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在表面上是对苏联的部长会议负责，实际上，它是对政治局负责。
克格勃的日常工作，包括每一个官员的任命，所有工作人员的晋升和严格的思想灌输——这一切都是由政治局通过中央委员会的党组织部进行督促检查的。克格勃中每一个人员在职业生涯的每一个阶段都受到别人的监视、告发和汇报；甚至苏联的监视者本人也从来逃不脱受到监视。这样，这个无孔不人、神通广大的控制机器就决无不受控制的可能。
尤里·伊凡南科遭到暗杀之后，瓦西里·佩特罗夫主持了掩盖真相的工作，这件事是根据马克西姆·鲁丁亲自下达的命令而安排的。
在电话中，鲁丁曾命令库库希金上校把由两辆汽车组成的车队直接沿公路返回莫斯科，中途不能停下来吃、喝或睡觉，要昼夜兼程，携带伊凡南科尸体的“吉尔”汽车要用由“海鸥”汽车运送去的桶装汽油加油，而且始终要避开行人的目光。
两辆汽车在抵达莫斯科郊区时，被直接带领到政治局位于孔策沃的专用诊疗所，头颅被打碎了的尸体被悄悄地埋在诊疗所地界范围内的松林之中，坟墓上没有任何标记。参加葬礼的是伊凡南科的贴身保镖，那些人当时都被软禁在政治局位于森林中的一所别墅里。关押这些人的值日卫兵不是从克格勃抽调来的，而是从克里姆林宫卫队中调来的、只有库库希金上校没有遭到监禁，他被召到中央委员会大楼中佩特罗夫的私人办公室里。
上校惊魂未定；而当他离开佩特罗夫的办公室时，他依然六神无主。佩特罗夫给了他一个保住自己职业和性命的机会——由他主持掩盖事情真相的工作。
在孔策沃诊疗所，他策划封闭了整个一个病房，从捷尔任斯基广场调来克格勃的人员担任看守，又调来两位克格勃的医生到孔策沃负责照料那个被封锁的病房中的“病人”，实际上那不过是一张空无一人的病床而已。除了那两个医生之外，谁也不准入内，医生所知道的情况足以使他们自己丧魂落魄；他们把诊治心脏病所需的所有器械和药物都带进了那个病房。不出24小时，除了从莫斯科通往明斯克的公路旁那个秘密诊疗所中的病房之外，尤里·伊凡南科已不复存在了。
在这个开始阶段，另外只有一个人被允许了解其中的秘密。伊凡南科共有六位副手，他们的办公室都在克格勃总部大楼的三层楼上，靠他的办公室很近。其中一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正式代表。佩特罗夫把康斯坦丁·阿布拉索夫将军召到自己的办公室，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在他从事秘密警察工作的30年生涯中，还没有任何东西像这条消息那样使那位将军大受震惊。他必不可兔地表示同意继续掩饰事情的真相。
在基辅的十月医院中，那位死者的母亲身边挤满了当地的克格勃人员，她每天继续从她的儿子那儿收到劝慰的书信。
最终，三位在十月医院附属建筑物上施工的工人，在事发后的第二天上午去上班时发现了一支猎用步枪和夜间瞄准器；他们连同家眷都被投入位于莫尔多维亚的其中一个劳改营中。两位刑事侦探从莫斯科乘飞机前来调查一起流氓犯罪行为。陪同他们前来的是库库希金上校。向他们传达的说法是，子弹是对着一辆行进的汽车打的，汽车属于当地一位党的官员，子弹穿透了挡风玻璃，并已从座椅的沙发垫中取了出来。那颗真的子弹是从克格勃保镖的肩上取出来的，经过彻底清洗之后交到了他们手上。他们被告知，要在严加保密的情况下追踪和缉拿流氓犯罪分子。他们感到有些茫然不知所措，而且非常灰心丧气，但还是作了尝试。附属建筑物工程停下来了，半途而废的大楼被封闭了起来，他们所能提出的侦查器械都提供了。他们惟一没有得到的东西是如实的情况介绍。
当这场拼板玩具式的骗局最后布置完毕时，佩特罗夫亲自向鲁丁作了汇报。落在这位老练的头目身上的是一项最艰巨的任务——向政治局汇报事情的真相。
两天之后，农业部的迈伦·弗莱彻博士向威廉·马修斯总统呈递了秘密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正中总统亲自挂帅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的下怀。温和的气候条件不仅给北美洲的各种粮食和谷类作物带来了全面的丰收，而且打破了现有的纪录。即使扣除可能的国内消费量和维持向贫穷国家提供援助的现有水准，若将美国和加拿大的收成加在一起，剩余量将接近6000万吨。
“总统先生，你这下可好了，”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说道，“你可以在任何时候用7月份的价格购买余粮。记住卡斯尔唐会谈的进程。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将不会妨碍你的。”
“但愿不会的，”总统说道，“如果我们在卡斯尔后获得成功的话，防务开支削减的费用除了用于补偿粮食上的商务损失之外还可绰绰有余。苏联的农作物怎么样呢？”
“我们正在办这件事，”罗伯特·本森说道，“‘秃鹰’号卫星正在飞越苏联的上空，我们的专家正在按逐个地区对已收获的粮食计算产量。我们应该在一个星期里为你准备好一份报告。我们可以将它与我们在那儿现场的人发来的报告进行对比分析，这样就可以给出一个相当准确的数字，不管怎样，精确度可在百分之五以内。”
“你要尽快搞好，”马修斯总统说道，“我需要知道苏联在每一个领域的确切情况，其中包括政治局对他们自己粮食收成的反应。我需要知道他们的力量和他们的弱点。请给我搞到这些情报，鲍勃。”
在那一个冬季，乌克兰地区的人谁也不可能忘记克格勃和民兵所进行的扫荡，矛头指向那些可以被找出稍有民族主义情感的人。
库库希金的两名侦探，仔细地盘问了伊凡南科的母亲被撞倒那个夜里出现在斯维尔德洛夫大街上的行人，有条不紊地将那辆撞上老太太就逃跑的被窃汽车全部拆卸了开来，小心翼翼地观察了步枪、图像增强器和附属建筑物周围的情况；而与此同时，阿布拉索夫将军在拿民族主义分子开刀。
