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恩丁踏进了詹姆斯·曼森爵士的办公室，手里捧着一大堆卷宗，其中包括一份他写的100页长的关于赞格罗共和国的报告，还有一叠大幅照片和几张地图。他告诉上司带来了什么。曼森点头赞同。

    “你搜集这些资料时，有人知道你是谁，在替谁工作吗？”他问。

    “没有，詹姆斯爵士。我用了化名，谁也没有对此发生疑问。”

    “在赞格罗有人知道搜集这些资料与他们有关吗？”

    “不会。我使用现成的档案材料，虽然它们是十分稀少的。我到了几个本地和欧洲大陆的大学图书馆去，做标准的参阅工作，还读了一本赞格罗本国出版的旅行指南；尽管事实上那已经是五年前殖民时期的遗物了。我始终对他们说我寻找资料是写毕业论文，题目是《非洲殖民时期以及殖民时期以后的形势》，这不会有人不同意。”

    “很好，”曼森说，“待会儿我再读这份报告，现在你先给我说个概况吧。”

    恩丁答应着，从卷宗里取出一张地图，在办公桌上展平。这张地图显示了标着赞格罗的一部分非洲海岸。

    “你瞧，詹姆斯爵士，它就像在这儿海岸上的一个飞地，北部和东部与这个国家接壤，南部边界很短，与这个国家交界。还有一面就是海了，在这儿。

    “它的形状好似一只火柴盒，短的一条边沿海，长的几条边伸进内陆。在旧殖民时代争夺非洲时，边界完全是任意扩展的，在地图上只是标上几条线罢了。其实，那儿并没有生效的边界，由于几乎完全没有纵横的公路，所以只有一个关卡，这儿，在向北通往邻国去的公路上，所有陆上交通出入都从这条公路走。”

    詹姆斯·曼森爵士琢磨了一下地图上的这块飞地，咧开嘴笑了。

    “那么东部和南部边界怎么样呢？”

    “没有路，先生。完全没有道路可以出入，除非你从丛林直穿过去，而大部分地方都是不可穿越的丛林。

    “哪，从国土大小来说，它有7000平方英里，70英里沿海，100英里深入腹地。首都是克拉伦斯。200年前有一个船长首次到那儿去取淡水，从此那儿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在这儿——海岸的中点，离北部边界和南部边界都是35英里。

    “首都后面是狭窄的沿海平原，除了丛林里土人的小块林间空地外，这是该国惟一的耕作区域。平原后面是赞格罗河，水晶山山麓小丘，然后是丘陵本身。此外，就是连绵不断的丛林，一直伸向东部边界。”

    “别的交通情况？”曼森问。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公路了，”恩丁说，“从离海边相当近的北部边界发源的赞格罗河，流经除了南部边界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一直流入大海。在人海口，有几条防波堤和一二间棚屋，构成了一个小港口，供出口木材用。那儿没有码头，而木材生意自从独立以来实际上已经停止了。由于赞格罗河几乎与海岸平行，在60英里的流程中倾斜着入海，所以事实上它把这个国家划成两半，河岸向海的一面有一块沿海平原，海岸边是一片红树沼泽地，大小船只在整个海岸都无法靠岸；另一面河岸向着内陆。河东是丘陵，丘陵以外就是腹地了。这条河可以供驳船航运用，可是没有人对它感兴趣。它北边的邻国在海边有一个现代化的首都，那儿有一个深水港；赞格罗河就在一个淤泥堵塞的人海口终止了。”

    “木材出口生意情况如何？木材是怎么运出去的？”

    恩丁从卷宗里取出一张大尺寸的地图，把它放在桌上。他用铅笔轻轻敲着地图上赞格罗南部的出海口。

    “木材是在内地采伐的，有河岸上的，也有西部山麓丘陵里的。那儿仍然有相当好的木材。可是自从独立以来，谁也对它不感兴趣了。伐下的圆木顺流而下到达海口，堆积在那儿。大船到了，可以停泊在近海处，用装上发动机的小船把木筏拖到大船旁，然后大船再用自己的摇臂吊杆把圆木吊上船。始终是小笔生意的。”

    曼森神情专注地盯着那张大尺寸地图，上面包括了70英里的海岸，那条河流几乎和海岸平行，20英里的内陆，在海岸和大海之间有一条不可穿越的红树沼泽地，还有河后面的丘陵。他能认出水晶山来，不过他却闭口不提它。

    “主要的公路呢？一定有几条路。”

