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农进来时，西蒙·恩丁正看一份那天早晨他飞赴罗马前在伦敦买的《泰晤士报》。爱克赛西亚旅馆的客厅里几乎空空荡荡，绝大多数近晌午时才喝咖啡的旅客，都到平台上欣赏近在飓尺的罗马混乱的交通，人们大声喊叫着，以使对方能在这一片嘈杂声中听见自己的话音。

    香农选择罗马作为与恩丁会晤的地点，完全是因为它东近杜布罗夫尼克，西临马德里。他从未有幸光临于此，因而不禁对那本把罗马吹得天花乱坠的导游小册子感到纳闷不已。眼下这座城市里至少有七起不同的罢工，其中之一是清洁工人组织的，大街小巷满是果皮和其他垃圾，整个城市在骄阳的照耀下散发着阵阵恶臭。

    他在恩丁身边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愉快地享受着在苦熬了一小时出租汽车的闷热之后大厅里迎面扑来的冷气。恩丁在一旁翻着白眼看他。

    “你失去联系的时间够长了，”他冷冷地说，“我的同事已在开始怀疑你是不是溜之大吉了，那可不是聪明人的举动。”

    “在我有事要汇报前，没有和你接头的必要。那条船肯定不可能在海上飞来飞去，它得花上不少时间才能从土伦赶到南斯拉夫，在这段时间内毫无汇报的必要。顺便问一下，你把那些海图带来了吗？”香农说。

    “少不了你的。”

    恩丁指指身边椅子上胀鼓鼓的手提箱。

    接到香农从汉堡的来信后，他一连跑了几天伦敦利登霍尔大街上三家第一流的海图公司，分批买下了从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到南非开普敦的非洲沿海全部海图。

    “你到底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海图？”他恼火地问，“其实只要一两张就足够了。”

    “为了保险起见。”香农简单地答道，“如果你或我在过海关时遇上检查，或者假使船停在港口时遇上了登船搜查，单独一张海图就可能把航行目的地给暴露出来。有了这么多海图，包括船长和船员们在内，谁也不可能发现我究竟对非洲海岸上哪一部分感兴趣，我一直要到最后关头非说不可的时候才会告诉他们。到时，他们再想要什么花招就已太晚了。你还带了幻灯片吗？”

    “带了，当然带了。”

    恩丁的另一件工作是将香农在赞格罗时弄到的所有画片、克拉伦斯的地图和草图、以及赞格罗沿海的其余部分都制成幻灯片。

    在土伦时，香农已亲自把他在伦敦机场免税商店买的一架幻灯机送上了“托斯卡那号”。

    他向恩丁汇报了离开伦敦后的全部活动，其中包括他在布鲁塞尔的停留，在土伦把自动枪和其他物资装上“托斯卡那号”的情况，在汉堡和施林克尔、贝克分别商谈的结果，以及几天前在南斯拉夫的普洛切港把军火弄上船的经过。

    恩丁静静地听着，不时对香农汇报的要点作下笔记，以供他自己以后向詹姆斯·曼森爵士汇报之用。

    “‘托斯卡那号’目前在哪里？”他终于发问道。

    “现在应该在撒了岛南面略偏西一点的海面上，正在驶往巴伦西亚的途中。”

    香农继续谈了他今后三天的计划：在巴伦西亚装上40万发9毫米子弹后就驶向目的地。不过他只字未提他手下的一个人已经在非洲了。

    “现在该轮到我向你打听几件事了，”他对恩丁说，“进攻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黎明时分会怎么样？我们肯定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某个新政权应该尽快接过大权，在总统府建立起来，通过电台宣布政变成功和新政府成立的消息。”

    “这些都已想到了，”恩丁轻描淡写地说，“实际上，新政府是整个行动的关键。”

    他从手提箱里取出三大张打满了字的纸。

    “这些是给你的指示，从你攻下总统府、消灭或者击溃军队和卫兵时候起的行动计划。读一遍，记住它，然后在我们分手离开罗马前烧掉这些纸。你得把全部东西都装在脑袋里。”

    香农的目光飞快地扫过了第一页纸，上面毫无使他惊讶之处，他早已估计到曼森想推上总统宝座的那个人一定是博比上校。显然，这上面提到新总统时只是简单地用“X”来代替，但他深信此人一定就是博比上校。计划的其余部分，据他看来简单得不值一提。

