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早晨也是以色列情报机构五个部门的头头集会进行每周一次非正式讨论的时间。在大多数国家内，各个不同情报机关之间明争暗斗的情况是传奇性的。在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憎恶GRU的胡作非为；在美国，联邦调查局不愿与中央情报局合作。英国保安部把伦敦警察厅特别处看做一帮跑不了路的警察，而法国SDECE里骗子手之多，连专家们都搞不清法国情报机关究竟是政府的一部分，还是黑社会的一部分。

    以色列是走运的。五个部门的首脑每周一次集会，友好地交谈，各部门之间并无摩擦。这是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国家的得益之处。会上，传递着咖啡和冷饮，在座的人用名字彼此称呼，气氛是轻松的，工作效率要比那种书面备忘录成灾的地方高得多。

    十二月四日早晨，摩沙德的主管人、以色列情报总局五个有关部门的首脑米尔·阿密特将军，赶来赴会，正在途中。从他那由司机驾驶的车身很长的黑色轿车车窗看出去，美妙的曙光正洒向特拉维夫鳞次栉比的粉墙。但将军无心观看，他忧心忡忡。

    烦恼的原因是当天早上凌晨时分，他接到一份情报。这份短短的情报在档案处无穷无尽的案卷里只是沧海一粟，但很重要，因为他在开罗的一个谍报员发来的这份电报，是关于海尔旺火箭的材料。

    汽车沿着齐纳圆形广场转弯，直向首都北郊驶去。四十二岁的将军毫无表情的脸上没有透露一丝他的心事。他靠在座位上，回想着正在开罗北面建造的那些火箭的来龙去脉，它们已经使几个人付出生命，而且使他的前任伊萨尔·哈勒尔将军丢了官……

    一九六一年期间，远在纳赛尔的两枚火箭在开罗街头公开展示之前，以色列的摩沙德已经知道它们的存在。从来自埃及的第一份电报到达之时起，333工厂就被置于经常监视之下。

    情况完全清楚，埃及人通过敖德萨的帮助，大规模招聘德国科学家为海尔旺火箭工作。于是问题严重了；一九六二年春天更加变得无比严重。

    那年五月，负责招聘科学家的德国人海因茨·克鲁格，首先找上了维也纳的奥地利物理学家奥托·约克来克博士。

    这位奥地利教授不仅不愿接受招聘，反而去找了以色列人。

    他透露的那些事情，使特拉维夫方面大为震惊。他告诉派去会见他的摩沙德的谍报员说，埃及人打算给他们的火箭装上内有放射性核子废渣和人工培养的腺鼠疫细菌的弹头。

    消息如此重要，以至摩沙德的主管人伊萨尔·哈勒尔将军，这位曾亲自把绑架来的阿道夫·埃希曼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监送到特拉维夫的人，亲自飞到维也纳来和约克来克本人谈话。他深信教授的话是准确的，因为有消息证实说，开罗政府刚刚通过苏黎世的一家公司，购入一批放射性钴，其数量相当于埃及在医学方面可能需要量的二十五倍之多。

    伊萨尔·哈勒尔从维也纳回来后，立即去见内阁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力请准许他开始一场针对正在埃及工作或将要到那里去工作的德国科学家的报复运动。年老的总理感到为难。一方面，他知道新的火箭及其毁灭性弹头带给他的人民的可怕危险；另一方面，他认识到很快即将到达的德国坦克和枪炮的价值。以色列人在德国街头的报复行动，正足以说服阿登纳总理听从他的外交部里那帮人的意见，取消武器交易。

    在特拉维夫内阁内部也出现了分歧，这与波恩内阁在出售武器问题上的分歧很相类似。伊萨尔·哈勒尔和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夫人赞成对德国科学家实行强硬政策；希蒙·佩雷斯和军方则生怕失去宝贵的德国坦克。本·古里安在两者之间无所适从。

    他想出一个折衷办法：他授权哈勒尔着手一项静悄悄的、谨慎的运动，劝阻德国科学家们不要去开罗帮助纳赛尔建造火箭。但是哈勒尔由于他对德国和德国的一切充满了仇恨，却超越了他的命令的界线。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一日，海因茨·克鲁格失踪了。前一天晚上他还同克莱因瓦赫特博士和一个不明身分的埃及人一块儿吃饭，克莱因瓦赫特博士是他试图招聘的火箭推进器专家。十一日早晨，人们发现克鲁格的汽车丢弃在慕尼黑郊外他家附近。他的妻子马上断言他让以色列谍报员绑架去了，但慕尼黑的警察既没有发现克鲁格的踪迹，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绑架的证据。其实，他是让一个名叫里昂的神秘人物率领的一帮人弄走的，他的尸体被扔在斯塔恩柏格湖里，用沉重的链条缠身，沉于湖底乱草之中。

