亡。在以后不到五年的时间中，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将像成熟的梅子那样掉落下去。希腊、土耳其和南斯拉夫也同样如此，瑞士将会被避开，奥地利只是用作为一条通道。这两个国家以后将成为苏维埃海洋中的孤岛，但为时不会很长。

    主要的战区和占领区将是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法国和西德。作为前奏，英国将为罢工所瘫痪，并被极左翼分子弄得混乱不堪，这些人将遵命立即大吵大嚷着要求采取不介入政策。伦敦将被告知，如果动用易北河以东的区域性袭击司令部所拥有的核武器的话，英国将从地图上被抹掉。

    在整个作战过程中，苏联将在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首都声嘶力竭地呼吁停火；而联合国则声称敌对行动将局限于西德，而且是暂时性的，完全是由于西德向柏林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所造成的，除德国以外，欧洲的大多数左翼分子将会相信和支持这样一种说法。

    “而在这段时间中美国怎样呢？”佩特罗夫打断了话头。克伦斯基在滔滔不绝地宣读了30分钟之后被打断了话头，为此而显得很恼火。

    “不能排除在整个德国境内使用战术核武器，”克伦斯基继续说道，“但其中大部分核武器将摧毁西德、东德和波兰，当然，对于苏联来说是没有任何损失的。由于华盛顿的软弱无力，既没有部署巡航导弹，也没有设置中子弹。苏联方面的伤亡人数估计至少在10万和20万之间。但因为三军中将动用200万兵力，这样的伤亡比例将是可以接受的。”

    “持续多长时间？”伊凡南科问道。

    “机械化先头部队的尖兵单位，将在越过易北河以后的100个小时内占领英吉利海峡法国一侧的港口。到那个时候，可以允许搞停火的活动。扫荡性的战斗可以在停火的掩护下进行。”

    “那个时间表是切实可行的吗？”皮特里耶诺夫问道。

    这一次，鲁丁插话了。“哦，是的，那是切实可行的。”他轻声说道。维希纳耶夫用怀疑的目光扫了他一眼。

    “我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佩特罗夫指出，“美国怎么样？他们的核打击力量——不是战术核武器，而是战略核武器——怎么样呢？他们洲际弹道火箭部队的氢弹弹头，他们的轰炸机和他们的潜水艇呢？”

    会议桌四周的眼睛盯在维希纳耶夫身上。他又站起身来。

    “在一开始就必须用绝对可信赖的方式向美国总统做出三项庄严的保证，”他说道，“第一，苏联，就自己单方面而言，将决不会首先动用热核武器。第二，如果驻扎在西欧的30万美国部队要参战的话，他们必须在常规战争和战术核武器战争中冒与我们的部队作战的风险。第三，一旦美国诉诸目标针对苏联的弹道火箭的话，美国最重要的100个城市将不复存在。

    “同志们，马修斯总统将不会用纽约来与堕落的巴黎作交易，也不会用洛杉矾来与法兰克福作交易。美国人将不会用热核武器进行回击。”

    当这一前景深入人心的时候，大家都默不作声。偌大无比的食品仓库（包括粮食仓库）、消费品仓库和西欧所拥有的先进技术都唾手可得；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希腊和南斯拉夫在几年时间内将相继陷落；瑞士的大街下面埋着黄金宝库；英国和爱尔兰在新的苏联海岸对面完全与世隔绝；不发一枪一弹便可控制整个阿拉伯地区和第三世界。那是一个卤莽的混合体。

    “那是一个完美的作战方案，”鲁丁最后说道，“但看来，那都是基于一种假设，即如果我们答应不向美国发射核弹头的话，它也会对苏联大量使用核弹头。如果维希纳耶夫同志对那个充满信心的声明具有确凿的证据的话，我将怀着感激的心情洗耳恭听。总而言之，那是一个已经证明的事实呢，还是一种天真的希望？”

    “不仅仅是希望，”维希纳耶夫厉声说道，“那是一种现实的预测。作为资本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美国人将始终是先想到他们自己。他们是纸老虎，软弱无能而又优柔寡断。首先，当他们临到自身灭亡的时候，他们是胆小鬼。”