在基铺、特尔诺波尔、利沃夫、卡涅夫、罗夫诺、日托米尔和文尼察，数以百计的人被拘捕了。当地的克格勃人员，在从莫斯科派来的大队人马的支持之下，对他们进行了审讯，表面上是与间或发生的流氓犯罪行为有关，例如8月份发生在特尔诺波尔枪劫克格勃便衣的事件。其中有些高级审讯人员获准了解，他们的审讯也与10月末在基辅发生的枪击事件有关，但仅此而已。
在那个11月份中，戴维·拉扎雷夫和列夫·米什金在利沃夫市杂草丛生的列几季夫卡工人住宅区闲逛，漫步在积雪覆盖的街道上，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约会中的一次。因为他们的父亲已被送到劳改营去了，他们知道，对他们来说时间最终也会消失殆尽。“犹太”这个词都印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份证上，就如在苏联的300万犹太人中每一个人的身份证所印着的那样。克格勃的探照灯迟早会从民族主义分子的身上转移到犹太人的身上。在苏联，没有任何东西曾使那一点发生多大的变化。
“我在昨天给安德里亚·德拉契邮寄了明信片，进一步明确第一个目标已获得成功。”米什金说道，“你的情况怎么样？”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拉扎雷夫说道，“也许形势将很快缓和下来。”
“我想，这次是不会的。”米什金说道，“如果我们要有所突破的话，我们就必须很快突破。港口已封闭了，只能是乘飞机。下星期在老地方。我来看看在飞机场我能发现些什么情况。”
在离他们北方很遥远的空中，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一架巨型喷气式客机，正在从斯德哥尔摩飞往东京的北极航线上发出隆隆的响声。在机上一等客舱的旅客之中有一位便是走马上任的索尔·拉森船长。
马克西姆·鲁丁用他低沉而又刺耳的嗓音向政治局作了报告，丝毫也不装腔作势。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演员能使他的观众更为全神贯注，观众的反应也不会比此更为震惊。10年前，一位陆军军官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穿过鲍罗维茨基城门时，用手枪对准他的轿车开火；自从那时以来，带枪的刺客会孤身穿透统治集团周围的保安墙就像幽灵那样始终阴魂不散。现在，这个幽灵已从臆想之中走了出来，坐在他们自己那张铺着绿色台面呢的桌子上凝视着他们。
这一次，会议室中没有秘书，屋角里的那张桌子上也没有磁带录音机在转动。没有任何助手或速记员在场。鲁丁讲完之后便让佩特罗夫发言，他介绍了为掩盖这个暴行所煞费苦心采取的措施，还有关于找出凶手、并在他们供出所有的同谋犯之后进而消灭他们的秘密步骤。
“但你还没有找到他们呢？”斯蒂潘诺夫厉声说道。
“行刺才五天时间，”佩特罗夫心平气和地说道，“没有，还没有呢。当然，他们将会被抓住的。不管他们是谁，他们是无法逃脱的。当他们被抓住时，他们将会揭发出每一个帮过他们忙的人。阿布拉索夫将军会照料那件事情的。然后，每一个知道那天晚上发生在罗萨·卢森堡大街上的事情的人，不管他们是躲藏在什么地方，都将被消灭掉。不会有任何蛛丝马迹遗留下来。”
“在此同时呢？”科马罗夫问道。
“在此同时，”鲁丁说道，“大家必须本着牢不可破的团结精神坚持认为，尤里·伊凡南科同志已患了严重的心脏病，正在精心治疗之中。让我们对有一件事情要搞清楚，苏联不能容忍、也将不会容忍让世界上的人知道罗萨·卢森堡大街上所发生的事而受到公众的愚弄。在俄国决没有李·哈维·奥斯瓦德这样的人，将来也决不会有的。”
有人喃喃地表示同意。谁也不准备对鲁丁的估计表示不同的意见。
“你说得对，总书记同志，”佩特罗夫插话道，“这样的消息泄漏到国外去所会造成的灾难，是怎么估价也不会过高的，而另一方面的问题也同样是严重的。如果这个消息传出去的话，在我们自己国内的人之中，有人也将开始散布流言蜚语。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变得不仅仅是流言蜚语而已。至于国内的影响，我让你们自己去想像。”
他们都知道，维持公共秩序与相信克格勃是坚如磐石和战无不胜的这一信念是多么紧密相联的。
“如果这个消息泄漏出去的话，”那位来自格鲁吉亚的查瓦兹慢吞吞地说道，“那将会像粮食饥荒那样产生同样恶劣的影响，如果凶手逃到国外的话，影响甚至更坏。”
“他们是逃不掉的，”佩特罗夫厉声说道，“他们决不会逃出去，他们将不会逃出去。”
“那么，他们是谁呢？”克伦斯基咆哮着说道。
“我们还不知道，元帅同志，”佩特罗夫答道，“但我们会知道的。”
“但那是一支西方制造的枪吗？”舒希金坚持说道，“西方可能是在背后兴风作浪吗？”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外交部长赖可夫说道，“没有任何西方政府，没有任何第三世界的政府，将会这样丧尽理智来支持这样一种暴行，就像我们与暗杀肯尼迪那样毫不相于是一模一样的。逃亡者，是有可能的；反苏的狂热分子，是可能的。但不会是政府部门。”
“国外的逃亡集团也正在调查之中，”佩特罗夫说道，“但那是很审慎的。我们已派人渗透进了大多数逃亡集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报来任何材料。步枪、子弹和夜间瞄准器都是在西方制造的，在西方的市场上都是可以买到的。毫无疑问，这些东西是偷运进来的。那意味着，不是使用者把它们带进来的，便是他们有外界的帮助。阿布拉索夫将军与我的意见是一致的，首先要求找到使用这些东西的人，然后他们将会揭发出他们的供货者。V部门将从那儿接过手去。”
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带着浓厚的兴趣注视着会议的活动情况，但几乎没有介入其中。克伦斯基只是对持不同政见者集团表示不满。至于是选择卡斯尔唐会谈，还是择定在1983年发动战争，他俩谁也没有再次谋求付诸表决。两个人都知道，一旦票数相同的话，将按会议主持者的那一票行事。鲁丁已向倒台又靠近了一步，但没有完结。