    他抬起头来瞥了恩丁一眼。

    “你到时候在哪里？”他问。

    “在你的北方100英里处。”恩丁答道。

    香农明白恩丁是指将在赞格罗北方邻国的首都等待，从那儿，有一条公路沿海岸直达两国边境，再通向克拉伦斯。

    “你保证能收到我的电讯吗？”他问。

    “我将带上一台功率强大、收听范围极广的手提式半导体收音机，我打算买上一台‘布朗牌’质量最好的收音机。假如发射波的频道和频率对头，它肯定能收到那个范围内所有的广播。一部船用电台的功率非常强大，发射的信号即便在两倍于此的距离上也能清楚地收到。”

    香农点点头，继续读了下去。全部阅完后，他把纸放在桌上。

    “看上去倒头头是道，”他说，“不过有件事得先讲清楚：我将在规定的时间里，用指定的频率从‘托斯卡那号’上的电台进行播音，届时船将在距岸边的五六英里的海面上漂泊，如果你听不见我的呼叫或者空间静电干扰太大，那可不是我的责任，一切都得看你能否收到我的信号。”

    “一切都得看你是否广播。”恩丁反驳道，“决不会出问题的，我们已进行过实际试验，我的收音机肯定能收到‘托斯卡那号’上的电台在100英里外发射的电波。也有可能你的第一遍呼叫我没收到，但如果你重复30分钟，我决不会收不到。”

    “那就这样吧。”香农说，“最后一点：克拉伦斯城里发生的事不可能很快就传到边境哨所。换句话说，到那时守卫边境的还是文杜族哨兵，怎样才能通过他们的盘查可是你的事儿了。此外，你们过了边境后，尤其是在快到克拉伦斯时，说不定会在路上碰到被我们击溃的残兵败将，虽说那都是些逃向丛林的惊弓之鸟；但仍然有一定的威胁性，假定你们无法对付呢？”

    “没问题，我们会带上帮手的。”恩丁答道。

    香农对此做出了恰如其分的估计：为了将来在赞格罗采矿的需要，曼森会替恩丁配上帮手的。作为公司的一名高级负责人，他们会给他提供一辆卡车或者吉普，也许还会给他装备两支大口径连发猎枪。香农第一次这样想，恩丁说不定会随身带上几个打手来保护他那条狗命。

    香农记住了密语和电台频率后和恩丁一起在男厕所里把这几张纸烧了。一小时后，他们分手，彼此再也没啥可谈的了。

    马德里市区一幢大厦的六层楼上，坐落着西班牙陆军部军火出口处的办公室。花白头发的出口处主任安东尼奥·萨拉泽上校，此时正端坐在写字台前，逐字逐句地细阅着文件。上校生来头脑简单，只知奉公守法，尽忠职守，献身于自己的祖国——他心爱的西班牙。他心目中的西班牙便是佛朗哥，在他看来，这位身材矮小。老态龙钟、正襟危坐在马德里市郊豹宫内的大元帅，就是民族的象征，正义的代表，真理的化身。安东尼奥·萨拉泽是个铁杆佛朗哥分子。

    他已年逾58岁了，距退休只有24个月的光景。当年佛朗西斯科·佛朗哥率领部下在富恩希罗拉海滩登陆时，他是其中成员之一。那时的佛朗哥——如今的西班牙元首——是被共和政府作为叛乱者驱逐出境的，他带着人马打回来，发动了一场反对马德里共和政府的内战。当时追随他的人寥寥无几，都被共和政府缺席判处了死刑，而且也确曾濒临过绝境。

    那时，年轻的萨拉泽中士是个地道的好兵，他对一切都从来不闻不问，只管坚决执行上司所有的命令，冲杀在战场和刑场上。他虔诚地笃信上帝、圣母玛丽亚、西班牙和佛朗哥。

    在另一支军队，另一个时代时，他至多只能在退休前混到上士。然而，命运驱使他走进了内战时期的佛朗哥军队，使他在战争结束时就获得了上尉军衔——当时的最高军阶之一，并且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他出身于货真价实的工农家庭，受过的文化教育几乎等于零，但今天终究晋升到了上校，对此他感激涕零。目前他担负的工作在西班牙国内纯属绝密，无论何时何地，从没有哪个普普通通的西班牙公民会听说他们的祖国竟向几乎所有的买主大量出售武器。在大庭广众，西班牙总是对国际军火交易深表遗憾，谴责这是违反人道的行径，是给如今已被战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这个世界雪上加霜。但是暗地里，西班牙政府却从军火交易中大发横财。安东尼奥·萨拉泽便是西班牙政府能够委以如此重任的极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受命执掌审核大权，最终决定是否颁发出境执照，并对这一切守口如瓶。

