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情报分析员用打字机打完他的报告的时候，绿蓝色的曙光刚刚降临特拉维夫。他舒展一下肩部绷紧的肌肉，又点上一支带过滤嘴的时代牌香烟，然后去阅读结尾的几段。
同一时间，在距此东边五十哩一个叫做雅德·伐歇姆的地方，有个人正站着祈祷，那报告就是根据他的汇报写成的。可是分析员并不知道这点。他并不确切地知道他报告中的情报是如何获得的，或者情报送到他手边之前有多少人丧失生命。他不需要知道。他需要的只是保证情报准确无误，从而得到正确而合乎逻辑的分析结论。
“送达本处的确证材料表明，该谍报员有关工厂座落位置的说法是准确可靠的。如能采取适当行动，完全可以预计西德当局将会过问工厂的拆除工作。建议将有关事实的可靠记录立即送交西德当局。本处认为，这将是使波恩最高当局采取保证继续执行华尔道夫秘密协定的立场的最好途径。因此，无论从哪一点看，委员会各位尊敬的委员们都可以确信，所谓‘火神’计划正处于解体的过程之中。基于此点，我们有充分根据认为，火箭已决不可能及时发射。最后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一旦发生对埃及的战争，这将是一场用常规武器来进行和取胜的战争，而胜利者将是以色列共和国。”
分析员在文件末尾签名并写上日期：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三日。随后他按电铃传来一名信使，由他立即把文件送交总理办公室。
※※※
恐怕谁都清楚记得，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听到肯尼迪总统去世的那一时刻，自己正在做些什么。肯尼迪是在达拉斯时间下午十二点半遇刺的，宣布他死去是当地时间一点半的光景。这在纽约是两点半，在伦敦是晚上七点半，在汉堡是夜里八点半，那是个寒冷的雨雪交加之夜。
彼得·密勒探望他母亲之后正驱车返回市中心。他母亲住在汉堡远郊区奥斯多夫。他常常在星期五晚上去探望她，一方面看看她过周末是不是还欠缺些什么，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感到，他应该每星期去探望她一次。若是她有电话，他本来可以打电话给她的，但她没有，就只好开车去看她了。这也正是她拒绝有个电话的原因。象平常一样，他打开无线电，收听西北德意志广播公司播送的音乐节目。八点半钟，他的车子驶上了奥斯多夫公路，离他母亲住宅有十分钟的路程，这时音乐突然中断，传来广播员非常紧张的声音：“注意，注意。重要新闻。肯尼迪总统死了。我重复一遍，肯尼迪总统死了。”
密勒的视线离开路面，直瞪着无线电上方微微发亮的波长指示板，仿佛他的眼睛可以否定他的耳朵听到的东西，让他相信他是收错了地方，碰上了一个专门造谣生事的电台。
“上帝。”他轻轻吐了一口气，减缓车速，转到公路的右侧。他抬头朝前边看了看。在这条穿越阿尔托纳区通往汉堡中心的又长又宽又直的公路上，其他司机由于听到同样的广播，也都把车子驶向路边停靠，仿佛开车子和听广播突然变成互相排斥的事情，尽管他们过去有时是边开边听的。
沿他自己这一侧，他看到前面的汽车尾灯泛出红光，司机正把车拐向右侧，紧挨着路边停下，继续收听从无线电里大量倾泻出来的补充报道。左侧，一些从城里开出来的汽车的幻光来个大幅度的摆动，也朝着人行道一边拐了过去。有两辆车追过了他，头一辆愤怒地鸣着喇叭，他瞥见司机朝他拍拍自己的前额。这种粗鲁的手势是表示咒骂对方神经错乱，每当一个德国司机被另一个司机惹恼了的时候就常来这一手。
密勒心想：他马上就会明白的。
无线电里轻音乐停止了，换上“丧礼进行曲”，这显然是一切电台手头必备的唱片节目。每隔一些时候，他就念一点从新闻室送来的由电传打字机直接记录下来的最新报道。
一些细节开始有了：进达拉斯时坐的是敞篷车，持枪的凶手是躲在一所学校图书馆的窗户后边。没有任何捕人的消息。
密勒前头那辆车的司机爬出车子，朝他这边走来。他走近左边车窗才知道司机位子是莫明其妙地在右边，就又绕了个圈。他身穿一件尼龙皮领夹克。密勒把车窗旋下。
“你听见了吗？”那人问，身子俯向窗口。
“是啊。”密勒回答。
“简直是发了疯。”那人说。全汉堡，全欧洲，全世界，人们都走到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跟前谈论这个事件。
“你认为是共产党干的吗？”那人问。
“我不知道。”
“你知道，如果是他们干的话，那就会打仗了。”那人说。
“可能吧。”密勒应付着说，他巴不得那人赶快走开。
