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不太满意地看了看来客。密勒讨厌硬领和领带，平时尽可能避免使用它们，他穿着一件白色尼龙高领绒衣，外罩一件圆领的套头黑色绒线衫，在这两件衣服外面他还穿着一件黑色的运动衣。医生的表情明白地说明，探视病人时以穿上硬领打上领带更为合适。

    “她的侄子？”他惊奇地重复说，“奇怪，我不知道温德尔小姐有一个侄子。”

    “我相信我是她唯一活着的亲戚，”密勒说，“这很明白，我要是知道我姑姑病了，我早就来了。文策尔先生今天早晨才打电话通知我，要我来看望她的。”

    “文策尔先生平常这个时候就会上这儿来的。”医生说。

    “我知道他被叫走了，”密勒温和地说，“至少，今天早上他在电话上是这么告诉我的。他说他几天之内不会回来，还要我替他来探望探望。”

    “出门了？多么离奇，多怪啊！”医生沉默了一会，踌躇不决，然后加了一句，“请等一下。”

    密勒看见他从他们在那儿谈话的那个前厅转身出去，走进旁边的一个小房间。从开着的门里，他听见医生在给文策尔家里打电话。

    “他真的出去了吗？……今天早上？……要几天吗？……噢，不，谢谢你，小姐，我只要证实一下他今天下午是不是不来了。”

    医生挂上话筒回到前厅，“奇怪，”他咕噜说，“温德尔小姐入院以后，文策尔先生每天准时来到，真是最忠实不过的了。咳，假如他再想见她一面，那他最好得快些。她情况很糟，你知道。”

    密勒装作忧郁的样子。“他在电话上就是这么告诉我的。”他扯谎说，“可怜的姑姑。”

    “你是她的亲戚，当然可以跟她一起呆一会儿。不过我必须警告你，她说话已不太有条理了，因此我必须要求你说话尽量简单明白。请这儿走。”

    医生领着密勒走过几个通道，在一间卧室前站住了。这座房子过去显然是一座私人的大住宅，后来改成医院的。

    “她就在这儿。”他说着，让密勒进去，在他身后关上了门。密勒听见他回去的脚步声。

    房间里黑糊糊的，直到他的眼睛适应了从稍稍拉开的窗幕缝里透进来的冬天下午的暗淡光线之后，他才看清了床上那个女人枯萎的模样。在她的头下和肩下垫着几个枕头，她脸色苍白，而身上的睡衣却又颜色那么浅，以致整个人都跟床上的铺盖混成一片了。她双目紧闭。密勒很少有希望从她那儿探听到失踪了的伪造证件者可能的去向。

    他低声叫道：“温德尔小姐。”眼皮活动，张开了。

    她盯着他看，但眼睛里毫无表情，密勒怀疑她甚至根本没有看见他。她重新闭上她的眼睛，开始断断续续地嘟哝作声。他俯近过去想听清从灰白嘴唇里吐出来的混乱语句。

    那些语句没有什么意义。有几句是关于罗森海姆的，他知道那是巴伐利亚的一个小村子，可能她是生在那里的。还有什么“全穿着白衣服，多漂亮，漂亮极了”，然后还有些混乱的无意义的单字。

    密勒靠得更近些：“温德尔小姐，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垂死的妇人继续嘟嚷着。密勒听到说的是：“……每人都带着一本祈祷书和一束花，……全都是白色的，多么纯洁。”

    密勒皱起眉头捉摸了半天才搞明白她在说些什么。在昏乱中，她是在回忆她第一次领圣餐的仪式。象他自己一样，她曾经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温德尔小姐？”他重复说，心里不存什么希望了。

    她再次睁开眼睛，盯着他，望着围在他颈上的白色宽带，胸前黑糊糊的一片和黑色的外套。使他吃惊的是她又闭上了眼睛，而她扁平的身躯却抽搐起来了。密勒着急了，他想还是把医生叫回来的好。两行眼泪从她闭着的眼睛里涌出，顺着羊皮纸似的面颊滚落下来。