    于是运动的矛头转向已在埃及的德国人。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汉堡付邮的一个挂号包裹，寄给曾为法国工作现来到开罗的火箭科学家。他的秘书汉纳劳莱·万达小姐打开包裹，随之发生的爆炸使这位姑娘终身残废，眼睛炸瞎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另一个也是在汉堡付邮的包裹，寄到了333工厂。这时候埃及人已经对外来的邮包采取了安全措施。

    邮务室的一个埃及公务员割断包裹的绳子，结果五人死亡，十人受伤。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三个包裹被切断了导线而免于爆炸。

    到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日，哈勒尔的谍报人员把注意力再次转到德国人身上。一直犹豫不决去不去开罗的海因茨·克莱因瓦赫特博士，从靠近瑞士边境的勒腊赫他的实验室驾车回家的时候，一辆黑色的“梅西迪斯”拦住了他的去路。一个男人用自动手枪朝着挡风玻璃开火，博士应声倒在车板上。

    其后警察发现了那辆已被丢弃的黑色“梅西迪斯”。它是当天早些时候被窃的，在放手套用的小隔间里有一张阿里·萨米尔上校的身分证。调查结果证明，这是埃及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名字。伊萨尔·哈勒尔的谍报员把事情搞砸了锅，心里恼火的不得了。

    这时报复运动已开始在德国引起轰动。本·加尔案件发生后，则引起了社会的指责。三月二日，纳赛尔火箭的先驱者保罗·格尔克教授的女儿、年轻的海蒂·格尔克，接到打到德国弗赖堡她家的一个匿名电话，要她到边境一侧的瑞土巴塞尔境内的三王饭店同来访者会面。

    海蒂报告了德国警察。德国警察又密告瑞士当局。他们在预定会面人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会面的时候，两个戴黑眼镜的男人警告海蒂·格尔克和她的弟弟，要他们说服父亲，如果他们想活命，就得离开埃及。这两个男人被跟踪到苏黎世，当天晚上遭到逮捕，一九六三年六月十日在巴塞尔受审。这是一件国际丑闻。这两个谍报员的上司是以色列公民约瑟夫·本·加尔。

    审讯进行顺利。约克来克证实了关于鼠疫和放射性废渣弹头的事，法官们为之骇然。坏事变为好事，以色列政府利用这次审讯，揭露了埃及人甘犯种族绝灭的罪行。震惊之余，法官们释放了被告。

    但是在以色列也结了一笔账。虽然德国阿登纳总理曾亲自答应本·古里安，他将设法制止德国科学家参加海尔旺火箭建造工作，本·古里安还是因为这件丑闻觉得丢了脸。盛怒之下，他斥责伊萨尔·哈勒尔将军，说他的恐吓运动超出了限度。哈勒尔坚决顶了回去，并提出辞呈。

    使他惊异的是，本·古里安接受了辞呈，以此证明在以色列没有哪一个人是不可缺少的，哪怕是情报首脑也罢。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日那天晚上，伊萨尔·哈勒尔同他的亲密朋友米尔·阿密特将军谈了很久，米尔·阿密特当时是情报局的头头。这次谈话，阿密特将军记得很清楚，记得这位绰号“伊萨雷蒂”，出生于俄国的战士铁板的怒气冲冲的脸。

    “亲爱的米尔，我不得不通知你，从现在起，以色列再也不干报复的事了。政治家们接手了。我已经提出辞呈，他们接受了。我请求提名你当我的继任人，我相信他们会同意的。”

    在以色列主持情报网活动的部级委员会，同意了提名。

    六月末，米尔·阿密特成为情报首脑。

    可是，本·古里安的丧钟也响了，内阁中以莱维·艾希科尔和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为首的鹰派，迫使他辞了职。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莱维·艾希科尔被任命为总理。本·古里安摇着白发苍苍的头，厌恶地离开了，回到他在尼格夫的农场，但他还是议会议员。

