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九日，上午九点钟，密勒驱车进入慕尼黑。他按照在市郊一个报摊上买到的慕尼黑市地图，找到莱亨巴哈街二十七号。他把汽车停在路边，没进去前，先把这个犹太会馆打量了一番。这是一座正面看去平平常常的五层楼房。一楼正面是用没有装饰的石块砌成，以上用砖砌成，外面抹有灰色水泥。最高的第五层有一排倾斜的窗户，背衬着红瓦屋顶。在一楼的紧左边，有两扇镶有方玻璃的大门。

    一楼里，有一家在慕尼黑是独一无二的犹太饭馆；二楼是老人收容所的娱乐室；三楼是管理部门和档案室；四楼和五楼是客房以及收容所收容下来的老人的宿舍，楼后有一个犹太礼拜堂。

    他走上三楼，找到问事处。他一面等候，一面环视着这个房间。这里有成排的图书，全是新的；原先的藏书早都被纳粹烧完了。书架之间，悬挂着一些犹太人领袖的画像，是几百年以前的犹太教士和老师们，长着大胡子，眼睛凝视着，同他从前在学校里看过的圣经课本上那些先知们的样子很相似。全都戴着帽子，有的前额上还系着经匣。

    有一个报纸架子，上面的报纸，除德文的外，就都是希伯莱文的。他猜想，这些希伯莱文报纸是从以色列空运来的。有一个黑皮肤矮个子的男人，正在认真地阅读一张希伯莱文报纸的头版。

    “有什么事吗？”

    他向问事台望去，那里此刻坐着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黑眼睛的女人，她时时刻刻神经质地把一绺掉下来遮住自己眼睛的头发再理上去。

    密勒询问：“有没有奥莉·阿德勒这个人的什么线索？她可能是战后回到慕尼黑的。”

    “从什么地方回来的？”那女人问。

    “从马格德堡。以前，是斯图特霍夫；再以前，是从里加。”

    “哎呀，里加！”那女人说，“我看，我们的名册上没有从里加回来的人。你知道，他们全都杳无音信。不过，我可以查查看。”

    她走进里面一间房。密勒看得见她在那里认真地翻阅一本人名索引。本子不厚，五分钟后她就走了出来。

    “对不起，战后回到此地的人，没有叫这个名字的。这个名字很普通，可是名册上没有。”

    密勒点点头：“噢。那么，看来就是这样了。对不起，打扰你了。”

    “你不妨到国际寻人服务社去试试，”那个女人说，“寻找下落不明的人正是他们的工作，他们那里有全德国的人名册。我们这里的人名册只包括那些早先在慕尼黑而后来又回来的人。”

    “寻人服务社在什么地方？”密勒问。

    “在瓦耳德克的阿罗耳逊，就是下萨克森州汉诺市的郊外。那是红十字会的一个机构，真的。”

    密勒想了一会儿：“幕尼黑会不会还有别的什么人是从里加回来的？我真正要找的人是早先的那个司令官。”

    房间里静悄悄的。密勒意识到，报架旁边的那个男人在调头看他。那女人仿佛有点为难。

    “可能有几个人是从里加回来现在还住在慕尼黑。战前，慕尼黑有两万五千犹太人，回来的大约是十分之一。现在，我们又有了五千人，其中一半是一九四五年以后出生的。说不定我能找到一个从里加回来的人。不过，我必须把幸存者的名单全都翻上一遍，他们原先所在的集中营是附在他们的名字后面的。你能明天再来吗？”

    密勒考虑了一会儿，不知是否该罢手回家算了，这种追踪变得很渺茫了。

    “好吧，”他最后说，“我明天再来。谢谢。”

    他回到街上，正在掏汽车钥匙的时候，觉得身后有谁跟了上来。

    “请原谅。”有人说。他转过身去，身后的人就是那个读报的人。

    “你打听里加的事？”那人问，“关于里加的那个司令官？应该是罗施曼上尉吧？”

    “对，就是他，”密勒说，“怎么着？”

    “我在里加呆过，”那人说，“我认识罗施曼，说不定我能帮你的忙。”