    她的一只手慢慢地在被子上摸向密勒俯近她时支在床上的手腕。她以惊人的力量，或者简直是不顾死活地紧紧抓住他的手腕。在她十分清楚地说出“祝福我，神父，我有罪孽”这几句话之前，密勒已认定她不可能告诉他关于克劳斯·文策尔的任何事情，正打算挣脱出来动身走了。

    密勒愣了几秒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他看了一眼自己的胸膛，这才明白那妇人在朦胧的光线中认错人了。

    他心里斗争了两分钟，决不定是就此离开她回到汉堡呢，还是冒一下灵魂进地狱的危险，最后寻试一下通过伪造证件者的线索来追寻爱德华·罗施曼。

    他又俯向前去，“我的孩子，我准备听你的忏悔。”

    于是她开始讲了，她用一种枯燥乏味的单调语言叙述了她的生命史。她的童年时代是在巴伐利亚的田野和森林里度过的，出生于一九一零年。她记得她的父亲去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三年后一九一八年停战时才回来，对那些在柏林屈膝投降的家伙满腔怒火，恨声不绝。

    她记得二十年代初期的政治动乱，记得在慕尼黑附近发动的未遂政变，当时有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街头煽动家率领了一群人企图推翻政府。她父亲后来和他搞在一起，并且参加了他的党。当她二十三岁时，那个煽动家和他的党组成了德国政府。然后是参加全德少女联盟的夏令营，给巴伐利亚地方长官当秘书，跟穿着黑制服的漂亮的金发青年们跳舞，等等。

    不过她长大后很丑陋，又高又瘦头骨突出，马脸，唇上毛茸茸的。她那一头耗子毛向后挽成一团，穿着深色的衣服，套着格格作响的鞋子。她到三十岁的时候知道自己是没希望象村子里别的姑娘那样结婚成家了。一九三九年，这个愤懑不平、满腔仇恨的女人被委任为一个叫做拉芬斯布吕克的集中营的女监长。

    她讲到那些遭她鞭打和棒击的人们，讲到她在勃兰登堡的那个集中营里大权在手，任意肆虐的日子，眼泪从她两颊徐徐滚落下来。她的手指抓住密勒的手腕不放，生怕他在她讲完之前就愤然离去。

    “那么在战争以后怎样呢？”他柔和地问道。

    流浪了好几年——被党卫军抛弃了，受到盟军的追捕，白天在厨房里当女佣人洗碗碟，晚上住在救世军收容所里。

    一九五零年，她认识了文策尔，他当时住在奥斯纳布吕克一家旅馆里，正在物色买幢房子。她那时是个女招待。那个矮小的中年男人买好了房子，便建议她来替他管家。

    “就这些吗？”当她停下时密勒问。

    “是的，神父。”

    “我的孩子，你知道如果你没有忏悔你的全部罪孽，我就不能给你举行忏悔式。”

    “那是全部，神父。”

    密勒深深地吸了口气，“那么关于假护照的事呢？就是他替在逃的党卫军伪造的那些东西？”

    她沉默了一会儿。他担心她已经失去知觉了。

    “你知道那个吗，神父？”

    “我知道。”

    “我没有造假护照。”她说。

    “但是你知情，知道克劳斯·文策尔干的事。”

    “是的。”这话是低声说的。

    “他现在已经走了，他跑掉了。”密勒说。

    “不，没跑。克劳斯不会跑掉，他不会离开我，他会回来。”

    “你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不知道，神父。”

    “真的吗？想想吧，我的孩子。他是被迫逃跑的。他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呢？”

    瘦削的脑袋在枕头上慢慢摇着，“我不知道，神父。如果他们恐吓他，他就要用档案。他对我说过他要。”