    恩丁越解释越起劲。

    “首都在这短而宽的半岛向海的一端，面对公海。这儿有一个小港口，是这个国家惟一真正的港口。在这座城市后面，半岛就和主要的内陆连成一片。有一条公路通过半岛的中心，向内陆伸去6英里，一直向东。然后有一个十字路口——在这儿。右边有条岔路，那是7英里的一段红土路，接下去是20英里的黑土路，在赞格罗河出海口岸边终止。

    “左边另有条岔路，向北去，经过河西平原，一直伸向北部边界。这儿的一个关卡由十来个睡眼朦胧的吊儿郎当的士兵守卫。有几个游客告诉我说，反正他们看不懂护照，所以也就不知道上面是否有签证。只要贿赂他们一二个英镑就能过去。”

    “通往腹地的路怎么样？”詹姆斯爵士问。

    恩丁用手指点着。“地图上甚至还没有标出来，因为它太小了。其实，如果你顺着向北去的那条路走10英里，就有一条岔道向右拐，通往腹地。那是条土路，它穿过其余的平原，然后到达赞格罗河边，河上有一座摇摇晃晃的木桥……”

    “这么说，那座桥是联结河两岸的这个国家两部分的惟一通道了？”曼森好奇地问。

    恩丁耸了耸肩膀。“这是车辆交通惟一的通道。不过，那儿几乎没有车辆交通。土人靠独木舟渡过赞格罗河。”

    曼森换了个话题，虽然他的眼光从未离开过地图。

    “生活在那儿的部落情况如何？”他问。

    “有两个部落，”恩丁说，“河东一直到腹地的尽头是文杜族人地区。其实，更多的文杜族人居住在东部边界上。我说过那儿的边界是不定的。文杜族实际上还处在石器时代。他们甚至很少渡河离开他们的丛林家乡。河西平原一直到海边，包括首都所在的半岛，是卡耶族人地区。他们仇视文杜族人，文杜族人也仇视他们。”

    “人口呢？”

    “在腹地的人口几乎无法统计。官方公布全国是22万人，也就是有3万卡耶族人和估计有19万文杜族人。不过，除了卡耶族人的人口数字可能是准确的以外，其他完全是猜测。”

    “那么他们进行过选举吗？”曼森问。

    “这仍然是世界上的秘密之一，”恩丁说，“反正那儿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地方。他们有半数人不懂选举是什么意思，或者不知道他们选什么。”

    “经济呢？”

    “所剩无几啦，”恩丁回答，“文杜族地区什么也不生产。许多人仍靠在甘薯和木薯地里种点作物生活，那些地是由文杜族妇女在丛林中开辟的。妇女们什么活儿都干，活儿都非常轻。除非你付的钱多，她们才肯搬东西。男人打猎。儿童中流行疟疾、沙眼、血吸虫病，并且都营养不良。

    “沿海平原地区有殖民时代的种植园，种着低品级的可可、咖啡、棉花和香蕉。那些种植园由白人管理，归白人所有，使用土人劳动。那些作物都不是高质量的，不过也足够满足一些定居在此地的欧洲客商和殖民当局了，并能换回一点硬通货币来支付最低限度的进口。自从独立以后，那些种植园都被总统国有化了，总统赶走了白人，把种植园给了他的党徒。现在那些种植园濒临绝境，到处蒿草丛生。”

    “有数字吗？”

    “有，先生。在独立前的最后一年，主要作物可可的总产量是3万吨。去年是1000吨，没有客商去买，那些可可仍然烂在地里。”

    “那么其他作物呢，咖啡、棉花、香蕉怎么样？”

    “香蕉和咖啡由于缺乏管理实际上已经不生产了。棉花遭到虫害袭击，那儿没有杀虫剂。”

    “目前经济形势如何？”

    “完全是灾难。破产，钱成了毫无价值的纸，出口降低到几乎没有，也无从进口。联合国、俄国和前宗主国政府给他们救济物资，可是这个政府总是到处去卖救济物资来捞取现金，因此，连那三个来源也断了路。”

    “它是个名副其实的香蕉国吧，嗯？”詹姆斯爵士前哺地说。

    “不折不扣的香蕉国。腐败、邪恶、野蛮。近海有丰富的鱼产，可是他们不会捕鱼。他们的两条渔船是由白人驾驶的，其中的一条被军队里的恶棍砸烂了，两条都不能用了。后来，船尾的发动机也锈坏了，就被扔了。因此，当地人患缺乏蛋白症，而山羊和鸡又不够分。”

