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是那个礼拜的星期三，那个在西德接到从柏林来的关于密勒的消息的人，直到过了圣诞节才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他是传给他在远方的上司的。
那个接电话的人谢了谢他的通报人，放下话筒，靠在他舒适的皮软椅上，凝视着窗外覆盖着白雪的老城的屋顶。
“该死，真该死，”他低声说，“为什么偏偏是这会儿呢？为什么是这会儿呢？”
对这个城市里所认识他的公民们来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在私人业务方面生意兴隆的律师。对许多分散在西德和西柏林的他的高级执行官来说，他则是敖德萨在德国的首席执行官。他的电话号码是不登记的，他的代号是“狼人”。
这个德国的“狼人”不是好莱坞神话和英美恐怖片中那种在月圆时节手背上长出毛来的怪人。在古老的德国神话中，狼人是一个富于爱国主义的形象。当那些条顿族的勇士们由于外国人的入侵而不得不逃亡国外的时候，他却留在国内，在大森林的浓荫里带头抵抗入侵者。他在夜里出击，然后就消失了，仅仅在雪地上留下了狼的足迹。
在战争末期，有一小撮党卫军军官满以为入侵盟军的垮台仅仅是几个月的事情，因此，他们训练并指令一批极端狂热的少年潜伏下来，跟盟国占领军捣乱。他们在当时已被美国人攻占的巴伐利亚成立了组织。这一帮人就是最早的狼人。所幸的是，他们始终没有把他们的训练化为实践，因为在发现达豪集中营后，美国兵正等着有人来给他们开刀呢。
敖德萨在四十年代末开始重新渗入西德的时候，它的头头是一个曾经训练过一九四五年的少年狼人的人。他沿用了这个称号。这个称号的优点是，它是个假名，有象征意义，而且十分富于戏剧性，足以满足德国人那种永不衰退的表演欲。但是敖德萨在对付那些反对它的计划的人时所用的残酷手段，则是毫无演戏成份的。
一九六三年末的狼人是第三个承袭这个称号和职位的人。他狂热而狡猾，经常与他在阿根廷的上司保持接触。这个人维护着在西德的所有前党卫军成员的利益，特别是那些从前官阶很高或在通缉名单上名列前茅的人。
他注视着办公室的窗外，回想起三十天以前在马德里饭店的一个房间里面对着他的党卫军将军格吕克斯的形象，回想起将军的警告；至关重要的是，要不惜任何代价保护那个代号叫“火神”的、正在为埃及火箭制造遥控系统的无线电厂厂主的安全，不使他暴露出真面目。也只有他知道火神就是当年在德国相当有名的爱德华·罗施曼。
他看了看他记着密勒的车牌号码的笔记本，按着他写字台上对讲机的按钮：“希尔达，我们上个月在离婚案中雇用的那个私家侦探叫什么名字？”从隔壁房间里传来了他的秘书的声音：“等一等。”传来了她翻阅文件的沙沙声，“叫门默斯，海因茨·门默斯。”
“告诉我电话号码，好吗？不，别给他挂电话，就告诉我电话号码。”
他把电话号码记在密勒的车牌号码的下边，然后他的手指离开了对讲机的按钮。
他站起身来，穿过房间，走到一个保险壁柜跟前，这个壁柜是嵌在办公室的一堵混凝土墙壁里的。他从壁柜里拿出一本又厚又重的书，然后回到他的写字台前。他唰唰地翻着书页，翻到了他所需要的那一页。这里仅仅登记着两个门默斯，海因里赫和瓦特。他的手指在对着海因里赫（通常缩写为海因茨）这个名字的那一页上移动。他记下了出生年月，算出了这个人在一九六三年的年龄，并回忆着那个私家侦探的相貌。年龄是相符的。他记下了海因茨·门默斯名字下边的两个其它数目字，然后拿起电话，要希尔达给他接外线。
外线接通后，他拨了希尔达告诉他的那个号码。当对方的电话铃响过一阵以后，有人拿起了话筒，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门默斯私人调查所。”
“我找门默斯先生本人。”律师说。
“请问你是谁？”秘书爽朗地问。
“别管，就给我找他接电话，快点。”
静默了片刻，他说话的语调产生了效果。“是，先生。”她说。
一分钟后，一个粗鲁的声音说：“我是门默斯。”
“是海因茨·门默斯先生吗？”
“是的，你是谁？”