    这个人大约四十五岁，小个子，很结实，长着一对又圆又亮的棕色眼睛，一副猥猥琐琐的神气。

    “我叫莫德凯，”他说，“不过人们都叫我莫迪。我们是不是去喝杯咖啡谈谈？”

    他们走进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密勒看到对方那种快活的样子，颇有所动，就把他追踪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从阿尔托纳僻静的街道直到慕尼黑的犹太会馆。

    那个人静静地听着，时而点点头：“嗯，嗯，很长的一个旅程啊！你是个德国人，为什么要追踪罗施曼呢？”

    “这有关系吗？许多人都这么问我，叫人腻烦。一个德国人对从前的事情感到愤慨，这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莫迪耸耸肩膀。“没有什么，”他说，“一个人象这样执意要干到底，倒是不太平常，仅此而已。罗施曼是一九五五年失踪的。你真的认为他的新护照肯定是敖德萨提供的吗？”

    “我是这样听说的，”密勒回答，“看来，要想找到伪造护照的人，唯一的办法是打进敖德萨里去。”

    莫迪把自己面前的这个年轻德国人估量了好一阵子。“你住在哪个旅馆里？”他最后问。

    密勒告诉他，因为过午不久，天还早，他没有去找旅馆。不过，他知道一家他曾经住过的旅馆。在莫迪的请求下，他走向咖啡馆的电话机，向那家旅馆定了一个房间。

    他回到桌子跟前，莫迪已经走掉了。咖啡杯下面压着一张纸条，写着：“不管你是否定到房间，今晚八点都要在那家旅馆的旅客休息室里等我。”

    密勒付过咖啡账，走了。

    ※※※

    同一天下午，狼人在他的律师事务所里把他在波恩的同事送来的那份书面报告重又读了一遍。那个同事就是一周前向密勒自我介绍为舒米特博士的那个人。

    狼人接到这份报告已经有五天了，但出于一贯的谨慎，他在采取直接行动之前，进行了等待和再三的考虑。

    去年十一月间他的上司格吕克斯将军在马德里对他讲的最后一句话，实际上剥夺了他采取行动的自由。不过，象大多数搞案头工作的人那样，在无法避免的事情面前，他喜欢采取拖延的办法。“来个彻底解决”，他接到的命令就是这样说的，他懂得这话的含义。舒米特博士的措辞，也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回旋的余地。

    “一个倔强的年轻人，凶猛残忍，刚愎自用，乃至顽固不化，对目前涉及到的同志，爱德华·罗施曼，有一种真正的个人的刻骨仇恨，其原因似乎还难以解释。他甚至在个人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都未必会头脑清醒……”

    狼人把博士的结论又看了一遍，叹了口气。他拿起电话筒，叫他的秘书希尔达接外线。接通后，他拨了杜塞尔多夫的一个号码。

    铃响了几下才有了回话。一个声音简单地说：“喂！”

    “找麦肯逊先生。”狼人说。

    对方简短地问了一句：“谁找他？”

    狼人不直接回答，而是说出了暗语的头一句：“什么人比腓特烈大帝更伟大？”

    对方回答说：“巴巴罗萨。”稍停片刻，一个声音说：“我是麦肯逊。”

    “狼人。”西德敖德萨的头目回答说，“我怕你已经休息够了，有任务要去完成。明天早上到这里来。”

    “几点钟？”麦肯逊问。

    “十点，”狼人说，“告诉我的秘书你叫克勒。我要你用这个名字去执行一项任务。”

    他放下话筒。

    在杜塞尔多夫，麦肯逊离开电话机，走进他公寓套房的浴室去洗澡刮脸。他这个人身材高大，膂力过人，原来在党卫军帝国师任军士。一九四四年，在图尔和里摩日对法国人质施行绞刑的时候，他学会了如何杀人。

    战后，他替敖德萨开卡车，运送人员经由德国南部和奥地利进入意大利的南梯罗尔省。一九四六年，他被一个非常多疑的美国巡逻队截住，他把那辆吉普车上的四个人统统杀死，其中两人是他空手干掉的。从那以后，他也逃亡了。

    后来，他成了敖德萨高级成员的保镖，人们给他起了个“快刀麦克”的外号。可是，说起来也怪，他杀人从不用刀子，宁肯靠他那两只屠夫般的大手来硬掐或拧断他的“任务”的脖子。