会议同意，只是在克格勃和党的上层机构中宣布，尤里·伊凡南科已患了心脏病而住院。在刺客被找到以及连同他们的帮手被消灭之后，伊凡南科将悄悄地结束他的病程。
斯蒂潘诺夫原先是投鲁丁的票的，并赞成与美国举行会谈；当鲁丁正要召唤秘书进入会议室以恢复政治局的例会时，他举起了手。
“同志们，如果行刺尤里·伊凡南科的凶手逃之夭夭，并把他们的行动公诸于世的话，我认为，那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惨重的失败。如果那样的事发生的话，我将不能继续支持通过谈判和在军备水平问题上作进一步的让步来换取美国粮食的政策。我将转而同意支持党的理论家维希纳耶夫的建议。”
会议室中出现了死一般的沉寂。
“我也将是这样的。”舒希金说道。
8比4，鲁丁在毫无表情地凝视着会议桌的时候想道。如果这两个卑鄙的家伙现在改换门庭的话，结果将是8比4。“你们的意思懂了，同志们，”鲁丁面不改色地说道，“这件事决不会公诸于世的，根本不会的。”
10分钟之后，会议重新开始了，大家一致对伊凡南科同志的突然患病表示遗憾。然后，话题转到了最新上报的小麦和粮食收成数字上面。
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的“吉尔”轿车，飞也似地突然驶离位于克里姆林宫西南角的鲍罗维茨基城门口，径直穿过了练马广场。在广场上值勤的警察从他的无线电信号机中预先获悉政治局的车队正在驶离克里姆林宫，他已把所有的交通车辆都拦住了。转瞬之间，一长队用手工加工出来的黑色轿车沿着伏龙芝大街经过国防部大楼，朝库图佐夫斯基大街上权贵们的住宅区驶去。
克伦斯基应邀与维希纳耶夫同车行驶。他坐在维希纳耶夫的身旁。宽敞的后座部位与司机之间是用隔板屏蔽的，且又隔音，窗帘挡住了行人凝视的目光。
“他已接近要倒台了。”克伦斯基咆哮着说道。
“不，”维希纳耶夫说道，“缺了伊凡南科，他向倒台迈近了一步，而且要虚弱得多，但他还没有到濒于垮台的地步。不要低估马克西姆·鲁丁。他在离去之前将会像泰加森林中进退维谷的熊那样挣扎，但他会下台的，因为他不得不下台。”
“嗯，时间不多了。”克伦斯基说道。
“比你想像的要少，”维希纳耶夫说道，“维尔纽斯上星期发生了抢粮的骚乱。我们的朋友维托塔斯在7月份是投票赞成我们的建议的，他正变得紧张不安。我在索契那幢别墅的隔壁有一幢很漂亮的别墅，尽管我们已主动表示要把那幢别墅送给他，他还是差点儿要改变立场。现在他回到了我们的行列中；而舒希金和斯蒂潘诺夫可能转而和我们站在一起。”
“但只是一旦刺客逃跑，或者事情的真相在国外公开出来的话。”克伦斯基说道。
“一点也不错。但那是肯定要发生的。”
克伦斯基在后排座位上扭动着身子；在一团蓬乱的白发下面，他那红润的脸盘涨得通红。
“披露真相吗？向全世界吗？我们不能容许那样的事。”他突然大声说道。
“不，我们不能那样。知道事情真相的人实在太少，仅仅靠流言蜚语是不能得逞的，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拆穿那些谣言。可以找到一个看上去长得完全像伊凡南科的演员，让他经过排练之后在公开场合露面。所以，必须由别人为我们办这件事。而且要有确凿的证据。那天夜里在场的保嫖掌握在克里姆林宫权贵们的手里。那就只剩下刺客本人了。”
“但我们无法把他们弄到手，”克伦斯基说道，“而且是不可能搞到手的。克格勃将先抓到他们。”
“也许是这样，但我们必须尽力而为。”维希纳耶夫说道，“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开诚布公，尼古拉。我们不再是为统治苏联而战，而是为保住自己的性命而战，就像鲁丁和佩特罗夫那样。先是小麦，现在是伊凡南科。再来一件丑闻，尼古拉，再来一件——不管是由谁负责，让我把话说清楚，不管由哪一个人负责——鲁丁将垮台。肯定要再来一件丑闻。我们务必确保会有那样的事。”
索尔·拉森身穿工装裤，头戴安全帽，站在耸立在石川岛播磨造船厂中央干船坞上方的一台高架起重机上，俯视着总有一天将成为“弗雷亚”号的船壳。
即使在他初次见到船壳之后的三天，那艘船的规模仍然使他大吃一惊。在他当学徒的年代里，油轮从来没有超过3万吨，只是在1956年世界上才有超过那个吨位的第一艘油轮出海远航。这样的船又创立了一个新的船级，称之为超级油轮，当有人突破5万吨的界限时，又出现另一个新的等级，即巨型原油轮，或称为超级原油轮。当60年代后期20万吨的界限被打破时，新的超大型原油轮等级就问世了。
拉森有一次在海上看到法国一艘载重量达55万吨的巨轮从他身边驶过。他的船员们曾蜂拥到甲板上去看它一眼。现在置于他身下的是比它大一倍的巨轮。正如温纳斯特鲁姆所说的，世界上还从没有见过像它那样的油轮，也决不会再见到这样的巨轮。
船身长515米，就像城市中的十个街区那么长。船身两旁排水孔之间的宽度是90米，它的上层建筑从甲板上拔起五层楼面。在他所能目睹的甲板区下面，船体的龙骨朝干船坞的底部直插下去36米深，它的60个货油舱个个都比一个小电影院要大。在上层建筑下面的腹部纵深，已经装上了四台汽轮机，总计有9万匹轴马力，已准备就绪可以驱动它的双桨。在船尾下面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它那直径达40英尺的青铜螺旋桨在闪烁着微光。
船体上的四面八方都挤满了犹如蚂蚁一般大小的人影；当船坞被塞满了之后，工人们准备暂时离开那儿。他们在接连12个月中几乎天天在进行切割、烧焊、拧螺栓、锯削、铆接、削平、饭金和锤击作业，为的是使船壳合成一个整体。巨大的高强度成型钢板从高架起重机上运过来置于预先设计好的部位，组成船体的外形。当人们清除悬挂在船体四周的绳索、铁链、导线和电缆之后，它最终裸露着躺在那儿，两侧清除了种种障碍物，并已涂上了厚达20层的防锈漆，正等着下水。