“别管我是谁，这并不重要。你只要告诉我，245，718这个数目字对你是不是有什么意义？”
话筒里寂然无声，等到门默斯明白过来对方刚才所说的是他的党卫军号码之后，才深深地叹了口气，打破了沉默。
现在摊开在狼人写字台上的这本书就是党卫军全体成员的号码名册。
传来了门默斯的声音，粗鲁而又满怀疑虑。“怎么样啊？”
“如果我说我的相应号码是五位数，那它对你是不是有什么意义呢？”
变化象闪电一般迅速。五位数意味着非常高级的军官。
“是，先生。”门默斯在电话里说。
“好，”狼人说，“我有件小事情想请你给办一下，有一个爱管闲事的人正在调查我们的一个同志，我必须知道他是谁。”
话筒传来一声：“遵命。”
“好极了。但这事只限于你我两个同志知道。我们毕竟都是战友嘛。”
传来门默斯的声音，他显然因受到恭维而高兴：“是，同志。”
“关于这个人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的车牌号码，是在汉堡登记的。”狼人对着电话慢慢念着号码，“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同志。”
“我希望你亲自去汉堡。我想知道他的姓名、住址、职业、家庭和亲属、社会地位……总之，一次正常调查所要求的一切。你需要多长时间？”
“大约四十八小时。”门默斯说。
“好，我四十八小时后再给你打电话。最后，不要接近你的对象。如果可能的话，要做得让他不知道有任何调查正在进行。明白了吗？”
“当然，没有问题。”
“你办完以后，开个账单，我给你打电话时告诉我。我将把现金邮寄给你。”
门默斯回答说：“不会有账单的，同志。同志间的事情，不要那个。”
“那好吧。我将在两天后给你打电话。”
狼人放下话筒。
※※※
同一天下午，密勒从汉堡出发，仍旧走他两星期前走过的那条高速公路，经过不来梅、奥斯纳布吕克和明斯特，向科隆和莱茵兰驶去。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波恩，康纳德·阿登纳选择这个令人讨厌的河边小城作为联邦共和国的首都，因为他是那儿的人。
就在不来梅南边，他的“美洲虎”擦过正飞快地往北驶往汉堡的门默斯的“奥拜尔”。这两个人各负使命，互不相知，交臂而过。
当密勒驶进波恩唯一的一条很长的大街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看见一个交通警察的白顶有遮檐的帽子，便把车子开到他身边。
“请问，去英国大使馆怎么走？”他问警察。
“它一小时内就要关门了。”警察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莱茵兰人。
“那我得尽快赶到那里。”密勒说：“它在哪儿？”
警察顺着大街直指南面，“顺着电车轨道一直往前走，这条街往前就是弗雷德里赫·艾倍特路，沿着电车轨道走就行了。当你就要离开波恩，进入哥德斯山温泉的时候，你将会在你的左手边看见它。它灯火通明，外边飘扬着英国国旗。”
密勒点头称谢，继续向前驶去。英国大使馆就在警察所说的地方，被夹在一个属于波恩界内的建筑工地和一个足球场之间，两边都是一片泥泞，笼罩在从大使馆后面的河面上升起的冬雾之中。
这是一座长而矮的混凝土建筑物，后山墙对着大街。从它一建成起，在波恩的英国新闻记者们在提到它时，总是称它为“真空吸尘器工厂”。密勒离开大路，在给来访者预备的一小片空地上停下了车子。
他走进一扇木框的玻璃门，进入一间小小的休息室，左边摆着一张桌子，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中年女接待员。在她对面是一间小屋，里边住着两个穿蓝斜纹哗叽服装的人，他们都带有前军士的明显特征。
“对不起，我想找新闻专员谈话。”他用从学校里学来的结结巴巴的英语说。
接待员看来有点为难：“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在这儿。你知道，现在是星期五下午。”
“请试试看。”密勒说，一面递上他的记者证。