    虽然新政府赶走了戴维·本·古里安，却并未使伊萨尔·哈勒尔官复原职。也许新政府认为米尔·阿密特是一位比暴躁的哈勒尔更能服从命令的将军。哈勒尔在他生前就成了以色列人民中的传奇式人物，而他也以此自得。

    本·古里安最后的命令并未撤销。阿密特将军的指示也一样——避免在德国对火箭科学家干不光彩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得把恐怖活动转向已在埃及境内的科学家。

    这些德国人居住在米提郊区，在开罗以南七哩，尼罗河之滨——地方倒也可喜，就是周围驻满埃及保安部队，德国居民差不多成了镀金笼里的囚犯。为了接近德国科学家，米尔·阿密特使用了他在埃及境内的头号谍报员，那就是骑术学校的主人，沃尔夫甘·卢兹。自一九六三年九月以后，他不得不冒自杀的危险进行活动，十六个月以后，他这些活动使他遭到覆灭的命运。

    对那些已经被一连串从德国寄来的炸弹邮包吓坏了的德国科学家们来说，一九六三年的秋天成了一场恶梦。在埃及保安部队包围之下的米提区中心，他们开始接到从开罗寄来的以死相威胁的恐吓信。

    约瑟夫·艾西格博士收到一封信，信中以惊人的精确描述他的妻子、两个孩子以及他所从事的工作类型，然后告诉他，要他离开埃及回到德国去。所有其他科学家都收到同样的信件。九月二十七日，一封信就在基尔梅耶尔的面前爆炸了。有些科学家再也挺不住了。九月末，皮尔兹博士带着不幸的万达小姐离开开罗回德国去了。

    其他人相继走了。狂怒的埃及人无法阻止他们，因为他们无法保护这些科学家，使他们免受恐吓信的危害。

    在一九六三年那个明媚的冬天早晨坐在轿车后座上的那个人知道，他的谍报员——被认为是亲纳粹的德国人卢兹，正是写这些信件和寄送爆炸物的人。

    但他也知道，火箭计划并未停止。他刚接到的情报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又瞟了一眼由密码译出的电报。它只是证实了开罗医学院传染病实验室已经分离出一种剧毒的鼠疫杆菌，而有关部门的预算则已成十倍地增加。情报使人无可置疑：尽管埃及在今年夏天巴塞尔的本·加尔审讯事件上大受攻击，政府的种族绝灭计划还在继续干下去。

    ※※※

    如果霍夫曼跟踪注意的话，他就不能不对密勒那股老脸厚皮的劲头深表叹服。密勒离开顶层的办公室后，乘电梯下到五楼，去找杂志的法律事务通讯员麦克斯·唐恩。

    “我刚上楼找了霍夫曼先生，”他一屁股坐在唐恩的写字台旁边的一把椅子上，“现在我需要一些背景材料。让你伤伤脑筋，不介意吧？”

    “说吧。”唐恩说。他以为密勒已领了任务要给《彗星》写篇报道。

    “谁调查德国的战争罪行？”

    这问题使唐恩吓了一跳，“战争罪行？”

    “是啊，战争罪行。哪些政府部门负责调查战争时期我们侵占的所有各个国家里发生的事情，发现和检举集体屠杀中的个人罪行？”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啦。嗯，基本上这是西德各州检察院的事。”

    “你是说各州检察院都管？”

    唐恩在椅子里往后靠靠，显得在本行业务上非常精通，“西德有十六个州，每个州有首府，有州检察长。每个州检察院内部，有一个科负责调查叫做什么‘纳粹时代所犯残暴罪行’。每个州首府分到前帝国的一个区域，或者占领区的一个区域，作为它的专责地区。”

    “比方说？”密勒问。

    “好吧，举例说，斯图加特负责调查纳粹和党卫军在意大利、希腊和波兰的加里西亚地区犯下的全部罪行。奥斯威辛是所有死亡营里最大的一个，归法兰克福管。你或许听说过，明年五月在法兰克福要对二十二个奥斯威辛的前警卫进行大审判。然后是杜塞尔多夫和科隆负责调查屈布林卡、凯尔姆诺、索必博和梅丹奈克。慕尼黑负责柏尔则克、达豪、布痕瓦尔德和弗洛森堡。苏联乌克兰和前波兰罗兹地区的大部分罪行归汉诺威管。如此等等。”

    密勒记下这些材料，点点头。“谁该调查波罗的海三国？”他问。

    “汉堡，”唐恩马上说，“同时还调查但泽地区和波兰华沙区的罪行。”