最终只剩下支撑着它的枕木。世界上这个最大的干船坞位于伊势海湾名古屋附近的千田，船坞的建造者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手下的产物还能派这样的用场。能承建百万吨巨轮的只有干船坞，而且造这样的船将是空前的。一些老工人来到界栏外面观看以求目睹这个仪式。
宗教仪式花去了半个小时，神道教的牧师祈求神灵为巨轮的建造者、为仍将在船上施工的人们和总有一天将驾船航行的水手保佑，祝愿他们平安劳动和航行。索尔·拉森光着脚与他的轮机长和大副出席了仪式，在场的还有从一开始就在那儿的船主首席督察（船舶设计师）和造船厂的首席设计师。他们俩是这艘油轮名副其实的设计师和建造者。
午前不久，闸门打开了，西太平洋的海水发出隆隆的吼声开始流进了船坞。
在董事长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正式的午餐会，但当午餐结束时，索尔·拉森回到了船坞。陪同他一起去的有他的大副斯蒂格·伦德奎斯特和轮机长比约恩·埃里克森，他俩都是瑞典人。
“那是艘相当出色的海轮。”当海水涌上船舷两侧时，伦德奎斯特说道。
在日落前不久，“弗雷亚”号像一位醒来的巨人那样呻吟了起来，少许抖动了一下，又呻吟了起来，然后从它水下的枕木上浮了起来，并随着潮水在漂动。在船坞的四周，4000名日本工人打破了他们故意抑制住的静默而迸发出欢呼声。几十顶白色的帽盔被抛到了空中；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来的六位欧洲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使劲地握手捶背。在他们的脚下，那艘巨轮在耐心地等候着，像是意识到它的机会终将来临的。
第二天，它被拖出船坞泊在试航码头上；它将在那儿停泊三个月，再次接待数千名像蚁群一般勤奋劳动的工人；他们将为它出海远航而作好准备。
奈杰尔·欧文爵士阅读了“夜莺”记录稿的最后几行文字，合上案卷，身子朝后躺着。
“嗯，巴里，你怎么看待这份材料？”
巴里·弗恩代尔参加工作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研究苏联。它的统治者和权力结构上面。他朝眼镜上又哈了一口气，并作了最后一次擦拭。
“那是马克西姆·鲁丁将不得不熬过去的又一个打击，”他说道，“伊凡南科是他最忠诚的支持者之一，而且是一位聪明绝顶的人物。他住院的话，鲁丁就失去了一位得力干将。”
“伊凡南科在政治局中将保留他的选举权吗？”奈杰尔爵士问道。
“如果举行另一次表决的话，很可能他可以通过代理人参加投票，”弗恩代尔说道，“但那并不是症结所在。即使政治局对重要决策问题表决的票数是6比6相等，主席的选票将是可以决定问题的。危险在于，有一两位动摇不定的人可能会改变立场。伊凡南科健在的话，可以使人望而生畏，即使身居高位的人也是如此。伊凡南科靠氧气度日的话，也许就未必如此了。”
奈杰尔爵士把案卷递过办公桌交给弗思代尔。
“巴里，我想要你带这份材料到华盛顿去一趟，当然，不过是作一次礼节性的拜访。但尽可能与本·汗私下里会餐一次，与他交流一下经验。该死的，这件事变得太微妙了。”
“我们的看法是，本，”两天之后，弗恩代尔在乔治城汗的家中聚餐过后说道，“在马克西姆·鲁丁所面临的政治局中，有半数的人怀有敌意，犹如一发千钧，而那根头发正变得极为纤细了。”
中央情报局中那位主管情报分析的副局长把大腿伸向用红砖砌的壁炉，目不转睛地望着白兰地酒，一边在晃动着酒杯。
“我在那个问题上无法找你的岔子。”他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们也认为，至于鲁丁正向你们在卡斯尔唐做出让步那些事情，如果他无法说服政治局继续给予承认的话，他会倒台的。那将会引起一场抢班夺权的斗争，需要召开中央全会来裁定。哎呀，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在其中有很大的影响，又有许多朋友。”
“确实如此。”汗说道，“但另一方面，瓦西里·佩特罗夫也是这样，也许胜过维希纳耶夫。”
“毫无疑问，”弗恩代尔答道，“佩特罗夫也许将使自己能接上班，要是他得到鲁丁和伊凡南科的支持，而鲁丁是在方便的时候根据自己的意愿退休，伊凡南科的克格勃神通广大，可以有助于抵消克伦斯基元帅手下红军的影响。”
汗对他的客人微笑着。
“你出动了大量的虾兵蟹将，巴里，你的锦囊妙计是什么？”
“不过是交流一下经验。”弗恩代尔说道。
“好吧，不过是交流一下经验。实际上，我们自己在兰利的看法与你所见颇为相似。国务院的戴维·劳伦斯表示同意。斯坦·波克尔威斯基想在卡斯尔后狠狠压一下苏联人。总统一如既往，是介乎两者之间。”
“不过，卡斯尔唐对于他来说是挺重要的，是吗？”弗恩代尔提示道。
“很重要。明年是他任职的最后一年，再过13个月，将会有一位新的当选总统。比尔·马修斯想体面地离任，在他身后留下一项全面的限制军备条约。”
“我们只是在想……”
“啊，”汗说道，“我认为你是在设想把你的爵士抬出来。”
弗恩代尔对含沙射影提到他的“爵士”——他所属情报局的局长——微笑了一下。
“如果鲁丁在这个紧要关头稳不住阵脚的话，卡斯尔唐肯定要流产。而且他可以用从卡斯尔后、从你们那边获得的东西，来使他一派中的动摇分子相信，他正在那儿有所收获，他是可以靠得住的人。”
“让步吗？”汗问道，“我们在上星期对苏联的粮食收成作了最终分析。他们是执在桶上。至少波克尔威斯基是这样说的。”
“他说得对，”弗恩代尔说道，“但那只桶就要散架了。而守在那只桶里面的是亲爱的维希纳耶夫同志和他的战争计划。我们都知道，那将必然带来些什么样的后果。”
“你的意思懂了。”汗说道，“实际上，我自己读了‘夜莺’的全部案卷之后也颇有同感。我眼下已准备了一份文件供总统过目。当下星期他和本森一起与劳伦斯和波克尔威斯基碰头时，他会拿到那份文件的。”