    “他们真的是这样吗？”鲁丁若有所思地说道，“嗯，好了，同志们，让我试图来总结一下。维希纳耶夫同志的方案，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现实的，但那全都取决于他的希望——我请他原谅——取决于他的预测，即美国人将不会用他们的重型热核武器做出反响。要是我们以前就曾经相信这一点的话，我们肯定早就完成了把西欧被奴役的大众从法西斯资本主义下解放出来的任务。从我个人来说，我感到并没有任何新的因素可以证明维希纳耶夫的预测是合理的。

    “然而，他和元帅同志都从来没有与美国人打过任何交道，也从来没有到过西方。就我个人而言，我与他们打过交道，而我持有不同的看法。下面，让我们听一下赖可夫同志的意见。”

    这位年迈而又经验丰富的外交部长脸如土色。

    “所有这一切都很有点赫鲁晓夫主义的味道，就像是发生古巴事件中那样。我搞外交已花了30年的时间。驻在世界各地的大使们向我汇报，而不是向维希纳耶夫同志汇报。他们之中谁也不会的，一个也不会；在我掌管的部门中，没有一位分析专家，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于美国总统将对苏联使用热核武器攻击，存有丝毫的怀疑。那不是一个以城换城的问题。他也能看到，这样一场战争的结果将是苏联几乎独霸全世界的问题。那将使美国不再是一个超级大国，不再是一个强国，而只是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他们在被迫放弃西欧并随之而放弃世界之前将会摧毁苏联。”

    “我要指出，要是他们这样干的话，”鲁丁说道，“我们至今还不能挡住他们。我们从宇宙卫星上发出的高能粒子激光束还没有完全发挥效能。总有一天，毫无疑问，我们将能使打过来的火箭在到达我们这儿之前便在内空间化为乌有。但现在还不能。我们专家的——维希纳耶夫同志，而不是我们乐观主义者的——最新估计表明，英美的全面热核打击将歼灭我们的一亿公民，大部分将是大俄罗斯人，并将摧毁从波兰到乌拉尔山脉百分之六十的加盟共和国。不过，请继续补充，伊凡南科同志，你对于西方是有经验的。你有什么话要说？”

    “与维希纳耶夫和克伦斯基同志不同的是，”伊凡南科说道，“我掌管遍布整个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的数以百计的特工。他们经常有报告送来。我对于美国人将会做出反应也是没有丝毫疑问的。”

    “那么，让我来把这个问题概括一下。”鲁丁突如其来地说道。争论的时间已结束。“如果我们为了小麦问题而与美国人谈判，我们也许不得不同意那些可能会使我们推迟5年时间的要求。如果我们忍受饥荒，我们也许要推迟10年的时间。如果我们发动一场欧洲战争的话，我们可能被消灭，肯定会推迟20到40年的时间。

    “我不是理论家，而维希纳耶夫肯定是的。但我似乎可以想起，当在每一个阶段必须采用每一种手段争取在世界范围内实现马克思主义统治的胜利时，不应由于愚蠢的冒险行动而危及前进的步伐。我估计，这个计划是基于一种愚蠢的冒险行动上的。因此，我建议，我们——”

    “我提议付诸表决。”维希纳耶夫轻声说道。

    那么就这样了，算不上是一次对他不信任的表决，鲁丁想道。如果他输掉这一轮的话，那种表决随后会来的。现在一场宗派斗争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楚地感觉到，他现在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如果他败下阵来，就将不会有体面的退休，也不会像米高扬那样保住别墅和特权。那将是毁灭、流放，也许子弹会钻进他的颈背。但他故作镇静，他先将他自己的提议付诸表决。一只又一只的手举了起来。