    “汉堡？”密勒说，“你是说就在汉堡这儿？”

    “是啊，怎么啦？”

    “得啦，我感兴趣的是里加。”

    唐恩做了个鬼脸，“哦，我知道，你感兴趣的是德国犹太人。那好，这是这儿州检察院的职责。”

    “如果对一个在里加犯了罪的人有过一次审判，甚至一次逮捕，那也是在汉堡这儿执行的吗？”

    “审判是在这儿，”唐恩说，“逮捕哪儿都行。”

    “逮捕有什么程序？”

    “嗯，有一本东西叫通缉名册，名册里列着通缉的战犯名字，有姓，有名，有出生年月，通常包括这个人犯罪的地方。州检察院要在逮捕前花好几年准备起诉的案情。然后，准备好了，这个人在哪个州住，就要求哪个州的警察逮捕他，派几个侦探到那个州把他带回来。如果发现一个严令通缉的人，在哪儿发现，就在哪儿逮捕。那个州检察院就通知说某人抓到了，然后派人去把他带回来。麻烦的是，大多数党卫军的大人物都不用他们的真名实姓。”

    “对啊，”密勒说，“汉堡审判过哪一个在里加犯罪的人吗？”

    “我记得没有。”唐恩说。

    “剪报资料室里会有材料吗？”

    “当然。我们是一九五零年建立资料室的，如果是在一九五零年以后，那就会有。”

    “看看行吗？”密勒问。

    “没问题。”

    资料室在地下室，由五个穿灰色工作服的资料员管理。

    它占地差不多有半英亩大，满是一排排灰色的钢架子，上面放着各种各类的参考书。靠四周墙壁，从地上到屋顶，满是钢制的材料柜，每个抽屉门上标着里面材料的内容。

    “你要什么？”当主任管理员走近他们的时候，唐恩问道。

    “罗施曼·爱德华。”密勒说。

    “个人索引部分。”那管理员说，引他们沿着一边墙走。他打开一个上面标着“ROA-ROZ”字样的柜门，翻了一通。

    “没有罗施曼·爱德华。”他说。

    密勒想了一下。“你有什么关于战争罪行的材料吗？”他问。

    “有，”管理员说，“战争罪行和战犯审判部分，这边走。”

    他们又走过百来码长的柜子。

    “找里加的。”密勒说。

    资料员爬上活动梯子，搜索了一番。他带下一个红色纸夹，上面标着“里加——战争罪行审判”。密勒打开它，两片大邮票那么大小的剪报落下来。密勒捡起来。两张都是一九五零年夏天的，一张记录着三个党卫军士兵因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在里加犯下残暴罪行受审；另一张记录着他们三人被判长期徒刑，也没多长：不到一九六三年年底他们都要获释了。

    “就这个？”密勒问。

    “就这个。”管理员说。

    “你说说，”密勒转过脸来对唐恩说，“州检察院的一个科靠我们的税金养着忙乎了十五年，难道全部成绩就这么两张‘邮票’？”

    唐恩是个相当维护政府尊严的人。“我相信他们是尽力而为的。”他不高兴地说。

    “我怀疑。”密勒说。

    他们在上去两层的正厅分了手，密勒出门向雨中走去。

    ※※※

    在特拉维夫北郊摩沙德总部所在的那幢大楼，即使在它最邻近的邻居眼里，也毫无值得注目之处。办公大楼地下汽车库的大门两旁是一些很普通的铺子。大楼底层是一家银行，出入大厅里在通到银行去的玻璃门前面，有一架电梯，一块标明各楼商号业务的牌子和看门人作为问讯处的一张写字台。

    牌子上标明大楼里有几家贸易公司，两家保险公司，一家建筑设计师，一家工程顾问，顶层是一家进出口公司。问到顶层以下各层商行，都会得到有礼貌的回答，问起顶层的公司，则将遭到有礼貌的拒绝。顶层的公司是摩沙德的门面。

    以色列情报组织的几个首脑集会的这间屋子是空荡荡，凉飕飕的，屋子刷成白色，有一张长桌和一些靠墙放着的椅子。桌旁坐着控制情报组织各部门的五个人。工作人员和速记员坐在他们后面的椅子上。必要时，也可以邀请非会议成员旁听，不过这种情况很少。会议属于绝密类，因为什么机密都可能谈到。

