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比法边境哪一侧偷运非法物资过境，都不太困难；即便车上装的是黑市武器。

    在法国潘尼沿海和卢森堡附近的隆维交汇路口之间，横亘着一段漫无规则的比法边境。这段国境线的东南角，绝大部分设置在林深草密的乡间猎场上。就在这儿，在那茂密的树林深处，数十条的道路和小径横越边境，其中相当一部分根本无人把守。

    比法两国政府为了对这些道路实行某种程度的控制，都采用了一种叫做“飞行关卡”的方法。就是由一些边防官员随意选择一条无人守卫的道路，临时赶去设置关卡。一般说来，在那些设有固定边防哨卡的大路上，穿越边境的车辆每10辆中只会检查一辆；而在那些无人把守的道路上，如果恰巧这一天哪一侧设起了“飞行关卡”，那么所有过往车辆都得一律检查。一个人要是想开着车躲开检查越境，可以在这两种方法中做出自己的选择。

    这三种方法是选择一条肯定没有设置“飞行关卡”的偏僻小路，直接驶过国境。这是那些走私法国香按酒的贩子们特别喜欢采取的一种偷运物资过境的方法。他们觉得，如果这种给人带来无限欢乐的饮料进入比利时要被抽上一笔重税，那可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儿，作为一个酒吧掌柜，马克是熟知这类被人称之为“香摈道”的偏僻小路的。

    从比利时古老的要塞城镇那慕尔出发，沿默兹河南行，首先到达的是迪南特。从这里，公路几乎是一直向南延伸去，通到边境那一侧的法国城镇吉维特。沿着这条公路，有一块窄而长的法国领土伸进了比利时境内，三面被比利时国土包围着。这也是一片森林猎场，四周散布着数十条横跨边境两侧的道路和小径。从迪南特到吉维特的大路，在国境线上设有固定关卡——比利时、法国各一个。两个关卡隔开约有400码，遥遥相望。

    黎明前不久，马克取出地图，对香农和朗加拉蒂简要讲解了一番应该如何行动才能顺利地偷越边境。当他俩都已确实明白具体方案后，两辆车一前一后出发了。马克开着他那辆比利时货车在前，香农和朗加拉蒂在他车后相距约200码，跟随前进。

    从迪南特向南，公路质量很好。沿途村庄一个个首尾衔接，几乎连成一片。此刻这些村庄都沉睡在黎明前朦胧的夜色中。在迪南特南面60公里处，马克的车驶上了一条拐向右边的窄路。就在这儿，他们与默兹河分了手，沿着狭窄的小路向前开了4公里半。这是一片高低起伏不大的丘陵地带，四周满是树林，路面上铺着厚厚一层暮春的落叶。这条小路的走向与边境平行，通向猎场深处。弗拉明克没吭声便把车向左拐去，驶向国境线。又开了三四百码后，他在路边停下车，跳出驾驶室，向后边香农他们这辆车走来。

    “马上就行动，”他说，“在这儿不能待得太久，别人一看就明白我这辆挂着奥斯坦德牌照的车子究竟打算上哪儿去。”

    他朝前指了指又说：“国境线距此还有整整1公里半，我假装换轮胎，给你们20分钟时间去摸清情况。要是20分钟后你们还没有回来，我就把车先开回迪南特，然后我们还是在那家咖啡馆会面。”

    朗加拉蒂点点头，一脚踩下离合器向前开去。他们的行动方案是这样的：假如朗加拉蒂这辆车在前方遇上了比利时或法国边防人员设置的“飞行关卡”，那么就停车接受检查。由于他们开的是辆空车，所以肯定能顺利通过。然后，他们向南驶上通往吉维特的公路，再掉过头向北穿过边境上的固定边防关卡回到迪南特。倘若他们在前方没有发现“飞行关卡”，那就在20分钟内赶回来告诉弗拉明克迅速通过边境。

    车行1公里半后，香农和朗加拉蒂看见了前面的比利时边防岗亭。路两侧各有一个混凝土底座的钢技，右边那个钢柱旁有一个小小的木头亭子，四周都是玻璃窗户。设置“飞行关卡”的边防人员，就是在这个小亭子里检查司机们从窗口递进的证件。每逢设置起“飞行关卡”时，两根钢柱间便会架起一根红白条纹的横杆拦住小路。但此时他们在这儿啥也没见到。