    密勒吃了一惊。他向下看这个女人，现在她的眼睛闭上了，好象睡着了。“什么档案，我的孩子？”

    他们又谈了五分钟。这时有人轻轻敲门，密勒松开女人的手，站起来要走。

    “神父……”声音是可怜的，恳求的。他转过脸来。她望着他，眼睛睁得很大，“祝福我，神父。”

    音调是哀求的。密勒叹了口气，那是一个大罪。他希望有朝一日人们能够理解他的苦衷。他举起右手划十字：“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饶恕你的罪过。”

    女人深沉地叹了口气，闭上眼睛，失去了知觉。

    在外边的甬道上，医生在等着。“我觉得时间真够长的了。”他说。

    密勒点点头：“是啊，她睡了。”他说，看了门周围一眼。医生送他回到前厅。

    “你想她还可以活多久？”密勒问。

    “很难说。两天，可能三天，不会再多了。我很抱歉……”

    “呃，是的，谢谢你让我去看她。”密勒说。医生替他开了前门。

    “哦，还有一件事，大夫。我们家里都是天主教徒，她求我请一个神父。临终的仪式，你知道？”

    “是的，当然。”

    “你可以找一个吗？”

    “当然可以，”医生说，“我以前不知道。我今天下午去找一个吧。谢谢你告诉我，再见。”

    ※※※

    当密勒开车回到西奥图·赫斯广场，把“美洲虎”停在离旅馆二十码的地方时，已经是傍晚时分，薄暮正在变成夜色了。他穿过马路朝他的房间走去。在两层楼上面，麦肯逊注视着他的到来。他带着手提箱里的炸弹，下楼到过厅，付了当夜的账，说他明天一清早就要离开，然后出来上了他的汽车。他把车开到一个能够监视旅馆大门和“美洲虎”的地方，然后停下来继续等候。

    这个地段仍然闲人太多，使他不能到“美洲虎”上去干他的事，而且密勒随时都可能从旅馆里出来。假如他在炸弹装上之前把车开走，麦肯逊就要在距离奥斯纳布吕克几哩的空旷的公路上追上他，抢走文件包。假如密勒在旅馆里过夜，麦肯逊就要在清晨周围没人的时候装上炸弹。

    密勒正在他的房间里绞尽脑汁回忆一个名字。

    那是一九六一年圣诞节前半个月，他坐在汉堡地方法院的记者席上，等候一个他感到兴趣的案子开审。他赶上了前一个案子的末尾。被告席上站着一个矮小的男人，辩护律师在请求宽大处理，提出现在正是圣诞节前，而他的委托人有一个妻子和五个孩子。

    密勒记起当他朝律师席望去的时候，看到了犯人的妻子疲倦的、备受折磨的脸。法官指出，刑期本来会判得更长一些，但由于辩护律师请求宽大，故判决这个人十八个月徒刑。这时她在极端绝望中用双手蒙住她的脸，检察官曾称犯人为汉堡最善于撬开保险柜的窃贼之一。

    两星期后，密勒在离雷柏大街不到两百码的一个酒吧间里跟他的几个黑社会的熟人喝酒庆祝圣诞节。他那天刚拿到一笔稿费，所以腰包里钱不少。有一个女人在屋子的另一头擦地板。他认得两星期前被判刑的窃贼的妻子那张充满烦恼的脸，出于一时的慷慨（这他在第二天早晨就后悔了），他把一张一百马克的钞票塞到她的围裙口袋里，然后走了。

    一月间，他收到一封从汉堡监狱寄来的信，信写得不很通顺。一定是那个女人向酒吧间的侍者打听了他的名字并告诉了她的丈夫。这封信是寄到他有时发表文章的一家杂志社去的，他们把信转给了他。

    〖亲爱的密勒先生：

    我的妻子写信告我你在圣诞节前做了的事。我从没见过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做了这事，但我要非常感激你。你是一个真正的好人。那笔钱帮助玛达和孩子们过了一个极好的圣诞节和新年。要有机会让我能回报你的话，通知我一声就得了。

