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

    1963年3月11日6点40分。这一天的清晨特别冷。

    尤其当一个人即将被行刑队枪决的时候，似乎天气显得更加寒冷了。

    在巴黎郊区伊弗雷堡的大院里，有一位法国空军中校被反绑着双手，站立在冰冷的木桩前面。此刻，他那双眼睛不时地闪现出冷漠、怀疑的目光，凝视着站在20米以外的一队士兵。

    他，就是35岁的让·马里·巴斯蒂安·蒂尼中校。似乎为了稍微松弛一下紧张的情绪，他用脚尖踢着地上的砂砾。这时，有人走过来用黑布蒙上了他的眼睛。

    在死亡即将降临之时，有一位神父站在中校的旁边，嘴里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

    二十位士兵拉开枪栓，推上子弹。在一阵子弹上膛的咔拉声中，神父的诵读声更加显得软弱无力。

    从高墙外面，传来了一辆向市区飞驰的汽车的喇叭声，正好掩盖了行刑队长发出的“瞄准”的口令声。

    世界此刻一片寂静。突然响起的枪声，并没有引起这座正在苏醒的城市的丝毫反应，只惊动了一群鸽子，它们被吓得扑棱棱地向寒冷的天空飞去。枪声的余音，也消散在墙外车辆往来的噪音之中了。

    被处决的这个军官，是“秘密军队组织”OAS的领导人。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谋刺法国总统。而随着此时他的死亡，应该说谋刺总统的活动也就结束了。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由于命运的拨弄，它却反而成为另一个重大事件的开端。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追述为什么在3月的这一天清晨，在巴黎郊区的军事监狱的院子里，要枪决这个人。

    1962年的夏天。

    当夕阳沉落到巴黎宫墙的后面，在宫前广场上投下了长长的影子的时候，人们才感受到了一丝令人快慰的凉意。

    在每年最热的日子里，即使到了傍晚的7点，气温仍然达到摄氏25度。在这样闷热的城市里，每到周末，妇女和孩子们就争先恐后地坐汽车或者火车到乡间去度假。

    1962年8月22日。

    就在这一天，待在巴黎近郊的几个人等待一个时刻的到来。他们认为，在这一天，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的生命即将终止了。

    当城市的居民们正打算到郊区比较凉爽的河滨和海滩去躲避市区的酷暑时，爱丽舍宫里的内阁会议仍在紧张地进行着。

    在广场的树荫下，停放着16辆黑色的雪铁龙DS型轿车，这些轿车首尾相接，连成一圈，占去了广场四分之三的空地。

    汽车司机们都在树荫下乘凉。他们连续不断地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等待着主人们的到来。

    有人更是抱怨今天的内阁会议时间特别长。直到快7点30分时，一个身戴饰链、胸挂奖章的侍从官，在皇宫六级台阶顶上的厚玻璃门后出现了，他朝警卫打了个手势，司机就即刻行动起来了。

    有的司机把吸了一半的高卢牌香烟扔在地上，踩进了砾石缝里。

    大门两边，岗亭里的保卫人员和警卫都站得笔直。

    巨大的铁栅栏门打开了。

    当第一批部长们在厚玻璃门后出现时，司机们已经坐在轿车的驾驶座上。侍从官把门打开，内阁部长们乱哄哄地走下了台阶，临别时互相祝愿能度过一个安静的周末。轿车依次开到台阶下面，侍从官躬身打开后座车门，部长们各自登上座车，在举手敬礼的共和国卫队面前疾驰而过，驶向通往郊外的大道。

    不到10分钟，他们都已走光。

    两辆长长的黑色DS19型雪铁龙轿车仍然停在院子里，它们缓慢地开到台阶下面。第一辆车插着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小三角旗，开车的是法朗索瓦·马鲁，他是国立萨托里宪警学校训练总部出身的警察司机。他生性沉默寡言，从不参加院子里部长司机们的玩笑；他的冷静果断和开车又快又稳的能力使他一直当着戴高乐的私人司机。除了马鲁以外，别人不驾驶这辆汽车。