    “医疗方面呢？”

    “克拉伦斯有一所联合国开办的医院。那是这个国家惟一的一所医院了。”

    “医生呢？”

    “有两名赞格罗人是有资历的医生。一个被捕死在牢里，另一个逃亡了。传教士被总统当做帝国主义势力赶跑了。他们多数是专门治病的传教士，还有牧师和神父。修女被训练当护士，可是她们也被赶走了。”

    “那儿有多少欧洲人？”

    “在腹地可能一个也没有。在沿海平原有两三名联合国派去的农学家和牧师。在首都大约有40名外交官，其中20名是俄国大使馆的，其余分散在法国、瑞士、美国、西德、东德和捷克使馆。此外还有5名联合国医院的工作人员，以及5名技师、管理着发电机。机场塔台、自来水厂等等。那儿想必还有另外50名贸易商。经理、实业家，他们坚持下来希望情况能有所改变。

    “事实上，6个星期前有过一场争吵，有一名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被打得半死。5名非医疗人员的技师被胁迫离开那儿，他们都在各自的大使馆内避难。现在他们可能走光了，在这种情况下，水。电、机场将很快不能使用。”

    “机场在哪儿？”

    “在这儿，在首都后面半岛底部。那个机场没有国际标准，所以你想坐飞机去，就先得搭乘非洲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这儿——北部的一个国家，然后换乘小型双引擎飞机，那种飞机一星期三班到克拉伦斯去，法国公司获得了这项特许，尽管目前几乎是不经济的。”

    “从外交的角度来说，谁是这个国家的朋友？”

    恩丁摇了摇头。

    “他们没有朋友。没有人对它感兴趣，因为那儿太混乱了，甚至非洲统一组织也被这个地区弄得十分尴尬。它是那么默默无闻，谁也不曾提起过它，新闻记者也不上那儿去，因为它从不引人注目。这个政府狂热地反对白人，所以谁也不愿意派工作人员到那儿去管理什么，并且也没有人去投资，因为有被戴党徽的阿猫阿狗没收的危险。那儿有一个党的青年组织，他们想揍谁就揍谁，因此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俄国人怎么样？”

    “他们有最大的外交使团，在总统一窍不通的外交政策上，可能对总统影响最大。总统的顾问主要是莫斯科训练的赞格罗人，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在莫斯科上过学。”

    “那儿有什么潜在的自然资源吗？”詹姆斯爵士问。恩丁缓缓地点点头。

    “有的，只要好好管理这个国家，把自然资源开发出来，就完全可以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那儿人口少，需求也就较小，他们能够做到自给自足的。此外，他们还需要根据当地的情况建立起自己的地方工业，以出口一些产品换回少量的外汇，来支付一定的进口需要。其实，一些国际援助和开发机构是愿意帮助他们的，问题是这些机构派去的人员不断受到袭击，装备被捣毁，物资也全部落入政府官员们的腰包。”

    “你说文杜族人干活不出力，卡耶人怎么样？”

    “都一样，”恩丁说，“他们整日无事可做，如果发现似乎有人威胁他们，就逃进丛林去。肥沃的平原总会生长出足够的东西来养活他们，所以他们对这种生活方式很满足。”

    “那么在殖民时代谁在种植园里干活呢？”

    “哦，殖民当局从别的地方带进将近2万名黑人工人。现在那些人仍旧定居在那儿。算上他们的家庭，就大约有5万人了。可是，殖民当局从不给他们公民权，因此独立前他们没有参加过选举。如果有活儿干，他们仍要去干的。”

    “他们住在哪儿？”曼森问。

    “大约15000人仍然住在种植园的茅屋里，虽然由于机械全部被破坏，那儿再没有值得去干的活儿。其余的人都往克拉伦斯迁移，尽力做苦工维持生活。他们住在首都背后分散在公路上的贫民窟里，那条公路通往机场。”

    詹姆斯·曼森对面前的这张地图凝视了5分钟，他苦苦地思索着一座山，一个疯子总统，一伙莫斯科训练的顾问和俄国大使馆。他叹7口气。

    “一个多么混乱的地方呀！”

    “这还是说得轻的，”恩丁说，“他们至今还在大广场聚集的百姓面前执行宗教性的处决哩。他们用大砍刀把犯人乱砍乱剁杀死，这真是一伙恶人。”

    “确切地说，是谁在世界上造出了这么个天堂？”