    赖可夫、伊凡南科和佩特罗夫都举手赞成他的提议和谈判的政策。会议桌旁有人犹豫不决。维希纳耶夫已拉到哪些人了呢？他向他们许诺了什么呢？

    斯蒂潘诺夫和舒希金举起了手。最后，那位格鲁吉亚的查瓦兹也慢慢地举了手。鲁丁把针锋相对的提议，即赞成在春季发动战争的提议进行表决时，维希纳耶夫和克伦斯基当然是赞成的。农业部的科马罗夫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杂种，鲁丁想道，就是你该死的部门使我们弄得这样一团糟。维希纳耶夫肯定已说服了那个人，使他相信鲁丁不管怎样都将使他身败名裂，所以他认为自己这样是万无一失的。你错了，我的朋友，鲁丁想道，而脸上则毫无表情；我将为此而要你的老命。皮特里耶诺夫举了手。他已获得让他当部长会议主席的允诺，鲁丁想道。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维托塔斯和塔吉克的穆哈默德也追随维希纳耶夫赞同战争。那位塔吉克人将会知道，如果爆发核战争的话，东方人将在废墟上实施统治。那位立陶宛人已被收买了过去。

    “每种提案都是6票，”他轻声说道，“我自己1票赞成谈判。”

    “太接近了，”他想道，“实在太接近了。”

    到散会时，夕阳已经西下。但这场宗派斗争，大家都知道，现在将持续到得以解决为止。现在谁也不能后撤，谁也不能再保持中立。

    旅游活动到了第五天，那一伙游客才抵达利沃夫，并在旅游社的旅馆中留宿。在此之前，德雷克一直按照日程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游览，但这一次他找了个借口，说自己头痛，希望待在房间中。那一行人乘专车到圣尼古拉斯教堂去之后，他立即换了一身更为普通的服装就从旅馆中溜了出去。

    卡明斯基曾告诉他穿那种不会引人注目的服装——短袜、便鞋、不要太时髦的便裤和一件价格较为低廉的开领衬衣。他带了一份市区街道图便动身朝列凡季夫卡城郊杂草丛生而又贫穷的工人住宅区走去。他一旦找到那两个人的话，他们会用极为怀疑的态度对待他的，对此他是没有丝毫疑问的，当考虑到他们出生的家庭背景和境遇时，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他回想起了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在土耳其医院的病床上对他说的话。

    在基辅的附近，有一个巴比雅峡谷。在1941年和1942年纳粹分子占领乌克兰期间，党卫军在那儿屠杀了5万多名犹太人。乌克兰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伊凡·祖巴曾于1966年9月29日在那儿发表了一次演说。演说是异乎寻常的，因为是一位乌克兰天主教徒在强烈地谴责反犹太主义；而反犹太主义在乌克兰始终是盛行的。

    祖巴的长篇演说开始像是在呼吁怀念在巴比雅遭到屠杀的犹太人，是在直接谴责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但当演说逐步深入时，他的话题开始围绕所有那些专制统治集团：尽管他们取得了技术上的成就，但他们践踏人性，并试图说服那些即使遭到践踏的人，使他们相信那是正常的。

    “因此，我们对于每个社会，”他说道，“不是用它表面上取得的技术成就来判断，而是用它给予人的地位和意义来判断，用它对予人的尊严和人的良心所赋予的价值来判断。”

    当他说到这一点时，那些混入默不作声的人群中的契卡分子已认识到，诗人根本不是在谈论希特勒的德国，而是在谈论政治局领导下的苏联。在演说后不久，他就被捕了。

    在当地克格勃营部的地下室里，首席审讯官就是一位平步青云的年轻上校，是从莫斯科派来的、掌管克格勃的第二把手。在审讯室的角落里站着两位彪形大汉，都手持着沉重的、长达一米的水龙软管，这两个人都对上校俯首听命。上校的名字叫尤里·伊凡南科。

    但在巴比雅听演说的地方，有两个年仅10岁的男孩，靠着他们的父亲站在前排。当时，他们相互并不认识，只是在六年之后他们才在一处建筑工地上邂逅，并成为忠贞不渝的朋友。一个人名叫列夫·米什金，另一个名叫戴维·拉扎雷夫。

