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时后，茫然不知所措的克劳德·勒伯尔走出了会议室。
在那里，他花了50分钟的时间倾听内政部长对当前任务的情况介绍。
刚进屋的时候，他被指定坐在桌子的末端，夹在共和国保安部队的首脑和他自己的上司布维埃之间。在其他十四个人的一片沉默之中，他读完了罗兰的报告，一边看，一边感觉到周围的人都在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他。
他阅读完报告后，内心感到很不平静，为什么要召他来呢？
接着部长就开始讲话了，既不是商量的语气，更不是请求的口吻，而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命令。接着是一篇冗长的提要。部长要他建立起自己的办公室，他将不受限制地获得一切情报；在座各位代表的每个单位的人员，都要听候他的调遣，所需费用将是无限制的。
部长的讲话几次提到要求绝对保守秘密。这是国家最高领导的要求，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当他听的时候，心里感到很沉重，他们在要求他做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他真正感到无从下手。截至目前，既没有罪行，也没有线索和证人，只知道“秘密军队组织”的那三个人，却又无法和他们对话；除此之外，对于要追捕的人也只有一个名字，而且还只是一个代号，简直是大海里捞针。
克劳德·勒伯尔自己知道，他过去是一个精明的警察，他被认为是一个好警察，稳健、精明强干，而且做事有条有理。偶尔，他也会闪烁出灵感的光辉，这正是一个优秀警务人员转化为杰出侦探的必要条件。但他从不忽略这样一点，即刑警工作百分之九十九靠例行公事，靠不动声色的查询、审核和复核，靠辛勤刻苦的工作，把各个部分组织起来，直到最后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成为一张使案犯终于难逃的罗网。只有这样来办案才不至于只给报纸提供一个大标题，才经得住法庭的审理。
他在司法警察署被人看做是一个有点事务主义的人，一个厌恶虚名的循规蹈矩的人。他从未举行过他的同事们赖以扬名的那种记者招待会，但他却稳步高升，连连破案，不断收押罪犯。三年前，当刑警大队凶杀处处长的职位空缺时，甚至其他候补的人也同意勒伯尔出任。他在凶杀处任职期间的工作记录良好、稳定，三年来捕人从未有过失误，只有一次由于一个技术性细节，被告被宣判无罪。
作为凶杀处的头头，他越发受到莫里斯·布维埃的观察和注意，这位刑警大队长也是一个稳健的警务人员。因此，在几周以前，由于副大队长的突然去世，布维埃亲自要求委派勒伯尔做他的新副手。在司法警察署，有些人怀疑这是由于经常被行政上的琐事搞得头昏脑胀的布维埃，需要一个埋头苦干的下属，他既能不声不响地处理好构成头条新闻的大案子，又不抢在上司前面出风头。但可能这只是某些小心眼的人的揣测而已。
部里的会议结束后，罗兰报告的复印件被收回，存入部长的保险柜里，只允许勒伯尔一个人可以保留原先发给布维埃的那份抄件。他的惟一要求是允许他私下里去找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的专门从事刑事罪犯调查的首脑，并谋求与他们合作，在他们的档案里，可能有像豺狼那样的职业刺客的资料。他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合作，他就毫无办法开始搜索。
桑根纳蒂问他，这些人是否能保守秘密。勒伯尔回答说，他本人和他需要接触的那些人都有深交，他的询问并不是通过正式公文，而是由他个人进行联系。这种办法在西方国家的高级警察之间曾经采用过。部长考虑后，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现在，他站在大门厅里等着布维埃，并看着各部门头头们陆续走出去。有几位敷衍地朝他点点头，走了过去；还有几位报之以同情的笑容，然后告别。当布维埃还在会议室里悄悄地与弗雷伊部长商量问题的时候，那位爱丽舍宫尊贵的上校出来了。
在会议桌上相互介绍时，勒伯尔大致记住了他的名字是森克莱·德·维劳本。这位上校停在矮小而圆胖的勒伯尔面前，用一种毫不掩饰的看不起的目光看着他。
上校说：“队长，我希望你的调查能取得成功，而且要快。我们总统府的人员将密切注视你的进展。假如你抓不到这个匪徒，我敢保证你会得到……报应。”