    恩丁答应着取出一张照片搁在地图上。

    詹姆斯·曼森爵士瞧着照片上的一个中年非洲男人，头戴高顶丝质礼帽，身穿礼服大衣和方格子花纹的裤子。这张照片显然是在总统就职日拍的，因为有几个殖民当局的官员靠近一个庞大的公馆的台阶，站在背后。在闪闪发光的丝质礼帽下面不是一张圆脸，而是瘦削的马脸，鼻子两边有些深深的皱纹。嘴角向两边耷拉下来，使人瞧着像是对什么事情很不赞成。不过，那双眼睛却引人注目，眼神是呆滞的，就像在宗教狂的眼里看到的那种神态。

    “就是这个人，”恩丁说，“一个狂人，手段恶劣得就像一条响尾蛇。它是西非的帕帕·道克。他耽于空想，和精灵相通，他就是挣脱白人奴役的解放者、他的人民的救世主、骗子、警察头子。猜疑的虐待狂、严刑逼供者、倾听上帝声音的人。梦幻预言家、至尊的总统阁下——让·金巴。”

    詹姆斯·曼森爵士对那个人的脸凝视得更久些，他不认识这个人，可就是这个人控制着价值百亿美元的白金。

    “我不知道世界是否真的注意到了他的所作所为。”他兀自想着。

    他没有说出口，可是听了恩丁的叙述，早已存在心头的问题得到了解答。

    六年前，殖民势力统治着这块如今叫赞格罗的飞地。他们渐渐认识到世界的舆论，决定准许这块飞地独立。他们在对建立自己的政府毫无经验的人民中间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做得过于仓促，并且确定在第二年进行大选，实行独立。

    当时有五个政党吵成一团糟。其中两个完全是部落性质的，一个声称要照顾文杜族人的利益，一个则要求照顾卡耶族人的利益。另外三个政党各自确定了自己的政纲，都假装要援助部落人民。其中有一个是保守党，由一个在殖民主义者手下做过官，并且得到宠爱的人领导，他保证将继续和宗主国保持密切关系，不说别的，地方上发的纸币就靠宗主国维持，可供出口的土产也是由宗主国保证购买的。第二个政党是中间派，人少而且很软弱，由一个知识分子领导，他是在欧洲得过学位的教授。第三个党是一个激进党，由一个根据治安条例在监狱里关了几次的人领导，这个人就是让·金巴。

    在大选前很久，他的两个助手就秘密离开赞格罗飞往欧洲了。他们在欧洲上学期间就和俄国人有过接触。俄国人在反殖民主义的街头示威游行中发现了他们，于是他们就领受奖学金，在莫斯科郊外的帕特里克·卢蒙巴大学里完成了学业。飞赴欧洲后，他们和从莫斯科来的间谍会面，谈话完毕，他们收下一笔钱，听取了非常实际的重要的意见。

    金巴及其党徒用这笔钱组成了一个文杜族人政治恶棍的班子，完全不理睬占少数的卡耶族人。这个政治班子到无人监督的腹地去开展工作。他们杀了几个敌对党的领导人，然后走访了文杜族所有部落的头人。

    经过几次纵火焚烧和挖眼珠子，部落的头人得到了教训。当大选来临时，头人就命令他的族人投票选金巴。他们遵照一种简单而实际的逻辑，那就是用武力进行惨痛报复的人让你干啥你就干啥，而对软弱无力的政党不予理睬或者加以嘲弄。

    就这样，金巴赢得了文杜族的绝大多数，因此他得到的选票总数超过了敌对党和卡耶族人的总和。由于他劝说头人们按他的要求多报村里的人数，所以文杜族人几乎增加了一倍，这帮了他的忙。殖民政府的官员所作的初步的人口普查是根据各村头人的誓词来统计各村人数的。

    殖民当局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们没有仿效法国，去保证一个殖民当局的亲信在首次重要的大选中获胜，然后签订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保证一个白人伞兵连永远去支持一个执政的亲西方总统，他们没有那样做，反而让他们最凶恶的敌人赢了。大选之后一个月，让·金巴宣誓就任赞格罗首任总统。

    这以后就沿着传统的道路走了。那四个政党以“分裂主义势力”的罪名被查禁了，接着那四个党的领袖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下狱。在把党的经费转交给这个解放者金巴以后，他们都死于监狱的酷刑之下。排外的文杜族军队一露面，殖民军队和警察里的军官就被遣散了。殖民政府的宪兵原来大多是卡耶族士兵，也同时被遣返回乡。他们坐着六辆卡车离开首都后，就朝着赞格罗河边一个僻静的地方开去。这时，机枪一起向那六辆卡车开火。那些受过训练的卡耶人就落了个这样的下场。