    米什金的父亲和拉扎雷夫的父亲出席了那次集会，并也受到注意；当他们在多年以后申请准予移居以色列时，两个人都被指控参与反苏活动，被判在劳改营中长期服刑。

    他们的家庭失去了公寓住所，儿子失去了上学的希望。他们尽管非常聪颖，却注定干使锹和镐的活计。两人现在都已是26岁的人了，他们就是德雷克在列凡季夫卡忙碌而又肮脏的偏僻街道上所要寻找的年轻人。

    他是在第二个地址才找到了戴维·拉扎雷夫；经过一番介绍之后，拉扎雷夫用极为怀疑的态度对待他。但他同意请他的朋友米什金前来赴约，不管怎样，德雷克知道他们的名字。

    那天傍晚，他遇到了列夫·米什金；那两个人用近乎敌视的目光望着他。他对他们诉说了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逃跑和获救的全部过程和他自己的身世。他能掏出来的惟一证据是那张他自己和卡明斯基在一起拍摄的照片，那是在特拉布宗的医院里由一位护理员用波拉罗伊德照相机拍摄的，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那天当地出版的土耳其报纸。这份报纸是德雷克放在衣箱里做衬垫带来的。他把报纸向他们展示了，以作为他所说的情况的证据。

    “瞧，”他最终说道，“如果米罗斯拉夫被海浪冲到了苏联的领土而被克格勃抓住的话，要是他在谈话中泄露了你们的名字，以及如果我是从克格勃来的话，我是不会请求你们提供帮助的。”

    两位犹太工人同意在当夜考虑他的请求。为德雷克所不知道的是，米什金和拉扎雷夫早就有一种共同的理想，与他自己的理想是很相似的，那就是要报仇雪恨，迎头痛击克里姆林宫中的统治集团。但他们已近乎歇手不干了，被一种没有外界的帮助便一事无成的绝望情绪压垮了。

    两个人都想在苏联境外寻找一位同盟者；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他们在深更半夜握手言定，要将那位英国国籍的乌克兰后裔当做自己的知心人。第二次会晤是在那天下午，德雷克又悄悄地躲开了一次由导游陪同的旅游活动。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在市郊附近路面宽阔而又未铺砌的巷子里逛荡着，轻声说着乌克兰语。他们对德雷克诉说了自己也想给予莫斯科致命一击的愿望。

    “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打击？”德雷克说道。

    拉扎雷夫是两个人中更为沉默寡言、更为重要的角色，他开口说道：“伊凡南科，在乌克兰是最可憎的人物。”

    “他怎么样呢？”德雷克问道。

    “杀死他。”

    德雷克在路上停住了脚步，凝视着那个肤色黝黑、神情专注的年轻人。

    “你根本就接近不了他。”他最终说道。

    “去年，”拉扎雷夫说道，“我在这儿利沃夫干活。我是一个房屋油漆工，对吗？我们当时是在为一个党魁的寓所重新装饰。有一位矮小的老太婆与他们待在一起，从基辅来的。她走了之后，那位党魁的老婆提到她是谁。后来，我在信箱里看到一封盖有基辅邮戳的信件。我把信拿下了，是那位老家伙写来的，信上是她的地址。”

    “那么她是谁呢？”德雷克问道。

    “他的母亲。”

    德雷克对这个情况想了一会儿。“你想不到像那样的人会有母亲，”他说道，“但在他会来看望她之前，你必须对她的寓所监视很长一段时间。”

    拉扎雷夫摇摇头。“她是诱饵。”他说道。并扼要地叙述了他的计划。德雷克考虑了这个计划的重要性。

    在来到乌克兰之前，他曾从许多方面设想了如何给予克里姆林宫的强权统治一次他所梦寐以求的迎头痛击，但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方案。刺杀克格勃的头目将直捣政治局的中心，可使权力结构的每一个角落都出现细微的裂痕。