作为一个记者，他此刻能够想象到全国各报社一片忙乱的景象，每一个编辑部人员都会给叫回去帮着弄出个精彩的版面，以便第二天一早就送到人们的早餐桌上。死者略传要准备出来，成千篇的速写要加以编排，电话线路充斥着人们呼喊的声音，他们在寻求更多更多的细节，因为有个人头部挨了枪弹，躺在得克萨斯的一个城市里死了。
他有点想回到一家日报的编辑部，可是他早在三年前就成了一名自由记者，专门采访德国国内新闻，主要跟罪犯、警察、黑社会打交道。他母亲嫌恶这个工作，责怪他跟“下流人”厮混。他辩解说，他正在成为国内最吃香的采访记者之一，但这并没有能使她相信，记者的工作是值得她的独生儿子去干的。
无线电播送出各种报道的时候，他的脑筋也开始跑马，想找出一个能从德国国内加以配合的新“角度”，从侧面来记述这件大事。波恩政府的反应，这会由波恩的报纸编辑报道；有关肯尼迪同年六月访问柏林的回忆，那会从柏林报道出去。看起来他搞不出什么精彩的图片特写，来卖给德国二十来家画刊中的任何一家，它们原是他这一新闻行当的最好的买主。
倚着车窗的那个人发觉密勒有点心不在焉，还以为这是出于对去世的总统的悲痛之情。他马上打住关于世界大战的谈话，换上了同样庄重的表情。
“是啊，是啊，是啊，”他自作聪明地叽哩咕噜着，好象他看见了事情全部经过似的，“粗鲁的人民，这些美国人，请记住我的话，粗鲁的人民。他们身上有一股暴力，我们这儿的人是永远没法理解的。”
“可不是。”密勒说，他的心思仍然在老远老远的地方。
那人终于明白过来，“好，我该回家了，”他直起身子说，“再见。”然后朝自己的车子走去。
密勒发觉他动身要走，“好，晚安。”他从开着的窗口喊了一声，然后把车窗旋上，以抵御朝易北河方向疾扫而去的雨雪。无线电里的音乐继续保持哀伤的调子，广播员说今晚不会再有轻音乐了，只有新闻报道间以适当的音乐。
密勒靠在他的“美洲虎”牌汽车的舒适的皮靠背上，点燃一支“罗特－汉德尔”。这是一种不带过滤嘴，用黑色烟草制成的有股恶臭味的香烟，也是叫他母亲抱怨她那令人失望的儿子的另一件东西。
人们往往喜欢事后追忆，如果……或者如果不，那将会如何呢？这通常是白费精神，因为将会如何，这是人们最难以预测的秘密。但说如果那天晚上密勒不开无线电，他就不会把车子停在路旁达半小时之久，他也就不会看到救护车，或者听到所罗门·陶伯或爱德华·罗施曼的事，而四个月之后，以色列共和国或许就不再存在了。这样说恐怕是不错的。
他抽完烟，边听着无线电，边旋下车窗，把烟屁股扔出去。他一按XK150S型“美洲虎”的斜长车盖下边3.8公升引擎的按钮，它轰隆一响，就转入那习惯性的令人感到舒适的嗡嗡声，象一只发怒的野兽试图冲出牢笼。密勒打开两只前灯，看了看后边，就驶进奥斯多夫公路沿线熙来攘往的车流中了。
他驶到斯特勒塞曼街的红绿灯附近，正赶上是红灯，听见后边传来救护车的尖叫声。那救护车从他左边疾驰而过，警报器的哀鸣声忽起忽落，驶到开着红灯的十字路口时稍稍减缓速度，然后从密勒的鼻子跟前穿过，向右拐进达依姆勒街。密勒作了纯粹本能的反应，他扳了扳离合器，“美洲虎”便跟在救护车后边飞驶，保持二十米的距离。
他刚跟上，马上又想不如回家，也许这里面什么都捞不到，但谁知道呢。救护车表明出了什么麻烦，而麻烦或许表明能弄出个什么故事来，尤其当一个人首先来到现场，赶在那些报社记者之前把全部事情都搞个一清二楚。这可能是撞车事故，码头大火，或者公寓失火，里面困着小孩。什么都有可能。密勒常常在他车上放手套的小格子里带一架有闪光设备的亚希卡小照相机，因为很难知道他眼前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知道有一个人，一九五八年二月六日在慕尼黑机场等飞机时，正碰上那架载着曼彻斯特足球联队的飞机在离他几百米的地方撞毁了。那人根本就不是个职业摄影师，但他取下了为度个滑雪的假日而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拍摄了飞机起火焚烧的最初几张独家照片。画报付了五万多马克买了这些照片。
救护车穿过阿尔托纳区那些弯弯曲曲的狭小蹩脚的街道，拐过左边的阿尔托纳火车站，朝河边开去。驾驶这辆扁头高顶的“梅西迪斯”牌救护车的人，是很熟悉汉堡，很会开车的。密勒尽管加大了速度，车上又有硬悬挂装置，他还是可以感觉到“美洲虎”的后轮在雨湿的圆石子路面上直打滑呢。
密勒望见门斯克汽车零件仓库一闪而过，又过了两条街，他原先的问题得到了解答。救护车开进一条贫穷破旧的街道，照明很差，在雨雪横飞中显得阴阴沉沉，路旁是一些残破不堪的公寓和出租单间的房子。它在一所房子前面停住，有一辆警车早已停在那里了，蓝色的顶灯在滴溜溜地转动，光线投射在一群聚集在门口看热闹的人脸上，显得阴惨惨的。
一位身材魁梧、穿着斗篷雨衣的警长向人群大声吼叫，要他们后退，给救护车在门口让出块地方来。“梅西迪斯”开到门口停住。司机和工作人员下了车，奔到车后头，抬出一付空担架。跟警长简短地讲了一句什么话，他们就急急忙忙上楼。