    尊敬你的……〗

    但在姓的末尾是个什么名字呢？库柏尔，就是他，维克多·库柏尔。但愿他没把自己再搞到监狱里去。密勒拿出记有他相熟的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的小本来，把旅馆的电话机拉到自己的膝头上，开始给汉堡黑社会的朋友们打电话。

    他在七点半找到了库柏尔。由于那天是星期五晚上，他正和一帮朋友在一个酒吧间里，密勒可以听到那里自动留声机的声音，它正在放送硬壳虫音乐队的《我要握你的手》。

    那年冬天成天放送这首曲子，听得他几乎要发狂了。

    他稍微提示了一下，库柏尔就记起他来了，记起了两年前他对玛达的馈赠。显然库柏尔已经灌了点酒。

    “非常谢谢你的好意，密勒先生，做了大好事。”

    “听着，你从监狱写信给我说，要有机会让你能为我做点什么，你就会去做。记得吗？”

    库柏尔的声音是谨慎的：“是的，我记得。”

    “好，我需要一点帮助，不很多。你能帮忙吗？”密勒问。

    在汉堡的这个人更谨慎了：“我手头没多少钱，密勒先生。”

    “我不要借钱，”密勒说，“我要为一件工作付给你钱。一件小事。”

    库柏尔的声音听来大大松了一口气：“哦，我明白了。是的，当然。你在哪里？”

    密勒把要求告诉了他：“立即去汉堡车站，赶上第一列开往奥斯纳布吕克的火车，我在车站接你。还有件事：随身带上你干活的工具。”

    “呃，你听，密勒先生，我不在我的地段以外做案。我不熟悉奥斯纳布吕克。”

    密勒用汉堡俚语说话了：“是件马到成功的事，库柏尔。空房子，主人走了，里面货不少。我侦察过，没问题。你可以回汉堡吃早饭，满载而归，没人查问你。那个人要一个星期以后才回来，你可以在他回来之前把东西脱手，这里的警察会以为是本地的人做的事。”

    “我的车费怎么办？”库柏尔问。

    “你到这里以后我就给你。九点有一趟从汉堡开出的车，你还有一个小时，动身吧。”

    库柏尔深深叹了口气，“好吧，我乘那趟车来。”

    密勒挂上电话，告诉旅馆电话总机的接线员在十一点叫醒他，就睡去了。

    ※※※

    外面，麦肯逊继续在独自守夜。他决定，如果密勒不出现，他就在半夜上“美洲虎”去动手。

    但是密勒在十一点一刻走出了旅馆，穿过广场，进了火车站。麦肯逊吃了一惊。他从“梅西迪斯”里爬出来，到车站大厅去查看了一遍。密勒在月台上等车。

    “这个站台下一趟是什么车？”麦肯逊问一个搬运工人。

    “十一点三十三分开往明斯特的车。”搬运工人说。

    麦肯逊弄不明白为什么密勒自己有汽车却要去坐火车。

    他迷惑不解地回到他的“梅西迪斯”，继续等待。

    到十一点三十五分，他的问题解决了。密勒从车站回来了，身边是一个矮小的、衣着敝败的男子，拿着一个黑皮口袋。他们正忙于谈话。麦肯逊骂了一句。他最怕的是密勒带着来人把“美洲虎”开走，那会使下一步的杀人勾当复杂化。使他安心的是，这两个人走近一辆等候着的出租汽车，爬了上去。他决定再等二十分钟，然后开始他在“美洲虎”上的工作，它仍然停在距他二十码的地方。