    这辆车后面的第二辆DS19型轿车也是由一个萨托里宪警学校出身的警察驾驶的。

    7点45分，玻璃门后面出现了另一群人，砾石路上的共和国卫队再一次挺胸立正。只见戴高乐身着惯常穿的深灰色双排扣西服，打着黑领带，出现在玻璃门后面。按照传统习惯，他先把夫人让出玻璃门，然后挽着她的胳膊，走下台阶，来到等待着的雪铁龙轿车旁边。他们在车旁分了手，总统夫人上了第一辆车，坐在左边后座上。戴高乐将军在她后面从右边上了车。

    他的女婿阿兰·德·布瓦西厄上校，当时是法国陆军装甲兵参谋长，他检查了一下左右两扇后车门是否都关好，然后才坐到前排司机旁的座位上。

    另外两名警卫人员陪着总统和夫人走下台阶后，登上了第二辆车。其中一个是身材高大的警卫人员昂里·德儒戴，是一个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

    昂里·德儒戴扶了一下腰间的手枪，坐在司机的旁边。从这时起，他那双锐利的眼睛就不停地转动着，他并不注意前面的那辆汽车，而是在汽车快速行驶中注视着两旁人行道上和汽车转弯时街上的一切动态。

    第二个人对留下来的警卫人员嘱咐了几句话后，进入了轿车的后座。他就是戴高乐总统的警卫队长让·杜克勒。

    在广场两侧的墙边，有两个戴白头盔的摩托车手发动引擎，徐徐驶出阴影向大门开去。摩托车手并排停在大门边，他们互相保持着10英尺的距离，注视着后边的汽车。马鲁驾驶的汽车启动后，紧跟在前面的两辆摩托车后边。第二辆汽车则跟在马鲁的汽车后面。

    这时，是下午7点50分。

    这一小车队驶入通向市郊的大街，进入马利尼大道。小车继续向前行驶着。在大道边的树下，有一位头戴白盔的青年看到车队，就驾车离开便道，他与小车队拉开一段距离后跟踪前进。

    8月周末的大街上，车辆往来都很正常。总统的出行也未事先通知，只有值班交通警察听到摩托车的警报声后，才知道小车队的到来，急忙停止大街上行驶的其他车辆，让小车队通过。

    小车队在树荫浓密的大街上加快了车速，飞快地进入了克雷蒙梭广场，直向亚历山大桥驶去。只见那个骑摩托车的人，紧紧地追在这个车队后面，继续跟踪着。

    马鲁驾驶着汽车跟着两位摩托车警卫后面过了大桥，直奔向加里昂尼将军大道，然后驶入宽阔的莫凡立特林荫大街。

    到这时，后面跟踪摩托车的那位青年人确认戴高乐车队是驶向巴黎郊区的，他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走向街角上的一家咖啡馆。到了里面，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枚小金属辅币，利用咖啡馆里的公用电话，打了一个市内电话。

    这时，在巴黎的郊外，让·马里·巴斯蒂安·蒂尼中校正在等待着。他在空军部工作，已经结婚，并且有三个孩子。虽然他有正常的职业和家庭生活，但心里则充满了对夏尔·戴高乐刻骨的仇恨。因为他认为戴高乐把阿尔及利亚放弃给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是对法国的背叛，是对那些在1958年使他重新上台的人的背叛。

    对他自己来说，失去阿尔及利亚并未使他个人遭受到什么损失。所以说他仇恨戴高乐并不是出于个人利益。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他认为谁要是出卖了祖国的利益，他一定要杀死这个人以表示对祖国的忠诚。

    在那个时期，有这种观点的人何止千万，但像他那样成为“秘密军队组织”领导成员的到底还是少数。这个组织的人员发誓要杀死戴高乐并打倒他的政府。巴斯蒂安·蒂尼就是这样一个人。

    电话打过来的时候，他正在喝着啤酒。酒吧间侍者把电话递给他以后，就到酒吧间另一头去调整电视机去了。巴斯蒂安·蒂尼听了几秒钟后，对话筒低声说：“很好，谢谢你。”就放下了电话。他的啤酒钱是先付过了。于是，他慢慢踱出酒吧间，走上了便道，从腋下拿出一卷报纸，小心翼翼地把报纸打开了两次。

    街对面，一个青年妇女把她一楼套间窗子上的纱窗帘放了下来，转身对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的十二个男人说：“走的是第二条路线。”五个青年人——他们不都是老练的刺客，立即停止了搓手，跳起身来。