    朗加拉蒂慢慢地开着车通过了国境线。香农探出头来看看岗亭，里面没有半个人影。前面法国那一侧的地形要复杂得多。他们在小山坡上绕来绕去，行驶了约500米后，身后的比利时岗亭已经看不见了，这儿便是法国国境线。与比利时那一侧不同，这里既无岗亭，又无钢柱，只在路的左侧辟有一处场地，供设置“飞行关卡”的法国边防人员停车之用。停车场上空空如也。他俩继续向前行驶了5分钟，香农做手势让朗加拉蒂又开过两个弯道，四周还是杳无人迹。这时东方晨曦微露，一线曙光透过树叶射进森林。

    “掉过车头，”香农急促地说，“快！”

    朗加拉蒂把着方向盘迅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汽车犹如离弦之箭，飞向比利时境内。现在是分秒必争的时候了。他们疾驶过法国国境线上的法国停车场，比利时的岗亭，以及剩下的1500米路程，看见了马克那辆正在等候的货车。朗加拉蒂闪了闪车灯，两短一长。马克随即发动马达，一秒钟后与他们擦车而过，冲向法国境内。

    让·巴普蒂斯特这时不慌不忙地掉过车头，慢慢地跟了上去。马克车上虽然载着一吨重的货，但他高速行驶4分钟便能越过这段危险地带。万一在这关键的几分钟内出现了边防人员，那只有自认倒霉。到时马克将撒谎说，他是迷失方向才开到这儿的。至于车上的那些油桶，只好碰运气看看能否通过检查了。

    所幸他们这一趟也没碰上“飞行关卡”。过了法国边境后，是一段5公里长、笔直的道路。法国宪兵巡逻队有时也来这儿，但那天早晨没有人来。朗加拉蒂的车在这儿追上马克，跟在他车后200米外，驶过这5公里的路程后，马克又在一处停车场旁边拐向右。车继续行驶了大约6公里，终于上了一条大公路。路边上竖着一块路牌，香农望见弗拉明克从驾驶室内伸出手臂，挥舞着指指路牌。只见那上面在他们开来的那个方向写着“吉维特”，朝着前方写着“兰斯”。弗拉明克的车上传来一声微弱的欢呼。

    他们在苏瓦松南面一间流动咖啡馆旁边的混凝土停车场上歇下来。两辆货车都大开着车厢门，车尾紧对着车尾。马克把车上的那五只油桶小心地移向朗加拉蒂的车。由于马克这辆车是重载，车厢下面的弹簧钢板被紧紧压迫着，因而车厢平面大约要比朗加拉蒂的车低6英寸。香农和朗加拉蒂在他们车上用尽全身力气将油桶一个一个地往上拉，马克用他那双巨手慢慢地在下面把稳油桶向上推。

    油桶全部移过来后，让·巴普蒂斯特跳下车，去咖啡馆买了几条刚烤好的新鲜面包和一些奶酪、水果、咖啡回来当早饭。他们三人合用马克的刀吃着早餐。香农没带刀，朗加拉蒂则向来不肯用他那把匕首当餐刀。他对自己的匕首怀有一种崇高的感情，认为拿它来干削水果皮这一类事儿，简直是一种亵渎。

    10点刚过，他们重新上路。这一次他们换了花样。马克很快就把他那辆速度较慢的比利时旧货车遗弃在一个大石坑里不要了。他取下车上的牌照及挡风玻璃上的张贴物，抛进一条小溪。这辆车也是法国造的，因而扔在这儿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他们三人坐进一辆车出发了。一路上都由朗加拉蒂驾驶，因为这是他的车，而且他也带上了执照。准备万一遇上检查时，就说是替土伦郊区他的一个朋友运回了五桶润滑油。那位朋友有一个农场和三台拖拉机，所以需要油用。其他两人是他半路上顺便捎上车的。