密勒把“美洲虎”开到路对过二十码远的地方，扬起眉头。没有车祸，没有火灾，也没有困在火里的小孩，或许只是心脏病发作。他下了车，朝着被警长拦在那幢出租单间的房子门前站成一个半圆形的人群走去。
“我可以上去吗？”密勒问。
“不行。这儿没有你的事。”
“我是记者。”密勒说，向他出示汉堡市的记者证。
“可我是警察，”警长说，“谁都不让上去。楼梯太窄，很不安全。救护车的人马上就要下来了。”
他是个大个子，身高六呎三吋，穿着斗篷雨衣，张开两臂把人群拦在后边，就象一扇仓库大门似的屹立不动。
“那么，上面出了什么事？”密勒问。
“说不上来，过会儿到分驻所去打听。”
这时有个穿便衣的人走下楼梯，出现在人行道上。“沃尔克斯瓦根”牌巡逻车顶上转动的灯光扫过他的脸，密勒认出他来了，他们在汉堡中心高级学校同过学。他现在是汉堡警察局的一名低级侦缉巡官，驻在阿尔托纳区中心分局。
“喂，卡尔。”
青年巡官听到喊他的名字就转过头来，细看着警长后面的人群。当警车的灯光又一次照过来的时候，他终于望见了密勒和他举起来的右手。他脸上露出狞笑，半是高兴，半是生气。他对警长点点头。
“不要紧，警长。他不会找什么麻烦。”
警长放下手臂，密勒冲了过去。他和卡尔·勃兰特握了握手。
“你在这儿干什么？”
“跟救护车来的。”
“该死的贪心家伙，你这些日子都干什么来着？”
“和往常一样，自由采访。”
“看来你弄到不少钞票吧，我老是在画报上见到你的名字。”
“混日子嘛。听到肯尼迪的事吗？”
“听到了，糟糕透顶。他们今晚准是把达拉斯搜个天翻地覆，幸亏不属我的地段。”
密勒朝那所出租单间的房子光线暗淡的门道扬了扬头，那里只有一个低度数的没有灯罩的灯泡向剥落的糊壁纸投下昏黄的亮光。
“有人自杀，开了煤气，邻居走到门边闻见了，把我们叫来的。没人敢划一根火柴，那地方还满都是这种东西。”
“不会是个电影明星吧？”密勒问。
“是啊，他们往往住在这样的地方。不，这回是个老头，看起来好象他已经死了好几年似的。每天晚上总有人干这个。”
“不管他现在上了哪儿，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死法了。”
巡官笑笑，转过身子，那两个救护车人员正小心翼翼地走下吱吱作响的楼梯的最后七个梯级，把他们的负荷物抬进门道。勃兰特看看周围，“让开点，让他们过去。”
警长立即响应这声叫喊，把人群更往后推。两个救护车人员走上人行道，绕到打开的车门口。勃兰特跟着他们走去，密勒随在他后面。密勒并不是想去看一下死人，他连这种打算都没有，他只是跟着勃兰特走。两个救护车人员走到车门口，头一个把担架的一端放到滑道上，第二个准备把它推进去。
“等一等。”勃兰特说，他撩起死人脸上盖着的毯子的一角。他扭过头来解释说：“这是例行手续。我的报告得要说我是陪送尸首上救护车和陈尸所的啊。”
“梅西迪斯”救护车内灯光明亮，密勒只用两秒钟的时间看了看自杀者的脸。他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印象是，他从没有见过这么苍老和丑陋的脸。就算加上煤气的影响，但瞧那皮肤上的暗色斑点，嘴唇边的青痕，也能看出这个人生前漂亮不了。几股细长的头发粘贴在要不就会是光秃秃的头皮上，眼睛闭上了，面部凹陷，憔悴不堪。由于假牙失落，两边脸颊好象给吸了进去，快在口腔内碰到一起了，这使人想起恐怖影片中食尸鬼的形象。嘴唇几乎不再存在，不论上唇或下唇都布满竖的皱摺，使密勒不禁回想起他有一次看见过的来自亚马孙盆地的那种干瘪的人头，那上面的两片嘴唇就让当地土人缝到了一起。最后，那人脸上似乎有两道淡淡的锯齿状的伤痕，每一道都是从太阳穴或上耳直到嘴角。
迅速瞥了一眼，勃兰特把毯子放回去，朝他后边那个救护车工作人员点点头。他后退一步，那人就将担架推进到它的位子上，闩上车门，走到驾驶室他同伴那里去。救护车开走了，人群开始散开，警长的沙嗓子还在咆哮着：“喂，全结束了，再没有什么可看的啦。你们还不想回家？”
密勒看着勃兰特，扬起眉头：“有意思。”
“是啊，可怜的老头。这里面大概没有你需要的吧？”
密勒苦着脸：“没门。象你说的，每天晚上有一个。今晚上全世界有多少人死去，可是谁也不会去注意。对肯尼迪的死就不是这样了。”
勃兰特巡官嘲弄地一笑：“你们这些混帐的记者。”
“事实如此嘛，肯尼迪的事大家才想看。是他们花钱买报纸。”
“好吧，我该回所啦。再见，彼得。”
他们又握了握手，各自走开。密勒调转车头驶向阿尔托纳火车站，再从那里上了大路，朝市中心开去，二十分钟之后，他的“美洲虎”驶进了汉萨广场离他住的公寓二百码远的地下汽车库，他在那座公寓的顶层有一套房间。