    摩沙德的主管人坐在桌子顶端。摩沙德建立于一九三七年，全称是摩沙德·阿里耶·佩特，意即二次移民组织，是第一个以色列情报机关。它的第一项工作是把欧洲的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妥加安置。

    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以后，它就成了所有情报机关的老大哥，它的主管人也就自动成为五个情报部门的头头。

    主管人的右首坐着军事情报单位阿曼的首脑，这个单位的职责是保证以色列了解敌人的战争准备情况。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是阿哈隆·雅里夫将军。

    左首坐着夏巴克的首脑，人们有时把夏巴克误认为兴·佩特。夏巴克这几个字代表夏鲁特·皮塔匈，即希伯莱语“保安局”的意思。这个负责以色列国内安全——仅仅是国内安全——的机关全称，是夏鲁特·皮塔匈·克拉里，从这三个字得出夏巴克这个缩写。

    这两个人旁边，坐着五人中的最后两人。一个是外交部研究室主任，负有估计阿拉伯国家首都政治形势的特别责任，这对于以色列的安全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另一个人是专管犹太人在“迫害国”的命运的一个单位的负责人。“迫害国”是指所有阿拉伯国家和所有共产党国家。为了避免活动上有所重迭，所以在周会上要使每个首脑能够了解其它部门在干些什么。

    另外两个人作为观察员出席，一是警察总监，一是特别处的头头，都是夏巴克在反对国内恐怖活动的斗争中的执行助手。那天的会议是十分正常的。米尔·阿密特在桌子顶端就坐，谈话开始。他把他的重磅炸弹放在最后。当他发言的时候，所有在座的人，包括散坐在四周墙壁前面的助手们，都在脑际默默浮起一幅放射性和鼠疫弹头爆炸时全国奄奄一息的景象。

    “当然，主要是，”夏巴克的头头最后说，“决不能让那些火箭飞起来。如果我们不能制止他们制造弹头，我们必须制止弹头使其不能发射。”

    “同意。”阿密特说，话总是那么简短，“但是怎样制止？”

    “打击他们，”雅里夫咆哮说，“用我们的一切力量打击他们。艾泽·威茨曼的喷气机一次袭击就能把333工厂干掉。”

    “然后开始一场赤手空拳的战争吗？”阿密特答道，“在我们能够进攻埃及以前，需要更多的飞机，更多的坦克，更多的枪炮。先生们，我想大家都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纳赛尔决定发动战争，但他在作好准备之前是不会动手的。如果我们现在强迫他动手，直截了当的回答是，他有俄国的武器装备，还是比我们准备得好。”

    又是一阵沉默，外交部阿拉伯司的头头说话了：“从开罗来的情报说，他们认为他们在一九六七年头几个月可以准备好，包括火箭。”

    “到那时候我们会有坦克、枪炮和新式法国喷气机。”雅里夫答道。

    “是啊，而他们会从海尔旺得到火箭，四百枚火箭。先生们，答案只有一个。等到我们作好对付纳赛尔的准备时，那些火箭将在埃及各地的地下发射场安装就绪了。那时就打不着他们了。因为，一旦它们进了地下发射场，作好了发射准备，我们就决不能单单干掉它们的百分之九十，而必得全部干掉它们。可是即使艾泽·威茨曼的喷气战斗机也不可能把它们干得一个不剩。”

    “那我们必须在海尔旺的工厂里就把它们干掉。”雅里夫斩钉截铁地说。

    “同意，”阿密特说，“但是不能搞军事袭击。我们只能在德国科学家完成工作以前，设法迫使他们辞职。记住，研究阶段快结束了，我们还有六个月的时间。在那以后，德国人就无关紧要了。只要他们把最后一个螺丝钉和螺丝帽设计好，埃及人就能自己制造火箭。所以，我要把反对在埃及的科学家的运动开展下去，有情况随时通知你们。”

    沉默了几秒钟，所有在座的人脑子里却翻腾着一个没有说出来的问题。从外交部来的一个人最后把它提了出来。

    “我们不能再在德国境内阻止他们吗？”

    阿密特将军摇摇头，“不能。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那是办不到的。上级的命令没有变：在德国境内别搞摔跤战术。我们认为今后海尔旺火箭的关键是在埃及境内。”

    摩沙德的主管人米尔·阿密特将军不容易出错，但那一回他却错了，因为海尔旺火箭的关键是在西德境内的工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