    面前的这份公文已在他手里停留四周了，这份卷宗里的各类文件，分别由国防部、外交部和财政部审查过。国防部证实9毫米子弹并非秘密武器，虽然他们不明白当局何以要提这一问题；外交部肯定，伊拉克共和国拥有9毫米子弹，将丝毫无损于西班牙的现行外交政策，尽管他们也不知这一问题的用意；至于财政部，只是简单地去查看了一下西班牙大众银行的某个账户上是否已收到并结清了一笔美元。

    这份公文最上面一页是张申请报告，请求将一些木箱从马德里运往巴伦西亚，装上一条名叫“托斯卡那号”的货船出口。压在这张申请下面的，便是他亲笔签发的出境执照。

    他扫了一眼坐在对面的一个文职官员。

    “为什么要变动？”他问。

    “上校先生，这只是因为在未来两周内巴伦西亚港实在无法提供一个泊位，港区已挤满了船。”

    萨拉泽上校在喉咙里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这个解释是合乎情理的，巴伦西亚港每到夏季总是拥挤不堪，附近甘西亚地区无数柑桔要从这里装船出口。可他仍然厌烦这个变动，他喜欢照章行事。他也厌烦这笔生意，这批订货对于一个国家的全部警察部队来说，是太小了，实在微不足道，仅够1000名警察打上一小时的靶。他也不信任施林克尔，他对这个老滑头是了如指掌。有一次这家伙同陆军部洽谈一笔交易时，私自加进了一批订货，其中包括替叙利亚买的10000多发炮弹。

    他又翻阅了一遍眼前的公文。窗外，教堂的大钟敲了一下。1点了，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他还是没能看出什么差错，连那份“最终使用人证书”都毫无问题，所有文件上都有与之相符的大印。他只希望能从哪里挑出一星半点毛病，无论是从“最终使用人证书”上或者是从那条货轮所属的轮船公司中。可惜一切都无懈可击。他无可奈何，终于做出了批准的决定，在申请报告上胡乱涂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把卷宗塞回到那个文职官员手中。

    “行了，行了，”他咆哮道，“改在卡斯特利翁。”

    “我们只好把装船的港口从巴伦西亚改在卡斯特利翁了。”两天后的一个晚上，约翰·施林克尔对香农说，“如果你坚持要把装船安排在20号，那就别无选择，只好如此。几周来，巴伦西亚港一直拥挤不堪。”

    “猫儿”香农坐在蒙得纳罗旅馆这位德国军火商房间里的床上。

    “卡斯特利翁在哪儿？”他问。

    “沿海岸向北走40英里。它比巴伦西亚港小一些，但要清闲得多。对你来说，它也许要胜于巴伦西亚港，因为装货的速度大概会更快些。巴伦西亚港的那位船运代理人已得到通知，他将亲自北上去卡斯特利翁监督装船。只要‘托斯卡那号’用无线电和巴伦西亚港一联系，有关方面就会把变换港口的事告诉它。假如船得知消息后迅速改变航向，只需多花两小时便能抵达卡斯特利翁港。”

    “那我上船的事怎么办？”

    “唔，那可是你自己的事了。”施林克尔说，“不过我还是已经告诉那个代理人说，有个10天前在布林迪西港离开‘托斯卡那号’的水手正准备在此重新上船。我也已经通知他，水手名叫基思·布朗。你的证件办得怎么样啦？”

    “好了，完全符合手续，包括护照和商船海员证。”

    “卡斯特利翁港海关办公室20号早晨一开门，你就会发现那个船运代理人的，”施林克尔对香农说，“他叫莫兹尔先生。”

    “马德里这一边的情况怎么样？”

    “弹药将于明天，也就是19号晚上8点到午夜之间由陆军来人监督装车。午夜装车完毕后在军队押运下出发，次日清晨6点港口上班时到达卡斯特利翁港区大门。如果‘托斯卡那号’没有误点，那它应该在夜里就已进入港口停泊好。运弹药的是辆民用卡车，是我常打交道的那家运输公司的车，他们办这种事很有经验，效率很高。我己吩咐过那家运输公司的经理，要他亲眼看着押运车队离开仓库，然后立刻给我来电话。”