接待员看了看证件，在电话机上拨了一个号码。密勒很走运，专员刚刚要走。他显然要求等一会儿，好再把帽子和大衣脱下来。密勒被引进一间小小的会客室，里边挂着几张劳兰·希尔德的戈兹渥尔茨秋天景色的画片。桌子上放着几本过期的《闲谈者》杂志和介绍英国工业发展的小册子。没有几秒钟时间，一个前军士就招呼他，把他带上楼，经过一个走廊，把他引进一间小小的办公室。
使他很高兴的是这位新闻专员才三十五岁上下，并且看来是很热心于助人的。“你有什么贵干？”他问道。
密勒决定开门见山。“我正在为一家新闻杂志采访一个事件，”他撒谎说：“它涉及一个前党卫军上尉，一个最坏的家伙，一个我国当局至今还在缉拿的人物。我相信他一定也列在英国当局的通缉名单上，因为德国的这一部分是在英国管辖之下。请问我怎样才能查出英国究竟抓到过他没有，如果抓到过，后来情况怎样？”
这位年轻的外交官显出困窘的样子，“唉呀，我确实不知道。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就把我们所有的档案和文件都交给你们的政府了。他们接替了我们的人留下的工作，我想所有这些东西现在一定都在他们那里。”
密勒竭力避免提及德国当局已全然拒绝帮助的事。“不错，”他说，“的确是这样。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所有的调查都表明，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他一直没有被捕。而且，据西柏林的美国文献中心透露，一九四七年英国曾向他们要过一份关于此人的档案的副本。这样做一定是事出有因的，是吗？”
“是的，这样想是合乎情理的。”专员说。密勒已取得西柏林美国当局的合作这一事实显然已对他产生了影响，他皱起眉头，思索着。
“那么在占领期间——我的意思是说，在管辖期间，英国方面谁是调查当局？”
“噢，你知道，那时候该是陆军的宪兵司令部。除了纽伦堡，那是审理主要战争罪行的，各盟国是单独进行调查的，尽管我们相互之间，除俄国以外，显然也进行过合作。这些调查的成果是对一些区域性战争罪行进行了审判。你明白我的话吗？”
“明白。”
“你知道，这些调查是由宪兵也就是军事警察部门进行的，审判是司法处布置的。但是两方面的档案都在一九四九年移交了。你明白吗？”
“是的，我明白，”密勒说，“但是英国必定还保留着副本吧？”
“我想是会保留的，”专员说，“不过现在一定被送到陆军档案部门编档保存起来了。”
“有可能看一看这些档案吗？”
专员似乎被吓了一跳。“噢，我很怀疑，我看不行。我想一个真正搞研究的学者也许可以提出看这些档案的申请，但这将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我不认为一个采访者会被允许去看它们。我毫无冒犯你的意思，你明白吗？”
“我明白。”密勒说。
“问题是，”专员热心地继续说，“唉，你不是正式的官方身分，不是吧？而且谁也不希望给德国当局出难题，对不对？”
“当然啦。”
专员站起身来。“我不认为大使馆真能帮你多少忙……”
“好吧。最后一件事，有没有什么人当时在这儿，现在仍旧在这儿的？”
“你指大使馆职员吗？哦，唉呀，没有，没有。他们变动过好多次了。”他送密勒到门口，“等一等，有一个凯德贝雷。我想他当时在这儿。他在这儿很长时间了。这我确实知道。”
“凯德贝雷？”密勒说。
“安东尼·凯德贝雷，驻外记者，他可以说是英国驻这里的一个老资格记者。他跟一个德国姑娘结了婚。我想他在战后，在战争刚刚结束后，是在这儿的。你可以问问他。”
“好吧，”密勒说，“我试试看。我在哪儿能找到他？”
“哎呀，今天是星期五，”专员说，“过一会儿他可能会到他最爱去的‘法兰西界’的酒吧间去，你知道那个地方吗？”
“不，以前我从来没有到过这儿。”
“啊，是的，好啦。你知道，那是一家法国人开的餐馆，饭菜也非常好。它非常有名。它在哥德斯山温泉，就在这条路那边。”
密勒找到了它，它在距离莱茵河岸一百码远的一条叫做安·希威姆巴德的街上。酒吧间的伙计很熟悉凯德贝雷，但是那天傍晚他没有看见他。他告诉密勒，如果这位英国驻波恩的外国记者团的首席记者那天傍晚不来的话，那么，第二天中午他一定会来喝杯开胃酒的。