    他们驶出“A1号”高速公路，沿着环城马路绕过巴黎，接着开上了“A6号”高速公路，这路是向南经过里昂、阿维尼翁、埃克斯通向土伦的。

    在巴黎南郊，他们看见了指向右翼通往奥利机场的路牌。

    香农跳下车，和他们握手告别。

    “你们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他问。

    他俩一齐点点头。

    “我知道，在你到达土伦前要一直把这批东西藏好。你放心，我藏的东西决不会被人发现的。”朗加拉蒂说。

    “‘托斯卡那号’至迟将于6月1号到，也许能提早，我会在那之前就赶去见你们的。你们知道和我接头的方法吗？那么，祝你们一路顺风。”

    他扬手打了个招呼，然后扭头走了。朗加拉蒂把车继续向南开去。香农在附近车库用电话从机场要来一辆出租汽车，一小时后赶到机场。他用现金买了张去伦敦的单程机票，日落时回到了位于圣约翰森林路的公寓，在他自己订的那份百天日历上，他用去了第46天。

    虽然香农一到家便给恩丁发了电报，但由于是星期日，24小时后对方才打来电话。两人同意星期二上午会面。

    香农花了一个小时，向恩丁讲解了他们上次会晤后他的全部活动情况。他还告诉恩丁说，他已用光了放在伦敦的全部现金和比利时银行的所有存款。

    “下一步干什么？”恩丁问。

    “我最迟要在五天内赶回法国，亲自监督把第一批货装上‘托斯卡那号’。除了藏在油桶里的那东西外，其他物资全部合法。即便碰上海关检查，那四箱服装、背包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从汉堡买来的那批非军用物资更不会出漏子，那全是轮船出海时需要带上的东西，比如在海上出事时发射的照明弹，夜用望远镜等等。

    “橡皮艇和舷外发动机是运往摩洛哥的——至少在运货单上将这么写。它们也完全合法。那五只油桶，到时候就说是轮船备用的润滑油装上船的。虽说它们作为备用油数量有些过多，但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如果出了问题呢？”恩丁问，“假如土伦海关的官员们极其仔细地检查这些油桶呢？”

    “那我们就完蛋了。”香农干脆地说，“除非船长能证明他对此事一无所知，否则船肯定会被扣下。货主得被逮捕，整个计划都得毁于一旦。”

    “代价太大了。”恩丁评论道。

    “那你看该怎么办？枪反正是一定得弄上船的，藏在油桶里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了。这点风险总是要冒的。”

    “你当初可以在西班牙合法地买上一批自动枪嘛！”恩丁说。

    “是可以。”香农承认。“可那样一来，这批订货很可能就会被西班牙政府拒绝。因为枪和子弹正好配上套，看上去就像是专为一连人准备的；换句话说，像是为一次小规模的行动准备的。马德里当局也许就会据此而不予出售，或者对‘最终使用人证书’进行严格检查。当然，我也可以从西班牙订购枪，从黑市上买子弹；但那样我就必须把弹药偷运上船。与枪相比，弹药的数量要大得多。无论是枪或者子弹，反正有一样要偷运上船，冒一些风险。再说，万一出了问题，是我和我手下的人倒霉而不是你，你反正躲在幕后的。”

    “我还是不赞成你们这样做。”恩丁怒冲冲地说。

    “你怎么啦？”香农嘲弄道，“神经不正常了吗？”

    “没有。”

    “那你就冷静点，你要损失的不过是几个钱。”

    恩丁差点儿就要告诉香农，假如发生问题，他以及他的老板会吃多大的亏。但他到底还是忍住了。经验告诉他，既然眼前这个雇佣兵有可能被捕，那他还是少说为妙。

    他们又花了一小时讨论经费问题。香农解释说，付清约翰·施林克尔的账，付给艾伦·贝克一半的钱，雇佣兵们第二个月的工资，寄往热那亚支付“托斯卡那号”船员及其他费用的那500英镑以及他本人的旅费，加在一起，用完了他在布鲁日银行的全部存款。

    “还有，”他补充道，“我想拿到我的另一半工资。”

    “为什么你现在就要？”

    “因为从下星期一开始，我就面临被捕的危险。而且，打那以后我就不会再回伦敦了。如果船在土伦装货时没遇上麻烦，那么它将驶向意大利的布林迪西港。等我先去南斯拉夫安排妥当后再到那儿装上武器，然后去西班牙巴伦西亚港装那批弹药，此后我们便向目的地出发。假如我能提前完成这些事儿，我情愿在大海上多漂泊几天而不愿在港口闲待着。从轮船装上枪支那一刻起，我就希望它在港口的时间越短越好。”