    “那也许会行得通的。”他承认道。

    如果能办成的话，他想道，那将马上被掩盖起来。但如果消息传出去的话，对于公众舆论的影响，特别是乌克兰，将会造成巨大的创伤。

    “那可能会在这儿引起空前规模的起义。”他说道。

    拉扎雷夫点点头。在得不到外界帮助的情况下，很明显，他独自与他的伙伴米什金已为这个计划绞尽了脑汁。

    “真的。”他说道。

    “你将需要什么样的装备呢？”德雷克问道。

    拉扎雷夫告诉了他。

    德雷克点点头。“那些东西在西方都是能搞到的，”他说道，“但怎样带进来呢？”

    “敖德萨，”米什金插话道，“我在那儿的码头待过一阵子。那个地方完全是腐败的。黑市交易非常兴隆。每一艘西方的船只都有海员在与当地做黑市交易的人大做生意，有土耳其的皮茄克衫、羊皮上衣和斜纹粗棉布工装裤。我们将在那儿与你碰头。那儿是在乌克兰境内，我们就不必使用加盟共和国之间适用的护照。”

    在他们分手之前，双方都对计划表示了赞同。德雷克将搞到装备，并从海上带到敖德萨。他将在他本人到达之前提早在苏联境内邮寄一封信给米什金和拉扎雷夫，以使他们处于待命状态。措辞将是平凡无奇的。约会的地点选在一家米什金所熟悉的咖啡馆，他在19岁时便在那儿做帮工。

    “还有两件事情，”德雷克说道，“事情办完之后，把它公开宣扬出去，向全世界宣布事情已经办成，这是至关重要的，几乎与这一行动本身一样重要。那意味着。你们得亲自去把事情公诸于世。只有你们知道具体的细节以使大家相信这是真的。但那意味着，你们必须从这儿逃到西方去。”

    “那是不用说的，”拉扎雷夫喃喃说道，“我们俩都是走投无路的人，我们都已像我们的父亲在以前那样试图移居以色列，但都遭到了拒绝。这一次，我们会出去的，不管是不是获得批准。这件事办完之后，我们必须到以色列去。那是我们安度终生的惟一地方，如果终究安然无恙的话。一旦到了那儿，我们将向世界上宣布我们已干成的事情，使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的那些杂种在他们自己人的心目中声名狼藉。”

    “另一个问题是紧接着第一个问题而来的，”德雷克说道，“事情办成之后，你必须用密码信或明信片通知我——以防逃跑万一会出岔子。这样，我就能尽力协助把消息公诸于世。”

    他们同意将从利沃夫向伦敦的一个留局待领地址发一张明信片，上面的措辞也将是平淡无奇的。他们记住了一切细节便分手了；德雷克重新加入了他的旅行团。

    两天之后，德雷克回到了伦敦。他办的第一样事情是买一册他所能找到的、关于轻兵器方面的内容最详尽的书籍。第二件事情是给一位在加拿大的朋友发了一封电报；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汇集了一份知名人士花名册，其中都是些像他那样对敌人怀着深仇大恨的移民者；而那个人是那些出人头地的人物之一。第三件事情是开始制订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已被搁置了很长时间，那是要通过抢劫一家银行而凑集所需的资金。

    在莫斯科南郊库图佐夫斯基大街的尽头。一位司机驶离鲁布列沃路的林荫干道而向右转弯，行驶20公里的路程之后将到达乌斯彭斯科雅的小村庄，这儿是周末乡村别墅的中心地区。在乌斯彭斯科雅周围偌大的松树和烨树林里，就像苏联特权阶层乡村别墅林立的乌索沃和茹科夫卡那样有许多村落。恰在莫斯科河上的乌斯彭斯科雅大桥的那一头便是一片沙滩，在夏季，那些享有较少特权、然而很富裕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小汽车）便从莫斯科来到这儿，从沙滩上到河里去游泳。