他在路边的德雷森旅馆订了房间，这是一座上一世纪兴建的大厦，过去是阿道夫·希特勒最喜欢的一家德国旅馆，一九三九年他和英国的纳维尔·张伯伦首次会晤时，他就挑的这个地方。密勒在“法兰西界”餐馆吃了晚饭，慢慢喝着咖啡消磨时间，希望凯德贝雷会突然来到。但是等到十一点钟，那个英国人始终没有露面，他就回旅馆去睡了。
※※※
第二天上午十二点差几分钟，凯德贝雷走进了“法兰西界”的酒吧间，他跟一些熟人打过招呼，然后走到柜台跟前他最喜欢的一个靠边的圆凳上坐下。他刚呷了一口他的里加德酒，密勒就从窗前的桌子旁边站起来，走上前去。
“是凯德贝雷先生吗？”
那个英国人回过头来，打量着他。他有一头梳得很光滑的白头发，这使人回想起他昔日显然是十分漂亮的容貌。他的皮肤仍然很健康，两颊红润，血色很好。浓密的灰色眉毛下，是一双浅蓝色的眼睛。他留心打量着密勒，“是的。”
“我的名字叫密勒，彼得·密勒。我是汉堡来的记者。对不起，我可以找你谈一会儿吗？”
安东尼·凯德贝雷指指他身边的一个凳子，“我想我们最好说德语，好吗？”他说着，换了语言。密勒松了一口气，因为他能说自己的语言了，这必定已流露出来。凯德贝雷笑了一笑，“你有何贵干？”
密勒瞥了一眼他犀利的双目，耸了耸肩膀。他从头讲起，从陶伯之死开始把事情经过都告诉了凯德贝雷。这个伦敦人是个很好的听众，他一次也没有打断他。等密勒讲完，他招呼酒吧间的伙计给他斟了一杯里加德酒，并为密勒要了一瓶啤酒。
“‘斯贝登勃劳’，是这个牌子吗？”他问道。
密勒点点头，他倒了一杯鲜啤酒，杯子口上冒着泡沫。
“好酒。”凯德贝雷说，“好啊，你搞的问题很有意思。我必须说，我很佩服你的勇气。”
“勇气？”密勒说。
“在你们同胞目前的思想状况下，到他们中间去调查这种事情，决不是受人欢迎的。”凯德贝雷说，“时间长了，你无疑将会发现这一点。”
“我已经发现了。”密勒说。
“我也这样想。”英国人说道，突然笑了一笑，“要份午餐吗？我妻子白天不在家。”
吃午餐的时候，密勒问凯德贝雷，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在不在德国。
“是的，我是一个战地记者。当然比现在年轻多了，和你年纪差不多。我是跟随蒙哥马利的军队来的。当然不是到波恩，那时没有人听到过它。司令部是在龙贝格。当时我正有点不想走。我去采访战争的结束、投降书的签字之类，后来报馆要求我留下来。”
“你报道过区域性战争罪行的审判吗？”密勒问。
凯德贝雷把一块牛排送进嘴里，他边嚼边点点头，“嗯，包括所有在英占区里举行的审判。我们派一个专家去参加纽伦堡审判。当然，那是美占区。我们区的大罪犯是约瑟夫·克拉默和艾尔马·格莱塞。听说过他们吗？”
“没有，从来没有。”
“噢，他们有贝尔森的公兽和母兽之称。实际上，这些称号是我发明的，它们很投合人心。你听说过贝尔森吗？”
“隐约听说过一些，”密勒说，“我们这一代人对那些事情很少听说。谁也不愿意对我们说什么。”
凯德贝雷从浓密的眉毛下向他投射出两道犀利的目光，“可是，你现在想知道吗？”
“我们迟早必须知道。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你恨德国人吗？”
凯德贝雷咀嚼了一会儿，严肃地思考着这个问题。“就在贝尔森被发现后，一群英国随军记者跑去看了。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感到那么恶心。在战争中你总会看到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都不象贝尔森那样。是的，我想在那个时刻，我恨所有的德国人。”
“那么，现在呢？”
“不，不再恨了。老实说，我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个德国姑娘结了婚。现在我仍旧住在这儿。如果我的感受仍和一九四五年一样，我就不会住在这儿了，我一定早就回英国去了。”
“什么原因使你改变的呢？”