    恩丁同意了香农的看法。

    “我会把你的话转告给我的同事的。”他说。

    “我要求你们把欠我的工资周末前就转入我在瑞士银行的户头，”香农继续道，“把我们预定的经费中还剩下的钱转到布鲁日。”

    他俩计算了一下，除去香农的全部工资，原来存在瑞士银行的经费还剩下20000英镑。

    香农对恩丁解释他为何需要这笔钱。

    “从现在起，我需要一直随身带着一大笔美元的旅行支票。从今以后，假使碰上任何意外，那就只有靠当场大笔贿赂才能解决问题。另外，我想扫清所有留下的痕迹。这样，万一出了岔子，就不会让人发现线索。还有，我也需要当场发给船员们一些钞票作为奖赏。以说服他们在获悉真情后仍然跟着我们干下去。只要一到海上，他们肯定会得知真实情况的。所有这些，再加上必须付清的购买南斯拉夫武器的另一半钱，我总共需要20000英镑。”

    恩丁同意将这些情况汇报给他的“同事”后，再把结果转达给香农。

    他第二天打来电话说，香农的工资和所需的经费都已得到批准，写给瑞士银行指示他们汇款的信已寄出。

    香农预订了星期五伦敦飞往布鲁塞尔的机票，以及星期六上午从布鲁塞尔取道巴黎抵达马赛的机票。

    那天夜里他是和朱莉娅一起度过的。星期四白天和夜间也是如此。然后他收拾好行装，把房间钥匙附在一封说明情况的信里一并寄给了这幢公寓的主人。朱莉娅开着她那辆红色的豪华赛车送他去机场。

    当他们站在2号楼标有“送客止步”字样的海关入口处时，朱莉娅问他：“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吻了吻她说。

    “那么让我和你一道去。”

    “不行。”

    “你会回来的。我虽然没有问过你到底上哪儿去，但我知道那一定是个危险的地方。你不可能仅仅是去出趟差，不会是桩普普通通的差事。但你会回来的，你一定得回来。”

    “我永远不会回来了。”他平静地说，“重新去找个男人吧，朱莉娅。”

    她开始抽泣起来。

    “我谁也不要。我爱你，可你却并不喜欢我，这就是为什么你说再不和我见面的原因。你已另有情妇了，要不然你不会这样。你是去和另一个女人相会……”

    “根本没有什么女人在等待我。”他抚弄着她的头发说。一个机场警察若无其事地在一旁观望着。无论是在什么送行处，眼泪都是司空见惯的。香农明白，从此再也不会有别的女人躺在他的怀抱里了，有的只会是枪，一支夜间靠在他胸口、泛着冰冷的蓝光、给他带来莫大安慰的钢枪。当他最后在她前额上吻别时，她还在哭泣着。随后，他便向护照检查处走去。

    半小时后，这架“萨贝那”喷气客机在伦敦南部上空盘旋了最后一圈，开始飞回布鲁塞尔了。机翼下，肯特郡的土地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英伦三岛的5月，正是春光明媚。从舷窗向下望去，大片大片盛开着的苹果花、梨花和樱花，给大地披上了一层粉红问白色的艳装。

    通向森林深处的小径两旁，山楂已开始结果。绿白相间的七叶树，郁郁葱葱，高大的橡树上，到处都是成群成群的野鸽。香农多年前就已对这个国家非常熟悉了。当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查塔姆，他骑着一辆买来的旧摩托车，逛遍了兰博霍斯特和斯马敦之间那些古老的乡村酒家。如果你是那种喜欢扎下根来的人，这是一个美妙的国家，一块适于安居乐业的国土。

    10分钟后，机舱里坐在后排的一位旅客对空中小姐抱怨说，前面有人在吹着一支单调的曲子，搅得他六神不安。

    星期五下午，“猫儿”香农花了两小时才取完瑞士寄来的全部汇款，结清他在布鲁日银行的账户。他开了两张5000英镑的银行保付支票，这种支票可转入其他地方的银行账户，再从那儿兑换成若干旅行支票。他把另外10000英镑全部换成500美元一张的支票，这种支票只需签上名便可作为现金使用。