    香农同意了，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可能会失误的地方。

    “到时候我再来。”说完，他告辞了。

    那天下午，他从一家著名的国际租车公司马德里办事处租了一辆奔驰高速汽车。

    第二天夜里10点半，他来到蒙得纳罗旅馆和施林克尔一起静候电话。两人都有些坐立不安，这是人们在一项精心安排的计划胜利在望时必然面临的心境；因为他们时刻担心，就在最后一瞬间会出现某个意外而使全局功亏一篑。施林克尔对此事的关心程度决不亚于香农，虽然原因不尽相同。他明白，万一出了大问题，当局很可能会下令全面审查他搞来的“最终使用人证书”，而那份证书绝对经不起如此审查。西班牙政府只要和伊拉克内务部一联系，一切都得完蛋。假如他在此事上露出马脚，那么他和西班牙政府商定的其他一些相比之下利润远为可观的合同肯定就会告吹。想到这里，他再次为当初没有回绝这笔生意而懊恼不已。可是和绝大多数军火商一样，他也极其贪婪，见钱眼开，从不肯放过任何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对他来说，见钱不赚，宛如刀割他的心头肉。

    已是午夜时分了，仍然没有电话。又过了半小时，还是音信全无。香农焦躁不安地在室内来回踱步，向坐在他身边喝着威士忌的这个大腹便便的德国佬咆哮着，发泄胸中的怒火。12点40分，电话铃响了，施林克尔扑上去抓起话筒，用西班牙语说了几个字，然后等待着。

    “是谁？”香农急促地问。

    “停一下。”施林克尔挥挥手叫他别吭声。接着，电话另一端换了个人，双方开始用香农听不懂的西班牙语交谈起来。最后，施林克尔眉开眼笑，对着话筒连说了几遍“谢谢”。

    “货已上路了。”他放下话筒后说，“押运车队15分钟前离开仓库，驶向卡斯特利翁。”

    他话未说完，香农已冲出了房门。

    虽然在马德里通往巴伦西亚的这段高速公路上押运车队时速可达100公里，但它仍然远非奔驰轿车的对手。香农花了40分钟，驶出道路纷繁杂乱的马德里郊区，他估计车队由于熟悉路，花在这儿的时间要比他少得多。但是驶上高速公路后，他就把奔驰的速度加快到每小时180公里。一路上，当他超过成百上千辆隆隆驶向海边的卡车时，他都逐一仔细端详着，终于在距巴伦西亚40公里处，雷奎那镇稍过一点的地方发现了自己要找的车队。

    他的车灯照亮了一辆盖着篷布的8吨载重卡车和紧跟在后面的军用吉普。当他疾驶过卡车时，注意到了车身一侧的名字和施林克尔说的那家运输公司完全相符。卡车前面还有一辆军车，这是一辆四个门的大轿车，他可以清楚地看见车后边坐着个军官。香农一脚踏下加速器，奔驰风驰电掣般地冲向前方。

    到达巴伦西亚后，他绕过这座正在熟睡的城市，按照路标，开上了通向巴塞罗那的“E26号”公路。高速公路就在巴伦西亚北面结束了，他只好跟在运柑桔的卡车和赶早的农场车辆后面缓缓行进，驶过了萨贡特附近古罗马军队用巨石建成的威武、神奇的堡垒，这堡垒后来又被摩尔人改建成伊斯兰教的要塞。4点刚过，他来到卡斯特利翁城，沿着写有“港口”字样的路标向前驶去。

    卡斯特利翁港距市区5公里，有一条狭窄然而笔直的公路通到那儿，公路尽头便是港口和码头，其他一无所有。

    和别的地中海港口一样，卡斯特利翁也分隔成三个部分：商港、游港和渔港。商港在左边，面临大海。如同所有的西班牙商港，它也围有一圈栅栏，大门口日夜守卫着全副武装的民防士兵。港区中央坐落着港务长办公室，旁边是附设餐厅的游艇俱乐部。从办公室向外望去，一侧是商港，一侧是游港和渔港，后边的堤岸上是一排货栈。

    香农转向左面把车停在了路边，然后他钻出汽车步行前去，在环绕着商港的栅栏中间找到了大门。大门紧锁着，门内的岗亭里有一个正在打瞌睡的哨兵。他透过铁栅向里望去，发现了停泊在港口最边缘的“托斯卡那号”，不由宽慰地长舒了一口气，一屁股坐下来等待6点钟开门。