“这些数字，”马修斯总统问道，“代表一个月前苏联收回家的最终粮食总产量吗？”
他对坐在自己办公桌前面的四个人扫了一眼。在办公室的尽头，一堆柴火在大理石壁炉中劈啪作响，使得由于集中供暖系统而已升得很高的温度又增添了一点可以看得到的温暖。在朝南的防弹窗户外面，平展展的一大片草地上首次粘着11月份清晨的白霜。因为威廉·马修斯是从南方来的，他对温暖表示赞赏。
罗伯特·本森和迈伦·弗莱彻不约而同地点点头。戴维·劳伦斯和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在仔细考虑着这些数字。
“我们为了这些数字已调动了我们的所有来源，总统先生，我们对全部情报都已作了极为仔细的比较分析。”本森说道，“我们的误差，不管是偏大或是偏小，可能是百分之五，不会超出。”
“根据‘夜莺’的说法，甚至政治局也同意我们的意见。”国务卿插话道。
“总计1亿吨，”总统若有所思地说道，“那将可以使他们支撑到3月底，要大大勒紧裤带。”
“到1月份他们就要屠宰牲口了。”波克尔威斯基说道，“如果他们想活命的话，他们将在下个月不得不在卡斯尔唐开始做出大量的让步。”
总统放下苏联粮食问题的报告，拾起一份供总统参阅的情况简报，简报是由本·汗拟订、由中央情报局局长递交上去的。房间中的四个人和他自己都已读过了。本森和劳伦斯对简报的内容已表示同意；弗莱彻博士并没有被点名要表态，而鹰派人物波克尔威斯基持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和他们都知道，他们陷入了绝境，”马修斯说道，“问题是，我们要对他们逼到什么程度？”
“如你在几个星期以前所说的，总统先生，”劳伦斯说道，“如果我们不逼到足够的程度的话，我们就不能为美国和自由世界获得尽可能好的交易。逼得太厉害，我们就迫使鲁丁中断会谈以求自己免遭内部那些鹰派人物的攻击。那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在这时候，我感到，我们应该给他们作个姿态。”
“小麦吗？”
“喂牲口的饲料，以帮助他们使一些牲口能活下来。”本森提议道。
“弗莱彻博士呢？”总统问道。
从农业部来的那个人耸了耸服。
“我们可以让他们随叫随到，总统先生，”他说道，“苏联人自己的商船队中有一大部分在待命。我们知道，由于他们的运费有补贴，他们的商船都可以忙个不停。然而它们不忙的时候都停泊在黑海的所有暖水港和苏联的太平洋海岸一带。如果它们接到莫斯科的通知，它们就将启航到美国。”
“我们最迟需要在什么时候对这个问题做出决定呢？”马修斯总统说道。
“元旦，”本森说道，“如果他们知道可以暂时喘息一下，他们就能停止屠宰牲口。”
“我敦促你不要对他们放松压力。”波克尔威斯基恳求道，“到3月份，他们将会绝望的。”
“是非常绝望以致在裁军问题上做出足够的让步以确保10年的和平呢，还是非常绝望以致大动干戈呢？”马修斯反问道，“先生们，你们将在圣诞节前听到我的决定。与你们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与参议院中五个委员会的主席和我一起磋商——国防。农业、外交、商务和拨款，而我又无法告诉他们有关‘夜莺’的事，不是吗，鲍勃？”
中央情报局局长点点头。
“对，总统先生，不能谈有关‘夜莺’的事。参议院中的助手太多，泄密的漏洞太多。在这个时候把我们确实所知道的情况泄漏出去，其效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那么，很好，到圣诞节再说吧。”
12月15日，伊凡·索科洛夫教授在卡斯尔唐大厦中站起身来，开始宣读一份准备好的文件。苏联，他说，作为一个献身于为世界和平而坚持不懈进行探索的国家，将始终不渝地忠实于自己的传统，并牢记它对于和平共处所再三重申的义务……
埃德温·杰·坎贝尔坐在桌子对面，带着某种同情的神态望着他的苏联对手。在两个月的时间中，虽然工作把他们拖得疲惫不堪，但他与那位来自莫斯科的人建立起了一种相当亲热的关系，亲热的程度至少是他们的地位和职责所允许的范围以内。
在会议的休息期间，各人都曾到对方代表的休息室中去作了互访，在苏联的客厅中，莫斯科代表团的成员都在场，而且肯定配备了克格勃的特工人员，会话是令人愉快的，但又是拘谨的。而在美国人的休息室中，索科洛夫是单枪匹马，显得毫不拘束，连他孙儿们在黑海海岸度假的照片都拿给坎贝尔看了。作为科学院的一位领导成员，那位教授由于对党和事业忠心耿耿而得到了报偿，他拥有一辆配备司机的高级轿车、城市中的公寓、乡村中的夏季别墅和海边的避暑小屋，可以出入科学院的食品商店和配售商店。索科洛夫由于自己的忠诚，由于能为将成千上万的人送进莫尔多维亚劳改营的政权而贡献自己的才华，而享有高薪厚禄，他是个有钱有势的人。坎贝尔对此并没有丝毫的错觉。但即使有钱有势的人也是有孙儿孙女的。
他带着越发惊奇的神情坐在那儿倾听那位俄国人的发言。
你这个可怜的老家伙，他想道，这肯定会使你付出巨大的代价。
当夸夸其谈的长篇演说结束时，埃德温·坎贝尔站起身来，郑重其事地对教授所作的发言表示了感谢，他已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极为小心翼翼而又全神贯注地听取了他的言论。他提议休会，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则可考虑自己的立场。不出一个小时，他便置身于都柏林大使馆，开始把索科洛夫异乎寻常的发言报送给戴维·劳伦斯。
几个小时之后，戴维·劳伦斯在华盛顿的国务院中提起一架电话机，用专线给马修斯总统打了电话。
“总统先生，我必须告诉你，在六个小时之前的爱尔兰，苏联就六个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作了让步，所涉及的范围从携带氢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总数量到常规装甲部队、直至易北河沿岸武装力量之间的脱离接触问题。”