    五十年代中期，由于受到他的上司的赏识，他成为敖德萨的刽子手。要是有谁威胁着他们组织的领导人的安全，或是在他们内部有谁要背叛自己的同志，那就可以托付给他来悄悄地不露痕迹地予以干掉。截至一九六四年一月，这一类任务，他共完成十二件。

    ※※※

    八点整，电话来了。这时密勒正在旅客休息室的一个角上坐着看电视。招待员伸进头来，招呼他去接电话。

    他从电话里听得出对方是谁。

    “密勒先生吗？我是莫迪。我看我能帮你的忙，也可以说，有几个朋友能帮助你。你愿意见见他们吗？”

    “只要能帮助我，谁我都愿意见。”密勒说。他对对方这一套做法产生了兴趣。

    “好的，”莫迪说，“你从旅馆出来，向左拐，到席勒街，再沿着同一边走过两个街区，有一家叫灵德曼的点心咖啡店。我就在那儿等你。”

    “什么时候？现在吗？”密勒问。

    “对，现在。我本想到旅馆来，可是朋友们正在我这儿。你马上就来吧。”

    密勒挂上电话。他拿了外衣，走出门去。他向左拐，沿着人行道朝前走。离开旅馆才半个街区，他感到有一个什么硬东西从后面紧紧顶住他的肋骨，同时一辆汽车擦着路边停了下来。

    “到后边的座位上去，密勒先生。”有人在他耳边这样说。

    他身旁那辆汽车的门打开了。身后那个人在他的肋骨上又最后戳了一下，密勒一低头，进入汽车。司机坐在前面，后座上有一个人，他朝边上挪了挪，给密勒腾出地方。密勒觉得他身后的那人也上了车。车门砰地一声关上，汽车离开路边开走了。

    密勒的心扑扑地跳着。他把同车的三个人扫了一眼，谁都不认得。

    坐在右边的刚才替他打开车门的那个人先开了口：“我要把你的眼睛蒙上，”他简单地说，一面拿出一件象黑袜子似的东西，“我们不想让你看见你是在往什么地方去。”

    密勒感觉到那袜子从他头顶套下来，一直盖住他的鼻子。他回忆起德雷森旅馆里那个人的那双可怕的蓝眼睛，以及维也纳的那个人说过的那些话：“要小心，这些人会下毒手的。”他又想起莫迪，感到不解的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怎么会在犹太会馆读起希伯莱文报纸来。

    汽车行驶二十五分钟以后，减速停住。他听见有开门的声音；汽车又朝前开了开，最后停下。有人把他从后座带出来，接着，他左右各有一个人，带着他穿过一个院子。有一阵子，他脸上感觉到有一股夜晚的寒气；接着他又进到屋里，一扇门在他身后关上了。他被领着走下几步台阶，走进一个象是地下室的地方。不过，室内很暖和，他被安置坐在上面的那张椅子又是很软的沙发椅。

    他听见有人说，“把绷带取下来。”于是，套在他头上的袜子被拿掉，眨了眨眼睛，他才又习惯亮光。

    他置身的这个房间显然是地下室，因为没有窗子。不过，在一面墙的高处，有一个空气调节器在作响。房间布置得讲究、舒适，显然是一个会议室的模样。紧靠对面墙，有一张长桌，两边摆着几张椅子。房间其余部分都空着，沿墙放着五把扶手椅子。中央铺着一块圆地毯，摆着一张咖啡桌。

    莫迪站在长桌的一旁，象是抱歉地微笑着。那两个带领密勒的人，都三十多岁，身体都很好。他们分别靠在密勒的椅子的两边扶手上。正对着密勒，在咖啡桌的另一边，还有一个人，是他们当中的第四位。汽车司机不在，密勒设想，他一定是留在上面把门。

    那第四位显然是个头头。他自在地坐在椅子上，他的三个部下在他周围站着或靠着。密勒估计，他近六十岁，人很瘦，两颊凹进去，一个钩鼻子。那双眼睛叫密勒感到不安，它们是棕色，深凹进去，明亮而锐利，是一个狂热者的眼睛。他首先开了口：“欢迎你密勒先生。我们用这种奇特的方式把你请到我的家里来，对此，我表示歉意。所以要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你决定不愿意接受我向你提出的建议，那么你可以回到你的旅馆去，而以后再不要同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见面。”