    6点差一刻时，他又来到了大门边，冲着里面那个民防军哨兵微笑着点点头，可对方只是冷眼回望着他。在朝阳的照耀下，他已能看见正向港口驶来的军用大轿车、卡车和吉普。车队在百码之外停了下来，跳下七八个士兵，围着车乱转。6点10分时，开来一辆小轿车，在大门边刹住，鸣着喇叭。接着，车中钻出一个身材矮小、衣冠楚楚的西班牙人，香农迎上前去。

    “是莫兹卡先生吗？”他问。

    “是的。”

    “我叫布朗，是准备在这儿上船的那个海员。”

    西班牙人皱起眉头。“什么？你说什么？”

    “布朗，”香农坚持道，“托斯卡那号。”

    西班牙人舒展开眉头。

    “啊，不错，是海员吧，请。”

    此时大门已开，莫兹卡掏出证件，然后指指香农，叽哩咕噜地对哨兵和开门的那个海关人员嘀咕了一会儿，香农几次听到了“海员”这个西班牙字眼。他们检查了他的护照和海员证，让他跟随莫兹卡来到海关办公室。一小时后，他上了“托斯卡那号”。

    9点钟时，海关当局事先未打招呼便对船上进行了一次搜查。他们把船长的运货单拿去进行检查，结果未发现漏洞。从马德里开来的车队停在码头边上，为首的是个瘦长身材的上尉。此人薄嘴唇、黄脸膛，长得就像个摩尔人。只见他和两个海关官员商谈了一阵，后者便登上船来，莫兹卡跟在后面。他首先核实了一下船上的物资是否与运货单相符，然后检查了船上所有的旮旮旯旯，但没有查看主货舱的地板下面。他们还到贮藏室看了看，打量了一会儿里面放着的一堆铁链、油桶、油漆罐，关上了门。搜查进行了一小时，引起他们生疑的是，为何沃尔登伯格船长在这么一条小小的船上雇了七个人。船长解释说，杜普里和弗拉明克是轮船公司的职员，由于在布林迪港错过了船，所以顺便搭上了前往叙利亚拉塔基亚的“托斯卡那号”，准备中途在马耳他下船。他俩都没有海员证，因为他们把身边所有的东西都丢在原来乘的那条船上了。当问起那条船叫什么名字时，沃尔登伯格随口说了一条他曾在布林迪西港见过的船。几个西班牙人听了后都没吭声，只是抬头望着他们的负责人，听候指示。那人瞟了一眼上尉，耸耸肩，然后下了船。20分钟后，开始装货。

    中午12点半，“托斯卡那号”慢慢地滑出卡斯特利翁港，转舵向南，驶往圣安东尼奥角。“猫儿”香农斜倚着艉栏，看着岸上一望无际碧绿的柑桔园，缓缓地向船后走去，心里百感交集。他想到，如今一切终于都已完结，从现在起，谁也无法再阻拦他了。卡尔·沃尔登伯格从他身后走来。

    “这是最后一个要停的地方了吗？”他问。

    “这是最后一次我们不得不打开货舱的地方。”香农答道，“我们还得在非洲沿海载上几个人，但到时候只须停在航道上就行，那些人将乘小艇上来，都是些专在甲板上装卸货物的当地工人，至少他们是作为这些人上船来的。”

    “我身边带的海图最远只够用到直布罗陀海峡。”沃尔登伯格提出异议。香农拉开身上防风外套的拉链，掏出一卷海图，大约占恩丁在罗马交给他的一半。

    “这些，”说着他将图纸送了过去，“将够你最远用到塞拉利昂的佛里敦，那儿就是我们停下来搭乘几个当地工人的地方。请你于7月2号正午前把船开到那儿，那是约好的时间。”

    船长转身回舱房计算航程和速度去了，香农独自站在艉舷旁。成群结队的海鸥，轮番在船尾追逐着，寻找正在厨房内准备午饭的西帕内亚尼扔下的零星食物。它们呱呱尖叫着，扑下来抢夺漂浮在浪花上的面包和蔬菜残屑。