    其余七个人年龄较大，也不那么激动。他们之中有一个老于此道的人，他是巴斯蒂安·蒂尼的副手，名叫阿兰·布格勒内，他是一个极右分子，出身于一个拥有土地的绅士家庭。他35岁，已婚，有两个孩子。

    这间屋子里最危险的人物是乔治·瓦当。他39岁，宽宽的肩膀，方方的下颚，是一个狂热的“秘密军队组织”成员。他原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农业工程师，两年后变成了“秘密军队组织”的一个最危险的刺客。由于他腿上曾经受过伤，所以，人们叫他“拐子”。

    姑娘宣布了这个消息以后，十二个男人通过楼房的后楼梯来到了一条小街，那里停放着六辆车，都是偷来或租来的。这时是7点55分。

    巴斯蒂安·蒂尼亲自花了许多天研究行刺地点、测量射击角度、计算车辆的速度和距离，以及拦截车辆所需要的火力。他选定的地点是通向小克拉玛区主要交叉路的一条又直又长的名叫解放大街的马路。

    计划是这样的：第一组由带长枪的射击手组成，他们在不到交叉路200米的地方向总统的汽车开火。他们躲在停在路旁的一辆埃斯塔费特牌面包车里，以非常小的角度向开过来的车辆射击。

    根据巴斯蒂安·蒂尼的计算，等到前面一辆车开到和面包车并排的地方时，应该有150颗子弹穿过那辆车子。等到总统的汽车被迫停下的时候，第二组“秘密军队组织”成员就从一条小街拥出来，以近距离猛扫，把总统的警卫人员干掉。然后两个小组会合到一起解决总统一行人等。事情成功后，跳上停在小街的三辆汽车撤走。

    8点零5分时，两个小组的射击手已经守候在各自事先看好的射击位上。巴斯蒂安·蒂尼亲自担任了望员，他站在距射击地点向巴黎方向约100米处的一个公共汽车站旁，他手里拿着报纸，眼睛一眨不眨地向远处望去。

    他们共同约定的信号是：他挥动报纸向站在面包车旁的第一组组长赛格·贝尔尼发出命令，后者再把命令转达给四肢伸开趴在他脚边的射击手。阿兰·布格勒内将开车拦截警车，而“拐子”乔治·瓦当开枪扫射。

    戴高乐总统的小车队离开巴黎市中心拥挤的街道，进入较宽阔的郊区大道时，车速已接近每小时60英里。马鲁看了一下他的手表，他知道坐在他后面的那位老将军急不可耐的心情，就把车速又加快了一些。两辆摩托车已经落到了车队的后面。戴高乐将军一向不喜欢这种鸣锣开道的排场，所以，只要有机会，他就乐意让他们离开。

    正在担任了望的巴斯蒂安·蒂尼这时不知道他已经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是他在被捕一个月之后，才从警察嘴里明白了其中的奥秘。他在研究行刺时间表时，查对日历，知道8月22日到8点35分才天黑，即使戴高乐的日程比平常晚了一些，也还有充裕的时间。戴高乐这一天的确是晚了。但是这位空军中校查看的是1961年的日历，而1962年的8月22日却在8点10分天就黑了。这25分钟改变了法国的历史。8点18分，巴斯蒂安·蒂尼看到车队沿着解放大街以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朝着他飞驰而来。他拼命地挥动报纸。

    街对面11米以外的地方，贝尔尼愤怒地努力透过朦胧夜色凝视着公共汽车站旁那模模糊糊的身影。“中校挥动了报纸没有？”他也不知在问谁。

    话音刚落，他就看到总统汽车那尖尖的车头闪过车站进入了眼帘。“射击！”他对脚边的人尖声叫道。他们开火时，车队已到了他们眼前，他们以90度的角度，对一个以每小时70英里速度驶过他们面前的活动目标射击。他们的射击技术还算高明，汽车被十二颗子弹击中了，但大多数子弹是从后面打中雪铁龙轿车的。两个轮胎被击中了，虽然它们是自封式轮胎，但是气压的消失使开得很快的车子全靠前轮在地面上滑行，东倒西歪地向前冲去。正是这个时候法朗索瓦·马鲁救了戴高乐将军的命。