把车子在地下汽车库停存一冬天是很费钱的，不过这是他允许自己享受的奢侈项目之一。他喜欢他那套租价相当昂贵的房间，因为它位于高处，可以俯瞰熙攘忙碌的斯坦大街。对于吃穿，他不太在乎。他二十九岁，身高近六呎，有着女人们所追求的一头乱蓬蓬的棕色头发和一双棕色的眼睛，他是不需要什么贵重的衣服的。有个对他颇为羡慕的朋友曾对他说，“你能把修道院里的女人都带走的。”他哈哈大笑，同时心里挺高兴，因为他知道这话不假。
他生活中的真正爱好是赛车，新闻采访，还有西格莉德，虽然他有时不免羞愧地承认，如果必须在西吉和“美洲虎”之间作出抉择，西吉很可能非去另找情人不可。
把“美洲虎”停好之后，他站在汽车库的灯光下看着它。他很少有把那辆车子看够了的时候，甚至在街上走近它的当儿，他也会停下脚步欣赏起它来。偶尔碰到行人经过，不知道这是密勒自己的车子，也会停下脚步说道：“这汽车，真了不起。”
按正常情况，一位自由记者不用XK150S型“美洲虎”的。替换零件几乎不可能在汉堡买到，XK系统的零件更是如此，其中S型是最后一种型号，一九六零年即已停止生产。
他亲自进行维修，星期天穿上工装裤，往往一连几个钟头钻到车身底盘下面或者半埋在引擎之中。它有三个SU汽化器，所耗的汽油成了他经济上的一笔主要负担，由于德国的汽油价格昂贵，就更显得如此，但他心甘情愿地付这笔钱。当他在开阔的高速公路上踩着加速踏板，听着排气管发出吼声的时候，或者感到车子从山路的拐弯处猛冲出来的那股冲劲的时候，他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他甚至把前轮上那个独立的悬挂换成硬悬挂，而由于后轮上本来就是硬悬挂，所以在拐弯时稳如盘石，别的司机若想赶上它，就得在座位上大大颠簸一番了。车子刚买回来不久，他就把它漆成黑色，两侧各加一道长长的黄色条纹。它是在英国考文垂制造的，因为不是一辆出口车，驾驶盘是在右边，超车时偶尔会引起一些问题，但这可以让他用左手换挡，用右手把住抖动的驾驶盘，这倒正合乎他的心意。
他至今还觉得能买到这辆车子真是运气不错呢。那年初夏，他在一家理发馆里等理发时，顺手翻开一本流行杂志。
他平素从不看那些有关流行歌星的无聊报道，当时无非是没有别的东西可看。中间的插页是介绍四个乱发的英国青年一举成名，成为国际红星的经过。照片上最靠右的那张长着一个大鼻子的脸他不认得，可是其余三张脸却似乎相识，引起了他一番搜索枯肠的回忆。
他也不熟悉那两张使这个四人合唱团一举走运的唱片的名字：《让我开开心》和《爱我吧》，但那三张脸却使他恍惚了整整两天。他终于记起，一年多以前，一九六二年，他们曾经在雷柏大街一家小酒吧间里演唱。他又花了一天时间去回忆酒吧问的名字，因为他只进去过一次，当时是跟一个黑社会的人物喝酒闲聊，想从他口里探听到有关山克特·波里匪帮的情况。那是明星夜总会。他在那里翻看一九六二年度的节目单，找到了他们的名字。他们当时是五个人，三个他认得，其余两个叫彼得·贝斯特和斯图亚特·苏特里夫。
从那儿他又去找曾经替演出人贝尔特·卡姆菲特拍摄广告照片的摄影师，从他手中买到了他所有照片的版权。他的报道《汉堡是怎样发现硬壳虫乐队的？》几乎登上了德国的所有流行音乐杂志和画刊，在国外也纷纷转载。结果他买了这辆“美洲虎”，他是从一间汽车陈列室看到它的，有一位英国军官因他妻子怀孕，肚子太大没法挤进车门，就把车子放在那儿出售了。他为表示感恩甚至买了几张硬壳虫的唱片，不过只有西吉一个人听过它。
他离开车子，顺着斜坡走上大街，回到自己的住处。这时已临近午夜，尽管他母亲象往常一样当晚六点钟让他饱餐一顿，他又觉得饿了。他做了一盘炒鸡蛋，收听起午夜新闻。全都是有关肯尼迪的报道，并且从德国的角度大加渲染，还没有更多的新消息来自达拉斯，警察仍在搜寻凶手。广播员大谈特谈肯尼迪对德国的爱，他今年夏天对柏林的访问，以及他用德语说的“我是一个柏林人”。然后放了西柏林市长威利·勃兰特悼词的录音，他的声音感情异常冲动；还念了路德维格·艾哈德总理以及刚在十月十五日退休的前总理康纳德·阿登纳的悼词。
他又抽了一支烟，在一点三刻独个儿睡了，去梦见阿尔托纳区贫民窟那个被煤气熏死的老头子的可怕的脸。
※※※
当彼得·密勒半夜在汉堡吃他的炒鸡蛋的时候，有五个人正在开罗郊外金字塔附近紧靠一所骑术学校的一幢房子的舒适的客厅里举杯痛饮。当地时间是凌晨一点钟。五个人都已饱餐一顿，兴高采烈，原因是他们前四个钟头左右听到了来自达拉斯的新闻。
其中三个是德国人，另外两个是埃及人。那骑术学校是开罗社会的精华以及数以千计的德国移民所喜爱的聚会地点。
宴会的主人即这所学校的所有者的妻子早已睡去了，让五个男人一直谈到半夜三更。
坐在紧闭的窗子旁边一张皮靠背安乐椅里的是汉斯·阿普勒，从前是约瑟夫·戈培尔博士的纳粹宣传部里一名犹太专家。阿普勒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定居埃及，他受到敖德萨的鼓舞，使用了一个叫做萨拉赫·察法尔的埃及名字，在埃及国家指导部当一名犹太问题专家。他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