    广场上到半夜时已差不多没人了。麦肯逊从他的汽车里钻出来，拿了一个笔形手电和三件小工具，向“美洲虎”走去。他四顾无人，便溜到了汽车底下。

    在这个满是泥泞和溶雪的广场上，他知道不出几秒钟他的衣服就会弄湿弄脏，这个他倒并不在乎。他用手电在“美洲虎”前端的下面找到了引擎盖的扣环，用了二十分钟才把它拧开。扣环一松，引擎盖便向上弹了一吋。事情结束后，他只要从上面一压就可以使引擎盖重新关上，至少他不用破车而入，从里面摘掉扣环了。

    他回到“梅西迪斯”，把炸弹拿到赛车这边来。一个人趴在一辆汽车的引擎盖下面，很少会引起注意或根本不会引起注意，过路人以为他是在修自己的车。

    他用铅丝和钳子把炸药包捆在引擎室里面，固定在驾驶座正前面的壁上，当它爆炸时距离密勒的胸膛不过三呎。

    触发装置是用两根八呎长的电线同炸药连接起来的，他让电线穿过引擎区域落到地面上。

    他然后又钻到车底下，借手电的光亮检查前轮的悬挂。

    他在五分钟之内就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地方，把触发装置的末端紧紧地缠在一个附近的支撑横杠上。触发器的两头上包着橡皮、中间夹着小灯泡的钢片，被他塞在构成左前轮的悬挂的那条粗大弹簧的两个旋圈之间。

    他把它装得稳稳当当的，一般的颠簸不可能把它震松，然后从下面钻出来。他估计，在汽车高速行进时，只要碰一个土块或者一个寻常的小坑，就会使左前轮的悬挂缩紧，从而把触发器上张开的双钳挤到一块儿，压破分开它们的灯泡，使两片带电的钢锯条互相接触。当这个发生的时候，密勒和他的文件就炸成碎片了。

    最后，麦肯逊把连接炸药和触发器的两根电线收紧，搞成一个整齐的弧形，并用线把它们捆在引擎室的外壁上，使它们不致拖在地上，被路面磨损。这个完成以后，他放下引擎盖，把它关上。然后他回到“梅西迪斯”的后座上，曲起身子睡着了。他想，他已经扎扎实实干了一夜的活了。

    ※※※

    密勒叫出租汽车司机把车开到沙尔广场，付了钱，打发了他。库柏尔一路上乖觉地闭住嘴，直到回城里去的出租汽车不见影踪时，他才开始说话：“我希望你明白你在干些什么，密勒先生。我的意思是说，你干这种把戏是叫人奇怪的，你是个记者啊。”

    “库柏尔，别担心。我要的是放在屋里一个保险柜里的一束文件，我拿这个。你方便拿什么就拿什么。行吗？”

    “好吧，因为是你，行。我们干吧。”

    “还有件事，那里面住着一个女仆。”密勒说。

    “你说过那儿是空的呀，”库柏尔抗议道，“假使她掩进来，我就溜开。我不想伤人。”

    “我们可以等到早晨两点，那时她睡得正香。”

    他们走完了去文策尔家的一段路，很快地向路的两头望了一眼，就窜进门去。为了避免走沙地，他们沿着汽车路边的草地走，然后横过草地，藏进石楠丛中，正对着看起来象是书房的窗子。

    库柏尔象一只鬼鬼祟祟的小动物，在树丛中穿行，把房子四周巡视了一遍，留下密勒看着他的工具袋。他回来时轻声说：“女仆屋里还亮着灯，就是房子后面屋檐下的那个窗子。”

    他们不敢抽烟，坐了一个钟头，在树丛肥大的常绿叶下冻得发抖。凌晨一点钟，库柏尔再作了一番巡视，回来报告说女仆卧室的灯灭了。

    他们又坐了九十分钟，然后库柏尔捏捏密勒的腕子，拿上他的袋子，在月光下穿过草地，向书房的窗户走去。路那头什么地方有一只狗在叫，远处有一辆汽车开到了家，轮胎尖叫了一声。