    西方的外交官也来到这儿，那是少数几个西方人能与普通俄国家庭成员紧挨在一起的地方之一。在盛夏的星期天下午，甚至克格勃对西方外交官盯梢的常规也像是放松了。

    1982年7月11日，亚当·芒罗与一伙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星期日下午来到这儿。他们之中有些是结过婚的伴侣；有些是单身汉，而且都比他年轻。在3点钟之前的片刻，他们一伙全都把毛巾和野餐用的饭篮留在树丛中，沿着陡岸走向沙滩去游泳了。芒罗回来时拾起卷着的毛巾开始把身子擦干。不知什么东西从毛巾里掉了下来。

    他停下来把那样东西拾了起来。那是一张不大的硬纸板卡片，有一面用俄文打着字：“离这儿以北3000米的树林中有一座废弃的小教堂。请过半小时到那儿去见我。十万火急。”

    当使馆中的一位女秘书笑吟吟地走过来要一支香烟时，他依然笑脸相迎。当他为她点烟时，他的心里在想着他所能想到的种种可能。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想递送地下印刷品吗？那样的话，会招致种种麻烦。是一伙信仰宗教的人想到大使馆寻求避难吗？美国人在1978年曾碰到那样的问题，并产生了数不清的问题。是克格勃为了识别大使馆中谁是秘密情报局的人而设置的圈套吗？始终是可能的，没有任何普通的商务秘书会接受这种邀请，这显然是某一位尾随着他、并从周围树林中偷看的人把卡片塞进卷着的毛巾中的。然而，那对于克格勃来说未免太笨拙了。他们会在莫斯科市中心安排一位假装的叛逃者来传递情报，而在交货的地方布置偷拍照片。那么，谁是偷偷摸摸的投书者呢？

    他很快穿好了衣服，但仍然拿不定主意。最后，他穿上鞋子，并下定了决心。如果那是圈套的话，那么，他并没有接收任何文件，只不过是在树林中散步而已。他独自一人动身走开了，使那位著有所望的女秘书感到扫兴。走了90米之后，他停住了脚步，取出他的打火机把卡片烧毁了，用脚把烟灰踩人地上一层松树针叶之中。

    他靠太阳和手表辨认出了正北方向，转身离开了朝南的河岸。10分钟之后，他走上了斜坡，看到山谷中2000米以外洋葱模样的教堂圆顶。几秒钟之后，他又钻进了树林里。

    莫斯科周围的森林中有几十座这样的小教堂，曾经是村民们的礼拜堂，现在大部分已被弃置不用了，门窗都用木板钉死了，无人问津。那座他正朝着走上前去的小教堂矗立在一片林间空地上，他走到空地的边缘便停住脚步端详那座小小的教堂，那儿连一个人影都没有见到。他小心翼翼地走到那片空地上。在离关闭着的前门几米远的地方，他看到了站在拱廊下面阴影中的人影。他停住了，两个人相互凝视了有好几分钟的时间。

    确实无话可说，所以他只是说了声她的名字“瓦伦蒂娜”。

    她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并答道：“亚当。”

    “21年了，”他惊异地想着，“她肯定已是年近40了。”她看上去像是30岁的人，依然乌黑发亮的头发，漂亮而又有一种无可言谕的哀伤。

    他们坐在其中一块墓碑上，轻声谈论着往事。她告诉了他，她在他们分手后几个月便从柏林回到了莫斯科，继续为党的机关当速记员。她在23岁时与一位年轻有为的军官结了婚。婚后第七年生了一个孩子，一家三口都生活得很幸福。她的丈夫官运亨通，因为他有一位叔叔在红军中身居高位；在苏联，有保护人的话，与别的地方并无什么不同。那个男孩现在已有10岁了。

    五年前，她那位已晋升为上校的年轻丈夫在一次直升飞机的坠毁事故中丧生，当时他正在远东侦察红色中国在乌苏里江一带的军事部署。为了解除悲痛，她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她丈夫的叔叔利用他的影响使她获得了有地位的美差，享有种种特权，例如可以出入特设食品商店、特设餐厅，拥有较好的住宅和一辆私人汽车；而这一切都是与党的机关中的高级职位相联系的。

    最后，在两年前，在获得特许之后，她在人数不多的机要速记员、打字员小组中赢得了一席之地，那是隶属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处或称为政治局书记处的一个科室。