    无论是谁，此刻只要侧耳细听，准会听见在海鸥刺耳的尖叫声中有人在吹着口哨，那是一支小调，名叫《西班牙的哈莱姆》。

    这时，在遥远的北方，另有一条轮船收起锚链，在领港员的指引下慢慢地驶出了阿尔汉格尔港。这是一条仅有10年船龄的5000吨货轮“科马洛夫号”。

    岸边的码头和货栈渐渐朝后退去，船长和领港员并肩站在船首温暖、舒适的桥楼里，各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注视着通向公海的航道。舵手不断根据领港员的指令把握着航向。在他的左侧，雷达荧光屏上绿光闪闪，扫描波跳跃着，显示出前方的海洋和更远处即便是在盛夏也永不消融的冰山。

    船尾镰刀斧头国旗下站着两个人，他们斜倚着栏杆，看着这个俄国港口缓缓退向身后。伊万诺夫博士紧咬着口中黑色香烟上的纸质过滤嘴，用力嗅着海上清新、盐渍的空气。两人都穿着厚厚的衣衫，尽管时令方才6月，但白海上刮着的冷风，仍然使人无法只穿衬衫。博士身边的是位年轻的技术员，此刻他正满怀激情，憧憬着他的首次海外之行。

    “博士同志。”他扭过头来对伊万诺夫说。

    伊万诺夫拿下嘴上的烟蒂，扔进了浮动着泡沫的海浪里。

    “我的朋友，”他答道，“我想既然我们现在到了船上，你可以直接称呼我的名字，叫我米哈伊尔·米哈伊诺维奇好了。”

    “但是在研究院……”

    “我们现在不是在研究院，是在一条船上。不管是在这儿，还是未来几个月在丛林中，我们都将生活在一个相当紧密的小圈子里。”

    “我明白了。”年轻人应声道，但这丝毫未打消他的热情。“您曾去过赞格罗吗？”

    “没有。”他的上司回答说。

    “可您去过非洲呀！”年轻人坚持道。

    “是的，到过加纳。”

    “那里是个什么样？”

    “到处都是丛林、沼泽、蚊子、毒蛇，以及那些连你说的半个字都听不懂的土人。”

    “可他们说英语，我们两边都会讲英语。”

    “在赞格罗不行，那儿的人不说英语。”

    “哦。”这个低级技术员曾从研究院巨大的图书馆里借过一本百科全书，读遍了书上全部有关赞格罗的词条。

    “船长告诉过我，假如我们抓紧时间，可以在22天后赶到那儿，那正是他们的独立日。”

    “他们干得好啊。”说完，伊万诺夫转身走开了。

    过了斯巴泰尔角，从地中海驶进大西洋后，“托斯卡那号”给直布罗陀港发了一封电报，请他们转发给伦敦的沃尔特·哈里斯先生。电文只是简单地说：“非常高兴地告诉你令兄病已痊愈。”这是暗语，意思是“托斯卡那号”已准时出发。假如电报上是说“令兄身体略有不适”，便指船虽已起航但误了时间，或者遇上了麻烦。如果不发电报，则意味着船未能从西班牙水域脱身。

    那天下午，在詹姆斯·曼森爵士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一次会议。

    当恩丁报告了这一消息后，这位大亨开口说：“干得好。香农现在还剩多少时间？”

    “还有22天，詹姆斯爵士。现在是时间表上的第78天，香农原定第80天从欧洲出发，那样的话，他剩有20天时间。他预计海上航行大约需16到18天，这当中包括因气候不好或发生故障引起的耽搁。即使是按他自己保守的估计，他眼下也还有4天余地。”

    “他会提前发起进攻吗？”

    “不会的，先生。进攻仍然是放在第100天上。如果有必要，他将把多余的时间用来在海上漂泊。”

    詹姆斯·曼森爵士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

    “那套租下的公寓房间怎么办？”他问。

    “已安排好了，詹姆斯爵士。”

    “那么，我看你就没有必要在伦敦再待下去了。上巴黎去办一张到科托努的签证，然后飞到那儿找上我们的新雇员博比上校，陪你到赞格罗的邻国去等待。假如看上去有些动摇，就再给他些钱。

    “你先到那儿住下，备好汽车和猎枪。当你收到香农准备在那天晚上发动进攻的信号时，把消息告诉博比，让他以博比总统的身份在那份采矿租约上签字，签字日期要弄得比真实时间迟一个月，然后把所有三份文本分别用三封挂号信寄给我。