“谢谢，戴维，”马修斯说道，“那是特大喜讯。你说得对，我想，我们应该让他们反过来，也若有所得。”
在莫斯科西南方向的一片桦树和落叶松树林里，苏联的达官贵人兴建了他们的乡村夏季别墅，这个地区的面积不过100多平方英里。他们喜欢待在一起。这一区域内的道路两旁建有数英里长漆成绿色的钢铁栏杆，把显贵们的私人庄园围了起来。栅栏和车道上的栅门看来大多是无人看管的，但谁要试图攀越第一道栅栏或是驱车驶过第二道栅门的话，都将会在转瞬之间被从树林钻出来的卫兵们拦住。
乌斯彭斯科雅大桥以外的地区是以一个名叫茹科夫卡的小村庄为中心的，人们通常把那儿当成是茹科夫卡村。这是因为附近有另外两个比较新的树落：党魁们占有周末别墅的索夫明·茹科夫卡和受到党的青睐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科学家们聚居的阿卡德米克·茹科夫卡。
但在河对岸是最高级的乌索沃村落，这儿的排他性甚至更为强烈。在附近，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兼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及政治局的主席，就隐居在一幢豪华的宅第之一中，房屋的周围是数百英亩戒备森严的树林。
这儿，马克西姆·鲁丁在圣诞节的除夕之夜安排了50年所未曾有过的家宴。他坐在一张他所喜爱的皮椅上，双脚伸向巨大的壁炉；壁炉是用粗凿而成的花岗石块建成的，长达一米的松树圆木劈柴在壁炉膛里烧得劈啪作响。他的前任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曾在这座壁炉前取暖。
火焰发出明亮的黄色辉光，摇曳不定地映照在书房中带镶板的墙壁上，并照亮了隔着大炉与他面对面坐着的瓦西里·佩特罗夫的面庞。在鲁丁座椅的扶手旁放着一张不大的咖啡桌，上面摆着一只烟灰缸和半杯美国白兰地酒；佩特罗夫对着那杯酒斜目而视。他知道，自己那位日益衰老的保护人是不应该喝酒的。鲁丁的食指和拇指间夹着那支必不可少的香烟。
“关于调查有什么消息吗？”鲁丁问道。
“进展缓慢。”佩特罗夫说道，“有外界的援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现在知道，夜间瞄准器是在纽约市场上购买的。那支芬兰步枪是从赫尔辛基向英国出口的一批货物中的一件。我们不知道它是从哪一家商店来的，但出口订货单适用于订购比赛用的步枪，因此属于私人经营的商业订货单，而不是官方的订货单。建筑工地的脚印已与工地上所有工人的靴子作了对照检查，那儿有两对无法查明的脚印。那天夜里的空气潮湿，周围有许多水泥灰尘，因此脚印是很清晰的。我们可以肯定，在那儿的是两位男子。”
“持不同政见者吗？”鲁丁问道。
“几乎是可以肯定的。而且是相当丧心病狂的。”
“不，瓦西里，在党的会议上不要说那样的话。丧心病狂的人胡乱打枪的，或者甘愿作自我牺牲。这是由某个人在几个月的时间内策划起来的；那个家伙仍然逍遥法外，不管是在俄国境内还是境外，必须干掉这个人，这样可以一劳永逸，而他的秘密就无法公诸于世。你的矛头是集中在谁的身上呢？”
“乌克兰人。”佩特罗夫说道，“我们已经完全打进他们在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团体之中。没有任何人曾听到有关这样一个计划的谣传。就我本人而言，我仍然认为他们是在乌克兰境内。至于伊凡南科的母亲被用作为钓饵，那是不可否认的。那么，谁会知道她是伊凡南科的母亲呢？不会是纽约某个到处乱涂标语口号的人。不会是法兰克福某个坐在椅子里空想的民族主义分子。不会是伦敦某个编写小册子的作者。是个本地人，但与外界有联系，我们的矛头集中在基辅。有几百个人以前曾被拘留，后来获释返回了基辅地区，他们正在受到审讯。”
“找到他们，瓦西里，找到他们，而且要把他们干掉。”马克西姆·鲁丁改换了话题；犹如他习惯上所做的那样，改换话题时的语调是丝毫不变的。“从爱尔兰传来什么新的消息吗？”
“美国人已经恢复谈判，但对我们主动提出的建议还没有做出答复。”佩特罗夫说道。
鲁丁哼着鼻子说道：“那个马修斯是一个傻瓜。他认为我们在必须后撤之前能继续向前走多远呢？”
“他要与那些憎恨苏联的参议员们周旋，”佩特罗夫说道，“还有那位天主教法西斯分子波克尔威斯基。当然，他无法知道，在政治局内部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势均力敌。”
鲁丁咕哝着说道，“如果他在新年之前不主动给我们一点东西的话，我们在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就不会得到政治局的赞同……”
他伸出手去拿了白兰地酒喝了一口，心满意足地舒了口气。
“你有把握还可以喝酒吗？”佩特罗夫问道，“医生在5年前禁止你喝酒的。”
“该死的医生，”鲁丁说道，“那就是我要把你叫到这儿来的真正原因。我可以毫不含糊地告诉你，我不会死于酒精中毒或者肝衰竭。”
“我听你这样说很高兴。”佩特罗夫说道。
“还有哪，我将在4月30日退休。那使你感到意外吗？”
佩特罗夫一动也不动地坐着，神情很警惕。他曾两次见过首脑人物下台。赫鲁晓夫遭到怒斥，被撵下了台，身败名裂，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勃列日涅夫是根据自己的意愿退休的。当这位世界上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暴君逊位时，他已险些要遭到严厉的谴责。但从来没有像这样危险。这一次，他披着斗篷。除非其他人能从他身上把斗篷抢走。
“是的，”他小心翼翼地说道，“那使我感到意外。”