他左边是戈培尔本部的另一名前专家，路德维格·海顿，也在国家指导部工作。他同时成了伊斯兰教徒，曾去麦加朝圣，改名叫埃尔·哈德兹。为尊重他的新宗教，他拿着一杯橘子汁。两个人仍然都是狂热的纳粹分子。
那两个埃及人是沙姆塞丁·巴德兰上校，阿布德尔·纳基姆·阿密尔元帅（以后成为埃及副总统，一九六七年“六天战争”之后被控卖国，后来自杀）的侍从官。另一个是阿里·萨米尔上校，穆克哈巴拉特（即埃及秘密情报局）的首脑。
晚宴的第六位客人是这次宴会的主宾，已在开罗时间九点半钟肯尼迪总统死讯传来时特地赶回了开罗。他是埃及国民议会的议长安瓦尔·埃尔·萨达特，纳赛尔总统的亲密合作者，后来成为他的继任人。
汉斯·阿普勒朝天花板举起他的酒杯：“肯尼迪这个犹太佬的朋友到底死了。先生们，我敬你们一杯。”
“可我们的酒杯是空的。”萨米尔上校说。
他们的主人赶紧前来补救，从酒柜上拿下一瓶威士忌倒满各个空杯。
把肯尼迪称做犹太佬的朋友，不会使房里那五个人当中任何一个感到茫然。一九六零年三月十四日，当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还是美国总统的时候，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和德国总理康纳德·阿登纳曾经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秘密会晤，而这种会晤在十年以前恐怕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一九六零年人们原以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在那次会上也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它的细节经过几年的时间才逐渐透露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到了一九六三年末，纳赛尔总统对于敖德萨和萨米尔上校的穆克哈巴拉特送到他案头的情报，都拒绝加以认真的考虑。
两位政治家签署了一项协定，按照这个协定，西德同意给予以色列每年达五千万美元的信贷，不附带任何条件。然而本·古里安很快就发现，有钱是一回事，取得确实可靠的武器来源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六个月后，华尔道夫协定由于西德和以色列的国防部长法朗兹·约瑟夫·斯特劳斯和希蒙·佩雷斯签署的另一协定而臻于完成。根据其中条款，以色列可以使用德国的钱在德国购买武器。
阿登纳意识到第二个协定更会广泛引起争议，便拖延了几个月，直到一九六一年他去纽约会见新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时候。肯尼迪施加了压力。他不想从美国直接把武器交给以色列，但他希望这些武器总会通过某种途径送达。以色列需要战斗机、运输机、105毫米榴弹炮、大炮、装甲车、装甲运兵车和坦克，最最需要的是坦克。在德国这些东西应有尽有，主要是美国货，有的是从美国买来以补偿根据北约协议驻在德国的美军维持费用，有的是经许可在德国制造的。
在肯尼迪的压力下，斯特劳斯－佩雷斯密约付诸实施。
第一辆德国坦克在一九六三年六月的晚些时候到达海法。使这个消息长时间保密是困难的，牵涉的人太多了。敖德萨在一九六二年的后几个月已有所发现，并立即通知埃及人，它在开罗的间谍跟这些埃及人是有极其密切的联系的。
一九六三年后几个月，事情发生了变化。十月十五日，康纳德·阿登纳，这个波恩的狐狸，花岗石脑袋的总理，——辞职并退休了。阿登纳的位置为路德维格·艾哈德所取代，他作为德国经济奇迹之父是颇能赢得选票的，在外交政策方面却是软弱无力和优柔寡断的。
还在阿登纳当政的时候，西德内阁内部就有一帮人吵嚷着要搁置以色列武器密约并在供应开始之前就加以制止。老总理用短短的几句话就使他们安静了下来，也正是他的权威使他们继续保持安静。
艾哈德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早已赢得“橡皮狮子”的雅号。他一上台，以外交部为基地，始终注意跟阿拉伯世界改善关系的那一帮反对武器密约的人又吵嚷起来了。艾哈德吓得发抖。但问题的症结是约翰·肯尼迪的决定：以色列必须经由德国取得武器。