    “在收到香农成功的信号前，你一定要把博比牢牢地控制在手上，然后你们就可以动身了。暧，你打算随身带上的那个保缥的情况怎么样？他准备好了吗？”

    “好了，詹姆斯爵士。他对到手的钱心满意足，已准备就绪。”

    “此人是副什么尊容？”

    “与他的职业正相称，就是我要找的那种人。”

    “要知道你还可能会碰到问题的。香农手下所有的人都会和他抱成一团，至少那些在战斗中没有丧生的人。他会给你带来麻烦的。”

    恩丁得意地笑了。

    “香农的人将跟着香农走，而我却可以牵着他。和所有的雇佣兵一样，他也有他的价钱。我会痛痛快快地把那笔钱给他的，但不是在赞格罗，而是在瑞士。”

    恩丁走后，詹姆斯·曼森爵士俯视着窗外市中心商业区的景色，揣摩着这个世界上是否真有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他还从未遇过这样的人。一位老前辈当年曾这样对他说过：“在金钱和武力并用之下，世上决无不动心之人。”自从他飞黄腾达后，他曾与政客、将军、记者、编辑、商贾、教士、企业家和大贵族、普通工人和工会官员、黑人和白人、幕前和幕后的打过多少次交道，又有哪一次未能证实这一信条？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西班牙航海家从此经过，他由海上打量时，发现陆地上这座遮住了东升旭日的大山，形状颇像一只狮子头，他于是便把这片陆地称为“狮子山”，并将这一名称传了下去。从此，这个国度便以“塞拉利昂”著称于世。后来，另有一个看见这座山的人，大概因为光线不同或者眼光不一，觉得它像是一个巨大的光环，因而把它叫做“光环山”，这个名字也传开了。又过了若干年，有一个白人异想天开，心血来潮，把建在这座大山影子下的城市命名为“自由城”，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7月2号，也就是香农计划中的第80天，刚过正午，“托斯卡那号”便来到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海岸外的三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抛锚停了下来。

    从西班牙出发后，一路上香农命令所有的物资都原封不动地放着，以防万一在弗里敦会遇上搜查。虽然他们在这个港口既不装货也不卸货。他们已把弹药箱上的西班牙文全部擦掉，用细砂纸将木箱表面打磨干净，再用模板在上面重新印上字，说明箱内装的是供喀麦隆海上油井钻机使用的配件。

    香农在途中仅仅吩咐大家做了一件事——把混装在一起的服装分类整理好，并且打开了那只盛着帆布背袋和背包带的木箱。西帕内亚尼、弗拉明克和杜普里动手把帆布背袋裁成一块块的布片，再用精针把它们缝制成20只又长又窄的小口袋，每只可放一枚火箭弹。这些奇形怪状、令人费解的长口袋和碎抹布一起，堆在小小的储藏室里。

    他们还把比帆布背袋小一些的军用背包也做了改动，剪去了上面的背包，只留下肩带、胸带和腰带。然后他们在肩带和腰带之间缝上交叉形的托带，大小可放进一只迫击炮弹箱，最多可装20发炮弹。

    他们在距岸边还有6英里时，把“托斯卡那号”即将抵达的消息电告给了弗里敦港港务长办公室，港口当局准许他们人内，但只让他们停泊在码头区外。这是因为“托斯卡那号”在此无货装卸，仅仅是来搭载甲板工人的，所以无需占用港口宝贵的码头设施。

    弗里敦是西非沿海输出甲板装卸工最多的港口之一，这些肌肉结实的工人精通索具和绞车的使用技术，是常年累月往返于这一带沿海小港口装运木材的货轮离不开的帮手。他们在弗里敦乘船外出工作，干完活后带着工资返回家园。由于这一带有上百个港口全都缺少相应的码头设施，因此船到这儿来装货只好使用自己船上的大型起重吊杆和绞车。这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热带的高温令人汗如雨下，船上的白人水手根本不愿承担这种苦差，而当地的土著劳动力不是难以招募就是对这种活计一窍不通，因而来此装货的船总是随船带上塞拉利昂装卸工人。途中，他们露宿在甲板上，吃饭自己动手烧，洗澡在船尾简单地用水冲一冲，无须船上为他们提供任何生活方便。正因为如此，当“托斯卡那号”声称是来搭载甲板工人时，港口当局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