    “我的这位朋友——”他指了指莫迪，“告诉我，你由于你个人的原因，正在追踪一个叫爱德华·罗施曼的人。为了便于进一步接近他，你准备设法打入敖德萨。做这件事你是需要别人帮助的，大力的帮助。然而有你在敖德萨内部，这是符合我们利益的，因此我们打算帮助你。你懂我的意思吗？”

    密勒吃惊地看着他。“我要弄明白一件事，”他终于开口说，“你是不是说，你们不是敖德萨的人？”

    那人抬起眉头：“哎呀，你完全弄错了。”他向前探着身子，把左手衣袖拉上去，前臂上露出蓝色的号码刺字。

    “奥斯威辛。”他说。他指着密勒身边的那两个人，“布痕瓦尔德和达豪。”他又指着莫迪，“里加和特来勃林卡。”

    然后，他放下袖子。

    “密勒先生，有些人认为，杀害我们人民的那些凶手应该送去审判。我们不同意，战争刚结束，在我同一位英国军官交谈的时候，他对我谈过一番话，这番话后来就成为我生活的指导方针。他对我说，‘如果他们杀害了六百万我的同胞，我就要用骷髅造起一座纪念碑。骷髅，不是那些死在集中营里的人的骷髅，而是那些赶他们到集中营里去的人的骷髅。’道理很简单，密勒先生，但是令人信服。我和我的小组之所以在一九四五年后决定在德国呆下来，心里就只有一个目的：复仇。就是复仇，别无其它。我们要的不是把他们关起来，密勒先生；我们要的是把他们当成猪猡一样宰掉。我的名字叫里昂。”

    里昂盘问了密勒达四小时之久，然后才满意地认为，这个记者信得过。他也象别人一样，对密勒的动机感到不解，但也只好承认，密勒自己提出的那种理由有可能成立，即他对党卫军在战时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慨。盘问完毕，他靠在椅子上，又对这个年轻人作了长时间的观察。

    “密勒先生，你知道企图打入敖德萨要冒多么大的危险吗？”他问。

    “我猜得出，”密勒说，“首先，我年纪太轻。”

    里昂摇摇头：“你要是不改名换姓，就想让前党卫军成员相信你是他们的人，这根本办不到。首先，他们有前党卫军成员的名单，而那上面并没有彼得·密勒。其次，你起码得再长十岁。这办得到，但这就牵涉到一个完全新的身分，而且是真实的身分。要一个确实在党卫军里呆过的人的那种身分，只这一件事，就要我们做大量的调查工作，既费时间又很麻烦。”

    “你想你能够找到这样一个人吗？”密勒问。

    里昂耸耸肩膀。“必须有这么一个人，他的死亡是无法查核的，”他说，“敖德萨每接纳一个人，事先总要对他进行查证。你必须通过一切考验。这也就是说，你必须同一个真正的前党卫军成员一起住上五、六个星期，让他教给你他们的习惯、术语、用词和行事方式。很幸运，我们认识这样一个人。”

    密勒很惊异：“他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

    “我说的这个人是个古怪的人。他是个真正的党卫军上尉，对过去的所作所为却真心地感到悔恨。他有过实在的悔改行动。他后来打进了敖德萨，向当局提供过关于在逃纳粹战犯的情报。他本来要这么干下去，可是他被人捅了，总算幸运活着逃了出来。今天他化名住在拜罗伊特郊外的一幢房子里。”

    “此外我还要学些什么呢？”

    “所有跟你的新身分有关的东西都要学。如他在什么地方出生，哪一天出生；怎样进的党卫军，在哪里受的训；在哪里工作，什么单位，指挥官是谁，以及战争结束以来他的全部经历。还要有一个保证人为你担保，这可不容易。在你身上，必须要费很大劲，花很多时间。密勒先生，一旦开始，你可不能后退。”