    这时，另一个射击手又射中了轮胎，其余的人则向汽车的后窗倾泻他们的子弹。有几颗子弹射进车身，有一颗子弹在离戴高乐的鼻子只有几英寸处穿过。坐在前座上的阿兰·德·布瓦西厄上校转过身来对总统和夫人大声吼道：“趴下！”此刻，总统夫人立即把头伏在丈夫的膝盖上，而这位将军扭转身子望着后窗叫道：“怎么，又来了？”

    马鲁紧握方向盘，慢慢地让车子滑行，同时柔和地逐渐把油门踩下去。雪铁龙轿车在一刹那间失去了动力之后，又重新往前冲向杜布阿大街的交叉处，正是在这交叉处的一条横街上埋伏着第二组“秘密军队组织”的成员。警卫车紧跟着马鲁的车尾巴，没有挨着一颗子弹。

    阿兰·布格勒内把车子引擎开着等在杜布阿大街上，两辆汽车的高速度使他显然只有两种抉择：进行拦截而自杀，让猛冲过来的金属体把他辗成碎片；或者立即合上离合器，连半秒钟也迟疑不得。他选择了后者。当他把车子开出小街，驶上和总统车队并行的路线时，他因晚了半秒而不能和戴高乐的座车并行，而是和戴高乐的警卫人员德儒戴和杜克勒警卫队长的座车并行。乔治·瓦当把半个身子伸出右边的车窗，把冲锋枪的全部子弹倾泻在前面的雪铁龙轿车的后部，他从打碎的玻璃窗里似乎可以看到戴高乐的身影。

    “为什么不还击，这些白痴！”戴高乐生气地问道。此时，德儒戴原打算对准10英尺以外平行的“秘密军队组织”的汽车射击，但是汽车司机遮住了他的视线。杜克勒警卫队长对司机大声吼道，要他紧跟总统的座车。几秒钟后，“秘密军队组织”的车子落后了。两名摩托车警卫人员中，有一名因阿兰·布格勒内突然从小街冲出而从车上跌下来。这时，他们很快就清醒过来，飞速地向前面的车队靠拢。这样，总统的车队冲过十字路口，向郊外驶去了。

    那些埋伏在伏击地点的“秘密军队组织”的射手们来不及互相埋怨，他们急忙离开原来的汽车，跳上预先停在路旁准备逃跑的三辆汽车，很快消失在渐渐降下的夜色之中。

    警卫队长杜克勒利用车上的无线对讲电话，把刚才发生的情况通知了前面的机场。10分钟后，车队到达机场，戴高乐命令把汽车开到直升飞机旁边。

    汽车停下来后，一批官员立即围了上来。车门打开了，他们把震惊的总统夫人先扶下车，戴高乐把膝盖上的玻璃碎片抖掉，则从另一边下车，他不顾四周官员们慌张的慰问，绕过车子搀扶住夫人的胳膊。

    “来吧，亲爱的，我们回家去吧！”总统对夫人说。

    然后，他转过身对其他官员说出了他对“秘密军队组织”这次行动的评价：“他们射不准！”说完，他就扶着夫人上了直升飞机，坐在她的旁边。德儒戴也跟着上了飞机。他们动身去乡间度过周末。

    到这时，法朗索瓦·马鲁还心有余悸，脸色灰白地坐在方向盘后面。汽车右边的两个轮胎已被打掉，最后仅靠轮圈向前滑行。杜克勒暗自庆幸，没有出大乱子。他安慰了马鲁几句，接着就去处理那些必须尽快处理的事情了。

    全世界的新闻记者都在打听这桩谋刺事件，但苦于缺乏这方面的真实资料，只好凭个人的猜想来写报道。然而，法国警方则以保安总局为首，加上特工人员和宪兵队的力量，发动了一次法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侦察工作，接着进行了搜捕。

    这次搜捕活动仅次于以后进行的追捕另一个刺客的活动。这个刺客的情况至今尚未弄清楚，档案里用的名字仍然是他的代号——“豺狼”。

    9月3日，警方获得了第一个线索。

    这和其他一些案件情况有相似之处，是在一次例行的检查中获得的。

    在里昂市以南的小城瓦朗斯的郊区，在一条巴黎通往马赛的公路上，警方的路障拦住了一辆坐着四个人的小汽车。这一天，他们已经拦住了几百辆汽车，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当他们检查这辆小汽车时，其中有一个人拿不出身份证，说是已经遗失。警察就把他和另外三个人带到瓦朗斯镇进行例行的查问。