    当晚，香农住在布鲁塞尔。次日晨，他搭上那架预订好票的飞机经巴黎去马赛。

    到马赛后，他在机场坐出租汽车前往市郊一家小旅馆。朗加拉蒂曾化名拉瓦隆一度在此住过，如今詹尼·杜普里仍遵命住在这儿。他没能见到杜普里，因为他上街去了，直到傍晚才回来。他俩一道开着香农租来的一辆车，驶向土伦。第52天即将过去了，落日的余辉洒满了眼前这座形状不规则的马赛军港。

    迪福特海运代理行星期日休息。不过，这也无妨，因为他们会面的地点是在这家商行门前的人行道上。当时钟敲响9点，香农和杜普里在这儿见到了马克·弗拉明克以及朗加拉蒂。这是几周来他们第一次团聚在一起，惟有塞姆勒不在场。他现在应该在大约100英里外的大海上，坐着“托斯卡那号”向土伦驶来。

    在香农的建议下，朗加拉蒂从附近一家咖啡馆给港务长办公室挂了个电话，证实了“托斯卡那号”在热那亚的代理人的确已经打来电报，通知土伦港，这条船将于星期一上午抵达，港口已替它留好了泊位。

    他们当天再也无事可做，于是一起坐上香农的车，沿着海岸公路驶向马赛。他们在萨纳里镇那座圆石砌成的渔港里游泳，消磨了这一天余下的时光。虽然小镇风景如画，气温宜人，满是休假的人群，但香农却无法使自己轻松起来。四人中只有杜普里买来了游泳裤，跃进港口防波堤顶端的海水里嬉戏着。他后来说，水依然冰冷刺骨。事实上，要等6、7月份，大批游客开始从巴黎向南蜂拥而来时，海水才会真正暖和起来。不过，到那时，他们都已在忙着准备袭击另一座港城了。那座港口也不见得比眼前这座大多少，但却坐落在遥远的大洋彼岸。

    这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香农都是和弗拉明克、朗加拉蒂一起，坐在店主夏利开的德塔顿酒吧的平台上度过的。他身体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脑子里却在紧张地盘算着明天上午将面临的考验。他想到在南斯拉夫和西班牙购买的那些军火也许会发生意外，推迟交货，或者因为某种不得而知的官僚体制的弊病而被卡住不放，但他们无论如何决不可能在南斯拉夫或者西班牙被捕。或许在检查船只时他们会被扣留几天，但仅此而已。可是，明天上午却完全不同了。万一有人坚持要严格检查那几只油桶的话，他们就将在鲍姆特斯——就是星期六他从马赛开车向土伦途中见到的那座高大的、警卫森严的要塞监狱里度过几周，甚至会是几年难挨的时光。

    “等待总是最糟糕的事情。”当他付清账招呼他的三个伙伴走向汽车时，他情不自禁地想道。

    然而，结果竟比他们设想的要顺利得多。

    土伦是作为一个规模巨大的海军基地而遐尔闻名的。远远望去，军港中泊满了法国海军的各类战舰。那个星期一上午，军港中最吸引游客和岸边行人注意的，是战列巡洋舰“让一巴尔号”。这条军舰才从法属加勒比海群岛巡航归来，舰上挤满了成群的刚刚关响、正迫不及待准备上岸去寻欢作乐的海军官兵。

    紧连着海军基地的是游港。游港正面是宽广漂亮的海滨广场。广场上，一长排漆得光彩夺目的露天咖啡座上挤满了人群，他们正乐不可支地沉浸在地中海沿岸各国人民最心爱的娱乐之中——静观着生活以惯常的步伐从身旁轻轻地踱过。大家坐在一把把大遮阳伞下，悠闲自在地注视着港湾里四处随波逐浪的游艇。游艇从舷外发动机推进的小橡皮船到漂亮豪华的远洋快轮，应有尽有。

    东边码头上，停着十多条未出海的渔轮。堤岸上有一长排房屋，海关、货栈和港口办公室都在那儿。

    再往远处去，是小小的、几乎难以引人注目的商港。“托斯卡那号”就在正午前不久赶到这儿的。

    香农坐在50米外的一个缆柱上，等待着它系好缆。他能清楚地看见塞姆勒和沃尔登伯格一起正站在甲板上。那个塞尔维亚人轮机师没露面，也许仍然缩在他那心爱的轮机舱里。甲板上另外还有两个人影在晃动，忙碌着放下一圈圈的缆绳。他们一定是沃尔登伯格招募来的新船员。