    “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密勒疑惑地问。

    里昂站起来，在地毯上走着。“复仇，”他说得很干脆，“象你一样，我们要罗施曼。但我们还要得更多。那些罪大恶极的党卫军人犯，今天都改了名换了姓，我们要这些人。这就是我们要的好处。”

    “听起来这好象是以色列情报局可能用得着的情报。”密勒说。

    里昂严厉地看了他一眼，“就是，”他简短地说，“虽然我们不属于他们，但我们有时同他们合作……”

    “你们想过办法让你们自己的人打进敖德萨里去吗？”密勒问。

    里昂点点头，“两次。”他说。

    “结果呢？”

    “头一个人的尸体被发现漂浮在一条水沟上，手指甲全都没有了。第二个人渺无踪影，下落不明。你是不是还要干下去呢？”

    密勒没有直接回答，“你们的方法要是很有效，那他们为什么被识破了呢？”

    “他们俩都是犹太人，”里昂简短地说，“我们设法把他们胳臂上的集中营的刺字弄掉了，但疤还在。还有，他们都行过割礼。这就是为什么当莫迪向我报告有一个纯粹的雅利安德国人痛恨党卫军的时候，我才感到有兴趣。再说，你行过割礼？”

    “那要紧吗？”密勒问。

    “当然。行过割礼的人不一定都是犹太人。许多德国人也都同样行过割礼。不过，一个没有行过割礼的人，这就多少证明他不是犹太人。”

    “我没有行过。”密勒简短地说。

    里昂点点头，心里很满意。“的确，这样你成功的希望就更大。剩下的问题，就是改变你的外表，训练你去扮演一个十分危险的角色了。”

    午夜早已过了。里昂看看表：“你吃过饭没有？”

    记者摇摇头。

    “莫迪，我看该给我们的客人弄点什么吃的了。”

    莫迪笑笑，点点头。他走出地下室，到上面的房间去了。

    “你今夜要住在这里，”里昂对密勒说，“我们会给你送铺盖来。请你不要想出去。门上有三把锁，过一会儿都要在外边反锁上。把你汽车的钥匙给我，我会派人把它开到这里来。这几个星期以内，最好别让人看到。我们会替你付旅馆钱，也会把你的行李搬来。早上，你要给你母亲和女朋友写信，告诉她们，这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以内，你不会同他们联系。明白了吗？”

    密勒点点头，把汽车钥匙给了他。里昂把钥匙交给那两个人中的一个。他们悄悄地离开了。

    “上午，我们就把你送到拜罗伊特，去见我们的党卫军军官。他叫阿尔弗雷德·奥斯特尔。你要同他住在一起，我会安排的。现在，请原谅，我必须出去为你寻找一个新名字和新身分了。”

    他站起来，走了。不一会，莫迪送来一盘食品和半打毯子。然后，他也走了，让密勒去独自消受他的冷鸡、土豆、生菜和愈来愈大的疑团。

    ※※※

    在遥远的北方，在不来梅陆军医院里，凌晨一两点钟，一个看护兵正在他的病房巡视。病房的一头，有一张病床，四周挂着很长的帷幔，把里面的病人同其它病床隔离开来。

    那个看护兵是个中年男人，叫哈特斯坦。他站在帷幔跟前，凝视着里面床上的那个男人。他一动不动地躺着。他的头上面，有一盏昏暗的灯通宵亮着。看护兵走进帷幔，按了按病人的脉搏，停止跳动了。

    他俯视着这个癌症死者难看的面孔，他想起三天前他在昏迷当中说过的话，便把死者的左臂从毯子里抬出来。在他的胳肢窝里，刺有一个号码字。这是死者的血型记号，这个记号表明，这个病人曾经加入过党卫军。当年在这个帝国里，党卫军是被看作比一般军人更为宝贵的人，因此在他们受伤以后，总是要优先得到输血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给他们刺上记号的缘故。

    看护兵哈特斯坦把死者的脸盖上，向床边桌子的抽屉里看了一眼。死者倒在街上被送到这里后，他的个人用品就被放在这个抽屉里。他从里面抽出一张驾驶执照，上面写明那个人生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现年三十九岁，名字叫做罗尔夫·根塞·柯尔布。

    看护兵把驾驶执照装进他白色外衣的口袋里，走出病房，向夜班医生报告病人死亡的消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