    芒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是很高的职位，而且深受信用。

    “谁，”他问道，“是你亡夫的叔叔呢？”

    “克伦斯基。”她喃喃说道。

    “克伦斯基元帅吗？”他问道。她点点头。芒罗慢慢地呼着气。克伦斯基，超级的鹰派。当他再次看着她的脸时，她的双眼是湿润的。她很快眨着眼睛，几乎是要哭出来的样子。他在一时冲动之下伸出胳膊搂住了她的双肩，而她就依偎在他的身上。他嗅到了她头发上的气息，依然是20年前在他青春岁月时曾使他情意缠绵而又兴奋激动的甜蜜气息。

    “怎么啦？”他轻柔地问道。

    “哦，亚当，我太不幸了。”

    “对上帝发誓，为什么呢？在你的社会中，你已应有尽有。”

    她慢慢地摇摇头，然后从他那儿挣脱了开来。她避开了他的目光，凝视着空地那边的树林深处。

    “亚当，我这一辈子，自从我是一位小姑娘以来，我相信，我真的相信，即使在我们相爱的时候，我相信社会主义是优越的、合理的，即使在艰难的时世，在我的国家生活必需品奇缺的年代里，当西方拥有所有的消费品而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仍然相信，我们的俄国总有一天会把共产主义的理想传遍全世界，那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情。那是一种将给我们大家都带来一个没有法西斯主义、没有贪财的欲望、没有剥削和没有战争的世界。

    “我接受了那样的教育，我真的相信了那种东西。那比你，比我们的爱情，比我的丈夫和孩子都更为重要。至少如同这个国家——俄国，一样重要，祖国是我灵魂的组成部分。”

    芒罗了解俄国人对于他们祖国的爱国主义，它是一种将使他们能忍受任何苦难、任何贫困、做出任何牺牲的熊熊烈火；当他们受到摆布的时候，它将使他们毫无异议地服从他们克里姆林宫中的最高掌权者。

    “出什么事啦？”他轻声问道。

    “他们已经背叛了。他们正在干着背叛的勾当。我的理想，我的人民和我的祖国。”

    “他们？”他问道。他正扭曲着自己的手指直至看起来手指像要断下来似的。

    “那些党内的头目。”她厉声说道。她爽快地吐出了俄语中意味着“大亨”的俚语。

    芒罗曾两次目睹有人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当一位真诚的信徒失去信念时，狂热即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到奇特的极端。

    “我崇拜他们，亚当。我尊敬他们，我崇敬他们。我在那些人身边已待了好多年，我一直在他们的庇护下生活，接受他们的礼物，享受了他们大量的特权。我已见过他们在私下里勾结在一起，听到他们谈论那些为他们所瞧不起的人。他们是腐败的，亚当，堕落的，残忍的。凡是他们经手的东西全被他们变成了废物。”

    芒罗把一条腿跨过墓碑，这样他能面对着她，并把她搂在自己的怀里。她在轻声哭泣。“我无法说下去了，亚当，我无法说下去了。”她对着他的肩头喃喃说道。

    “好吧，我亲爱的，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带出去呢？”

    他知道那样将会毁了自己的前程，但这一次，他不会让她脱手了。那将是值得的，牺牲一切都将是值得的。

    她挣脱开了，脸上泪痕斑斑。“我不能离开，我要为萨沙着想。”

    他默不作声地搂着她，这一次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他感到心如乱麻。

    “你怎么知道我在莫斯科？”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她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显露出丝毫惊奇的神态。无论如何，他问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

    “上一个月，”她边吸着气边说道，“办公室里有一位同事把我带去看芭蕾舞。我们是在包厢里。当光线暗下来，我以为自己肯定是看错了；但在幕间休息灯光变亮时，我知道那确实是你。在那以后我无法待下去，我以头疼为借口很快就离开了剧院。”

    她轻轻揉着自己的眼睛，不再哭泣了。

    “亚当，”她最终问道，“你结过婚吗？”