    沿码头驶来一辆小汽车，在“托斯卡那号”舷梯旁停下，从中钻出一个穿着一身黑西装的胖胖的法国人，登上了船的甲板。此人便是海运代理行的代表。没过多久，他下了船，沃尔登伯格跟着他一起慢慢地踱向海关。他们在那儿待了将近一小时，然后胖子开车回城里去了，沃尔登伯格则返回船上。

    香农又等了20分钟，接着也慢吞吞地走向“托斯卡那号”，爬上了甲板。塞姆勒招呼他走下通往船上客厅的舱口。

    “喂，情况怎么样？”当他俩在客厅里坐定后，香农问。塞姆勒高兴地笑了起来。

    “一帆风顺。”他说，“我已办理好了新船长证书，彻底检修了轮机，买了许多毛毯和12个泡沫塑料床垫。船员们谁也没啰嗦什么，沃尔登伯格船长仍以为我们是在准备偷运非法移民进入英国境内。

    “我通过‘托斯卡那号’在热那亚的代理人，替我们在这儿预订了泊位。填写的运货单，是说我们将装载一批各式运动器材和旅游野营装备前往摩洛哥沿海港口。”

    “机器润滑油呢？”

    塞姆勒脸上又泛起了微笑。

    “在船长订好货后，我悄悄地打电话把订货给取消了。当润滑油没能按期运到时，船长打算推迟一天出发。我没同意，对他说，我们一定要及时赶到土伦。”

    “好极了。别让沃尔登伯格再去订货，告诉他你自己已经预订了。这样，他自然就会等润滑油运来。刚才上船的那个人……”

    “是海运行的代表。所有的货虽还在关栈里，但他已办好一切手续，打算下午派两辆车把东西全部运来。装货的木箱体积不大，船上的起重吊杆就能把它们吊上船。”

    “行。让他和沃尔登伯格去忙那些证件和运单。货全部装完一小时后，油料公司装油的货车就会到达，是朗加拉蒂开的车。你身上剩的钱够不够付油款？”

    “够了。”

    “那么用现金付清油款，开上一张签字发票。油桶装船时，千万不能重掉重掼；我们最担心的是，万一哪只桶底脱落，藏在里面的枪会滚得到处都是。”

    “人什么时候上船？”

    “天黑以后。一个一个地上船。其实就只有马克和詹尼两人，我把朗加拉蒂暂时留了下来，一是因为那辆车是他的，二是最后还有件工作需要他去完成。船什么时候能起航？”

    “今晚任何时候都行。我能安排好。实际上，经理这工作倒真是个美差。”

    “可别太忘乎所以，这仅仅是工作需要。”

    “没问题，猫儿。暧，船得准备向哪儿开？”

    “布林迪西。知道这个港吗？”

    “那还用说。我从南斯拉夫偷运到意大利境内的香烟，比你吃过的面包还多呢！我们在那儿装什么？”

    “啥也不装，你就在那儿等我的电报。我将在西德把你们的下一个目的港和应该到达的时间通过布林迪西港办公室电告给你。然后你必须在当地找个轮船代理人，让他发电报给那个南斯拉夫港口，询问一下情况，再预订个泊位。你到南斯拉夫境内不会有问题吧？”

    “我想可以的。不管怎么说，到时候我不下船就是了。我们还得再装武器吗？”

    “不错，至少计划是如此。不过，目前我还只能希望我的军火商和南斯拉夫官员没把事情给弄糟。你们准备好所有的需要的航海图了吗？”

    “准备好了，我按你说的在热那亚港全部买齐了。你明白，到南斯拉夫后，沃尔登伯格一定会获悉我们究竟装的是什么货，到时候他就会清楚我们干的不是偷运移民。那些小艇、发动机、步话机和衣服等等都没什么，但军火可就是另一码事儿了。”

    “我知道。”香农说，“得准备花上点钱。可我相信他会深知其中利害关系的。因为到那时，船上有你、我、詹尼和马克。此外，我们还可以公开告诉他油桶里装的是什么。届时他将发现自己已陷得太深，欲罢不能了。那两个新招来的船员情况怎么样？”