他转过身去，昂首阔步地走下楼梯向门厅扬长而去。勒伯尔一言不发，只是眨了几次眼睛。
自从克劳德·勒伯尔作为一名年轻的侦探在诺曼底加入第四共和国的警察部队以来，这二十年间使他获得成功的一个因素，就是他善于赢得人们的信任，人们愿意向他交心。他尤其善于使普通老百姓开口，使那些平时害怕和讨厌警察的下层平民也无拘无束地向他吐露他们的想法和怀疑。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全靠他的那副平凡，甚至有点窝囊无能的外表，仿佛他也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上老受压迫和欺骗的人。
勒伯尔不像布维埃那样是个仪表堂堂的彪形大汉，而那种外表似乎才是法律权威的传统形象。他也缺乏现在大批拥进警界的新一代警探所特有的那种本领：巧言令色，虚张声势，动不动把证人恫吓得发抖或痛哭流涕。
他意识到，在任何社会中，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或目击者一般总是那些小人物，比如店老板、售货员、邮差或银行职员。他能让这些人开口，他自信有这个本领。
其中原因之一还在于他的个头。他是个小个子，在很多方面都很像漫画家笔下怕老婆的人的形象。尽管同事中谁也不知道，事实上他确实有点惧内。
他不修边幅，一套皱皱巴巴的便服，一件风衣。他的举止温驯，似乎总带有几分歉意。当他向一位证人询问情况时，他的态度让对方感到，与他们曾经和法律打交道时受到的对待真有天壤之别。于是那位证人不禁对这位侦探大有好感，想求得他的庇护，以免再受到那些下级警探的粗暴对待。
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他曾经是欧洲最强大的刑警队的凶杀处处长。他在名声卓著的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当了十年侦探。在他那随和朴素的外貌后面，则是一个精明的头脑，并在执行任务时坚决拒绝任何恫吓或干扰。
他受过法国最凶狠的黑帮头目的威胁，他那飞快的眨眼动作使他们错认为他接受了他们的警告。只有在事后犯人进了监狱，有空闲来思考时，他们才发觉低估了那双温和的棕色眼睛和那撇小胡子。
他曾被有钱有势的人威胁过两次。一次是一个工业家，仅仅让他看一眼稽查员写的证词，就要他判一名低级职员贪污罪。另外一次，是一个花花公子要他终止调查一个青年女演员服毒致死的案件。
第一案，在对那位工业家的事务做了多方调查之后，发现了别的更为严重的经济漏洞，而这些漏洞显然与那名低级职员毫无关系。结果，那位深感懊悔的工业家未能及时脱身前往瑞士。第二案是以那位社会名流长期入狱而告终，使他有充足的时间来追悔过去不该在他那维克多·雨果大街的顶楼公寓里指挥一个犯罪集团。
克劳德·勒伯尔对傲慢的森克莱上校的言谈，只是像小学生那样眨眨眼睛，一言不发。
当莫里斯·布维埃和他会合时，会议室里已空无一人。
布维埃笨手笨脚地拍拍勒伯尔的肩膀。“得了，得了，我的小克劳德，就是这么回事，什么？好了，是我提议由司法警察署受理这事的。这事只能这么办。别的人只是没完没了地空发议论而已。来吧，咱们在车里聊聊。”他带头走下楼梯，两人爬进等在院子里的雪铁龙汽车的后座。
时间已过9点，天边的一抹深紫色是白昼留下的惟一痕迹。布维埃的汽车驶过马利尼大街和波伏广场，勒伯尔望着右边爱丽舍大街上光彩夺目的灯流，即使他从外省调进巴黎已经十年，但这番夏夜的瑰丽景色永远使他感到奇妙和激动。
“你得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一切，什么都撇开。我派法维尔和马尔科斯特来接管你手头的未了案件。为这差事你需要一间新的办公室吗？”
“不，我宁愿要我现在这间。”
“好吧，可是从今以后它就是抓豺狼行动的总部。不管其他事。对吧？你要个人协助你吗？”
“要，要卡龙。”勒伯尔说。他指的是在凶杀处时曾与他合作的一位青年稽查，升任新职后又把他调来当刑警大队的副队长。
“可以，把卡龙给你。还要别人吗？”
“不要了，谢谢。可是卡龙需要知道内情呀！”
布维埃考虑了一会儿，说：“应该不成问题。他们不能指望奇迹。显然，你需要一名助手。但你等一两个钟头以后再告诉他。到了办公室我先给弗雷伊打个电话，取得正式批准。但是不需要别人知道。如果泄露出去，不出两天就会上报纸。”
勒伯尔说：“没有别人，只有卡龙。”
