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的朋友们出版了“贺兰山文学丛书”。现在，作家结集出版纯文学著作实属不易。郑正来信说，“经费问题，编管费由我们（文联）想方设法解决，印刷费由作家个人想办法。”翻阅他寄来的书目，有小说、诗歌和散文，第一个感觉是内容丰富而且阵容整齐。随后，首先推出的九卷的作者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一个个带着执著的追求。真的，九位作家我都认识，对刘岳华我还不止一次向读者介绍过。几位朋友都不是专业作家，每人都有自己的苦辛，必须既为日常生计支出相当大的劳力，又为人生的爱好付出一份心血。今天，为了把自己的心血奉献于世，还要“个人想办法”，仅从这点来说，就令我肃然起敬。所以，这几位朋友请我写序，的确是赐给我的一份荣幸。

    我觉得这部丛书的珍贵首先就在于这里面的每一部书都是作者执著追求的结晶，而不是“完成任务”的汇报。我国的专业作家制度，一向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表现，实际上这种制度和许多过去我们以为“优越”的制度一样，已对中国的进步起了很不利的作用。一方面，它把最需要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人，与人民群众在分工形式和分配形式上割裂开来，另方面，又把最需要本人全身心投入的创造性劳动变成上级赋予的任务。这样，既有使作家们生活素材枯竭的危险，又可能会令作家们对写作产生一种职业性的厌烦。

    “贺兰山文学丛书”的作家们，全部都是从现实生活中艰难地跋涉过来的，而且今天仍在不停地跋涉。他们无所谓脱离生活、脱离群众，他们本身就以普通人的身分生活在人世间，直接感受着一般人的酸甜苦辣，也最知道读者的精神要求。我以为后一点很重要。在市场经济中，读者的精神要求实际上就是文化市场的需求。现在有一些专业作家常抱怨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抱怨读者对“严肃文学”失去了兴趣，抱怨书店对文学类书籍的征订达不到开印的数目；还有的专业作家好高骛远，说他是为后一代或后几代人而创作云云……他们还没觉悟到是近几年中国文学自身出了问题。在市场上，货卖不出去，难道是顾客的责任？

    作家们发出的抱怨，其实是一些作家脱离读者、脱离生活、脱离现实需要的结果。毋须讳言，近几年，中国文学已经失去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引下那种意气风发的势头。中国作家在批判极左路线、揭露过去的年代，从而为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等方面都立过大功。那是一个多么令人留恋的年代！人民群众把作家当做自己政治上、感情上和理想上的代言人，几乎每一篇作品的发表都家家传诵，造成洛阳纸贵的效果，尽管那时有些作品在艺术上还不太成熟。今天，作家们的作品应该说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提高，而相反，怎么书却难以卖出去呢？

    石嘴山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但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却不少。我在一九八○年进入宁夏文艺界，可以说我是亲眼看见收入“贺兰山文学丛书”的作家们是怎样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但是，在今天，有人似乎有意要使读者忘记新时期文学，比如，某报刊登的一份向全国青年推荐“一百本好书”的书目，文学类中，新时期文学作品仅有三部：《轮椅上的梦》、《南京的陷落》、《地球上的红飘带》。我也承认这三部是“好书”，可是对极左路线及所谓“文革”的揭露和批判的小说竞榜上无名，也不能不令人奇怪，而恰恰新时期文学的最大意义又正在于兹。同时，被指定为“一百部爱国主义影片”向中小学生广泛宣传的电影中，除《周恩来》等几部影片里有一点点“文革”的痕迹，绝大多数影片都没有反映出中国还有一段长达二十年的痛苦历史，仿佛从“反右”到“文革”的荒唐在中国并不存在。可是，就在这种有人极力想抹杀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成就的严峻情况下，在出书难、卖书也难的情况下，在一些专业作家已经脱离了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于新时期中成长起的石嘴山市的文友们，还孜孜不倦地、甘于寂寞地创作作品，还“个人想办法”把自己的心血结集出版，奉献给读者，除了敬佩之外，我还能表示什么情感呢？

    中国通向现代化的路还很长、很长，石嘴山市的文友们要使全国读者都承认他们的路也很长、很长。我在看着，我在等着……