    在审讯中，他们知道其他三人和此人无关，因为这三个人仅仅是给此人搭了便车，所以就释放了他们。警察把第四个人的指纹印下来，送往巴黎以便核实他自己所报的姓名。12个小时后，巴黎的答复来了：指纹属于一个30岁的外籍军团的逃兵，根据军法被控有罪。但是他所说的姓名倒是确切的。他的名字叫皮埃尔·德尼·马加德。

    马加德被带往里昂的司法警察区分部。马加德在接待室等候审讯时，一个看守他的警察开玩笑地说：“喂，小克拉玛是怎么回事？”

    马加德无奈地耸了耸肩回答说：“好吧，你想知道什么呢？”

    就这样，马加德一连讲了八个小时，惊呆的警官听着，速记员的笔飞舞着，记了一本又一本的记录。最后，他把小克拉玛的每一个参加者的姓名都说了出来，还有其他九个人，有人在策划期间担任了某些次要任务，有些人帮助搞了器械。一共二十二个人。

    警察的大追捕开始了，这次他们知道该捉谁了。

    最后只有一个人逃脱了，直到今天也没有捉到。这就是乔治·瓦当，他逃掉了，估计和大多数“秘密军队组织”的首领们一起住在西班牙。

    对巴斯蒂安·蒂尼和阿兰·布格勒内和其他参与这次阴谋活动的为首人物的审讯和起诉工作是在12月前就完成了。1963年1月，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审判。

    当审判正在进行中的时候，“秘密军队组织”又集中力量对戴高乐政府进行了一次全面出击。法国保安总局也竭尽全力予以反击。在愉快的巴黎生活方式的背后，在所谓有文化、有教养的外表下面，一场现代历史上最残酷和最激烈的地下秘密战争开始了。

    法国保安总局的全称是国外行动与反间谍总局，简称SDECE。它的任务包括在国外搞间谍工作和在国内进行反间谍工作。因此，这两部分工作有时又互相重叠。第一局是纯粹的情报工作，下分几个处，以字母R（法文情报一词的头一个字母）为各处的代号。R1为情报分析处；R2东欧处；R3西欧处；R4非洲处；R5中东处；R6远东处；R7美国和西半球处。第二局主管反间谍工作。第三、四局设在一个办公室里，主管共产党事务。第六局是主管财务。第七局是行政管理局。

    第五局的名称叫行动分局。这个局是对付“秘密军队组织”的战斗核心。该局指挥部设在巴黎东北一个肮脏的郊区，里拉门附近的莫尔埃大街上一座毫无特色的楼房里。行动分局有一百来个硬汉子。这些人大部分是科西嘉人，他们练就一身最棒的体格，然后被送往萨托里训练营，在该营一个与其他部分完全隔绝的特别部门里，学习一切有关破坏的技术。他们成为用小武器或赤手空拳——徒手劈杀和柔道——进行格斗的高手。他们还学习无线电通讯、爆破、破坏、用刑或不用刑审问、绑架、纵火和行刺等课程。

    他们有些人只会说法语，其余的人能够流利地说好几国语言，并且能在全世界任何首都行动自如。他们有权在执行任务时杀人，并常常行使这种权利。

    随着“秘密军队组织”活动的日益狂暴残酷，保安总局的头子尤金·纪博将军最后取消了对这些人的一切限制，听任他们去搞掉“秘密军队组织”。他们有些人参加了“秘密军队组织”，打入了该组织的最高机构。他们只满足于从内部提供情报，而由其他人采取行动。把“秘密军队组织”派进法国或其他地区执行任务的间谍逮捕归案，都是靠打入这个恐怖组织的行动成员提供的情报。有时，警察无法把所要抓的人诱骗来法国，就残酷地把他们在国外杀掉。许多失踪了的“秘密军队组织”成员的亲属从此就都认定他们是被行动分局的人干掉的。

    对于“秘密军队组织”成员来说，教训是够多的了。他们咬牙切齿地痛恨这批行动分局的人，称他们为巴布斯，“大胡子”，甚至比痛恨警察还要痛恨出卖自己组织的人。

    “秘密军队组织”和戴高乐政权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持续的权力斗争的末期，“秘密军队组织”活捉了七个“大胡子”。后来他们的尸体被挂在阳台和电线杆上，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这一场秘密战争就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着，至于究竟谁在哪个地窖里死于谁的酷刑之下，这一切将永远不得而知。