“好吧。最后还有件事，我离开会场前，桑根纳蒂建议今晚到会的全班人马定期听取进程汇报，弗雷伊同意了。费尼和我竭力想反对，可是没成功。所以，从今以后你每天晚上要在部里做一次汇报。10点整。”
“我的上帝！”勒伯尔说。
布维埃以极其挖苦的口吻说：“从理论上说，所有这些人都必然会提供最好的意见和建议。别发愁，克劳德，如果那些狼要咬人，费尼和我也不含糊。”
勒伯尔问道：“这要一直维持到另行通知时为止吗？”
“恐怕是这样。真要命，这个行动没有时间表。你就得在他搞到伟大的夏尔之前抓住凶手。我们不知道这人自己有没有时间表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他可能在明天早上搞你一下，也许还得等一个月。反正在抓住他以前，或者至少在认出他、发现他以前，你的工作必须保证全速前进。找到他以后，我想行动分局的伙计们就可以接手了。”
“一群混蛋。”勒伯尔嘟哝着说。
布维埃轻松地说：“完全同意，可是他们也有他们的用处。我们生活在使人毛骨悚然的时代，我亲爱的克劳德。除了普通犯罪的大幅度增长以外，还加上了政治罪行。有些事不得不做，就由他们来干吧。无论如何，下功夫找豺狼吧，这是重要的！”
汽车开进凯德索菲弗街，拐进司法警察署的大门。10分钟以后勒伯尔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走到窗前，打开窗子，倚在窗台上，隔河凝视着左岸的大奥古斯汀码头。虽然隔着一条窄窄的、绕着市镇岛流过的塞纳河，他仍能看到沿着码头星罗棋布的街头餐馆中的顾客，听到喧闹声和酒瓶酒杯的碰击声。
假如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就会想到，90分钟前授予他的权力，已使他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最有权有势的警官。除掉总统和内政部长，几乎没人能否决他的一切要求。只要能干得十分保密，他几乎可以调动军队。他也会想到，即使如此不可一世，他的权势仍取决于成功与否；或者功成名就，或者身败名裂，正像森克莱上校所预言的那样。
但是由于他不是这种人，所以想的也完全不是这一套。他发愁的是，在电话里该怎样向太太阿米莉作解释，说明在另行通知之前他暂时不能回家。这时有人敲他的门。
进来的是马尔科斯特和法维尔两位警官，他们要取走勒伯尔今晚之前正在经办的四个案件的卷宗。他花了半个钟头时间向马尔科斯特介绍了委派给他的两个案子，又向法维尔介绍了另外两个案子。
他们走后，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是敲门声，这次进来的是路西安·卡龙。
卡龙说：“我刚刚接到布维埃大队长的电话。他让我向你报到。”
“完全正确。在另行通知前我被解脱了一切日常工作，授予特别任务。你已被委派为我的助手。”
他不想为了讨好卡龙而透露要这个青年做左右手的正是他自己。电话铃响了，他拿起话筒听取了扼要的指示。
他继续对卡龙说：“布维埃打电话来说，你已获准被告知一切情况。首先，你看看这个。”
趁卡龙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阅读罗兰报告的时候，勒伯尔清理了书桌上剩下的卷案和便条，把它们全堆在身后乱七八糟的书架上。这间办公室实在不像法国最重要的通缉罪犯的神经中枢，不过，警察的办公室向来是不大像样的。
勒伯尔办公室的面积只有12×14英尺，南面有两扇窗户，越过河面可以看到圣米歇尔大道周围熙熙攘攘的蜂房一般的拉丁区。从一个窗户飘进了夜晚的嘈杂声和夏夜的热气。办公室里有两张桌子，一张是勒伯尔的，背对着窗户；另一张是秘书的，靠着东墙。门在窗户对面。
办公室里除掉两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外，还有一把直背椅子和一把靠椅放在门边。两边的墙前放着几个很大的灰色文件柜，几乎把墙都占满了。文件柜的最上面放着一排参考书和法律书。另外还有一个书架，放在窗子旁边，里面是一些年鉴和资料。
这个办公室里只有一张带镜框的照片，放在勒伯尔的书桌上，表示这个办公室里的主人是有家室的。照片上是一位丰满的看上去颇有个性的妇女，她就是阿米莉·勒伯尔，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女孩子戴着金丝边眼镜，梳着两条辫子，小伙子一团和气的样子，很像他父亲。
卡龙读完报告后，抬起头来，望着勒伯尔。
“他妈的！”卡龙说。