“时间，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约瑟夫·克拉默，或是那个，他叫什么名字来着，罗施曼？或是罗施曼之流。不过，我仍旧不能克服对你们国家中和我同辈的那些人的潜在的不信任感。”
“那么，对我这一辈人呢？”密勒转动着他的酒杯，凝视着红色的液体折射出来的光线。
“你们要好一些，”凯德贝雷说，“说实在的，你们不能不好一些。”
“你愿意帮助我调查罗施曼吗？别人谁也不愿意。”
“尽我所能吧，”凯德贝雷说，“你想知道什么呢？”
“你记得在英占区曾审判过他吗？”
凯德贝雷摇了摇头：“没有。不过，你说他出生在奥地利。当时奥地利也是在四大国占领之下。但是，我可以肯定，在德国的英占区没有审判过罗施曼。如果审判过，我一定会记得这个名字。”
“但是为什么英国当局要向在柏林的美国人要一份他的履历的照片副本呢？”
凯德贝雷思忖了一会儿，说：“罗施曼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引起了英国人的注意。那时候，谁也不知道里加的事情。俄国人在四十年代末是顽固到极点的，他们没有从东方给我们任何情报，尽管绝大多数大规模屠杀的滔天罪行都是发生在那里的。这就使我们处于这样一种奇怪的地位，大约百分之八十的与人类为敌的罪行是在东方——现在的铁幕后边犯下的，而那些应对这些罪行负责的人却差不多百分之九十是在三个西方的占领区。好几百个有罪的人从我们手里偷偷溜走了，因为我们远离东方一千哩，不知道他们究竟干过些什么。
“但是，如果在一九四七年对罗施曼进行过一次调查，那么他无论如何一定会引起我们的注意的。”
“我也这样想，”密勒说，“我们将从哪儿入手去看一看那些英国档案呢？”
“这个，我们可以从我自己的档案入手，它们就藏在我家里。来吧，走一会儿就到了。”
幸运的是，凯德贝雷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他保留着从战争结束以来他写的每一份稿件。他的书房里两面墙边都排列着文件匣。此外，在一个角落里是两个灰色的文件柜。
“我的办公室就在家里，”他们走进书房的时候他对密勒说：“这是我自己的档案系统，我是唯一了解这个系统的人。让我来给你看。”他指着那两个文件柜，“这一个装着按字母排列的人物档案。另一个是关于问题的，按标题分类，按字母排列。我们将从第一个柜子入手，看看罗施曼的名字。”
他们很快就查完了，没有标有罗施曼名字的卷夹。
“好吧，”凯德贝雷说，“现在让我们来试试标题。有四个标题或许对我们有帮助。一个是‘纳粹’，另一个是‘党卫军’。再就是‘审判’这个大标题，下面还有若干纲目，其中之一是关于那些曾经举行过的审判的剪报。不过它们大多数是一九四九年以来在西德进行的罪犯的审判。最后一个说不定有帮助的是‘战争罪行’。让我们来浏览一遍。”
凯德贝雷比密勒读得快，但是，他们直到傍晚才勉强把四个标题下的几百份剪报读完。最后，凯德贝雷叹了口气，站起身来，把“战争罪行”的卷夹合上，把它放回文件柜中原来的地方。
“我今晚恐怕非出去吃晚饭不可了，”他说，“唯一剩下没有查过的就是这些东西了。”他指指两面墙边架子上的那些文件匣。
密勒合上他正在查找的卷夹，“那是什么？”
“那是十九年来我给报纸写的稿件，”凯德贝雷说，“那是顶上一排。下边一排是十九年来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关于德国和奥地利的新闻材料和文章。头一排显然有很多与第二排重复的东西。那些是我已经发表的东西，但是在第二排匣子里也有不是我写的其它作品。其他投稿人毕竟也有一些作品在报纸上刊登出来，而我送去的一些材料则没有被采用。
“每年大约有六匣子剪报，这就够我们看的了。好在明天是星期天，所以，如果你高兴的话，我们可以利用一整天。”
“那真是太麻烦你了。”密勒说。
凯德贝雷耸了耸肩膀说：“这个周末我没有别的事可做。在波恩，十二月末尾的周末反正是没有什么乐趣可言的。我妻子在明天傍晚以前不会回来。十一点半钟左右你到‘法兰西界’来，咱们喝一杯吧。”