“在4月份，我将召集一次中央全会，”鲁丁说道，“在4月30日向他们宣布我要离任的决定。在‘五一’劳动节，一位新的领导人将站在陵墓上那一排人的中央。我希望，那将是你。在6月份，就该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领导人将从那时候起制定方针大计。我希望，那将是你。我在几个星期以前就对你那样说过了。”
自从那一次在克里姆林宫这位年迈的领导人的私邸中会晤以来，佩特罗夫就知道自己是鲁丁择定的接班人，与世长辞的伊凡南科当时也和他们在一起，如同往常那样带着一种冷嘲热讽和警惕的神态。但他并没有料到事情竟会如此之快。
“我将无法使中央委员会接受你的任命，除非我能给他们所想要的东西——粮食。他们都早已知道处境如何了。如果卡斯尔唐会谈失败的话，维希纳耶夫将会占到上风。”
“为什么这么快呢？”佩特罗夫问道。
鲁丁举起他的酒杯。默默无言的米夏从阴暗处走了出来，把白兰地倒进了杯子。
“我昨天从孔策沃拿到了试验的结果，”鲁丁说道，“他们已作了几个月的试验了。现在他们感到有把握了。不能抽烟，不能喝美国白兰地。白血症。6到12个月。让我们就这样说吧，过了这个圣诞节，我就再也见不到圣诞节了。如果我们遇到一场核战争的话，你也见不到圣诞节了。
“在以后的100天时间中，我们必须与美国人达成一项粮食协议，并把伊凡南科事件一劳永逸地了结掉。剩下的时间不多，而且时间消逝得太快了。牌都摊在桌面上了。牌面朝上，再也没有什么王牌可以打出来了。”
12月28日，美国正式表示愿意以时行的价格向苏联出售1000万吨牲口用的饲料粮，立即交货，并可视为不包括仍在卡斯尔唐谈判的任何条款之中。
在新年的除夕，苏联民航总局一架装有双喷气式发动机的“图波列夫-134”型客机从列沃夫机场起飞；那是飞往明斯克的国内航班。飞机刚越过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间的边界，正向北飞行在普里皮亚特河畔的沼泽地上空。这时，一位神态忐忑不安的年轻人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向那位正在与旅客说话的航空小姐走去，她在离通向飞行甲板的那扇钢门背后只有几排座位远的地方。
她知道厕所是在机舱的另一头，便在那位年轻人向她走上前去时，直起身子。正当她挺直腰杆时，那位年轻人把她很快扭转过身子，用他的左前臂紧紧夹住她的喉头，并拔出一支手枪对准她的肋部。她惊叫了起来，旅客们同声叫嚷了起来。那位劫持者开始把姑娘朝后拖到那扇通向飞行甲板的舱门跟前，门是锁着的。在靠近门的舱壁上架设着内部对讲电话装置，可以使航空小姐与飞行员通话；在发生飞机劫持事件的情况下，飞行员受命拒绝把门打开。
一位旅客从机舱中部的座位上站起身来，手里握着自动手枪。他蹲伏在通道中，双手紧握着手枪，枪口直接对准了那位航空小姐和她身后的飞机劫持者。
“抓住！”他大声喊道，“克格勃。就在那儿抓住不动。”
“告诉他们把门打开。”飞机劫持者嚷道。
“不可能。”那位从克格勃派来的武装飞行警察对飞机劫持者大声说道。
“如果他们不开门，我要打死这个女的。”那位抓住航空小姐不放的男子汉尖声叫道。
那位姑娘很勇敢。她用脚后跟朝后踢，踢中了那个持枪者的胫部，并挣脱了他的束缚，拼命朝警察跑去。飞机劫机者蹦跳着朝她追上去，穿过了三排旅客座位。那是一个错误，其中一位旅客从靠走道的一只座位上站了起来，转身朝飞机劫持者的颈背猛击一拳。那个人脸朝下倒栽了下去。他还没来得及动弹，那位揍他的人已把他的手枪夺了过来，反而把枪对准了他。那位劫持者转过身子端坐着，望着那支手枪，用双手捂住脸便开始轻声呜咽了起来。
那位克格勃的特工从后面向前走来，从航空小姐身前越过，仍然握着随时准备射击的手枪，朝那位救援者走上前去。
“你是谁？”他问道。为了作答，那位救援者用手伸进里面的一只口袋，掏出一张卡片，并把它抖开了。
那位特工望着那张克格勃的证件。
“你不是从利沃夫来的。”他说道。
“特尔诺波尔，”另一个人说道，“我是回到明斯克的家中去休假，所以我没有带随身武器，但我的拳术挺好的。”他呲牙咧嘴地笑了起来。
那位来自利沃夫的特工点点头。
“谢谢，同志。不要放过了他。”他迈步走到扬声器电话跟前，对着它很快诉说了起来。他正在讲述刚才发生的事情，并要求在明斯克由警方来接办。
“看一下可以吗？”一个刺耳的声音从门背后问道。
“当然，”那位克格勃特工说道，“他现在已不会肇事了。”
门背后踢了一下，门打开了，露出了机械师的脑袋，既有些惊恐不安又感到非常好奇。
那位从特尔诺波尔来的特工做出了很奇怪的举动。他转身离开了那个坐在地板上的人，用他的左轮枪猛砸他同事的颅底，把他推到一旁，趁舱门还没来得及关上便把他的脚猛地伸进了门里。转瞬之间，他穿过了舱门，一边把那位机械师倒推到飞行甲板上。他身后坐在地板上的那个人站了起来，抓住那位飞行警察自备的自动枪——一支直径为9毫米、克格勃专用的标准型“托加列夫”式手枪，紧跟着穿过了舱门，并猛地随手把门关了起来，舱门自动锁上了。
两分钟之后，在戴维·拉扎雷夫和列夫·米什金两支手枪的胁迫下，“图波列夫”飞机转向正西方朝华沙和柏林飞去，机上携带的燃油最多只能飞到柏林。鲁登科机长坐在操纵器旁气得脸色苍白，他身旁的副驾驶员瓦图京在慢吞吞地回答来自明斯克塔台有关改变航向而匆忙发来的询问。
临到客机越过边界进入波兰的领空时，明斯克塔台和另外四架使用同一波长的客机便知道，“图波列夫”号飞机已掌握在空中强盗的手中。当飞机穿过华沙空中交通管制区的中心时，莫斯科已经知道了。在华沙西部100英里的地方，由驻在波兰基地的六架苏联“米格-23”型战斗机组成的飞行小队从右舷迎了上去，以编队飞行姿态紧随着“图波列夫”号客机，飞行队长在自己的头盔中急促而含糊不清地诉说了起来。
在位于莫斯科市伏龙芝大街的国防部中，尼古拉·克伦斯基元帅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接了紧急电话，他使用的是连通苏联空军司令部的电话线路。