“正像你所说的是一桩异乎寻常的案件。”勒伯尔回答说。从他的嘴里，是很难说出那种硬梆梆的粗话的。在司法警察署里，有很多高级警官和他们的下属在背地里都用绰号称呼他为“老板”，或者“老头儿”。可是勒伯尔这个人，喝酒时不超过一小杯开胃酒，不抽烟，也不骂人，使年轻的侦察员们回想起了在警校时的老师。因此，在警察署以及最近在大队里，就有了一个尊称——“教授”。如果他不是那么个功绩显著的捉贼能手，他的模样一定会是个被人嘲弄的对象。
勒伯尔接着说：“现在让我把详细情况告诉你，因为必须赶快动手。”
他把下午的情况简单地向卡龙介绍了一下，谈了大约半个小时。从罗杰·弗雷伊会见总统开始，到召开部务会议，一直到莫里斯布维埃的建议，以及突然召他去参加会议，最后决定成立一个办公室，就是他们现在坐着的地方，要把它作为搜捕豺狼的总部。
卡龙静静地听着没有开口。
等勒伯尔把话说完后，卡龙开口了。“我的上帝，他们就是这样把你固定在这里了？”他想了一会儿，既忧虑又不安地望着他的领导说：“我的先生，他们要你负责这件工作，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做，你知道吗？你想过没有，如果你不能及时抓住这个人，他们会怎样对付你？”
勒伯尔摇摇头。
“卡龙，我知道，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是搞这个工作的。不管怎么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开始干起来啦！”
“从哪里开始呀？”
勒伯尔很高兴地回答：“首先，我们得承认我们俩现在是法国最有权力的警察；因此，我们就要利用这些权力。
“从现在开始，请你坐在书桌后面，拿一个记录本把我说的记下来。把我原来的秘书调走，或者暂时休假，等我需要他时再回来。不允许任何人进入这个房间。你既是我的助手，又是我的秘书，二者兼而为一。你到库房里去拿一只行军床，放在这里，还要被单和枕头、漱洗和剃胡子的用具；再从食堂去拿一只咖啡壶，还要储备一些咖啡和白糖，我们大概要用很多很多咖啡。
“你再去找电话交换台，告诉他们要用十门外线电话，专供这个办公室使用。如果他们借故推托，立即向布维埃本人报告。对于我们这里提出的任何要求，就用我的名义，直接找有关部门的头头。我们很走运，对于其他所有部门而言，我们这个办公室享有优先权。你准备一份备忘录，由我签字抄送今天参加会议的各部门领导人，宣布你是我的惟一助手，有权向他们提出任何要求；在我能分身的情况下，这些要求则由我本人提出。明白了？”
卡龙记完了以后抬头问道：“明白了，头儿。我今天晚上就办这些事。最先办哪一件？”
“电话总机。我要一个好样的，要他们中最得力的接线员。往行政处长家里打电话，以布维埃授权的名义讲话。”
“好。你要他们先干什么？”
“我要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接通七个国家刑警部门首脑的电话。幸而以前在国际警察组织的会议上，我和他们大都已经有了私人友谊。在有的国家我还认识他们的副手。找不着这个就找那个。
“这些国家是：美国，也就是华盛顿国内情报处；英国，苏格兰场刑事部副长官；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西德、南非，打到家里或打到办公室都成。
“当你与他们一个个地联系上以后，请再接通国际警察通信站，让我和他们在明天早晨7点到10点联系。每次要有20分钟谈话，最好第一个与美国接通，这是因为时间差的关系。与国际警察通信站联系，要向每一个指定接电话的人预约好，请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在他们自己的国际通信室内通话，必须用通用的高频率，我们个人与个人之间讲，不准有人窃听。对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强调我所说的只许他们自己听到。这个要求不仅仅是为了法国，也可能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明天早晨6点钟，给我一张对七个国家预先约定对话的时间表。”
卡龙看了看他记录下来的几页纸，似乎有点迷惑，说：“头儿，我都记下来了，让我开始工作吧！”
克劳德·勒伯尔离开办公室上楼。
走向楼梯时，远处的巴黎圣母院的大钟响起了午夜的钟声，表示法国开始进入8月12日的凌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