    在首都，警察和海关人员主要是卡耶人，他们被准予留下来，不过，他们的枪没有子弹，子弹都拿走了。文杜族军队得了势，一个恐怖王朝开始了。达到这样的局面用了18个月的时间。没收种植园以及殖民者的财产买卖开始后，那儿的经济持续下降。没有一个受过训练的文杜人去接管，哪怕以有限的效率来经管几个企业。可是，不管怎么说，财产都分给了金巴的党徒。殖民者才离开的时候，从联合国来了几名技师去经管必需的基本企业。然而，在目睹那儿的暴行之后，他们多数人或迟或早都给各自的政府写了信，坚决要求调离。

    经过几次短促而凌厉的恐怖活动的警告，胆小的卡耶人完全臣服了，连河对岸的文杜人村落的头人也因为对大选前许下的诺言稍有微词而受到野蛮的警告。从此，文杜人也只好无可奈何地回到丛林中去。反正，在他们的记忆里，首都发生的事情从来对他们就是毫无影响的，所以他们也能忍受这种无可奈何的境遇。依仗文杜族军队和情绪不稳定的极其危险的十几岁的毛孩子——这些孩子组成了党的青年运动，金巴及其一伙党徒继续了自从克拉伦斯时代以来的统治，完完全全是为了营私谋利。

    有些营私谋利的方法是骇人听闻的。在西蒙·恩丁的报告里有一个例子。有一次，金巴由于没有拿到一笔买卖中他的一份利润而感到很失望，就把那个当事的欧洲贸易商打入牢里。然后，他派一个使者到商人的妻子那儿去，告诉她除非付出赎金，不然就给她邮寄来她丈夫的脚趾、手指和耳朵，还出示她丈夫的一封亲笔信证实这一点。于是这个妇女从丈夫的贸易合伙人那儿筹集了50万美元付赎金。那个商人被释放了，不过他的政府慑于联合国中黑人的舆论，敦促他保持沉默。报社也从未听说过此事。另外还有一次，有个原殖民政府的侨民被抓到前殖民地的警察兵营里殴打，那个兵营已变成军队营房了。他们给司法部长付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贿赂金后才获释。显然，一部分是交给金巴的。他们的罪名是当金巴的汽车驶过时没有鞠躬。

    独立后的五年里，所有可以想像为金巴的对手的，不是被翦除，就是被迫逃亡，而逃亡还算是很幸运的。结果弄得没有医生。没有工程师，也没有别种具有资历的人留在那个国家里了。这首先是因为对那些人的需求很小，再说金巴对一切受过教育的人都怀疑，认为他们可能是敌人。

    这些年来，他形成一种精神恐惧症，越来越害怕被暗杀，所以他从不出国门一步。他很少离开他的宫殿，一旦离开必定扈从如云。那儿各种各样的火器都集中起来被没收了，其中包括猎枪鸟枪，可以用这些火器来补充食物中的蛋白质的。子弹和火药也不准进口了。因此，内陆的文杜族猎户到海边去购买他们打猎需用的火药，往往空手而回，只得把无用的土枪挂在茅屋里。在城市里连带大砍刀也是禁止的。如果携带任何一种武器就会被处以死刑。

    当詹姆斯·曼森爵士终于弄通了这份冗长的报告，琢磨了那个首都、总统府和金巴的照片，研究了那些地图之后，他又把西蒙·恩丁召来。西蒙·恩丁十分奇怪，不知道他的上司干嘛对这个默默无闻的国家那么感兴趣，于是他就去问10楼隔壁办公室里的马丁·索普。索普只是咧开嘴笑了笑，用僵直的食指在鼻翅上轻轻碰了一下。

    索普也不能完全肯定，可是恩丁疑心他是清楚的。他们俩都很懂得，当他们的雇主在想主意和需要情报时是不能去发间的。

    第二天，当恩丁向曼森汇报时，曼森站在楼顶办公室厚玻璃板窗旁他喜欢站的地方，俯视着大街，街上一个个矮小的人正在忙着各自的生计。

    “西蒙，有两件事我需要进一步了解。”詹姆斯·曼森爵士直截了当地说，走回他的办公桌旁，桌上摊着恩丁的报告。

    “你在这儿提到过发生在那个首都的一场争吵，大约是发生在六七个星期之前。我从当时在场的一个人那儿得到一份报告，也说起那场争吵。他提到谣传有人企图刺杀金巴。那件事的详情如何？”