    很幸运，书房窗户下那片地方是在阴影里，月亮还没照到房子的这一面来。库柏尔打开笔形手电，沿着窗框照了一遍，然后又沿着把窗子分成上下两部分的横木照了一遍。窗子上有一个很好的防盗窗钩，但没有警报系统。他打开他的袋子，摸索了一会儿，直起腰来时手里拿着一卷胶布、一个带把的吸盘、一把象一支自来水钢笔似的尖端装有钻石的玻璃刀和一个橡皮槌。

    他以出色的技巧在玻璃上划了一个圆圈，位置正在窗钩的下面。为了更加保险起见，他在圆圈上贴了两长条胶布，胶布的两头粘在窗子上没有划过的部分。在胶布之间他安上沾满口水的吸盘，这样，玻璃上就只剩下一小块是透明可见的。

    他左手抓住吸盘的把，用橡皮槌对窗玻璃上划出来的圆圈里透明可见的部分猛击了一下。

    在敲第二下时发出了破裂声，玻璃圆片朝屋里倒下。他们两个停下来等待反应，但是没有人听到声响。库柏尔手里还抓着粘住倒向屋里的玻璃圆片的吸盘的把。他撕掉了那两片胶布，先朝窗里看了看，发现五呎开外有一块厚地毯，便一甩手腕，把那块玻璃片连同吸盘扔了进去，它们悄然无声地掉在地毯上。

    他把手伸进圆洞，摘下了防盗窗钩，打开了下面的窗子。

    他象一只苍蝇那么灵巧地翻过窗户，密勒小心翼翼地跟着他。在草地上月光的对照下，屋里尤其显得漆黑一片，但库柏尔似乎看得很清楚。

    他轻声对密勒说：“别出声。”密勒站着不敢动弹，而这个盗贼则轻轻关上窗子，拉上了窗帘。他在屋里到处走，凭知觉绕过家具，关上通向走道的门，只在这个时候他才打开他的手电。

    手电光扫过屋子，照出一张写字台，一架电话机，占满一面墙的书橱，一把扶手软椅，光亮最后落在一个周围砌了一大片红砖的漂亮的壁炉上。

    他出现在密勒身边，“这肯定是书房，在这座房子里不可能有两间这样的屋子和两个砖砌的壁炉。打开砖壁的机关在什么地方呢？”

    “我不知道，”密勒喃喃地说，他模仿窃贼的那种低声嘟嚷的说话方式，因为他们懂得这要比低声说话更难让人发觉，“你必须找出它来。”

    “上帝，那得多久哪。”库柏尔说。

    他让密勒坐在椅子上，警告他始终要戴上驾驶用的线手套。库柏尔拿着他的袋子走向壁炉，在脑袋上缠了一根带子，把手电插在上面的一个托架上，使它对着前面。他一吋一吋地检查砖壁，用敏感的指头去抚摸下陷或隆起的地方。

    当他把砖壁整个检查了一遍以后，就放弃了这个方法，重新开始用一把调色刀探查砖缝。他在三点半时找着了它。

    刀身插进了两块砖之间的一条缝隙，发出轻轻的咔嗒一响，一块两呎见方的砖壁，便向外移动了一吋。这东西做得真精巧，肉眼简直不能把这个方块和它周围的砖壁分别出来。

    库柏尔悄悄地打开门；它左边装着无声的钢铰链。这块四平方呎的砖壁被镶嵌在一个钢盘上，形成一个门。在门后，库柏尔的头灯的微弱光线照出了一个小小的钢壁柜的正面。

    他让手电一直开着，把一个听诊器挂在脖子上，塞好耳塞。他仔细察看由四个圆盘组成的锁有五分钟之久，然后把听诊器的头放在他判断是停动发条所在的地方，开始去卸锁的第一环。

    密勒坐在离他十呎的地方，看着他干活，神经越来越紧张。和他相反，库柏尔则异常镇静，专心一意地干他的活。此外，他知道只要他们不走动，一般是不会引起人来查看这间书房的。进屋，来回寻找和出屋，这些则是危险的时刻。