    船抛锚停稳后，香农浏览了一遍沿岸的景色，发现满目皆是东倒西歪的小屋，看来港湾四周就是这个国家首都的贫民窟。

    天空沉云密布，但未下雨，闷热的空气使人觉得仿佛置身于暖房之中。香农浑身上下汗得湿透，他明白，从这里开始衣服就甭想有干的时候了。他的目光最后停留在海滨中心一座俯瞰港湾的大型旅馆上。如果朗加拉蒂现在已到了这座城市，那么这幢面临大海的建筑物，定是他栖身等候的地方。不过，也许他尚未到达，那就糟了，因为他们总不能在此永远等着。假使日落后他并没有按预定方案那样出现，他们就只好想办法找个借口继续待下去；比如说船上的冰箱坏了，不能想像哪条船能在冷藏系统失灵的情况下出航。香农将视线从旅馆转向停在码头的一条远洋货轮上，几条补给船正围着它团团转。

    其实，朗加拉蒂早在“托斯卡那号”停稳前便已发现了它。这时，他正从堤岸上往城里走去。他来此已有一周，找到了香农交代给他的全部人员。与一般的塞拉利昂人不同，这些人不是来自同一个部落；但这并不会惹人生疑，不同部落的人一起外出干甲板装卸工，也是司空见惯的事儿。

    2点刚过，从海关驶来一艘小艇，艇尾站着个身穿制服的官员，此人便是海关助理主任。他脚着耀眼的白色长统袜，身穿咔叽短裤和紧身束腰上衣，肩章闪闪发光，笔挺的大沿帽下露出一张乌油油的脸，咔叽短裤和白长统袜之间可以看见两只黝黑的膝盖。香农迎上前去，自称是船主的代表，与他彬彬有礼地握手后，把他请进了船长室。

    三瓶威士忌和两条香烟早摆在桌上等着他了。海关官员扇了两下，在冷气机前舒服地喘了口气，惬意地呷着啤酒，漫不经心地扫了眼那张崭新的运货单，那上面写着，“托斯卡那号”是在布林迪西港装上机器零件前往海湾石油公司在喀麦隆近海的油田的，不过只字未提南斯拉夫或西班牙。开列在运货单上的其他物资是橡皮艇、舷外发动机和各类热带服装，都是供应钻井工人所需的；船返航时打算在象牙海岸装上一些可可、咖啡带回欧洲。海关官员未提任何异议，他取出官印，用嘴对着哈了口气，使劲地盖在运货单上。一小时后，他食品袋内装着那些作为礼品的香烟和酒，扬长而去。

    傍晚，天渐渐地转凉了。6点刚过，香农辨别出有一条大舢板正从岸边向海上划来，两个本地人坐在舢板中部用力划着桨，他们是专干送客上船这一生意的。舢板尾部坐着另外七个非洲人，各自紧抓着膝盖上的行李卷，船首单独坐着一个白人。当舢板轻巧地靠上“托斯卡那号”船身后，让·巴普蒂斯特·朗加拉蒂敏捷地沿着放下来的绳梯爬上船来。

    舢板随海浪上下浮动着，行李卷一个个被提上船来，然后七个非洲人也鱼贯爬上。弗拉明克、杜普里、塞姆勒不顾可能会被岸上的人看见，亲热地和这些非洲人打着招呼，这些人也是笑容满面，看上去和雇佣兵们一样兴高采烈。沃尔登伯格和他手下的船员们在一旁惊讶地注视着。香农做手势叫船长赶紧把船开向大海。

    夜幕降临后，“托斯卡那号”劈波斩浪向南驶去。七个非洲人在主甲板上坐在一起，尽情地享受着海上吹来的阵阵凉风。香农一一对沃尔登伯格介绍了这几个新上船的人。雇佣兵们和他们彼此都很熟悉，他们之中有六个是年轻人：约翰尼、帕特里克、金贾（绰号“生姜”）、森迪、巴塞络梁和蒂莫西。

    这六个人过去都曾和雇佣兵们一起战斗过，一个个都是欧洲士兵们亲手训练出来的。他们久经战阵，无论战斗多么激烈也决不畏缩，对上级绝对忠诚。与他们相比，第七个非洲人笑得要少些，年龄也大得多，举止中带着一股自信的尊严。香农称他为“博士”，他也忠实于自己的领袖和人民。

    “国内情况如何？”香农问他道。

    奥凯博士悲戚地摇摇头。“不妙啊。”他回答说。

    “明天我们就开始工作，”香农告诉他，“我们将开始准备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