他们是在星期日下午三、四点钟找到它的。安东尼·凯德贝雷快查完放他自己稿件的那一排文件匣里标写着“1947年，11月～12月”字样的那一部分了，他突然喊了一声：“找到了！”并松开弹簧夹，拿出一张早已褪了色的纸，上面用打字机打着标题，“1947年12月23日”。
“报纸没有采用它，这不奇怪，”他说：“就在圣诞节前夕，谁还愿意知道关于一个被捕的党卫军的事情呢。而且，当时新闻纸很缺乏，圣诞节特刊的版面一定是很小的。”
他把那张纸放在写字台上，用可以转头的台灯照着它。
密勒俯身在上面读着：
〖汉诺威，英国军政府，12月23日电。
英国军政府司令部发言人今天在这里宣布，英国军事当局在奥地利格拉茨逮捕了臭名远扬的一名前党卫军上尉，在作进一步调查期间，该犯已被收押。
这个爱德华·罗施曼是在奥地利某城的大街上被一个集中营的前囚徒认出来的，他声称罗施曼曾是拉脱维亚集中营的司令官。当这个集中营的前囚徒跟踪他到一所房子跟前，并指出了他的身分后，罗施曼就被格拉茨的英国战地保安部人员逮捕了。
发言人说，已要求波茨坦苏占区司令部提供关于拉脱维亚里加集中营的进一步情报，寻找更多证人的工作也正在进行中。同时，美国当局在柏林的党卫军索引中所保存的有关这个被捕者的档案，也已证明他就是爱德华·罗施曼。
撰稿人：凯德贝雷。〗
密勒把这篇简短的稿子读了四、五遍。
“哎呀！”他叹了口气说，“我可找到他了。”
“我想这值得喝一杯。”凯德贝雷说。
※※※
狼人在星期五给门默斯打电话时，忽略了四十八小时以后恰好是星期日。但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仍旧在星期日那天从家里往门默斯的办公室挂电话，电话没有打通。当时正值那两个人在哥德斯山温泉找到了那份报道。
但是第二天早上九点整，门默斯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九点半，狼人打来了电话。
“很高兴你来电话，同志，”门默斯说，“我昨天深夜才从汉堡回来。”
“你得到情报了吗？”
“当然。你愿意记下来吗？”
“说吧。”电话里说。
门默斯在他的办公室里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念他的笔记：
“车主是一个自由投稿记者，名字叫彼得·密勒。特征：二十九岁，身高六呎差一点儿，棕色头发，棕色眼睛。他的母亲是一个寡妇，住在奥斯多夫，就在汉堡郊外。他本人住在汉堡中心靠近斯坦大街的一套公寓里。”门默斯念出密勒的住址和电话号码，“他跟一个脱衣舞女西格莉德·莱恩小姐同居。他主要是为一家画报写稿，显然干得很不错，专门搞调查性的新闻报道。正如你所说的，同志，这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
“你知道是谁委托他进行最近的调查吗？”狼人问。
“不知道。那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似乎没有人知道他这会儿在干什么，在为谁工作。我冒称是一家大杂志的编辑部人员，找那姑娘问了一下。只是通过电话，你知道。她说，她不知道他在哪儿，但是她正等着他今天下午上班前给她来电话呢。”
“还有别的吗？”
“就是那辆车，那是很有特点的。一辆黑色‘美洲虎’牌汽车，英国式，车身上有一条黄带子。是一辆赛车，双座，车盖是固定的，叫做XK150S型。我查看了他在那里的停车房。”
狼人摘要记了下来，“我很想知道现在他在哪儿？”他最后说。
“他现在不在汉堡，”门默斯急忙说：“他在星期五将近吃午饭的时候，就是我快到那里的时候，就离开了。他在那儿过的圣诞节，在那以前，他还去过别的什么地方。”
“我知道了。”狼人说。
“我能够弄清楚他正在调查的是什么事件，”门默斯殷勤地说：“我没有太深入地去调查他，因为你说过，你不愿意他发觉有人正在调查他。”
“我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他要揭露我们的一个同志。”
狼人思考了一会儿，“你能够弄清楚他现在在哪儿吗？”他问道。