    “离开柏林很久以后才结婚的，但那并不成功。几年前，我们离婚了。”

    她设法露出了一丝笑容。“我感到高兴，”她说道，“我感到高兴的是不必在乎别的人。那在逻辑上并不是十分必然的，是吗？”

    他也反过来对她露齿而笑。

    “对，”他说道，“那并不是必然的。但听你这样说，我很高兴，我们能相互见面吗？在将来。”

    她的笑容收敛了。她的双眼中有一种失魂落魄的神态。她摇着她乌黑的脑袋。

    “不，不能经常见面，亚当，”她说道，“我是受到信任的，享有特权的，但如果一位外国人来到我的公寓，那很快就会受到别人的注意，有人还会汇报；对你的寓所也同样是这样的。外交官是受到监视的——你知道那一点。旅馆也是受到监视的。不办手续在这儿是租不到公寓的。那是不可能的，亚当，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瓦伦蒂娜，你发起了这次约会，你采取了主动。那是不是只是为了旧时的缘故？如果你不喜欢你现在的生活，如果你不喜欢你为之效劳的那些人……但如果你由于萨沙而不能离开，那么，你想要干什么呢？”

    她使自己镇静下来，并想了一会儿。当她开口说话时，声调是相当沉着的。

    “亚当，我想尝试一下去劝阻他们。我想尝试一下，使他们停止正在干着的事情。我想这样干，到现在已有几年时间了，但自从我在大剧院见到你以来，我回想起了我们在柏林时所有那些尽情相爱的所作所为，我开始越来越想着这件事。现在我对自己感到确信无疑。如果你能够的话，就告诉我，你的使馆中是否有一位情报官员？”

    芒罗感到震惊。他曾在现场处理过两位叛逃者的事，一位是来自驻墨西哥城的苏联大使馆，另一位是在维也纳。一位像瓦伦蒂娜那样是从崇敬转而憎恨他自己的政权，另一个是由于得不到晋升而怀恨在心。前者则更难对付。

    “我想是这样，”他慢慢地说道，“我想肯定是有的。”

    瓦伦蒂娜在置于自己脚边松树叶上的一只挎包中搜索着。显而易见，她已下定了决心，于是毅然决然地反叛到底。她拿出一只塞得鼓鼓的信封。

    “我想要你把这个交给他，亚当。答应我，你将不会对他说那是从谁手上来的。求求你，亚当，我为自己正干着的事感到胆战心惊。除了你，我不能相信任何人，谁也不能相信。”

    “我答应，”他说道，“但我必须再次见到你。我不能像上次那样眼巴巴望着你穿过墙中的缺口走开了。”

    “不，我也不能再那样干了。但你不要试图到我的公寓中来找我。那是一个筑有围墙的大院，是供高级官员住的，围墙只有一扇小门，有一位警察在守着门。不要打电话给我，电话是受到监视的。我决不会与你大使馆中别的任何人见面，即使是情报站长也不行。”

    “我同意，”芒罗说道，“但我们在什么时候能再见面呢？”

    她考虑了一会儿。“我要走开总不是那么容易，萨沙占据了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但我有自己的汽车，没有人盯我的梢。明天我必须离开两个星期，但我们能在这儿碰头，时间是从今天起的第四个星期天。”她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我得走了，亚当。我要到离这儿几英里的一幢夏季别墅去参加一个家庭聚会。”

    他吻了她的嘴唇，就像以往那样。而且，那一如既往是甜蜜的。她站起身来，穿过了那片空地。在树林的边缘，他在她身后喊了起来。

    “瓦伦蒂娜，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他举起那包东西。

    她停住了脚步，并转过身来。“我的工作，”她说道，“是为政治局会议整理逐字逐句的记录稿，为每个成员都整理一份。为候补委员整理一份摘要。根据录音整理。那是一盘6月10日开会的录音磁带。”

    然后，她就消失在树丛之中。芒罗坐在墓碑上，向下望着那包东西。

    “该死，活见鬼。”他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