    恩丁松了口气。他从自己的消息来源也听说过同样的事，不过他认为此事太小，不值得写进报告里去。

    “每回总统做噩梦，就会发生大搜捕，流传有人企图刺杀他的谣言。”恩丁说，“一般说来，那只是他想逮捕和处决某人的正当理由罢了。这一次是在1月下旬，轮到了军队的司令官博比上校。有人私下里告诉我，两人发生争吵是因为博比做成了一笔交易，金巴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扣引起的。当时，联合国医院有一批运到的药品，被军队在码头旁没收了，并且盗走了一半。博比是负责的，被盗走的一部分药品在黑市上到处出售。卖掉后所得的钱想必是给了金巴的。然而，当联合国医院的院长向金巴提出抗议并且要求辞职时，无论如何他会提到盗走的那批药品的真实价格，那个数字比博比向金巴承认的大得多。

    “这样一来，总统就发了疯，派出几个自己的警卫去找博比。他们彻底搜查了这个城市抓捕他，乱捕乱抓了一气。”

    “那么博比呢？”曼森问。

    “他逃走了。他坐上一辆吉普车到了边界，然后扔掉吉普，步行穿过边界哨卡周围的丛林。”

    “他是属于哪个部族的？”

    “说也奇怪，是混合种。一半文杜族，一半卡耶族，可能是40年前一个文杜族人袭击一个卡耶族人村庄的结果。”

    “他是金巴新军队的呢，还是旧殖民军队的呢？”曼森问。

    “他曾是殖民政府宪兵队的一名下士，所以他可能受过某种形式的基本训练。后来，在独立前他由于酗酒和不顺从被降级了。金巴掌了权，一开张就把他找回来，因为他至少需要一个能认得枪口和枪托的人。在旧殖民时代，博比自称是卡耶族人，可是金巴一掌权，他就发誓自己是一个纯种文杜族人了。

    “既然博比看到了当时刮着什么风，就跑到金巴那儿去，并且发誓效忠于他。那么，他比殖民地的总督要精明一点，那个总督在票数证实之前是不相信金巴会在大选中获胜的。金巴留用了博比，甚至还晋升他当军队的司令，因为让半个卡耶人去对金巴的卡耶人政敌进行报复，看来比较好。”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曼森沉思着问。

    “大恶棍，”恩丁说，“人形猩猩。像真猩猩一样没有头脑，倒有一些低等动物的狡猾。这两人的争吵只是两个贼分赃不均的问题。”

    “他是西方训练的？不是共产党吗？”曼森强调地问。

    “不，先生，不是共产党，没有任何政治背景。”

    “可以收买吗？愿意为钱而合作吗？”

    “当然。他现在的日子一定过得很穷。他不可能在赞格罗国外有许多钱。只有总统才能捞到大把的钱。”

    “他如今在哪儿？”曼森问。

    “我不知道，先生。总在什么地方过着流亡生活。”

    “好，”曼森说，“不管他在哪儿都要找到他。”

    恩丁点点头。“要我去拜访他吗？”

    “还不必。”曼森说，“还有另外一件事。这份报告写得很好，包罗万象，可就差一个细节——军事方面没有写。我想要一个对总统府内外以及首都军事保卫情况的完整分析。有多少军队，多少警察，多少总统的私人保缥，他们驻扎在哪儿，是否尽职，训练水平和经验如何，一旦遭到进攻他们能拿出多少作战力量，使用什么武器，是否会使用武器，有什么后备部队，兵工厂在哪儿，是否到处都有卫兵站岗，有没有装甲车或者大炮，是否由俄国人训练这支军队，克拉伦斯是否有出击力量，实际上，我要的是全部情况。”

    恩丁惊愕地盯着他的上司。“一旦遭到进攻”这句话索绕在他的脑际。这个老家伙到底在转什么念头，他很想知道；不过脸上却依然不动声色。

    “这就是说，要亲自去一趟，詹姆斯爵士。”

    “对，我认为是这样。你有化名的护照吗？”

    “没有，先生。无论如何我无法提供那样的情报。这需要对军事方面有正确的判断，以及有关非洲军队方面的知识。我服国民义务兵役已经太晚了。我不懂军队或者武器方面的知识。”