    剩下来的“大胡子”仍留在“秘密军队组织”内等候保安总局的差遣。他们中有些人在参加保安总局之前是地下黑社会的职业刺客。他们仍保持着以前的老关系，他们不止一次地请地下黑社会的老朋友帮助他们为政府干一些特别肮脏的勾当。这些活动使人们认为法国存在一支平行的、非官方的“二警察部门”，据说是在戴高乐总统的得力助手M·雅克·福卡尔指挥之下的。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平行的“二警察部门”，这些事情都是由行动分局的刺客或是从那个“社会”里临时借用的黑帮头头们干的。

    科西嘉人在巴黎和马赛的黑社会里是很有名的，他们对于这场仇杀也略知一二。当七个“大胡子”在阿尔及尔被杀后，他们宣布要向“秘密军队组织”讨还血债。科西嘉人的黑社会在1944年时曾帮助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他们后来得到的报酬是有权垄断科达聚地区的大部分非法生意。而在60年代初期消灭“秘密军队组织”的行动中，科西嘉人则以同样的方式又一次为法国效劳。“秘密军队组织”里有许多成员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科西嘉人差不多，因此这场战斗有时几乎是兄弟间互相残杀。

    在审讯巴斯蒂安·蒂尼和他的同伙期间，“秘密军队组织”也在展开攻势。他们这时候的指挥者是曾经在幕后参加策划小克拉玛事件的安东尼·阿古上校。他毕业于法国一所著名的大学——工业大学，具有灵敏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他在戴高乐的自由法国部队里当过少尉，并且参加了在德国纳粹统治下进行的解放战争。后来，他曾在阿尔及利亚指挥一个骑兵团。他虽然长得身材矮小，但却是个硬汉子，同时也是一个有战绩而又非常残忍的军人。从1962年起，他就成为“秘密军队组织”流亡在外的行动首脑。

    阿古有丰富的心理战经验，他知道反对戴高乐政权的斗争必须在各方面进行，既搞恐怖活动，也要通过外交渠道及宣传活动。作为整个活动的一个部分，他安排“秘密军队组织”的外围政治组织——全国抵抗委员会的负责人、前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同全西欧的报纸和电视举行一系列的会见，用体面的词句说明“秘密军队组织”反对戴高乐政权的原因。

    阿古的才干，过去曾使他成为法国军队中最年轻的上校，而现在则使他成为“秘密军队组织”中最危险的人物。他安排让乔治·皮杜尔接连地接见一些主要的报刊记者，在这些接见中，这位老政治家可以为“秘密军队组织”的这些活动披上正直行动的外衣。

    皮杜尔的宣传活动，几乎和这几天在法国各地电影院和咖啡馆里出现的炸弹爆炸恐怖活动一样，使法国当局感到吃惊。

    然后，到了1963年2月14日，发生了另一次谋刺戴高乐的事件。戴高乐预定要在第二天到军事学院去讲话。谋刺计划是当戴高乐步入大厅的时候，由一名刺客从附近房子的屋檐下向戴高乐的背后开枪。

    有三个人在这次事件后被捕审讯，他们是让·比农、一个名叫罗贝·普瓦纳尔的炮兵上尉和一名军事学院的英语教员保罗·鲁瑟莱·德·莉菲阿夫人。射手应该是乔治·瓦当来担任。但这次又让“拐子”乔治逃脱了。他们的被捕是因为在普瓦纳尔的套间里搜出了一支带有红外线瞄准器的步枪。经过审讯后表明，他们为了把乔治·瓦当和步枪偷运进军事学院，曾找过马吕·杜准尉，后者立即报告了警方。

    2月15日，戴高乐将军准时出席了军事学院的典礼活动，但是令他很不高兴的是，乘坐了一辆装甲汽车。

    那次的阴谋搞得非常笨拙，但是它却使戴高乐很生气。他在第二天把内政部长罗杰·弗雷伊叫来，拍着桌子对这位负责国家安全的部长说：“这种暗杀的勾当搞得太过分了。”