“在哪儿？”他大声喊道。
“正飞越波兹南的上空，”对方答道，“高柏林有300公里。15分钟的航程。”
元帅仔细地盘算着。这可能是维希纳耶夫所梦寐以求的丑闻。至于应该怎么办，那是毫无疑问的。“图波列夫”号客机连同全部旅客和机务人员应该被击落。随后公布的说法将是：飞机劫持者从机舱内部打枪时子弹击中了一个主油箱。在以往的10年中，这样的事曾两度发生。
他发出了命令。在此之后5分钟，“米格”战斗机的飞行队长倾听着，与客机的翼梢相隔100米远。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上校同志。”他对他的基地司令员说道。20分钟之后，那架客机飞越了奥得河——尼斯河边界，开始降低高度向柏林飞去。当客机降下飞行高度时，“米格”战斗机作了漂亮的离队俯冲姿态，在天空中向下滑行朝基地返航了。
“我必须告诉柏林，我们要进场了。”鲁登科机长向米什金央求道，“如果跑道上停放着一架飞机的话，我们到头来会烧成一团火球。”
米什金凝视着前方寒冬时节出现的那种灰蒙蒙的云层。他以前从来没有乘过飞机，但机长说的话是有道理的。
“很好，”他说道，“开口说吧，告诉滕珀尔霍夫你马上要进场。不要提出请求，只是直截了当地说明情况。”
鲁登科机长是在打他的最后一张牌，他向前倾着身子，调整了波道选择转盘便开始讲话。
“滕珀尔霍夫，西柏林。滕珀尔霍夫，西柏林。这是苏联民航总局351航班……”
他是在用英语讲话，那是空中交通管制的国际语。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对英语几乎一窍不通，只是从西方的乌克兰语广播中拣了些片言只语，米什金把手枪抵住鲁登科的颈部。
“不要耍花招。”他用乌克兰语说道。
在东柏林申费尔德的塔台中，两位调度员面面相觑。他们是在自己机场用的频率上收听呼叫，但被称呼成“滕珀尔霍夫”。滕珀尔霍夫已有10年时间不再用作西柏林的民用机场了，撇开这一点不说，决没有任何苏联民航总局的飞机会做梦想降落在西柏林。当特格尔机场用作为民航机场时，滕珀尔霍夫就改用作为美国的空军基地。
其中一位东德人比另一位要更为敏捷，他一把抢过话筒。“膝滕珀霍夫呼叫苏联民航总局351航班，你可以着落。直接进场。”他说道。
鲁登科机长在客机里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放下了襟翼和起落架。“图波列夫”号客机很快向东德的主要机场降低了飞行高度以。他们在1000英尺的高度穿过云层而看到前方的降落信号灯光。在500英尺的高度，米什金带着怀疑的神情透过流线型的有机玻璃罩凝视着。他曾听说过西柏林的事，听说过那儿有明亮的灯光、拥挤的街道、库菲斯滕丹大街上到处挤满购货的人群，而滕珀尔霍夫机场就位于那一切的中心。但这个飞机场却是在乡村之中。
“那是花招！”他对拉扎雷夫吼叫道，“这儿是东方。”他把手枪捅进鲁登科机长的颈部。“再飞起来，”他声嘶力竭地喊道，“再飞起来，否则我要开枪了。”
那位乌克兰机长咬着牙齿，在最后的几百米航程中保持着航向。米什金用手从他的肩膀上方伸了过去，竭力想把操纵杆拉回来。当传来两种不同的隆隆声时，那声音是混杂在一起，无法分辨究竟是哪一种响声在前，米什金声称，轮子碰到柏油跑道时的重击声使手枪走火了，而副驾驶员瓦图京坚持认为是米什金先打枪的。情况太混乱了，始终无法确定最终而又肯定的说法。
那颗弹丸把鲁登科机长的颈子撕成了一个裂口，顿时结果了他的性命。飞行甲板上冒起了蓝色的烟雾，瓦图京把操纵杆推了回去，大声向机械师喊着要加大功率。“图波列夫”号飞机已像一只湿漉漉的面包那样沉甸甸的，在柏油碎石跑道上蹦了两下。然后又腾空而起，左右摇晃着在为加大升力而挣扎；这时，喷气式发动机的吼声比旅客的尖声嚎叫少许要高一点，瓦图京驾驭着飞机，机头翘了起来，机身在颠簸，他在祈求发动机发出更大的功率，这时，东柏林朦胧的远郊从他们身下掠过，接着是实实在在的柏林墙。当“图波列夫”号飞机越过滕珀尔霍夫的界栏时，它只差6英尺就要碰到那几幢靠得最近的房屋。
那位年轻的副驾驶员吓得脸如土色；他使飞机猛地降落在主跑道上；拉扎雷夫在用手枪对准他的后背。米什金扶着鲁登科机长血迹斑斑的尸体使他不至于倒伏在操纵杆上。“图波列夫”飞机终于在跑道全长的四分之三处停了下来，仍然靠所有起落架轮子支撑着。
参谋军士勒鲁瓦·科克尔是一位爱国者。他蜷缩着身子冒着风寒坐在空军宪兵队吉普车的方向盘后面。他那件毛皮风雪大衣裹得紧紧的，盖住了面庞的四周，他带着眷恋的神情在思念美国南方亚拉巴马州的温暖。但他是在守卫执勤，而且是严肃认真地在值勤。
当进场的客机从房顶上方倾侧着还没有飞到界栏时，他发出了一声“什么狗——屎……”并挺直腰杆坐着；飞机的发动机在怒吼，起落架和襟翼都悬垂着。他从来没有到过俄国，甚至从来没有到过边界对面的东方，但他阅读过有关那儿的事情的书刊。他对于冷战所知不多，但他很清楚，要不是像勒鲁瓦·科克尔这样的人在守卫的话，共产党人的进攻始终是迫在眉睫的。当他见到红星时，他也认识那是一颗红星，还有镰刀和铁链。
当那架客机摇摇晃晃地滑行着停下来时，他取下背在肩上的卡宾枪，瞄准了一下，并把鼻轮的轮胎打穿了。
三个小时之后，米什金和拉扎雷夫束手就擒，他们本来的意图是想留下机务人员、释放旅客、把三位来自西柏林的知名人士扣押在机上，并飞往特拉维夫。但换一只新的鼻轮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俄国人是决不会提供的。而当鲁登科被杀的消息为美国空军基地当局所知时，他们拒绝安排一架基地的飞机。神枪手们把“图波列夫”号飞机团团围住；两个人也决不可能把其余的人押送上另一架飞机，即使是在枪口的胁迫之下。狙击手们将把他们拦住，经过与基地司令谈判了一个小时之后，他们便举起手走出了机舱。
那天夜里，他们便被正式递解给西柏林当局以受理拘捕和审讯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