“我看行，”门默斯说，“今天下午我可以跟那个姑娘打个电话，假说我是一家大杂志派来的，急需与密勒取得联系。从电话里听来，她是头脑简单的姑娘。”
“好，就那么办。”狼人说：“我今天下午四点钟给你打电话。”
※※※
星期一早晨，凯德贝雷来到波恩，那里要举行一个官方的记者招待会。他十点三十分给德雷森旅馆的密勒打电话。
“很高兴在你走以前找到你。”他告诉那个德国人：“我有一个想法，它或许对你会有帮助。下午四点钟左右，你到‘法兰西界’来。”
密勒在午餐前给西吉打了电话，告诉她他在德雷森旅馆。
当他们会面后，凯德贝雷要了一杯茶。“今天早上我没有注意听那无聊的记者招待会，倒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告诉密勒说：“如果罗施曼已经被捕，而且确实证明是一个受通缉的罪犯，那么，他的案件将会引起当时德国英占区英国司法官员的注意，所有档案也会加以复制，并在当时德国和奥地利境内的英、法、美之间传来传去。你听说过利物浦的一个叫鲁塞尔勋爵的人吗？”
“没有，从来没有。”密勒说。
“他是占领期间英国军政府的法律顾问。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卐字旗下的灾难》。你可以想象，它是写什么的。这本书没有使他在德国获得非常大的声誉，但它关于那些暴行的描写却是非常确实的。”
“他是一个律师吗？”密勒问道。
“是的，”凯德贝雷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律师。他现在退休了，住在温勃列顿。我不知道他是否记得我，不过我可以给你写封介绍信。”
“他会记得那么远的事吗？”
“他也许记得。虽然他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但是他的记忆力之好是有名的，简直象个档案室。如果罗施曼的案子曾委托他起诉，那么他将会记得它的每一个细节。我确信这一点。”
密勒点点头，啜了一口茶说：“好的，我想飞到伦敦去跟他谈谈。”
凯德贝雷把手伸进衣袋，掏出了一个信封，“我已经写好这封信。”他把介绍信递给密勒，站起身来，“祝你走运。”
※※※
当狼人四点整给门默斯打电话时，门默斯已为他搞到了情报。
“他的女朋友接到了他的一个电话，”门默斯说，“他在哥德斯山温泉，住在德雷森旅馆。”
狼人放下话筒，翻阅着一本通讯录。最后他停在一个名字上，又拿起了电话，拨了波恩－哥德斯山温泉地区的一个号码。
※※※
密勒回到旅馆去给科隆飞机场打电话，预定下一天，即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二飞往伦敦的飞机票。当他走到服务处的桌子跟前，女招待快活地微笑着，指了指一排凸出在墙外，可以俯瞰莱茵河的窗子跟前一片宽敞的座位。
“那儿有位先生要见你，密勒先生。”
密勒朝那块凸出的地方瞥了一眼，那里摆着一些各种各样的桌子，桌子周围摆着有椅套的椅子。在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穿黑色冬大衣的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顶黑色的汉堡帽和一把卷着的伞，他坐在那儿等待着。密勒慢吞吞地走向前去，心里直纳闷：谁会知道他在这儿呢？
“你要见我吗？”密勒问。
那个人跳了起来，“是密勒先生吗？”
“是的。”
“彼得·密勒先生。”
“是的。”
那个人按照老式德国人的习惯，急促地鞠了一躬说：“我的名字是舒米特，舒米特博士。”
“找我有什么事？”
舒米特博士不以为然地微笑着，注视着窗外阴郁荒凉的莱茵河在空无一人的阳台上的球形电灯下流过。
“我听说你是一个记者，是吗？一个自由投稿记者，而且是很出色的一个。”他愉快地微笑着说：“你是有名的办事非常认真、非常执拗的人。”
密勒沉默不语，等着他转入正题。
“我的朋友们听说，你现在正在调查一些，哎呀，怎么说呢，一些很久以前，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件。”