    曼森又回到窗前，凝视着伦敦中心商业区。

    “我明白，”他轻声说，“这需要一个士兵去写这样的报告。”

    “詹姆斯爵士，你几乎不能找到一个军人到那儿去完成这种使命，花多少钱也不成。再说，一个军人的护照上一定要写上他的职业。我上哪儿去找一个军人到克拉伦斯去搜集这种情报呢？”

    “有这种军人，”曼森说，“他们叫雇佣兵。谁花钱，花大钱雇他们，他们就替谁打仗。我准备那样干。因此，你去给我找一个既有头脑又有主动精神的雇佣兵来。最好的雇佣兵在欧洲大陆。”

    “猫儿”香农躺在蒙马特尔一家小旅馆的床上，瞅着嘴里的烟卷向天花板冒出的袅袅青烟。他厌倦了。自从他从非洲归来以后，几个星期里，他把积蓄的钱大部分都耗费在周游欧洲，谋求再订一份雇佣合同。

    在罗马，他见到他认识的天主教神父的招募广告，希望以他们的名义到南苏丹去建立一个内陆的简易机场，使医药供应物资和食品能运进内陆去。他知道有三股单独的雇佣兵在南苏丹打仗，帮助黑人在内战中打北部阿拉伯人。在加勒扎河省，有另外一支英国雇佣兵队伍，为首的是隆·格雷戈里和里普·柯尔比，他们领导一支丁卡的部落土人打仗，在苏丹军队使用的公路沿途布下地雷，企图炸毁英国萨拉丁式装甲车。在南方赤道省，罗尔夫·斯坦纳建了一个兵营，想必是在训练当地人学习军事。不过，有好几个月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在东部的上尼罗省，有一支强大得多的军队，那儿有四个以色列人在训练部族人，并且用在1967年埃以战争中以色列从埃及手里夺来的大批武器存货来武装他们。南苏丹三省的战争使大批苏丹的陆军和空军驻扎在那儿，脱不开身，因此有五个埃及空军中队驻扎在喀士穆周围的空军基地，而不能用来对付苏伊士运河岸上的以色列人。

    香农走访了驻巴黎的以色列大使馆，并且和武官谈了40分钟话。那个武官斯文地听完了，然后斯文地谢过他，末了只是斯文地送他出去。那个官员反复说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在南苏丹叛军方面没有以色列顾问，因此他帮不上忙。香农毫不怀疑这次谈话会被录下来送往特拉维夫，可是他怀疑他还会再听到。他承认以色列人打仗是第一流的，在情报工作上也屈指可数，然而，他认为他们对黑非洲一无所知。他们在乌干达面临失败，并且可能在别的地方也惨遭败北。

    除了苏丹以外，别处的生意就很少了。一时谣传四起，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招雇佣兵去训练柬埔寨反共的苗人，还有人说，一些波斯湾的酋长国的酋长们很信赖英国军事顾问，正在寻找将完全成为他们随从的雇佣兵。这个谣传一说是准备在酋长国腹地替酋长打仗，一说是负责保卫王宫。香农对所有这些谣传都很怀疑。首先他压根儿就不相信美国中央情报局，而阿拉伯人在决策的时候也不比中央情报局强多少。

    在波斯湾、柬埔寨和苏丹之外，机会就更少了，并且也没有像样的仗可打。其实，他预见十分恼人的和平即将出现了。剩下的一个工作机会是去给一个欧洲军火商当保嫖。有这样一个巴黎的军火商感到自己受到威胁，因而需要有人对他妥加保护，香农从那个人身上找到了工作的门路。

    那个军火商听说香农住在城里，并且知道他本领高强，动作敏捷，于是就派了一个密使和他商议。“猫儿”香农并没有真的拒绝，却又不很热心。那个军火商由于干了蠢事而正陷入困境：这是一件小事，他运了一批武器给爱尔兰共和军，然后又向英国人通风报信，泄露武器在哪儿上岸，于是就引起了一些人被捕，这使那些颠覆分子发怒了。后来他又到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市向保安机关道歉。此事又泄露出去，颠覆分子因此大为震怒。他聘请保缥的目的主要是想把仇敌吓跑，直到他们消了气，把这件事忘记。有了香农做保缥，就可以把大部分职业枪手乘还活着的时候都赶走。可是爱尔兰共和分子是极端好战的，他们可能不肯善罢甘休，因此就会发生一场枪战，法国警方对那些血泊之中的芬尼亚运动分子躺在他们的一条街上是很不赞成的。再说，由于香农是北爱尔兰的新教徒，他们也决不会相信正是香农在尽他的职责。不过，到底干不干，香农还没有定。