如今他被打死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时分出现的大问题是很简单的：林登·约翰逊总统会不会取消美国对德国的压力，而让波恩的犹豫不决的总理毁弃这个密约？事实上他没有那样做，然而在开罗却甚为乐观地认为他会那样做的。
当晚开罗郊外的欢乐聚会的主人，斟满了客人们的酒杯之后，转回到酒柜旁再给他自己的杯子添满酒。他的名字是沃尔夫甘·卢兹，一九二一年出生于曼海姆，是德国陆军的一名前少校，极端憎恨犹太人，他是于一九六一年移居开罗并创办他的骑术学校的。淡黄发，蓝眼睛，鹰脸，不论在开罗的有影响的政界人物中间，或是在尼罗河岸德国的（主要是纳粹的）移民社会中间，他都是一个最得人望的人。
他转过头来对着大家露出一副爽朗的笑容。如果这副笑容里有什么虚假的东西的话，没有一个人会加以注意。然而它是虚假的。他是在曼海姆出生的犹太人，但在一九三三年十二岁时就已移居巴勒斯坦。他的名字叫泽耶夫，在以色列军队中持有少校的军阶。他也是当时以色列情报局在埃及的头号间谍。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他家遭到一次突击搜查，从洗澡间体重检查器里发现一架无线电发报机之后，他被逮捕了。他于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受审，被判处终身苦役。一九六七年六天战争结束后，他作为同几千名埃及战俘进行交换的人员的一部分而被释放，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他和他的妻子回到洛德机场，踏上了家乡的土地。
不过在肯尼迪去世的那个夜晚，被捕，受折磨，他妻子被轮奸等等，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他朝他面前四张微笑的脸举起他的酒杯。
实际上，他巴不得他的客人们赶快离开，因为其中有一位在餐桌上透露了一件对他的国家极关重要的事情，他急切地希望客人走后好进洗澡间去从体重检查器里取出发报机，把这一讯息发往特拉维夫。但他强迫自己保持笑容。
“打倒犹太佬的朋友！”他举杯祝酒，“德国万岁。”
※※※
彼得·密勒在第二天早上快九点时醒来，非常舒服地在铺满整个双人床的巨大鸭绒被下面翻动。
西吉上床才只四个钟头，还睡得很熟。
密勒叹了口气，转过身来仰躺着，拿起他的手表，在半明不暗的光线下瞟了它一眼。然后，他从床的另一边溜下来，拿一条浴巾围住身子，慢慢走进起居室，拉开窗帘。十一月的寒光冲进房间，使他睁不开眼。他眯起眼睛俯瞰斯坦大街。这是个星期六早晨，潮湿的黑色柏油路上交通还不怎么拥挤。他打个呵欠，走进厨房去煮他无数杯咖啡中的头一杯。他母亲和西吉都抱怨他几乎完全靠咖啡和香烟过日子。
在厨房里喝着他的咖啡，抽着他当天的第一支烟，他考虑今天是不是有什么非办不可的事情，看来没有。首先，所有的报纸和下一期杂志都将是关于肯尼迪总统的，也许要搞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其次，他手头也没有什么正在进行的新闻故事。除此之外，星期六和星期天很难在办公室里抓到什么人，他们也不喜欢别人找上家里去。他最近搞出了一篇颇受欢迎的连载文章，报道奥地利、巴黎和意大利的匪徒们如何一直在渗入雷柏大街——汉堡的一条半哩长的集中了无数夜总会、妓院以及种种罪恶场所的大街——的销金窟，他还没有收到稿费。他想应该跟买了这部稿子的那家杂志联系一下，接着又决定不这样做。它到时候会付的，他眼下也不缺钱用。他三天前收到的银行帐单表明他有五千马克的存款，他想这还可以够他花一阵子。
“你的毛病呀，伙计，”他一面对着西吉擦得亮晶晶的一个小锅上面他的反影说，一面用食指涮洗着杯子，“就是你太懒了。”
十年前，他服兵役期满时，一名人事官员曾经问他，今后打算做个什么样的人。他回答说：“一个无所事事的阔人。”如今到了二十九岁，虽然还没有达到目的（大概永远不会达到了），他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抱负。
他把手提半导体收音机拿到洗澡间里来，关上门，免得吵西吉，然后一面淋浴和刮脸，一面收听新闻。主要新闻是有一个人因谋杀肯尼迪已被逮捕。果然不出所料，整个新闻节目全跟肯尼迪谋杀案有关，别无其它。他擦干身子回到厨房，又煮起咖啡来，这回煮了两杯。
他把这两杯咖啡端进卧室，放在床头桌上。
西吉今年二十二岁，在学校念书时曾经是体操冠军，毕业后她在一个女校当体育教员。过了一年，她出于经济这个最根本也是最简单的原因，换了职业去当汉堡的脱衣舞女。这要比她当教员的薪水高五倍。
“问题是，”她有一次十分严肃地对觉得好玩的彼得·密勒说，“我在台上的时候，我看不见灯光后面的任何东西，所以我不会感到难为情。如果我能看见他们，我想我早就逃下台去了。”