密勒紧张起来，苦苦地思索着，竭力想弄清楚“朋友们”是谁，谁可能告诉他们。后来，他意识到他曾经在全国各地到处打听罗施曼。
他直截了当地说：“调查一个叫爱德华·罗施曼的人。怎么样？”
“噢，是的，关于罗施曼上尉。我正想，我也许能帮助你。”这个人的目光离开了莱茵河，和蔼地凝视着密勒，“罗施曼上尉已经死了。”
“真的吗？”密勒说：“我不知道。”
舒米特博士显出很高兴的样子，“当然你不知道。没有理由你应当知道。但这确实是真的。真的，你是在浪费时间。”
密勒显出失望的样子。“你能告诉我他什么时候死的吗？”他问那个博士。
“你没有发现他死的情况？”那个人问。
“没有，我能找到的关于他的最后的线索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末。那时他还活着。”
“噢，是的，当然啦。”舒米特博士似乎很乐意来满足密勒，“他是被杀死的。你知道，在那以后不久，他回到了他的故乡奥地利，一九四五年初，在与美国人作战时被打死了。好几个生前认识他的人证明了那是他的尸体。”
“他必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密勒说。
舒米特博士点点头表示同意，“啊，是的，有人这么认为。的确，我们当中有人就这么看。”
“我的意思是说，”密勒继续说，根本不理会对方的打岔，“他一定是自耶稣基督以来第一个能够死而复生的了不起的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奥地利的格拉茨，他又被英国人活活捉住。”
博士的眼里反映出窗外栏杆上闪闪发光的白雪，“密勒，你真愚蠢，实在愚蠢。请听我的忠告，一个年长的人给一个年轻得多的人的忠告，放弃这个调查吧。”
密勒瞪着他。“我想我应当感谢你。”他毫无谢意地说。
“你要愿意接受我的忠告就好了，也许你应当接受。”博士说。
“你又误解了我，”密勒说，“今年十月中也有人在汉堡看见罗施曼还活着。第二次看见没有得到证实，现在证实了，你刚才证实了它。”
“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你不放弃这个调查，你将是十分愚蠢的。”博土的目光仍旧非常冷峻，但是却悄悄流露出焦急的神情。想当年，他令出如山，谁敢不从，他对后来的变化始终也习惯不了。
密勒开始发怒了，一股怒火慢慢地从脖颈升到脸上。“你真叫我腻味，博士先生。”他告诉那个年纪比他大的人说：“你和你们那一伙，所有你们这帮坏蛋都叫人腻味。你们道貌岸然，其实全是我国地面上的垃圾。关于我，我将继续调查，直到我找到他为止。”
他转身要走，但是那个年纪比他大的人抓住他的胳臂。
他们互相瞪着，彼此距离才隔两吋。
“你不是犹太人，密勒。你是雅利安人，你是我们的人。我们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呢？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们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呢？”
密勒挣脱了他的胳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博士先生，你就永远不会理解。”
“唉，你们年轻一代的人，你们全是一样的。为什么你们总不能循规蹈矩呢？”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或者至少我是这样的人。”
那个年纪比他大的人眯缝起眼直直地看着他：“你不蠢，密勒。可是你干的是蠢事。你就象那种老是被他们所谓的良心支配着的家伙。不过，我开始有点怀疑了，看来你在这件事情上准是有点个人的牵连。”
密勒转身要走，“也许是的。”他一面说，一面穿过了休息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