    他用了四十分钟才卸开最后一个停动发条，他轻轻地打开保险柜的门，转向密勒。从他头上射出的光亮照在一张桌子上，桌上放着一对银烛台和一个挺沉的旧鼻烟壶。

    密勒一声不吭，站起来向保险柜旁的库柏尔走去。到了跟前，他从库柏尔头上取下手电来，用它向保险柜里探看。

    里面有几扎钞票，他掏出来递给那个感激涕零的窃贼。库柏尔惊喜地轻轻吹了下口哨，声音传不过几呎远。保险柜的上格只放了一件东西，一个软皮的卷夹。密勒把它拉了出来，打开它，翻了翻里面的纸页。总共大约有四十页左右，每页上贴有一张照片和几行关于特征的记载。翻到十八页时他停了下来，高声说：“老天爷！”

    “别出声。”库柏尔急忙说。

    密勒合拢卷夹，把手电还给库柏尔说：“关上它。”

    库柏尔把门关上，拨动号码盘，不仅仅把它锁上，而且让数字顺序跟原来一样。然后他让砖壁回到原来的地方，用力压上，又是轻轻咔嗒一响，它回到原处关上了。

    他已经把钞票塞进了衣袋——这是文策尔最后四个护照的价款——剩下的事就是把烛台和鼻烟壶轻轻放进他的黑皮口袋。

    关上手电以后，他抓住密勒的手臂，把他引到窗口，把窗帘向左右两边拉回原处，透过玻璃向外仔细张望。草地是空的，月亮钻进云里去了。库柏尔开了窗，跳了出去，带着袋子和里面装的一切，等待密勒跟上来。他把窗子拉下来，钻进树丛。新闻记者跟着他，他已经把档案塞在他的高领绒衣里面。

    他们在灌木丛中行走，直到大门，然后出现在大路上。

    密勒拔起脚想跑。

    “慢慢走，”库柏尔用他平常说话的腔调说，“咱们一边走一边谈话，就象赴了宴会回家那样。”

    走回火车站有三哩路，这时已经是五点钟了。虽然是星期六，街道上不是完全没人，因为德国工人很早就起来去办他们的事去了。一直到车站都没人盘问他们。

    七点以前没有去汉堡的车，但库柏尔说他高兴在咖啡馆里等候，用咖啡和两杯威士忌暖和一下。

    “一件挺不错的小买卖，密勒先生，”他说，“我希望你拿到了你想要的东西。”

    “呃，是的，我拿到了。”密勒说。

    “好啦，谁也不说。再见，密勒先生。”

    这个矮小的窃贼点点头向车站咖啡馆走去。密勒转回来穿过广场走向旅馆，不知道有一双发红的眼睛从一辆停着的“梅西迪斯”后面盯着他。

    密勒需要查询一些事情，但时间还太早，于是他决定先睡上三个钟头，吩咐总机接线员在九点半叫醒他。

    电话铃准时响了。他要咖啡和面包卷，它们送来时他刚好洗完一个滚热的淋浴。喝咖啡的时候他翻阅档案，认出五六张面孔，但一个名字也不认得。这些名字，对他自己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第十八页是他反复再看的一页。这个人老了一点，头发长了一点，一撇胡子盖住上唇。但耳朵还是那样——每个人的脸的这一部分比任何其它部分更具有特点，然而却常常被忽视了。同样的狭窄的鼻孔，歪着的头和浅色眼睛。

    名字是一个普通的名字；吸引他注意的是住址。从邮区来看，应当是在城市的中心，并可能是一所公寓。

    快十点时他给表格上所写的那个城市的电话查号台打电话，他询问在那个地址的公寓管理人的电话号码。这是在押宝，可是押着了。那确实是一所公寓，并且是一所豪华的公寓。他给管理人打电话并且解释说，他一再给某房客打电话，但没有人接，这可是怪事，因为他们是特地约定在这个时间通电话的。管理人能不能帮帮忙？电话是不是出了毛病？