话虽这样说，但她下了台把衣服穿上之后，仍会在夜总会里挑一张桌子坐下，等待哪个顾客来请她喝上一杯的。唯一供她喝的饮料是香槟酒，至少一次半瓶，整瓶更好。在这上面，她可拿百分之十五回扣。虽然所有请她喝香槟的人，除了想借此机会，瞪大了眼睛，对她双峰之间的峡谷尽情欣赏个把钟头之外，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还别有企图，但他们始终谁也未能得手。她是会体贴人通情达理的姑娘，她对顾客们那种色迷的神情所持的态度，与其说是其他姑娘在她们的娇笑后面所隐藏的一种轻蔑的嫌恶，毋宁说是一种温柔的惋惜。
“可怜的小人物，”她有一次对密勒说，“他们家里应该有个好女人才好。”
“你说什么，可怜的小人物？”密勒抗议道：“他们都是些腌臜的老赌棍，口袋里有的是可花的钱。”
“好吧，如果他们有人照顾，他们就不会那样了。”西吉反驳一句。在这点上，她的女性的逻辑是不可动摇的。
密勒是由于偶然的机会见到她的，当时他正好来到雷柏大街基赛咖啡馆楼下柯克特太太的酒吧间里，跟店主人——一位老朋友和老伙伴——闲聊和喝上一杯。她是个大个子姑娘，身高五呎九吋，体形正好同身高相配称，要换个矮一点的姑娘，就会显得不合比例了。她随着音乐用那些通常所谓的性感姿势脱掉衣服。密勒对这一套司空见惯，只管呷他的酒，连眼皮都不抬一抬。
演出结束，掌声四起，她没有做出职业舞女那种讨厌的歪头姿势，而是羞涩地、有点忸怩地对观众马马虎虎地微微一鞠躬，敷衍塞责地露齿一笑，就象一条训练不足的猎狗，不顾人们为她下了多少赌注，却只叼回了一只才出毛的松鸡。正是这一笑，而不是那老一套的舞蹈或体形，把密勒给迷住了。他打听她肯不肯来喝一杯，于是她被请来了。
密勒是跟老板在一起，所以她就避免要一瓶香槟而叫了一瓶杜松子酒。使密勒惊奇的是，他发现她是个非常容易相处的人，就问她在演出结束后他是否可以送她回家。带着明显的保留，她同意了。密勒冷静地打着他的牌，当晚并没有去打她的主意。这是早春季节，当她从已经关闭的酒吧间出来的时候，她穿着一件最没有魅惑力的粗呢大衣，他心想这是故意的。
他们只是在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她渐渐摆脱了先前的紧张，高兴地谈起来了。他得知她喜欢流行音乐、艺术，沿阿尔斯特湖边散步，搞家务事情以及孩子。这以后，他们开始在她每星期中不上班的那个晚上出来吃吃饭或者看看电影，但不在一起睡觉。
三个月后，密勒把她带到自己的床上，接着又问她是不是愿意搬进来住。西吉是个对生活里的大事非常死心眼的人，她早就决定要跟密勒结婚，她一直拿不定主意的只是她能不能先不跟他睡觉或用其它办法而得到他。现在她很懂得，他一旦需要完全可以另找女人来占领他的另一半床铺，所以就决定搬进去，并且使他的生活过得非常舒服，以至非跟她结婚不可。到十一月底，他们已同居六个月了。
就连密勒这个精通家务事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她把家管得非常之好。她从来不直接提到结婚，而是试图通过别的途径来探听口气。密勒装做没有注意到的样子。在阿尔斯特湖畔阳光下散步的时候，她有时看见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孩，就会在他父母亲慈爱的目光下逗着他玩。
“噢，彼得，他不象个小天使吗？”
密勒会嗯嗯几声：“是啊，真可爱。”
这以后，她会使他扫兴整整一个小时，就为他没能懂得这个暗示。但他们在一起过得很幸福，尤其是彼得·密勒，他觉得这种安排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既有婚后的全部享受，却又没有婚后的种种束缚。
密勒喝完他杯子里剩的咖啡和西吉的那杯，正在走往洗澡间的半路上，电话铃响了。他转身进入起居室去接电话。
“彼得吗？”
“是的，是谁呀？”
“卡尔……”
他的脑子还昏昏沉沉的，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卡尔？”
电话里的声音显然不大耐烦。“卡尔·勃兰特。怎么回事？你还没睡醒吗？”
密勒醒过来了，“噢，唉呀，卡尔。对不起，我刚刚起来。什么事啊？”
“瞧，是关于那个死去的犹太人的。我想跟你谈一谈。”
密勒莫名其妙，“什么死去的犹太人？”
“昨晚上在阿尔托纳开煤气自杀的那个人，连这个你都记不起来吗？”
“是啊，昨晚上的事情我当然记得，”密勒说，“我不知道他是个犹太人。他怎么啦？”
“我想跟你谈一谈，”警察巡官说，“不过不是在电话里。我们可以见见面吗？”