    塞姆勒点点头，捻熄了他的第五根香烟，小小的客厅里早已是烟雾腾腾的了。

    “很好。是两个意大利人，都是硬汉子，但很听话。我估计，他俩都是警方追捕的罪犯，能到这么一条船上藏身，他们真该谢天谢地了。这两个家伙恨不得船现在就能出海。”

    “好极了，这么说，他俩不愿在别国上岸，因为他们没有证件，会被扣下遣返回国，直接送交本国警察。”

    沃尔登伯格这一件事儿干得不坏。香农和那两个新船员见了面，互致问候。塞姆勒只是简单地介绍说，香农是总公司的人。沃尔登伯格把他的话译给那两个人听，两人中诺比阿托是大副，西帕内亚尼是甲板水手。他俩对来客显得毫无兴趣。香农对沃尔登伯格交代了几句便告辞了。

    3点左右，迪福特海运代理行的两辆货车，由上午来过的那个胖子跟着，开到“托斯卡那号”旁停下来。一个法国海关官员手中拿着活页书写板，从海关办公室来到现场。他站在一边，注视着船上的起重吊杆把一箱箱的货吊上船。首先是四箱为在休假地工作的摩洛哥工人准备的各式服装、背包、靴子和贝雷帽；接着是三艘装在箱内的大型橡皮艇，以及配套的三台舷外发动机——这些是供游客进行海上运动使用的；最后是两箱各种照明弹、夜用望远镜、压缩空气作动力的船用雾笛、无线电步话机和罗盘，这是给轮船出海准备的。

    海关官员对全部货物逐项作了记录。他从海运行的代表那儿了解到，这些货不是从西德或英国运来存在关栈内准备转口的，就是在当地买来无需出口执照的一些普通物资。海关官员甚至都不屑开箱亲眼看看里面的东西，他与这位海运行的代表很熟悉，天天打交道。

    货装完后，海关官员在运货单上盖了个印。沃尔登伯格用德语对塞姆勒嘀咕了一些什么，后者把这几句话译成法文。他对海运行代表解释道，沃尔登伯格需要为船上的轮机准备一些润滑油，他们在热那亚时曾订了货，但商店未能及时送到。

    商行代表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

    “需要多少？”

    “五桶。”塞姆勒回答说。站在他身边的沃尔登伯格听不懂这几句法文。

    “要这么多吗？”海运行代表问。

    塞姆勒大笑起来。“这条老掉牙的破船，用起润滑油和烧的柴油一样多。再说，我们打算在这儿多买上一些，免得以后再麻烦。”

    “你们什么时候要？”

    “今天下午5点行吗？”塞姆勒问。

    “6点吧。”胖子答应道。接着他把润滑油的数量、种类、交货时间都记在本子上。他抬头望望海关官员，后者点头表示同意，而且显然是由于对此兴味索然，干脆转身先走了。没过多久，胖子也坐上自己的车离去，那两辆货车跟在他后边。

    5点时，塞姆勒走下“托斯卡那号”，来到堤岸上一间咖啡馆里，给那家代理行打了个电话，通知他们润滑油不要了。他告诉对方，这是由于船长在船上锁着的后仓里发现了满满一桶润滑油，足够用好几周。那个胖子对此很恼火，但也只好同意取消订货。

    6点钟时，沿着码头小心翼翼地驶来一辆货车，在“托斯卡那号”对面停下来。开车的让·巴普蒂斯特·朗加拉蒂身穿一套鲜绿的工作服，背后印着“卡斯特罗尔”几个大字。

    他打开车厢门，在后踏板上铺了一块长木板，然后轻手轻脚地从车厢里沿着斜板依次滚下五只油桶，正在值班的海关官员从办公室的窗口里探出头望了望。

    沃尔登伯格注意到了他的视线，便挥挥手，指指油桶，又指指身后的轮船，高喊道：“OK？”接着，他又用带着浓厚的外国口音的法语补充道：“行吗？”