    弗雷伊决定对“秘密军队组织”的某些高层阴谋分子来个杀一儆百。他对最高军事法庭正在进行的对巴斯蒂安·蒂尼的审判结局十分放心，因为蒂尼已在被告席上直言不讳地努力说明为什么他认为夏尔·戴高乐应该死。这一点就足够判他的死刑了。但是还需要更多杀鸡儆猴的例子。

    2月22日，法国保安总局第二局局长致内政部长的一份备忘录的抄件到达了行动分局局长罗兰的办公桌上，内容摘要如下：

    我们已经查明这场颠覆运动的一名主要领导人的下落，他是前法国陆军上校安东尼·阿古。他已逃往德国，根据我方情报局的情报，他将在德国停留数日。

    既然如此，应有可能对阿古下手，或可捉拿归案。我方的反间谍机构曾向能干的德国反间谍当局提出合作要求，但遭到拒绝。德国反间谍当局现同意我方人员跟踪阿古和“秘密军队组织”的其他领导人。因此，我方的行动，凡针对阿古者，必须以最快速度周密进行，而且要求授予全权。

    这项任务交给了行动分局。

    1963年2月25日，安东尼·阿古在罗马会见了其他“秘密军队组织”的领袖后回到德国的慕尼黑。他没有直接回到乌纳特尔街的寓所，却乘坐出租汽车到伊登·沃尔夫旅馆开了一个房间，打算在这儿开个会。他还没有到房间去，在旅馆的大厅里就遇到两个口操纯粹德语的人找他谈话。他还以为他们是德国的便衣警察，正打算从口袋里取出他的护照。

    这时，他突然感到两只手臂被紧紧夹住，他的脚离开了地面，被架到停在旅馆门口的一辆洗衣房的面包车里。他开始抗议，却遭到了对方用法国话的一顿臭骂，一只强有力的手打在他的鼻子上，另一只手击中了他的腹部，一只手指点了他耳朵下的神经，他突然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就不省人事了。

    24小时以后，巴黎凯德索菲弗街36号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的电话铃响了。一个沙哑的声音对接电话的警官说，他代表“秘密军队组织”说话，并说安东尼·阿古已经“捆绑停当”，待在这座房子后面停着的一辆面包车里。几分钟后，面包车的门打开了，阿古跌跌撞撞地从车上下来，出现在一群惊呆了的警官面前。

    阿古的眼睛被蒙住了24小时，眼前模糊一片，要有人扶着才站得住。由于鼻子出血，他的脸上沾满着血迹。他的嘴被一个钳子夹住。

    警察把钳子拿掉，有人问他：“你是安东尼·阿古上校吗？”他说：“对。”至于阿古前一晚如何被特工人员偷运过国境，这辆汽车又如何开到警察局后院而由一个陌生人用电话通知，这只不过是他们在工作中开了个玩笑。阿古一直被拘留到1968年才释放了。

    但是有一件事是行动分局没有估计到的：他们弄掉阿古虽然使“秘密军队组织”的士气大为低落，但是却为阿古身后那位不出名的副手——马尔克·罗丹上校掌握谋刺戴高乐行动的指挥权铺平了道路。他虽然藉藉无名，却同样精明强干。从许多方面来讲，这是一件不合算的买卖。

    3月4日，最高军事法庭宣布了对巴斯蒂安·蒂尼的判决，他和其他两人被判处死刑，而“拐子”瓦当则没有逮住。

    3月8日，戴高乐总统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听了犯人辩护律师提出的减刑请求。最后，他把其他两人的死刑减判为终身监禁，而对巴斯蒂安·蒂尼则维持原判。

    这天晚上，律师把最后的判决告诉了这个空军中校。当后者微笑着表示不相信时，律师说：“日期定在3月11日，你将被枪决。”

    巴斯蒂安·蒂尼依然保持微笑并且摇摇头。

    他告诉律师说：“你不知道，在法国军队里，没有一队士兵会对准我开枪的。”

    他毕竟估计错了。

    在法国的第一欧洲广播电台早晨8点钟的新闻节目里，报道了这条执行枪决的消息。在西欧大部分土地上，只要愿意收听的人都能听到这条消息。

    在奥地利一家小旅馆的一间房子里，这条消息触发了一系列的计谋和行动，这些计谋和行动使戴高乐将军比他毕生事业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死亡。住在这个房间里的就是“秘密军队组织”的新行动首脑马尔克·罗丹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