密勒的记者头脑马上开动起来。凡是有什么事情要说但又不愿意通过电话来说，那必定是认为事关重要。至于勃兰特，密勒更难相信一个警探会在一些无聊事情上卖关子。
“可以，”他说，“你有空出来吃饭吗？”
“行。”勃兰特说。
“好。如果你认为值当，我会出钱买的。”他说了鹅市场上一家小饭馆的名称，约定一点半钟在那儿会面，就放下了话筒。他还是迷惑不解，因为他看不出，从一个老头——不管他是或不是犹太人——在阿尔托纳区贫民窟的一间出租房间里的自杀，能搞出一篇故事来。
吃饭时，这位年轻的侦探似乎一直避免接触他这次约密勒前来面谈的那件事情。等到上咖啡时，他简短地说了一句，“昨晚上那个人。”
“是的，”密勒说，“他怎么啦？”
“你一定听说过，我们也全都听说过，战争期间甚至于战前，纳粹对犹太人所干的那些事吧？”
“当然，在学校里他们尽往我们脑子里灌这些东西，不是吗？”密勒感到迷惑和不安。象大多数德国青年一样，当他十二岁左右在学校里读书时，人们告诉他说，他和他的所有同胞对重大的战争罪行都负有责任。他当时囫囵吞枣，甚至都不明白究竟指的是什么。
后来就很难弄清楚老师们在战争结束后的年代里讲的那些话的意思了。没有人可问，也没有人想讲，老师们和父母们都这样。只是到了快成年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读到一点有关的东西，尽管他所读到的使他恶心，他却没有感到这跟他有什么关系。那是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远得很了。事情发生时他并没有在那儿，他的父亲没有在那儿，他的母亲也没有在那儿。他心里自我辩解说，这跟彼得·密勒有什么相干的呢，所以他从没有去打听过姓名、日期和种种细节。他奇怪勃兰特为什么提起这个问题。
勃兰特搅动一下他的咖啡，他也有点不怎么自在，不知道怎么说下去。
“昨晚上那个人，”他终于说道：“他是个德国犹太人，他在集中营呆过。”
密勒回想起昨晚担架上骷髅似的死人。他们最后都落得这么个下场吗？哪有的事。那个人无非是十八年前让盟军解放出来后活着活着就老死了。可是那张脸继续浮现在他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或者至少没有在知情的情况下看见过一个在集中营呆过的人。他也从来没有碰见过一个党卫军杀人犯，这点他可以肯定。真碰到了，一定会知道的啊。
他回想起两年前在耶路撒冷审判埃希曼时报刊的热烈反应。各报好几个星期都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件事。他想起在被告席上的那张脸，记得当时的印象是觉得它那么平淡无奇，平淡得让人泄气。正是读了有关审判的新闻报道，他才第一次稍稍明白，党卫军是如何干那些勾当，他们又是如何逃脱处罚的。不过那些事都发生在波兰、俄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和很久很久以前。他看不出跟他有什么切身的关系。
他把他的思路拉回到现在，拉回到勃兰特的谈话在他的心里引起的不自在感觉。
“怎么回事？”他问那警探。
代替回答，勃兰特从他手提皮包里拿出了用棕色纸裹着的一包东西，从桌面上推过来。“那老头留下一本日记。实际上他并不太老，五十六岁。看来他当时就作了摘记，藏在他的裹脚布里。战后他全部改写过，就成了这本日记。”
密勒不是太感兴趣地看了看那包东西，“你在哪儿找到的？”
“它就放在尸首旁边，我拣起来带回家了。昨天夜里我把它看了一遍。”
密勒略带挖苦地看着他的老同学，“怎么样，很坏吧？”
“可怕。我简直没法想象会是那样坏，我是指他们对犹太人干下的那些事情。”
“为什么把它带给我？”
勃兰特这下感到不好回答了。他耸了耸肩膀，“我本来以为它可以让你搞出一篇故事。”
“现在它属于谁所有？”
“从法律上讲，属于陶伯的继承人，可是我们永远不会找到他们的。所以我想，它属于警察局，不过他们也只是把它归档而已。你可以拿去，如果你想要的话。就是不要让别人知道这是我给你的。我不希望局里找我的麻烦。”
密勒付了账，两个人走出去了。
“好吧，我把它看一遍。不过我未必会为它大动感情，也许能给杂志搞出一篇东西。”
勃兰特半笑着转向他，“你是个玩世不恭的坏蛋。”他说。
“不，”密勒说，“我不过象大多数人一样，只关心眼前的事情。你怎么啦？在警察局混了十年，我还以为你早已是个硬心肠的警官咧。这件事真让你动感情了，是吗？”
勃兰特又显得严肃起来。他看着密勒手臂下边挟的那包东西，慢慢地点点头：“是啊。是啊，是那样，我从来没有想到会那样坏。再说，这并不都是过去的事情，事情是昨晚上在汉堡这儿结束的。再见，彼得。”
警探转身走开，他不知道他犯了多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