    3月已经过去了10天，可是天气依然阴湿寒冷，由于连日霍雨，巴黎变得令人讨厌。在巴黎，出门得拣好天气，待在室内又要花费很多钱。香农尽量省着用积蓄下来的一点美元。所以他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十几个人，他认为从他们那儿能听到引起他兴趣的消息，然后就时常待在旅馆的房间里读几本平装本小说。

    他躺着，两眼瞅着天花板，思念着家。这并非说他当真还有一个家，因为缺少一个更合适的字眼，他还是思念起那个他出生的地方来，在那儿，连绵不绝的野草丛和矮树蔓延在蒂龙和多尼戈尔的边界上。

    他在靠近卡塞尔德格小村的一个地方出生长大，这个小村属蒂龙郡，而在和多尼戈尔接壤的边界上。他父母的房子坐落在离那个村子一英里外的山坡上，向西能眺望多尼戈尔。

    人们把多尼戈尔叫做“上帝忘记完成的一个郡”，那儿只有几棵树，都向东弯着腰，不断吹来的北大西洋的风把它们吹弯了。

    他的父亲开了一家亚麻厂，生产优质的爱尔兰亚麻。在那个小地方，他算是当地的乡绅了。他是个新教徒，而几乎他所有的工人和当地的农民都是天主教徒。在北爱尔兰，这两种教徒从不交往，所以小卡洛不和别的孩子玩耍，却在马群里和马交上了朋友；那儿是一个多马的乡村。他还不会骑自行车就会骑马了。5岁时，他自个儿就有一头小马驹。他还记得他骑上那头小马驹到那个村子的老萨姆·盖利先生开的糖果铺去买半便上水果粉。

    8岁时，他在母亲的催促下，被送往英格兰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他的母亲是出身富家的英格兰人。因此，在以后的10年里他学做一个英格兰人。实际上，无论是说话还是姿态，北爱尔兰人的痕迹在他身上已经消失了。假期里他回家去，又跑进荒野，走向马群，可是卡塞尔德格小村附近和他同岁的人他却都不认识，所以假期里虽然他很健康，却觉得十分孤单，他时常久久地在风中策马飞奔。

    22岁那年，他在皇家海军陆战队里当一名中士。正在这时，他的父母在贝尔法斯特的公路上因撞车身亡。他回家奔丧，那时他腰系黑皮带，打着绑腿，头戴突击队员的绿色贝雷帽，出落得十分英俊。丧事过后，他把衰败得行将破产的亚麻厂卖掉，封上家门，又回到扑茨芬斯去了。

    那是11年以前的事了。他在海军陆战队服满了5年兵役后，又回去过平民的生活。他混过好几个差事，直到后来被一家影响遍及非洲的伦敦贸易公司录用当职员。在伦敦见习期间，他懂得了公司的组成，懂得了做交易和积累利润，懂得了建立控股公司和在一家谨慎的瑞士银行开户头的价值，他懂得了这些事情的复杂性。在伦敦待了一年以后，他升任该公司乌干达分公司的副经理，他就是从那儿悄然离去，开车进入刚果的。就这样，最近6年他过着一个雇佣兵的生活，时常是一个亡命之徒。他充其量也不过被看做是一个受雇的士兵；说得最难听的，是一个雇佣的刽子手。麻烦在于一旦他以雇佣兵闻名，就休想再回头了。在公司里谋一个职位并不是问题，可以办到的，必要时甚至化个名就能行。再说，即使处境每况愈下，他也可以去当卡车司机、警卫，或者干别的体力活儿。真正的问题在于他是否能忍受那样的生活：坐在办公室听候一个身穿深灰西服的小个子男人的吩咐；眼望着窗外，却回想起丛林地区。那摇曳的棕榈树、汗味儿和火药味，把吉普车拉过桥时人们发出的抗议声，在进攻前令人毛骨惊然的枪炮声，仗打过后因还活着而发出的粗野残忍的欢笑声。回想着这一切，再回头去理账和赶上下班的火车，这样的生活是不能忍受的。他明白，一旦去干这样的工作，他会苦恼至极。因为非洲就像一只采采蝇一样咬人，一旦毒汁进入血液，就永远也不能除去。

    就这样，他躺在床上，又抽了几支烟，非常想知道下一次的生意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