    海关官员在窗口点点头，然后缩回身去在书写板上作了记录。沃尔登怕格命令那两个意大利船员把油桶放进挂篮，接着用船上的绞车逐一把它们吊上了甲板，塞姆勒显得异乎寻常地积极，主动前来帮忙。当油桶吊过船舷时，他紧紧地扶稳，用德语对绞车上的沃尔登伯格高声嚷道，放下油桶时要轻一点。油桶被移进了黑暗通风的底舱，舱口盖上了舱盖。

    朗加拉蒂从码头上回来后，离开了那辆车。几分钟后，那套绿色工作服被扔进了市中心的一个垃圾罐里。香农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坐在码头另一端的系缆柱上，注视着油桶吊上船的全过程。他紧张得屏住呼吸，真恨不得能像塞姆勒那样去干。对他来说，闲在一旁目睹这扣人心弦的一幕，比亲自动手参加不知要难受多少倍。

    当一切完成后，“托斯卡那号”上平静了下来，船长和其他三人都回到甲板下面的舱房里。轮机师把船缓缓地在潮湿、充满盐味的空气中转了个向，然后回到他那间柴油机舱里。过了半个小时，塞姆勒偷偷地溜上码头来找香农。他们走过三个拐角后，在远离港口视野之外的地方见了面。

    塞姆勒笑嘻嘻地说：“我说过吧，没问题。”

    香农点点头，高兴地舒了口气。他虽说比塞姆勒更清楚这场赌注的利害关系，但却对码头装货的种种过程一窍不通。

    “你什么时候能把人弄上船？”

    “海关办公室9点关门，让他们在夜里12点到1点之间来，我们已安排好明晨5点起航。”

    “好的，”香农说，“我们现在一起去找他们喝点酒，然后你得赶紧回船上，以防还会遇上什么盘查。”

    “不会再有了。”

    “无论有没有，还是小心为妙。我希望你能像母鸡带小鸡似地照料好那批货。在我允许之前，别让任何人靠近那些油桶。到南斯拉夫港口后，我们再打开天窗说亮话，告诉沃尔登伯格船上究竟装的什么。”

    在事先约好的一家咖啡馆里，他们见到了另外三个雇佣兵。大家一起喝了几杯啤酒散散热。此时正夕阳西下，土伦港就像一只盛满海水的巨碗，阵阵微风吹皱了水面，轻拂着喧闹的大街。远处有几只游艇，不断随风转动着白帆，好像舞台深处踮起脚尖急速旋转的芭蕾舞演员。塞姆勒8点时离开了他们，独自先回“托斯卡那号”去了。

    詹尼·杜普里和马克·弗拉明克午夜后悄悄地溜上了轮船。5点正，香农和朗加拉蒂在码头上盯着“托斯卡那号”渐渐滑向大海深处。

    第二天上午9点，朗加拉蒂开车送香农去机场。吃早饭时，香农已经对他作过一番最后的指示，并且给了他足够的行动经费。

    “我真想和你待在一起，或者跟船一道走。”朗加拉蒂说。

    “我知道。但我需要一个精干的人去完成这项任务。这件事非常重要，办不好我们就不可能在战斗中取胜，因此我需要一个可靠的人去干。再说，你还具备了另一有利条件，你是个法国人。你在那些人中有两个熟人，其中一个会说一点法语。杜普里带着他的南非护照根本就进不了那个国家，我得把弗拉明克留在船上，船员中有人闹事时，他可以出面压住阵。当然，干那种事，你凭着身上的刀远远胜过弗拉明克的两只拳头，但我并不希望真的大打一场，只不过是想让那些船员明白，最好还是放乖点为好。塞姆勒必须照看航行，这样，万一沃尔登伯格胆小溜掉，他可以顶上去。事实上，一旦发生了最坏的情况，沃尔登伯格临阵逃脱，那就非得塞姆勒接替船长不可。所以，这项任务只有你承担了。”

    朗加拉蒂终于答应下来，显得比刚才稍稍热情一些。

    “他们都是些好小伙子，”他说，“能和他们重逢，真是件令人快慰的事儿。”

    当他们在机场分手时，香农又提醒他道：“如果我们到了那里没有后援，就全部完蛋了。所以，一切都得看你于得怎么样了。事情都已就绪，你只要照我讲的去做就行，妥善处理好出现的小问题，一个月后再见。”

    他离开朗加拉蒂，走过海关，登上了那架取道巴黎去汉堡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