    在那一头的那个人很帮忙：“经理先生可能在工厂，或者在乡下他度周末的别墅。”

    “什么工厂？”

    “哎，当然是他自己的工厂，无线电厂。”

    “哦，是啊，当然是的，我多糊涂。”密勒说，挂上了电话。查号台告诉了他工厂的电话，接电话的姑娘把电话转给老板的秘书。秘书告诉他，“经理先生”在他的乡间别墅度周末，要星期一早晨才回来。工厂不能泄漏私人住宅的电话号码，这是一个私人秘密的问题。密勒谢谢她，挂上了电话。

    最后把无线电厂厂主的私人住宅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告诉他的人，是他的一个老熟人——汉堡一家大报的工商业记者，在他的私人通讯录里有这个人的地址。

    密勒坐下来凝视着罗施曼的脸、那个新名字和他潦草地记在他的笔记本上的住宅地址。现在他记起从前听说过的这个人，一个鲁尔来的工业家，他甚至在商店里见过这种收音机。他拿出他的德国地图，找出座落在私人庄园里的这所乡下别墅的方位，或至少是它所在的那一片农村地区。

    当他收拾好东西，已经过了十二点，他下楼到大厅，算了账。他饿坏了，便走进旅馆餐厅，随身只带着他的文件包，享受了一大块牛排。

    吃饭时他决定当天下午就踏上他追踪的最后一段路程，第二天上午就同他的目标见面。他仍然保存着那张纸条，上面记有路德维希堡Z委员会的那位律师的私人电话号码。他可以先给他打电话，但他需要并且决定首先面对罗施曼。他怕如果当天晚上给那位律师打电话，要他在半小时内给他一小队警察，他很可能不在家。星期天早晨就好办了，好办多了。

    他最后走出旅馆时已快两点了。他把衣箱塞进“美洲虎”的货箱里，文件包扔在座位上，在驾驶盘后面坐好。

    他没注意到那辆“梅西迪斯”尾随着他直到奥斯纳布吕克的边界。他后面的车跟着他开上高速公路，当“美洲虎”加快速度驶下迤逦向南的小路时，后面的车停了几秒钟，向前又走了二十码，然后离开高速公路，开回城里。

    ※※※

    麦肯逊从路旁的一个电话亭里给纽伦堡的狼人打电话。

    “他上路了，”他告诉他的上级，“我刚离开他，他循小路朝南去了，瞎着眼找死去吧。”

    “你的东西装上了吗？”

    麦肯逊咧嘴笑了笑，“装上了，安在左前轮的悬挂上，走不到五十哩，他就成了碎片了，你认都认不出来。”

    “好极了！”纽伦堡的那个人高兴得喉咙里咕噜噜直响，“你一定累啦，我亲爱的同志，回城里去睡一会儿吧。”

    麦肯逊不需要第二次吩咐，自从星期三以来他就没睡过一个整夜。

    密勒开了那五十哩，又开了一百哩。问题是麦肯逊忽略了一件事，假如他的触发装置是装在一辆欧洲大陆出产的轿车的软悬挂系统上，它的确会很快爆炸。但是“美洲虎”是一辆英国赛车，具有硬得多的悬挂系统。当它飞奔上通往法兰克福的高速公路时，颠簸使前轮上的弹簧缩紧，把炸弹触发器上双钳中间的小灯泡挤得粉碎，但是两片带电的钢片却并未接触。在汽车碰上硬东西时，它们在一毫米的距离内摇晃，然后又弹开了。

    在不知道他离死亡多么近的情况下，密勒不到三个小时就驶过明斯特、多特蒙德、维茨拉和霍姆堡温泉，到达法兰克福，然后他拐上小路，直奔科尼格斯坦和唐纳斯山荒野的白雪皑皑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